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创新与实践
Journal of Educational Innovation and Practice
- 主办单位:未來中國國際出版集團有限公司
- ISSN:3079-3599(P)
- ISSN:3080-0803(O)
- 期刊分类:教育科学
- 出版周期:月刊
- 投稿量: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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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校到就业:残障学生职业发展中的社区支持研究
From School to Employment: A Study on Community Support in the Career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引言
残障学生的职业发展,不单单是学校一个单独的机构可以完成的,这远远超出了学校所能提供的服务范围,尤其是转衔就业,学校独立完成困难巨大。需要多方介入,形成合力。
社区是社会系统变革最为基础但却十分重要的层面,是人们活动的基本地域单元,是社会的缩影,蕴藏着巨大的资源价值,包括信息、人力、文化等,是可以为残障学生提供职业和转衔服务的最为直接便捷的资源。另外,社区是联结个人与系统的中介环境,大多数的研究都集中于大的系统或者个人层面,忽视了这两者之间的社区层面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力。
我国的社区发展迅猛,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其蕴藏着巨大潜力。《国务院关于印发“十四五”残疾人和发展规划的通知》中明确提出:“多渠道、多形式促进残疾人就业创业,灵活就业,加大对‘阳光家园’‘残疾人之家’等辅助性就业机构的支持保障力度,组织残障人士就近就便参加生产劳动、进行职业康复、实现社会融合”。
尽管国家政策致力于扩大和提升残障学生的社区就业机会和职业发展,但是当前社区这一丰富的资源库在我国残障学生的转衔就业中并未得到充分、良好的开发和利用,并且探究社区资源对残障人士服务的研究还不够充分,仍处于起步探索阶段,而发达国家和地区经过几十年的发展, 已形成较为丰富多样的社区支持的实践和经验。因此,本文将整理残障学生职业发展不同阶段中的社区支持实践,以期能够提升我国社区资源在残障学生就业方面的重视、开发和利用。
一、基于社区层面的残障学生转衔与就业实践模式
(一)基于社区的教学指导(Community-Based Instruction(CBI))
社区教学是美国国家过渡技术援助中心(NTACT)在寻证实践的基础上提出的一项残障少年转衔中的职业教学措施,并且美国劳工部和教育部通过的《残疾人教育法》(IDEA)和政策指南鼓励在社区实施职业教育。具有两个重要特点:自然环境和功能性技能。即让特殊儿童在自然环境中具备独立生存的技能,因此任何CBI的课程都包含以下几个领域:一是家庭领域,主要包括自我管理、家庭生活、日常生活。二是职业领域,主要包括学校工作、社区内无薪工作经历、有偿工作经验。三是娱乐/休闲领域,主要包括学校及课外活动、单独活动、活动与家人和朋友、体育健身活动。四是社区邻域,包括旅行、社区安全、购物(食物、衣服等)、外出就餐(快餐食品和餐馆)、社区服务。其中在职业教育领域主要目的是为学生提供在自然环境中获得工作技能的机会。在教学的地址方面,由于这些技能不能在课堂上完全教授,为了做到这一点,将在商业社区中进行职业培训。在教学方面,教学将根据每个学生的需要、兴趣和能力进行个性化的教学,与学生的IEP团队合作完成,在这一教学过程中,强调工作质量、生产、安全、工作着装和适当的工作行为。在主要任务上,包括为需要额外时间和支持的学生提供在职培训、评估和就业所需的职业技能(包括就业援助)的机会,并帮助学生建立长期和短期的职业目标,发展与工作相关的社会和行为技能。CBI中职业教育是以工作为基础的体验式学习,因此学生们将接触到各种各样的职业,并能够观察和执行工作行为,在社区的工作环境中,学生可以直接学习和获得这些工作所必需的技能,并可以更好地决定他们是否适合或感兴趣的性质的工作。
(二)社区过渡小组模式(Community Transition Team Model (CTTM))
社区过渡小组也称为过渡委员会,通常由地方、社区一级的学校代表、与残疾有关的机构和社区组织、家庭和学生以及其他利益攸关方组成,旨在共同改善和提升为残障青年提供的地方过渡服务。CTTM的基础是一套程序标准,这些标准的发展和演变源于80年代俄勒冈州对中等特殊教育和过渡项目进行的全州性调查,调查对象包括全部教师和管理人员,以及父母,形成了五个需求领域,并确定了过渡转衔领域中四个主要转衔过渡问题:当前的过渡目标对就业的关注有限,缺乏协调过渡服务的职责,需要父母更多地参与过渡过程以及需要进行后续研究和后续研究来记录过渡成果。以这些标准和问题为参考框架,开发了一套程序和材料,这些材料共同构成了现在的社区过渡团队模型。6年中进行不断的修订,完善这一模型,包括以下步骤:(1)团队建设;(2)需求评估;(3)方案规划;(4)方案实施;(5)方案评估和循环。并在90年代成为促进机构合作的典范。Patricia M等人在16个中西部社区进行了试点实验,建立社区过渡小组,并分析1年后高质量机构间合作指标的变化。结果表明,通过建立社区过渡小组,在共同愿景、多方伙伴关系、协同工作时间、联合计划、共同领导、组织架构、联合培训、减少重复工作及可持续性等方面,高质量合作的指标大大增加。除了提高机构间的合作关系,团队通过建立多种正式和非正式的关系,为无缝的转衔服务提高潜力。
(三)社区对话模式(Community conversations model)
社区对话是一种基于当地资产的本土化方法,旨在让社区内不同的利益相关者通过对话这一互动形式,平等地参与解决当地社区至关重要的问题。这种方法根据世界咖啡馆模式改编设计而成的,它提供了一种结构化的方法,可以生成与社区文化、优先事项和可用资源相一致的本地化解决方案。参照世界咖啡屋的流程,社区对话形成了结构化的程序:1.成立规划小组并确定社区优先的重要问题,准备好核心问题。例如,作为一个社区,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来改善残障青年的就业机会?我们如何才能以更有效的方式一起工作?2.接下来,规划小组战略性地邀请能够从不同角度(如残障人士、家庭成员、雇主、公民领袖、雇主、教育工作者)谈论这一问题社区成员,并确保关键的利益相关者(例如,雇主、残障人士)出席活动。3.活动开始时通常会由当地主持人进行简短欢迎、演讲,说明问题对社区的重要性、核心讨论问题的概述以及对话过程的描述。4.与会者将在4至6人左右的桌子上参加三轮独立的小组讨论。每一轮大约持续15到20分钟,回答一个问题,但问题可以跨轮重复。Audrey 和 Carter等人根据人口规模、城市性和地理位置选择了七个社区实施了社区对话。根据7个社区活动中,总数据集包括7组参与者生成的数据(记录在每次小组和大组讨论中)、18组观察性和汇报性数据和191份填写的参与者问卷的调查,结果表明社会对话是一项有效改善残障学生转衔和就业问题的措施。第一,通过社会对话将残障学生就业问题与本地现有资源联系起来建立丰富的就业信息资源网络,这一网络连接雇主,家庭和残障学生等人员,并产生一系列基于本地资源的解决残障学生就业问题的方法,例如解决暑期就业的交通问题等;第二,问卷的结果显示出通过社区对话提高了人们对残障学生的就业态度,提高家庭对于残障学生的就业意识;第三,结果表明通过社区对话产生了更多的就业机会。总之,研究表明社区对话是一项可行、有效的低投资和高收益的措施。另一项在加利福尼亚州的研究同样表明了社区对话在增加残障学生就业上的有效性。Olivia和Katharine调查了431名雇主,包括教育工作者、残疾人机构工作人员、地方和州政府官员、残障人士和其他社区成员通过社区对话回答问题“我们可以做什么来增加残疾人社区工作机会?”,研究结果表明通过社会对话产生了基于社区的主要五大解决方案。此外,对谈话记录和对调查的回应的分析强调了建立伙伴关系的重要性,这项研究同样强调了动员社区当地资产、资源的社区对话是一项有效方法。Nancy等人在2011年至2016年5年时间内,举办了20多场社区对话,旨在为残障青年提供更多的进入融合学校和就业的机会。研究共邀请了大约700名公民参加了社区对话,其中包括教师、家长、学生、学校行政人员、成人服务提供者、职业康复顾问、高等教育机构代表、决策者和雇主。对话结果产生了很多增加综合就业成果的方案,新的就业机会是社区对话的直接结果。以上研究都表明,社区对话作为一种新的就业措施的有效性。社区对话通过建立社会资本网络和提升社会文化资本,使得物质资源和文化意识在短时间内得到极大的释放、利用和传播,从而提高残障人士的就业机会,提升人们对残障人士的就业期待,促进包容和理解,并对系统变革产生深远持久的影响。
二、特点
(一)本地化
从以上研究不难发现,社区支持下残障学生就业发展是一项极具本土化特色的残障学生就业措施,同时也是一种灵活的策略,可以根据社区的文化和特点进行定制。首先,残障学生就业面临的各类困难和问题,例如通勤交通等问题,需要多元的合作和灵活的安排社区对话聚焦当地残障学生的就业问题,以当地问题为导向。其次,社区本身蕴藏着丰富的人力、信息、物质等丰富的资源,社区对话集中关注当地已有的优势资源,基于当地资产和本土文化展开对话,在已有优势的基础上解决残障学生的就业问题。通过社区对话建立起资源网络,多方合作为残障学生就业提供多方面的帮助;最后,生成本土化的解决方案,达成一致的共同承诺,并付诸实践。
(二)经济性
社区支持是一个省时又经济的策略,通过社区支持可以在低投入、短时间情况下建立一个相对庞大和多样化的社区成员群体的关系。例如社区对话参与者时间投入相对较低,但是在几个小时之内就可产生可行的解决方案,并生成更加长久的措施,与此同时提高了社区成员对历史上处于边缘地位的残障青年群体的就业需要的认识。其次,社区对话带来的是不同的多样化的合作,使得多种合作在较短的时间内产生,体现了其作为一项成本效益战略的实际效用,用来缓解人力和基础设施需求的困境,特别是在低收入人口高度集中的情况下。此外,整个社区对话过程提供了一种基于社区优势的解决方案,而不是关注社区所缺乏的东西,解决方案本身是基于社区内部已有资源生成的,因此使得潜在的社区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
(三)多样性
参与者的广度代表了社区成员角色的多样性。参与者在青年就业方面的角色和经验的多样性促成了一系列的潜在解决方案的生成,这些解决方案可能超出了一所学校或几名过渡教师自己能够创造的范围,将不同利益相关者群体的人聚集在一起,可以加深对现有问题的理解,并引出不同的观点。社区支持通过利用广泛的社区成员的想法、联系和资源,重建社会资源网络,激发和挖掘潜在的社区潜力以更好的为残障人士提供就业服务,多样化的合作等有可能产生的积极结果,并缓解消极外部力量的存在,例如缺乏资金。
三、启示
(一)提升社区意识,开发社区潜力
通过社区支持不仅建立社会资本网络,更促进了文化资本的建立。首先,例如社区对话活动激活了当地的社会资本,例如雇主、职员、教师、学生及其家庭成员等人员构成了庞大信息库,这为残障学生的就业提供了无限的潜在资源,通过资源的重新地挖掘、整合和利用,为残障学生提供丰富的、灵活的、基于社区的就业形势和途径。与此同时,社区支持活动也促进了文化资本的交流,文化资本有时是一种隐性资源,有助于形成一种潜在的文化、行为或认知方式。在每次活动中,残障学生都会讨论他们在社区就业的经验以及他们对雇主的看法,雇主也表示愿意与残障青年一起工作。这些都提升了社会成员对残障学生就业的社区期待。当前我国社区资源在残障学生转衔就业服务方面尚未得到开发,社区资源并未得到开发和利用。然而,学校无法单独为残障学生提供丰富完善的转衔就业服务,需要各方参与推动残障学生转衔与就业服务工作的落实,确保残障学生的就业转衔的质量。因此在残障学生转衔与就业服务中,要重视社区参与,充分挖掘社区资源。提升社区意识是基础,它要求转变传统观念,将残障学生视为具有就业潜能的个体而非单纯的帮扶对象。通过开展社区教育项目,如残障就业宣讲会、雇主培训工作坊等,能够有效消除误解与偏见,增强社区成员对残障学生就业能力的认知。例如,通过组织雇主与残障学生的互动体验活动,使雇主直观感受到残障学生的职业潜力,从而显著提升了雇佣意愿。这种意识的转变不仅体现在个体层面,更需形成社区共识,将残障就业纳入社区发展的整体规划中,使其成为社区文化的一部分。
(二)依托社区资源,开展职业教学实践
社区支持作为残障学生职业教学与就业促进的重要途径,其核心理念在于充分挖掘和利用社区既有资源,构建包容性就业生态。传统残障就业支持模式往往聚焦于个体缺陷补偿,而社区支持模式则转向优势视角,强调通过社区内生动力激活残障学生的职业潜能。社区作为残障学生日常生活的直接环境,蕴藏着丰富的就业教学实践资源,包括商业设施、文化场所、公共服务机构以及社区居民的社会资本等。这些资源若能得到系统性整合,不仅可以拓展残障学生的职业教学实践机会,还能促进社区成员对残障就业的认知转变,形成可持续的支持网络。在具体实践中,社区资源的整合需要依托多方协作机制。例如,社区商户可提供适应性岗位实训,学校负责职业技能培训,而社会组织则能链接专业支持服务,形成“教学—实践—就业”的闭环体系。其次,需结合社区经济文化特色开发个性化实践项目。对于拥有传统手工艺的社区,可设立残障学生工艺作坊;在商业活跃的社区,则可发展零售、餐饮等服务业岗位实践。这种因地制宜的模式不仅能提升残障学生的职业适应性,还能强化其与社区的情感联结,增强就业稳定性。最后,就业教学实践的有效性离不开科学的支持保障。一方面,需制定社区就业实践标准,包括岗位适配性评估、工作环境无障碍改造、导师培训等内容,确保实践质量。例如,针对智力障碍学生,可采用任务分解和视觉提示等支持策略;对于肢体障碍者,则需优化工作动线及辅助器具配置。另一方面,应建立动态反馈机制,通过定期评估残障学生的实践表现和社区满意度,持续优化实践方案。
(三)建立社区网络,推动系统变革
在个人和系统之间,社区是一个地方环境,在这个环境中,通过建立各项服务和支持的信息联系网络,以满足社区成员的需求。社会部门的制度变革是政策、流程、关系和权力结构以及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和目标的根本性改变,通过在社区基层建立系统变革的共识和经验,为自下而上的系统变革和政策改革提供了合理的参考。社区对话是一种促使系统更改的非正式的方法,从个人和机构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并有权这样做,到将权力交给社区,由社区负责将政策转变为实践,社区对话强化了参与者是变革推动者的概念。当前我国残障学生就业的相关政策内容过于笼统且实施机制不合理,残障学生的就业权利落实难以保障。因此,社区对话是一种值得借鉴的做法,通过在社区一层中介环境中进行各项实践活动,了解残障学生就业的困境,并在对话的基础上产生可行的实践活动,可以作为整体的系统变革催化剂,为政策的出台提供合理的参考。
另外,当前我国残障学生就业政策困境的核心在于“社区缺位”。尽管《残疾人教育条例》明确要求“加强就业转衔服务”,但缺乏社区层级的实施细则,导致政策沦为原则性声明。反观国际经验(如美国“社区康复计划”),其通过立法强制要求社区参与个性化就业计划(IEP)的制定,确保政策落地。因此,构建“学校—社区—政府”合作反馈机制:一方面,通过社区对话生成实践智慧(如开发岗位适配工具、雇主激励方案、开发社区职业教学实践教学课程资源库);另一方面,建立政策试点转化通道,将社区经验纳入制度修订。唯有如此,残障学生就业权利才能从文本承诺转化为实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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