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社交媒体主导的数字化浪潮中，自媒体博主已成为数字经济中不可忽视的“新型劳动者”。他们既是内容的生产者，又是平台流量的贡献者，其劳动实践不仅重塑了媒介生态，更折射出数字劳动的双重性：一方面，平台资本通过算法规则与流量机制隐形剥削用户的无偿劳动；另一方面，劳动者在参与过程中主动寻求情感满足、社会认同与个人发展机遇。传统研究多聚焦于数字劳工的剥削性，强调资本对用户剩余价值的攫取，却较少关注劳动者如何在看似“自愿”的劳动中实现主体性建构。这一视角的缺失，使得对数字劳动的批判常陷入单向度的悲观叙事，而忽视了个体能动性与劳动意义的复杂性。

1 研究背景

1.1 从商品受众论到数字劳工

数字劳工这一概念属于传播政治经济学领域。1977年，达拉斯·斯麦兹系统阐述了“受众商品论”这一概念，为传播学研究开启了从“受众”到“劳工”的转向。进入网络时代，受众从原来单一的消费者变成了消费者与生产者相统一的产销者（Producer），学者们使用“数字劳工”这一概念拓展了新型劳工的数字化特征。福克斯在其著作《数字劳动与马克思》中指出：数字劳工是电子媒介生存，使用以及应用这样集体劳动力中的一部分，他们不是一个确定的职业，他们服务的产业定义了他们，在这个产业中，他们受资本的剥削。数字劳工的研究重点是流通领域中媒体、广告商和受众的互动过程，或者生产和消费领域中用户从参与到异化的过程。

互联网时代，网民在传媒生态中的主体性与能动性不断被肯定，从受众到用户、从单纯的内容接收者到生产消费者，社会大众逐渐参与到内容生产与分发的环节中来，将网民的主体地位提升到了拥有自由权利的境界。但是这种看似自由的背后却隐藏着“陷阱”，“受众”依然难逃被无偿剥削的命运。一方面，用户的个人基本信息和网络行为所产生的信息被平台数据化、私有化并贩卖给广告公司；另一方面，用户的线上活动正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变相为平台免费贡献自己的“劳动力”。

1.2 数字劳工的劳动形式

1.2.1 弹性雇佣

在新媒体时代，用户的主观能动性得以发挥，他们更积极地参与到内容选择、制作与发布的流程中，用户生成内容的模式开始改变传统的新闻生产模式，新闻内容逐渐呈现众包化的特征。例如，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利用“众包生产”这一模式，汇聚用户生产的大量视频作品，借助用户群体带来的强大流量积累资本。在“众包”理念的主导下，用户每时每刻都处在一种弹性的雇佣机制下，其进行的“网上冲浪”行为在不知不觉中已经为平台提供了大量原创内容，却得不到任何报酬，不得不遭受数字平台的无偿剥削。

1.2.2 游戏体验

在游戏平台的营销策略下，玩家为其花费大量时间与精力。在玩游戏的过程中，玩家的对局信息成为平台完善游戏机制与玩家体验的可靠数据，用户线下以游戏内容为中心的社交活动相当于为平台无偿宣传。对游戏平台来说，吸纳玩家对游戏质量进行反馈，不仅可以使游戏产生持久的吸引力，增强用户黏性，而且游戏反馈也是重要创新来源，为平台节约了大量研发和营销成本。从有雇佣性质的电竞选手、游戏测试员、设计师等，到最廉价的“游戏玩工”，网络游戏行业链上的所有人都在被动地充当“数字劳工”，他们为平台创造价值，却未得到对等的待遇。

1.2.3 情感劳动

亨利·詹金斯在《融合文化》一书中曾提出“情感经济”这一理念，认为其作用在于概括消费者在消费决策制定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情感因素，如果将其放置在互联网“粉丝经济”的语境中，则表示数字平台将“粉丝”的好奇心、轻松、快乐、愤怒或激动等情绪转化成商业价值要素，以扩张资本。情感劳动不仅体现在社交平台上用户的心情分享，还体现在一些“粉丝经济”模式中。例如，在全民选秀节目《青春有你》中，平台就利用粉丝打榜替自己喜爱的爱豆博取出道机会这一形式，借助了粉丝的情感劳动来获得流量和收入。微博平台上也有类似的例子，粉丝需要给自己喜爱的明星做应援、数据，以此来证明明星的商业价值，为微博带来了巨额流量与高话题热度，极大地促进了平台资本的增长。同时，以B站虚拟主播“嘉然”的粉丝社群为例，观众通过“打赏”“弹幕互动”等行为参与情感生产，主播则需持续输出特定人设的情感价值。这种双向情感劳动构建了独特的“陪伴经济”，使平台日均获得超百万UGC内容。值得注意的是，2023年该主播生日会直播期间，粉丝创作的二创视频达2.3万条，相关话题阅读量突破10亿次，印证了情感劳动的规模效应。

以往对数字劳工的影响研究都倾向于揭示资本等因素对用户无形的剥削，本文试图从另一个角度去寻找“数字劳工”劳动的积极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对劳动者本身带来的促进作用，用更广阔的视野去看待相关问题。

2 博主劳动参与的积极动因分析

2.1 “被看见”带来的高情绪价值和流量福祉

在传统社会中，个体传播信息的能力相对有限，而去中心化的网络结构则显著扩展了个人表达的可能性。社交媒体所构建的社交网络打破了原有的信息壁垒，使得彼此陌生的个体通过互联网形成密切连接，构成一个动态的信息网络。身处其中的内容创作者，即“博主”，成为这一网络的核心节点，其生产的“情感劳动”通过用户的点赞、评论和转发获得回应，从而不断实现自我价值的确认。外界的积极反馈不仅满足了人类对关注和认同的基本需求，也使博主的职业特性带有较高的社会意义：他们一方面作为“意见领袖”具备影响他人的能力，另一方面，所获得的流量亦为其带来了更高的可见度和稀缺机会的可能性。

Maurizio Lazzarato在其《非物质劳动》一文中提出了“非物质劳动”的概念，指的是生产信息与文化内容的劳动形式，其特点是高度集体化，主要依附于网络与交流平台。在此基础上，Hardt与Negri进一步提出了“情感劳动”（affective labor）的概念，认为它是非物质劳动中的核心组成部分。博主的劳动正属于这一范畴，其工作内容涉及情绪的创造与传递，而其产出并非有形商品，而是轻松、愉悦、联结与归属等情感体验。这类劳动并不等同于传统意义上被动的、被迫的体力劳动，反而更倾向于创作者在自我驱动下，通过兴趣和热情完成内容输出，进而获得内在认同感和自我肯定。

从这种劳动生产的过程来看，一些博主最开始并不是“专业的内容生产者”，而是一种基于爱好和兴趣的“生活分享者”，他们将自己关于某领域的经验、喜爱之情等分享到社交媒体之上，由此收获了其他用户的喜爱，获得了一种分享的愉悦体验。例如，一些小众文化分享的博主在描述自己成为博主的道路时说道：“一开始只是断断续续在社交平台上分享自己的日常，慢慢地收获到了大家的喜爱和支持从而选择成为持续内容输出的博主。”单是进行生产内容并与其他同好交流的过程，就足以让他们产生快乐的体验。从劳动获得的反馈来看，受众的关注与喜爱之情给博主带来了非常高的情绪价值，每当博主通过自我表达引发了受众的共鸣时，受众会毫不吝啬地给予鼓励和支持，很多博主对此都用到了“受宠若惊”“何德何能”等词汇来形容这种感觉。这种情况在二次元同人圈里最为常见，打开二次元同人作品分享社区LOFT我们会看到，用户不厌其烦地对在上面发布同人作品的作者进行夸赞，比如夸赞作者的绘画作品为“神迹”“应该挂在卢浮宫里”等，这些看似夸张的比喻给了内容生产者们莫大的鼓励，许多由“随便发着玩玩”到“成为定期更新的专业博主”的转变，都是由受众这种正向、积极反馈推动的。

同时，互联网拥有的“聚类”作用使得博主和受众能通过这种互动聚集在一起，甚至形成属于自己的小社区。例如，在b站，直播的主播会为自己的“舰长”设置专属的粉丝群，每个月会有专属的“舰长”礼物，群友们因为喜爱主播直播的内容而聚集到了一起，会在群内为主播打气鼓励、讨论直播内容、给主播的直播内容提出意见或者建议等，这种互动使得主播和观众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也是一种情感生产。

2.2 “意见领袖”和“流量”附带的社会福祉

“意见领袖”一词最早由拉扎斯菲尔德在1940年的《人民的选择》中提出，指的是那些能显著影响他人看法与行为的少数群体。在当前的社交平台中，拥有大量粉丝的博主往往具备类似的功能。他们通过社交网络构建起稳定的受众群，进而在公众舆论中形成较强的话语影响力。尤其在涉及情感表达、道德评价或社会事件时，情绪的快速扩散使得理性判断变得稀缺，此时，理性的声音便尤显珍贵。博主作为其中的“意见领袖”，其发言往往具有引导作用，有时甚至能推动社会议题的关注与解决。

相较于普通用户，这些“粉丝经济”下的意见领袖拥有更高的社会能见度。例如，在维权事件中，博主通过其影响力更容易获得平台回应；在商业推广中，一句推荐可能直接带动产品脱销。因此，不少博主将“话语权”和“流量转化”视为重要资产，积极经营自己的公众形象与内容质量，力求在流量竞争中脱颖而出。个人的被关注程度，逐渐演化为一种具备商业价值的象征资本，也反过来激励更多人投入内容生产之中。

而当一个人获得了关注，拥有了流量，其自身也被转化为一种具备商业价值的符号，即“个人IP”，这种“IP”能够使其获得更多的机会，如节目录制、参加品牌活动、为品牌推广代言等。这些机会不仅具备较高的稀缺性，还附带着“成功”“优秀”等正向意义，对于尚未迈入社会、缺少经验与背景的青年博主，特别是学生博主来说诱惑力是极大的。通过做博主，许多人拥有了登上舞台，甚至是主流媒体舞台的机会，部分博主的原创内容还被《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转载、搬运，这些机会在他们做博主之前是难以得到的。粉丝到达一定数量之后，博主还能通过接广告的方式来赚钱，养活自身甚至是补贴家人。除了具备商业价值带来的直接机会，博主的身份还为年轻群体提供了拓宽视野、听到更多声音的可能性。博主是一个强输出的工作，非常依赖自身的知识储备、技能等，为了维持稳定的内容生产，博主们不得不倒逼自己学习更多的新知识、新技能，对热点保持实时的关注，同时学习拍摄、剪辑、写作等，这也促使博主自身的快速提升，使其在学习和工作上具备更大的竞争力，获得更多的机会。

3 无报酬的劳动何以成为现实

3.1 社会层面：流量神话催生焦虑情绪与拟态现实

“草根”因一次流量暴增而迅速走红的故事屡见不鲜，网络世界正在不断地刺激人们对于成功路径的感知与判断。互联网的极速传播与裂变效应，制造出一个个“爆红”典范，进而构建出一种拟态现实——人们以为只要进入流量场域，就可能轻松实现人生跃迁。这种看似唾手可得的流量红利，实际上在当代社会结构转型与价值体系重构的背景下，加剧了集体性的“流量焦虑”。面对不断变化的利益分配格局，从个体到企业，甚至政府机构，都竞相入驻社交平台，力图提高可见度，流量因而被“神圣化”，成为不可或缺的资源。于是，“开个抖音号”“做做自媒体”“直播带带货”等成为新日常，哪怕只是一个街头早餐摊主，也可能在流量的驱动下开启直播日常。

与此同时，流量带来的收益被持续放大：动辄年入百万、三年买房、带货一晚抵得上线下全年等报道频频刷屏。头部网红在平台上展示奢华生活——豪车、名包、高档住宅等，构建出一种人人向往的生活景象。越来越多的人将拥有大量粉丝、获取海量流量视为衡量个人成功的重要指标，在这样一个既充满诱惑又极具焦虑氛围的社会场景中，“流量”已经不仅是传播工具，更是一种象征性的资本。

3.2 平台机制：以“未来可能性”激发持续劳动

大量初入自媒体领域的博主在开始时往往并无粉丝基础，也没有显著的流量回报，但他们普遍相信只要坚持更新，不断输出内容，积累粉丝并“熬”过冷启动阶段，终将迎来流量与商业化的回报。这一逻辑构成了内容生态的普遍共识，甚至演化为行业潜规则——早期“无偿”或“低偿”付出被视作必需的代价。这种对“未来回报”的执着，使平台得以合法化地激发博主的持续创作动能。凯瑟琳·库恩与托马斯·科里根提出的“希望劳动”（hope labor）概念正契合这一情境，即人们为了潜在的未来机会而在当下自愿从事无报酬或低报酬的劳动。

平台利用用户对“走红”的期待，制定了一整套推送机制。例如，抖音的视频发布系统，会先将内容分配至一个“初级流量池”，依据在此阶段的播放量、互动量等数据判断是否有资格进入更高级别的流量池。这种分级推荐机制，营造出“努力就有可能爆火”的信号，让博主带着某种希望持续输出内容。平台看似给予了每个创作者“被看见”的机会，实则将大量劳动者锁定在一个不确定的“等待被选中”的逻辑中。

3.3 个体层面：劳动娱乐化与“玩工”现象交织共生

许多人认为博主只需用一部手机“玩玩”社交平台就能轻松实现内容创作，然而这其实是一种误读。博主们在拍摄、剪辑、文案策划等方面投入了大量时间与精力，只是这种劳动形式因其“游戏性”而被遮蔽，呈现出一种“轻松愉悦”的表象。爱尔兰学者库克里奇在其《不稳定的玩工》一文中提出“玩工”（playbour）概念，用以描述那些看似出于兴趣、实则被平台剥削的用户劳动。尽管该理论源于对游戏玩家的研究，但其适用于如今自媒体博主的情境。

自媒体创作者通常也是平台的深度使用者，他们在参与内容生产的同时，也在享受平台互动带来的乐趣。例如，拍视频被视为“玩抖音”，发微博动态则等同于“刷微博”，这种“玩”的认知掩盖了其真实的劳动性。当他们在喜爱的领域输出内容时，往往不会意识到自己正在完成一项被平台商品化的工作。他们的创作成果成为平台算法运作的一部分，是吸引其他用户注意力的“产品”。

此外，技术的发展显著降低了内容创作的门槛，也进一步模糊了劳动与娱乐的界限。抖音等平台提供配乐模板、剪辑工具等，使内容生成变得异常简便；然而看似轻松的操作背后，仍是一场内容、创意与注意力的持久战。由于许多博主选择在自己熟悉且热爱的领域深耕，劳动的疲惫感往往被兴趣与快感掩盖。他们以为自己在分享兴趣，殊不知这一“兴趣劳动”早已被平台嵌入商业逻辑，成为价值链条上的一环。娱乐化的表象背后，是劳动性事实的被忽视。

4 结论

本研究基于数字劳动理论框架，系统剖析了自媒体博主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的劳动呈现与参与动因，揭示了数字劳动实践中劳动者主体性与资本逻辑之间的复杂张力。研究发现，自媒体博主的劳动形式不仅体现为弹性雇佣、游戏化体验与情感劳动，其自愿参与的核心动力更根植于“被看见”的情感满足与流量红利的社会资源积累。情感劳动通过受众互动与社群归属为博主提供自我价值确认，而“意见领袖”身份则赋予其话语权与商业转化潜力，形成个人IP的社会资本。与此同时，平台通过“希望劳动”机制与娱乐化策略模糊劳动边界，以未来收益预期激励博主持续投入无偿生产，进一步强化了数字劳动的隐蔽剥削性。

本研究的意义在于突破传统批判理论对资本单向支配的强调，转而关注劳动者在数字劳动中的主体性实践与积极能动性。尽管平台经济的剥削本质不可忽视，但博主通过内容创作实现自我赋权、技能提升与社会资源积累，展现了数字劳动的双重性特征。这一发现为理解社交媒体时代的劳动关系提供了新视角，也为平衡平台利益与劳动者权益的实践探索奠定了理论基础。

未来研究可进一步追踪数字劳动中劳动者主体性的动态演变，尤其是平台算法规则、政策监管与劳动者策略之间的互动机制。此外，如何通过制度设计保障自媒体博主的知识产权与劳动价值，避免“希望劳动”沦为资本剥削的工具，亦是值得深入探讨的方向。唯有在批判与建构并重的框架下，数字劳动的解放潜力方能在技术与社会协同发展中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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