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优绩主义（Meritocracy）作为现代社会资源分配的核心机制，主张以个人能力与成就作为评价标准。这种理念因其表面上的公平性与效率性，在当代社会获得了广泛认同。特别是在高等教育领域，它曾被视为打破阶层固化的利器，通过高考等选拔机制，无数寒门学子得以突破原生家庭限制，实现知识改变命运的愿景。然而，当将观察视角拉长至整个生命历程，会发现优绩主义正在演变为吞噬主体性的隐形牢笼。随着社会竞争白热化，原本作为发展手段的“绩效追求”逐渐异化为目的本身，形成“绩点即正义”的认知扭曲。当大学生们耗尽青春能量完成所有“标准动作”，却发现学历证书的边际效益持续递减。这种投入产出比的失衡，导致存在主义危机，当工具价值无法兑现，生命意义便陷入虚无。要打破这种困境，需要重新审视绩效体系的三个根本矛盾。一是量化评价与全面发展之间的矛盾、二是形式公平与实质公平之间的矛盾、三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矛盾。当前亟需建立更具包容性的评价体系，在保持绩效激励功能的同时，为个体保留价值自洽的空间。本文拟对上述问题作出尝试性的思考与回应，通过审视现代社会中的“优绩焦虑”，希望对大学生缓释焦虑、重拾生命的热情、推动个人的自我主体性觉醒有所助益。

一、大学绩点困局的生成逻辑

（一）责任归因偏差：社会问题的个人化叙事

优绩主义通过三种核心运作逻辑，将社会结构性矛盾扭曲为个人失败的叙事。一是教育系统的指标异化。当教育体系将学生价值简化为可量化的成绩指标，如论文数量、绩点排名，知识探索的本质便发生扭曲。当前全球教育正沦为经济效率的工具，这种现象在我国表现为大学生将大部分的课外时间投入考证、刷分等“指标提升”活动；二是机会差异的认知遮蔽，现实中的教育资源配置失衡与优绩主义的“公平幻象”形成尖锐矛盾。数据显示，重点大学农村生源比例从1980年的38%降至2020年的15%。这种结构性不平等在优绩主义的话语体系中，却被简化为个体努力程度的比拼，导致大学生将个人发展受阻归咎于自身不够优秀；三是评价体系的单向度塑造，这是造成个体形成“绩点人格”的重要因素，许多学校的评优指标与学术成果直接挂钩，不仅如此，2022年500强企业的录用近八成发放offer也均来自“双一流”建设高校，但学生们更倾向于相信企业宣传的“唯才是举”叙事，而非正视院校层级带来的机会鸿沟。某“双一流”高校的保研竞争中，学生发展出精确到分钟的“时间资本化”策略，将社团活动折算为综合素质分，把志愿者服务量化为道德学分。最后，这种价值系统的扭曲直接威胁到大学生群体的本体性安全。很多学生不适应大学的学习强度和管理模式就会出现挂科的情况，长期受到学业问题困扰会打击学生自信心产生自卑、厌学等心理，从而形成心理健康问题。这或许预示着，解构优绩主义的宰制，需要从承认个体价值的不可量化性开始。

（二）社会流动预期：绩点竞争的内在驱动

社会流动预期是促使优绩主义盛行的另一重要因素。大多数大学生对社会流动预期持乐观态度，向上流动是我国大学生社会流动预期的主流，因此他们会对自己的未来有一个预期的价值去积极地建立为个体提供了清晰可及的方向与目标，在提升自我人生叙事连贯性的同时，也使个体能够更好地安顿生命价值。大学生渴望通过自身的努力实现向上流动，摆脱原生家庭的社会阶层限制。桑德尔区分了“劳动人民”和“高薪专业人员”两个群体，认为优绩主义贬损了前者而过度抬高了后者，使市场给予赢家的丰厚奖励和没有大学学位的工人的微薄工资合法化，敏锐地抓住了优绩主义的核心观念及其在增强个体责任意识和阶层跃升意识方面所具有的力量，这也正是优绩主义之所以能够盛行、能够成为鼓励人们积极努力的精神力量的重要原因，但是现实却并不如此，大学生对社会流动的预期与现实之间存在巨大落差。

（三）数字符号比较：社交媒体下的焦虑放大

在算法驱动的数字世界中，社交媒体通过个性化推送将主体卷入与他者进行社会比较的情境，使其不断与社会轨迹相似又相对优越的参照对象进行比较，以信息差制造恐惧，以注意力获取利润，诱导主体通过占有他人生命经验的方式来交换绩效人生中的潜在机会，不仅加剧了大学生群体的成就焦虑，还促使他们陷入一种“虚拟内卷”的状态。

首先，在社交媒体的数字景观中，教育成就和职业声望被构建为核心比较维度。在“研究生发SCI一区顶刊”“大厂offer”等符号刺激下，形成了一种“向上比较—自我贬抑”的认知模式。这种模式通过符号化的成功故事，不断强化对高成就和高薪职业的崇拜。这种持续的比较和自我评估，使得大学生群体在虚拟空间中不断强化对自身不足的认知。社交媒体不仅是一个展示自我的平台，更是一个通过符号比较进行自我评估的工具。在这样的环境中，个体的价值被符号化、量化，最终转化为一种可以比较的“绩点”，让大学生在虚拟世界中不断追求更高的“绩点”，从而陷入一种无休止的内卷状态。

其次，社交媒体不仅加剧了个体之间的比较，还催生了一种“表演性努力”的现象。大量学生通过网上学习直播、发学习vlog等进行仪式化表演。这种行为本质上是一种自我剥削，个体通过过度消费自己的时间、精力和健康，试图在符号化的竞争中获得认可。在社交媒体的符号竞争中，个体不仅是被比较的对象，也是比较的主体。他们通过展示努力人设，试图在虚拟世界中获得更高的符号价值。然而，这种价值的获得是以个体的自我剥削为代价的。个体在符号化的竞争中不断消耗自己，最终陷入一种越来越劳累，但是越来越无法停下脚步的状态。然而，这种追求最终是徒劳的，因为它忽视了个体的多样性和独特性。

最后，在这样的背景下，大学生群体面临着来自多方面的压力。他们不仅要应对快速变化的社会环境，还要在符号化的竞争中证明自己的价值。使得他们不敢停下，也不能停下，停下就意味着落后，只能在压缩性现代化的世界里忙碌、盲目和茫然。这种多重压力叠加，使得大学生群体更容易陷入自我迷失的精神困境。于他们而言，学习是突击性的知识填充和机械性苦修，休闲则异化为虚拟世界的网络沉溺和放肆娱乐。高负荷学习和无限制娱乐将他们的身与心拉扯开，瓦解他们完整的生命体验。

二、大学生绩点困局的现实表征

（一）社交策略工具化：绩点导向的人际资源算计

在优绩主义主导的社会逻辑中，情感关系逐渐从基于共鸣的联结异化为精于计算的利益交换。当“优秀”成为衡量个人价值的唯一标尺，情感互动便沦为巩固竞争优势的筹码，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共情等本质性联结被功利性计算取代。当代大学生的社交行为呈现出精准投放特征。首先，体现在朋友圈打造，学生会分组发布内容，向导师展示学术动态，向同学炫耀实习经历；其次，体现在学术社交，许多学生在导师面前会不自觉地发展出一种讨好型学术人格，把导师的每句话，甚至每个眼神都过度解读，将自我价值完全绑定在导师的评价体系上，最后就是在无限的解释和惶恐中消解了自己的主体性。最后，当情感表达成为职业素养的一部分，个体的心理损耗将呈指数级增长。

（二）情感劳动过载：绩效社交中的心理耗损

在优绩主义下的教育竞争氛围下，优绩竞争的取向赋予学生以成功者和失败者的非黑即白的标签，使学生秉持人人为己的行动逻辑，争夺着稀少的顶层资源。可以说，激发狂热竞争的优绩教育在根本上造就的不是关系，而仅仅是连接。同时，情感关系的维护演变为高强度的情绪管理劳动。学术圈盛行的“夫妻科研合作”模式典型体现了这种异化，伴侣间的智力支持被制度化为论文共同署名，生活默契被转化为课题分工效率，情感联结异变为学术资本再生产联盟。这种工具化交往需要持续的情感能量投入，和导师聚餐时要反复斟酌敬酒词，实验室组会前需预演三套应答方案，这种社交比做实验更耗神，丧失了真实性。这种情境下，个体的情感表达一方面要遵循“高情商社交准则”进行情绪劳动，另一方面又因过度自我监控导致真实性丧失。

（三）虚拟关系沉溺：现实社交的浅化替代

当现实社交成为精疲力竭的第二职场，部分大学生开始转向虚拟空间寻求情感补偿。粉丝社群的“拟态亲密”、游戏世界的“战队情谊”、社交媒体的“点赞社交”，大学生通过低风险、高可控的浅层互动替代真实的情感投入。这种转向看似缓解了现实社交焦虑，实则加剧了情感能力的退化。有研究发现个体通过在线互动交流，从强关系和弱关系对象中均可获得有效社会支持，但更容易获得来自弱关系对象的社会支持。当人际关系变得流动而脆弱，个体越倾向于用“轻量化社交”逃避深刻的情感联结。这种轻量化社交是轻社交转型的社会后果。传统社会的强关系会逐步收缩、减少，人们会通过广泛多样的浅层次趣缘社交而结成众多新型社群。

三、突围路径：重建大学生主体性的三重实践

（一）认知重构：打破“单一价值评判”的思维定式

优绩主义的认知已经深深影响大学生，他们作为优绩主义的阶段性胜利者，只看到了优绩主义的正当性，并没有意识到优绩主义也是一个陷阱。因此需要从个人认知方面打破“单一价值评判”的思维定式。一方面，高校可以开设“优绩主义反思”课程，通过探究式对话引导学生追问事物本质、审视思想真伪，进而让学生们意识到人生是一场远行，外在的成绩、成就只是人生的一个方面，成功并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外在的成绩、金钱、权力、社会地位，而应该拓展为一个人在面对自己的人生课题时展现出的道德和精神品质，内在的良好体验，对社会的创造，对他人的帮助。另一方面，学生也要更多去关怀自我。首先，可以友善地进行自我对话，接纳暂时的“做不到”，意识到这是所有人都会遇到的问题，对自己别太苛刻。其次，借鉴心理学中的正念疗法，帮助自我区分行为失败与人格否定。最后，也有必要建立健康的社会支持网络，定期与朋友进行非功利聚会，不谈成绩和offer，只分享生活趣事或烦恼。自我关怀不是放纵，而是承认“人非工具”。

（二）关系解缚：构建非竞争性支持网络

个人天赋是社会合作的产物，因此优势者应对弱势群体承担义务。不能让科技发展、社会进步的好处，只被少数精英独占；要通过制度层面的设计，让普通劳动者也能分到好处。如果社会只认“能不能赚钱、有没有绩效”，那么人与人之间本该有的互相帮助的本能，就会被你争我抢的竞争逻辑取代。优绩主义将教育异化为阶层跃升工具，大学沦为职业培训所，而教育的本质应是培养公民德性，建立“共同善”的认知。在当下时代里，我们更需要保持对他人的关心以及和他人发生真实连结，因为机器永远无法取代人与人之间的真实情感和羁绊，这是独属于人类的价值。构建非竞争性支持网络的终极目标，是在高度原子化的社会中，通过在地化社群重建人与人之间的真实联结，重拾“人的尺度”回归的可能性。

（三）制度缓冲：多元化评价体系

当前教育体系过度依赖单一评价标准，将学生的价值简化为绩点、论文数量等量化指标，这种“优绩至上”的逻辑正在侵蚀教育的本质。但是要破解这一困境，亟需从制度层面推动评价体系的多元化改革。当然，我们也希望学校、社会不要过度宣传优绩主义。教育应包含资格获取、社会化和主体化三个核心维度。然而，当前教育过度聚焦前两者，忽视了最重要的主体化的培养，即帮助学生认识“我为何而存在”，而非被动成为他人期待的模样。不是竞争工具，教育应激发学生的自我意识，引导学生思考自身存在的价值，明晰自我追求的人生意义，关注我如何作为生活的主体而存在，而不是作为其他人想要我成为什么的对象，使其成为全面发展的鲜活个体。意识到这一点，才不至于给年轻人造成过大的压力，使他们走上更加开阔、多元的人生道路。要认识到单一社会评价体系忽略了评价客体的差异性与特殊性。优绩主义看似给人以很大的自由度，这种自由观相信我们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我们的成功不受制于自己无法控制的力量而取决于我们自己。但事实上，一个人能否取得“符合”优绩标准的成功，除了努力、高智等因素以外，还会受到运气、出生、时代机遇等不可抗力的外在因素的影响，是多方综合因素作用的结果。

四、结论：从“绩点工具”回归“人的尺度”

优绩主义的困境本质是工具理性对人性价值的吞噬。在进步至上的裹挟下，高等教育逐渐异化为追求学历层级、论文数量、就业回报率的效率竞赛，学生则被训练成适应这套评价体系的绩点机器，占有更多成为一般性诉求，文凭的工具性价值遮蔽了教育对人格完善、批判性思维培养的本质使命。这种困境在博士生群体中尤为显著，他们承受着不发表就出局的竞争压力，陷入无限想象与有限事实的存在性焦虑，同时被导师期待、家庭责任等“他者”评价绑架，产生道德性焦虑。破解这一困境需要社会、高校与个体的协同努力。从制度层面看，社会需通过政策设计弱化“唯绩效”导向，高校可改革评价体系，减少对论文数量的硬性要求，转而关注学术质量与创新价值。同时，应构建更包容的就业环境，避免将学历作为筛选人才的唯一标准。对个体而言，大学生需主动重构生命意义，在附近的生活中找回脚踏实地感，这不是否定努力，而是倡导超越简历思维，在具体的生活实践中建立与世界的真实联结。大学生可通过参与田野调查、社区服务等非功利性活动，重新发现学术研究与现实生活的关联，而非困守为发表而写作的焦虑循环。这种转变需要勇气承认自身局限性，当人从占有型生存转向存在型生存，才能摆脱对更多的盲目追逐，接纳生命的多样性。

参考文献：

1. [1] （美）丹尼尔·贝尔. 后工业社会的来临[M]. 高铦，王宏周，魏章玲，译.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8.
2. [2] 柳建坤. 不平等、信息媒介与优绩主义认同——社会情境视角的解释[J]. 社会学评论,2024,12(06):183-204.
3. [3] Young, M. The Rise of the Meritocracy1870-2033: an Essay on Education and Equlity[M].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1961.
4. [4] 汪雅霜, 梁艳, 袁玉婷.过度竞争何以发生：大学生学业内卷的生成机制与纾解策略[J]. 重庆高教研究,2025,13(04):93-104.
5. [5] 王伟宜, 谢作栩. 家庭文化背景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影响[J]. 江苏高教,2005(04):21-24..
6. [6] 吴炜. 大学生群体的社会流动预期研究[J]. 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2(02):132-139.
7. [7] 迈克尔·桑德尔. 精英的傲慢：好的社会该如何定义成功？[M]. 曾纪茂,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2021.
8. [8] 朱丽丽, 姜红莉. 消极绩效主义实践：基于社交平台青年群体数字囤积行为的研究[J]. 国际新闻界,2024,46(06):154-176.
9. [9] 韩炳哲. 倦怠社会[M]. 王一力,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2019.
10. [10] 周晓东. 大学生网络学习直播平台的兴起与治理[J].传媒,2021(24):57-59.
11. [11] 周小李, 王翅. 加速赛道上的自我迷失与重建：一项关于精英大学学子的网络民族志研究[J].现代大学教育,2025,41(01):22-31+112.
12. [12] 韩炳哲. 他者的消失[M]. 吴琼,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2019.
13. [13] Rozzell B, Piercy C W, Carr C T, et al. Notification pending: Online social support from close and nonclose relational ties via Facebook[J].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2014（38）:272-280.
14. [14] 齐格蒙特·鲍曼. 流动的现代性[M]. 欧阳景根,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
15. [15] 王德福.轻社交与浅缘社会：新生代青年的社交转型及其社会后果[J]. 中国青年研究,2024(05):30-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