引言

“工业革命为何始于欧洲而非中国”，这一问题背后隐含着一套根深蒂固的史学预设：西方道路的必然性与非西方世界的“偏离”或“滞后”。这种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解释范式，长期主导着全球现代化进程的叙事，直至20世纪80年代“加州学派”（California School）的兴起才遭到根本性质疑。加州学派并非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学术团体，而是以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研究中国经济史相关学者肯尼斯·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王国斌（Roy Bin Wang）等学者为代表的研究群体，他们通过跨区域比较与经济史实证研究，影响和削弱了传统史学中的欧洲中心史观。

“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史观是彭慕兰在其著作《大分流：中国、欧洲与现代世界经济的形成》中形成的，与传统受到欧洲中心史观影响的“冲击—反应”分析模式（Impact-Response Model）不同，她通过将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理论和分析框架运用于近代早期江南地区和英格兰，认为二者的经济状况基本相似，经济社会的资源供给严重滞后于需求，本来应该引起经济社会发展的相同变化。导致二者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并非各自发展机制不同，而是外部因素所致。

与此同时，中国史学界并非被动地接受这一“外来刺激”。在回应与吸收的过程中，学者们逐渐形成了与加州学派对话的多重路径：一方面，通过接纳和解构这一学术观点，自我冲击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史中思想价值优先的“中国封建主义”论和“资本主义萌芽”论分析框架；另一方面，在全球史语境下重新探讨中国历史内部的区域差异、制度逻辑与文明特质，形成了兼具本土性与世界性的理论探索。

这种学术互动不仅仅是一种理论的“输入”与“消化”过程，更标志着中国史学在全球化语境下逐渐形成自我定位的努力。加州学派的研究路径启发了中国学者重新思考研究主体、研究视角与研究框架的关系，推动史学研究从单一的文明叙事转向对全球结构与历史过程的共时性观察。

在这一意义上，“大分流”不仅是学理上的争鸣，更是中国史学主体性觉醒的契机。中国学者在回应加州学派时，往往以比较、互鉴与互动为出发点，提出了一种开放性的“大合流”视角，即通过多文明、跨区域的关联性研究，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共同结构与多元动力。本文即以此为核心问题，考察加州学派理论在中国学界的接受与重构，并探讨其对当代中国史学全球化转向的启示。

一、加州学派与全球史方法的兴起

在长时段的历史叙事中，西方学界对工业革命前中国经济的探讨长期被欧洲中心主义范式主导。早期欧洲学者如孟德斯鸠（Montesquieu）从气候与政体角度分析中国，认为专制政体与地理环境抑制了经济活力；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则强调文化伦理的差异，指出儒家文化缺乏新教式的理性禁欲精神，难以自发孕育资本主义；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进一步以人口论解释中国困境，认为人口几何级增长与资源算术级增长的矛盾必然导致“马尔萨斯陷阱”。这些理论均隐含同一预设：西方道路是现代化的必然归宿，而非西方世界因内在缺陷而“偏离”或“滞后”。

20世纪中叶，美国学界的中国研究逐渐形成新范式。哈佛学派代表费正清（John K. Fairbank）提出“冲击—反应”模式，强调西方外部冲击是中国近代化的核心动力，而中国传统社会缺乏内生变革能力。此模式虽突破纯粹的文化决定论，但仍将中国置于被动地位。其后，很多学者也在当时的学术成果基础上探寻新的研究视角：柯文（Paul A. Cohen）倡导“中国中心观”，主张从中国内部寻找历史动力；伊懋可（Mark Elvin）提出“高水平均衡陷阱”理论，认为传统农业经济的技术饱和与人口压力阻碍了突破；黄宗智则以“内卷化”（Involution）描述劳动力过度投入但边际效益递减的经济模式。

然而，真正颠覆性变革来自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加州学派”。作为该学派的代表之一，彭慕兰在《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中，通过量化比较18世纪中国江南与英格兰的经济指标，证明二者在工业革命前发展水平高度接近。他提出东西方分流的核心原因并非制度或文化差异，而是美洲殖民地资源输入与英国煤矿地理偶然性共同作用的结果。王国斌在《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中主张以“双向比较”取代单向的欧洲标准，强调中国与欧洲互为参照系，例如清代中国的财政集权与基层自治模式反衬出欧洲国家建构的暴力扩张特质。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在《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彻底颠覆欧洲中心论，指出15-18世纪全球经济体系以亚洲为中心，欧洲的崛起依赖对美洲白银的掠夺和亚洲贸易网络的渗透。

龙登高将“加州学派”的学术特点归纳为四个方面：其一，从研究范式的高度反思西方中心主义的学术理论和方法；其二，强调世界经济体系和全球化不是欧洲最初建立和推动的；其三，注重中国研究，并将中国置于世界历史的范围之中，探究中 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以凸显中国历史的重要性，进而由此检验基于西方历史的观点与理论；其四，注重比较研究，比较视野从以往的文化差异角度转向中西经济发展道路，并检讨传统学术。加州学派的方法论革新体现在三个方面：比较史学与交互视角拒绝以欧洲标准衡量中国，主张互为主体性的比较；联系史与全球互动网络将中国置于全球贸易、资源流动与生态约束的框架中分析；环境与制度分析注重生态资源与制度韧性的交互作用。他们通过实证数据对比，揭示斯密型动力在欧亚地区的普遍作用，并将中国置于全球贸易、资源流动与生态约束的框架中分析。

《大分流》不仅是加州学派的标志性成果，更是全球史研究的里程碑。其贡献在于实现了范式转移：“从西方为何成功”转向“多重可能性为何仅西方实现”，彻底动摇了欧洲例外论的理论根基。彭慕兰在写作中应用了大量第二手资料，本书的中文译者史建云认为，就这样一个课题来说这是无可非议的。该书的论证方法是把前人提出的种种西欧优越性的观点分门别类进行东西方的对照比较分析这种论证方法本身就要求应用大量第二手资料也只有依赖学术界已有的成果 特别是比较重要、带有权威性的成果才能证明作者所提出的新观点的合理性。同时，该书将区域经济比较纳入全球资源、生态与殖民扩张的宏观框架，证明工业革命是全球互动的产物而非欧洲内在优势的必然结果。这一研究还引发了对东西方制度、技术、环境因素的重新评估，推动经济史、环境史与物质文化史的融合。

加州学派通过方法论创新与实证研究，为全球史提供了去中心化的分析范式。其核心诉求在于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的目的论陷阱，揭示现代性道路的多元性与复杂性。而《大分流》作为这一进程的集大成之作，标志着全球史研究从单向叙事迈向互动关联的新阶段，为理解全球历史进程提供了新的历史观念。

二、“加州学派”与中国史学

作为“大分流”史观的内核，全球史观虽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受到中国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但基本上呈现出“三多一少”的状况：讨论的多、研究的多、翻译的多，付诸实践的少，或者说几乎没有。我们还没有一部自己的“全球史”，似乎成了全球史实践的缺席者、失语者。自《大分流》及相关加州学派著作引入中国以来，中国学界对其所蕴含的全球史观、新研究框架、新研究范式的接受与转化呈现多维度、批判性吸纳的特点。

史建云作为《大分流》的译者，认为该书核心贡献在于打破欧洲中心主义叙事，并且为学界提供了一种具有启发性的，对东西方的比较方法，其问题意识与研究设定跳脱出了传统学界的研究范式和观念。但在受限于文化认同、环境等方面，虽然认为过去进行中外对比的研究即使有意避开“欧洲中心观”“冲击—反应模式”这样的概念，却仍下意识地认为资本主义社会较封建社会更为先进，即使“用‘现代社会’和‘传统经济’之类术语代替‘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也没能改变欧洲更加优越的潜台词。

国内其他学者对此的回应兼具赞同与批评，东北师范大学的赵轶峰就认为“大分流”说具有纯经济学的类型比较意义但缺乏历史学上的意义，在分析16至19世纪中国历史动态趋势中显现出诸多盲点。关于书中选取的中国江南地区和英格兰作为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核心区进行比较，赵轶峰也认为其研究对象的选取并不严谨，甚至是“简率”，忽略了二者核心区的定位问题及其引发的行政权力分布的不平等，强调书中知识弱化了二者的不对称性并没有解决该问题。葛以嘉也认为彭慕兰在其著作的研究框架中，低估了国家的制度和政策。同样，王家范认为这是《大分流》最致命的弱点，完全排除制度分析的重要性，坚持用纯经济学的分析，这种论证方法使《大分流》这部著作的很多方面难以有说服力。对于贡德·弗兰克的《白银资本》，何维保认为著作中的各个章节都是围绕着反对“西方中心论”这一观点进行的，而抛开政治、文化、环境、制度等，仅仅从经济方面论述，且对世界体系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很容易让读者对其论证的严密性进行质疑。黄宗智在《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中指出：“‘范式’指的是那些为各种模式和理论，包括对立的模式和理论所共同承认的，已成为不言自明的信念。”这种规范信念对我们研究的影响远大于那些明确标榜的模式和理论。

三、“从分流到合流”：全球史的新趋势与中国史学的主动建构

“大分流”理论进入中国学界后，并非被动吸收或照单全收，而是在复杂的学术语境与思想转向中被不断“再阐释”。换言之，真正需要被重新思考的，不只是“分流”本身，而是我们如何书写历史，即在何种理论前提下去理解“世界的形成”。中国史学界对该理论的回应，既体现了学术全球化背景下知识的流动与碰撞，也反映出中国学术在全球史话语体系中重新确立自身位置的努力。从早期的理论引介到后来的批判性吸收，再到近年来的整合与反思，这一过程实际上构成了一场自我重估的史学运动——它从“大分流”出发，却逐渐走向了一种更具综合性、互动性的“大合流”视角。

“大分流”进入中国语境后，其理论核心经历了两重再语境化：

其一是从经济史转向文明史。越来越多的学者尝试将“大分流”问题放入更广阔的文明互动与知识转移框架中。例如，葛兆光在2024年出版了《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是中国历史学者运用全球史观，从人类起源到移民流动，从商品贸易到日常生活，从疾病、气候环境到交错的全球史。

其二是从对立转向互补。不少研究指出，中国与西方之间并不存在单纯、机械的“分流”“合流”，而是存在长时段的技术与制度交流。这种交流在19世纪全球贸易体系、教育制度改革乃至国家治理理念中持续体现。

在这一过程中，全球史观的理论影响也被逐步内化为中国学界自身的研究动力。一方面，它推动学者重新思考“中国近代化”的起点与逻辑；另一方面，也促使史学界反省长期以来的“内卷论”“封闭论”与“高水平平均陷阱”等叙事模式。换言之，“大分流”不仅改变了中国学界看待“西方中心史观”的方式，也倒逼史学研究回到中国经验本身的复杂性上。

在吸收与反思的过程中，中国学界逐渐意识到，“分流”并非终点，而是更深层次“合流”的前提。所谓“大合流”，并非否认近代以来中西之间的结构性差异，而是强调不同文明体系在全球互动中的再整合。随着全球史研究在中国的发展，这一思路表现为从“差异解释”到“互联机制”的转向：研究焦点从“为何不同”转向“如何相遇”到揭示未来的“和而不同”“同舟共济”。

“大合流”并非仅是一种概念创新，而是一种史学姿态——它强调在全球体系中理解地方经验，以互动取代线性叙事。与“加州学派”所代表的全球史观一样，“大合流”更重视内部能动性与外部互动性的交互，即中国社会在全球化进程中如何通过制度、文化与知识体系的再组织实现与他者的动态共构。它既是对“加州学派”的回应，也是对欧洲中心史观的彻底超越。

四、结语

加州学派及其代表作《大分流》的意义，远不止于对中西经济史比较格局的修正。它们所激发的，是一种重新理解世界历史结构的视角，即以多中心、互动性和历史开放性为核心的全球史观。

在这一层面上，彭慕兰并非仅仅为中国“辩护”，而是在重新界定“现代化”的起点与路径。“为何欧洲领先、而非中国”的疑问实质上引发了对全球近代史叙事逻辑的再思考，从而为后续全球史方法的兴起提供了思想资源。

对于中国史学界而言，这种全球史观的引入既是一种外来刺激，也是一种内在呼应。20世纪以来，中国历史学长期受制于西方理论的参照系，存在“如何讲述自身历史”的身份焦虑。而“大分流”的提出，恰恰提供了一种去中心化、相互生成的历史框架，使中国历史不再被动地纳入欧洲中心的线性叙事，而能以自身的经济—社会结构为出发点，参与对全球历史格局的重新描绘。

这一转向不仅体现在经济史领域。自21世纪初起，中国学者在世界史、全球史研究中寻求逐步摆脱“他者叙述”的姿态，开始以“中国经验—全球结构”为核心展开思考。从人类文明互鉴的视角到“一带一路”的历史建构，从明清海上贸易网络到丝绸之路的再阐释，皆可视为全球史观在中国史学中的本土化演进。某种意义上，“加州学派”的真正影响，已超越了具体的经济史范畴，而成为一种新的认知方式——一种将“地方经验”与“世界结构”同时纳入视野的史学自觉。

因此，当我们回望“加州学派”时，其最深远的遗产不在于某种经济模型的争论，而在于它促成了一种史学自我更新的可能性。它让我们看到，中国不仅是全球化的研究对象，更是全球史叙述的主体之一。今日之中国史学，正处在由“他者化”走向“共构化”、由“被解释”走向“能解释”的转折点。未来的中国史研究，唯有在全球史观的框架中重新定义自身，才能实现从“地方性叙事”到“世界性思考”的升华。

换言之，从“大分流”到“全球史观”，不仅是学术史的转折，更是中国史学自我重塑的契机。它意味着，我们不再只是“回答世界的问题”，而正在以中国的历史经验，去提出世界性的史学问题。这是“加州学派”留给当代中国史学的最大启示，也是中国史学走向全球史叙述中心的真正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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