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文学与艺术
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Arts
- 主办单位:未來中國國際出版集團有限公司
- ISSN:3079-3688(P)
- ISSN:3079-9104(O)
- 期刊分类:文学艺术
- 出版周期:月刊
- 投稿量:2
- 浏览量:280
相关文章
暂无数据
承德少数民族地名研究
Research on Ethnic Minority Place Names in Chengde
引言
承德地区作为清代“夏都”与多民族交汇地,其地名不仅是地理标识,更是民族历史与文化的“活化石”。本文聚焦承德地区少数民族地名,旨在通过系统梳理满语、蒙语地名及其演变规律,揭示其背后蕴含的八旗制度、军事驻防、民族迁徙与融合等深层历史信息。地名作为镌刻在大地上的民族史书,无声地诉说着承德地区多元一体的文化交融历程,对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深化民族史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一、承德地区概况及民族组成
(一)承德地区概况
承德地区位于河北省东北部,全区辖3个市辖区、围场、丰宁、隆化、承德、滦平、兴隆、宽城7个县、平泉1个县级市。承德地处长城以北,属于山区,山地辽阔,水流交错纵横。地势由西北向东南下降,气候多样,温差大。在原始社会末期,这里就居住着古老的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辽、金以后,特别是元、明、清三朝,承德地理位置日益重要。清代,满族人口大量涌入,打破了满汉民族之间的地理界线,沿长城的喜峰口、古北口一带,成为了我国北方各少数民族与南方汉族之间进行政治、经济、文化、贸易交流互动的交通要道。所以自古以来承德地区就是多民族聚居生活的地区。承德这个地名,是开始于清朝雍正十一年,并沿用至今。清代,人口增多,经济得到发展,基本上形成了现今的聚落地名。
(二)承德地区民族组成
承德是多民族地区,自古以来多民族在此聚居生活。自公元十三世纪初的元朝至公元十七世纪的清代,这里曾先后被蒙古族和满族统治。清朝时期,康熙皇帝为了维持骑射这种民族传统,加强军队,巩固统治,在承德建立了木兰围场,之后陆续建立了避暑山庄等很多行宫。承德地区因此在一段时间内是清代皇帝居住生活、办公行政、处理民族事务等活动的重要地点。此外由于八旗驻防、移民、圈地等历史事件,承德地区聚集了很多少数民族,以满族、蒙古族居多。很多少数民族文化以地名的形式长久保留下来,因此当地有很多满语地名以及和民族风俗相关的一些地名。笔者以部分满语地名和部分少数民族风俗类地名作为研究对象来研究清代满族文化和不同民族的风俗习惯。同时地名形态及地名文化也反映了不同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
二、承德地区少数民族地名及分类
(一)承德地区地名概述
通过汇总县志中及地名网站中有关河北承德地区的地名,包括8县4区。承德地区地名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凸显了少数民族文化特色。据资料记载,今天的承德地名基本上是在清代形成的,南部兴隆县一带的地名基本上是在清朝末年和民国年间形成的。承德地名类型多种多样,在地名语言上,可以分出满语地名、蒙古语地名以及汉语地名;尤其在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地区中,少数民族语言地名较多。在音节构成方面,地名中双音节逐渐转向多音节,其中以三音节和四音节为主体。形式上有的地名会在前面加上姓氏,比如:张家店村、胡杖子村、辛家庄村、赵家庄村、王杖子村、黄杖子村等。有的会在地名中加入方位,有的会根据当地的河流、山川、地形等自然地理来命名,比如头道沟村、石湖村、乌龙矶村、山咀村、石洞子村、南台村、白河南村、狮子沟村等,这也是承德地区最为普遍的一种地名命名类型。
(二)承德地区少数民族地名界定及分类
承德地区少数民族地名在本文中是指和承德地区少数民族文化相关的承德地区的地名。主要包括承德地区少数民族语言地名、承德少数民族风俗地名。在少数民族语言地名中笔者主要以满语地名作为主要的研究分析对象,见表1。
| 承德少数民族语言地名 | 与八旗文化相关:木兰围场、永安湃围场、巴克什营、章京营、牛录村、蓝旗卡伦乡
其他类地名:乌拉海营、虎什海、冒哈气、饽营、达来沟、胡里沟 |
|---|---|
| 承德少数民族风俗地名 | 与八旗制度相关:卸甲营村、黄旗湾子村、营房村、山西营村、新拨乡、兰旗卡伦乡、卡伦村、营房村
与民间信仰相关:北观音堂、双庙村、老爷庙村、白庙子村、圣祖庙村、娘娘庙村、山神庙村、药王庙村、三清观村、胖和尚沟村、北千佛寺、南苏武庙、老庙营、木营、东山神庙 与物质生活相关:大滩、胡麻营、帐房沟 |
1. 承德地区少数民族语言地名
承德地区少数民族语言地名即与承德地区少数民族语言相关的地名。承德地区是多民族地区,这里曾被满族统治,承德的地名随着民族和语言成分而变化,于是出现众多满语地名。笔者首先通过网站查找承德市及各个县的所有地名,同时阅读当地的县志《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志》《滦平县志》《丰宁满族自治县志》等以及一些地名志如《河北省地名志承德地名册》,还有前期学者的文献资料比如尉春艳,于向辉(2017)《承德与满族有关的地名探析》、祁文娜(2021)的《承德市地名的语言学分析》、何青霞、尉春艳(2017)《多民族地区地名的语源考察——以承德地名为例》等来搜集部分满语地名,然后通过《汉满大辞典》查找对应的满语罗马转写形式,判断满语的汉语意义理解此地名的命名依据。比如,木兰围场(muran)、巴克什营(baksi)、乌拉海营(ulha)、虎什海(usiha)、冒哈气(mohon)、章京营(janggin)、牛录村(niru)、饽营(boo)、达来沟(dalimbi)、胡里沟(hūri)、卡伦村(karun)、永安湃围场(yonggan),这些属于笔者搜集到经过分析得出满语地名。
笔者通过对承德满语地名研究资料的整理和分析,决定以承德满语地名集中反映清代八旗文化的“巴克什营、章京营、蓝旗卡伦村”作为地名文化研究的中心。
2. 承德地区少数民族风俗地名
民俗本质上来说是一种民族文化现象。可以概括为“民俗文化(Folk-Culture)”,学者仲富兰(2015)在《中国民俗学通论》中对民俗的定义为“民俗文化是沟通民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反映民间社区的和集体的人群意愿,并主要通过人及各种媒介进行传播着的世代相沿和传承扩布的生生不息的文化现象。”根据民俗学学科关于民俗文化的分类,分为四类:第一类是物质民俗,包括物质生产民俗和物质生活民俗两类。第二类是社会民俗,包括社会组织民俗和社会制度民俗。第三类是精神民俗,包括民间信仰、民俗观念、民间禁忌等。第四类游艺民俗,包括民间娱乐活动、口头文艺、民间艺术、民间竞技、民间游戏等。
承德地区少数民族风俗地名即与承德地区少数民族风俗文化相关的地名。承德地区的少数民族风俗文化主要是少数民族物质生产生活文化、少数民族制度文化、少数民族信仰文化。
如与少数民族物质民俗相关的地名:“大滩”,属于承德丰宁县大滩镇,当地海拔较高,气候寒冷,草场面积较大,水草茂盛。作为蒙古族人民的游牧地区。这反映了蒙古游牧民族受外在自然生态环境的影响和束缚从事以游牧狩猎为主的经济生活方式。“胡麻营”,位于丰宁县胡麻营乡,胡麻为蒙古语,意思是驼鞍屉,清朝乾隆年间建村,由于村中有制作驼鞍屉的人,所以以蒙古语取名。此地名说明当地制作驼鞍屉的人很多,以制作这种工具来谋生。并且以蒙古语来命名说明大部分是蒙古人等。
与少数民族制度民俗相关的地名:“英首屯”,位于丰宁县西官营乡北部的山脚下,满族人口居多,在清朝康熙中期,宗王府鹰手来这个地方捕猎定居,因此得名为鹰手屯。这个地方盛产山鸡,所以肯定会吸引满人前来打猎,满族人一向喜欢狩猎,把狩猎作为一项必不可少的活动。“塔黄旗”,位于承德丰宁县胡麻营乡,在清康熙年间成村,黄旗是清朝八旗组织之一,当地应该是属于八旗驻扎地所以得名。这类地名和清朝的八旗制度相关。“营房村”,位于承德县高寺台镇,此地名是由在清朝康熙年间驻军驻扎而得名。
与少数民族信仰民俗相关的地名比如:“老庙营”,位于承德丰宁县波罗诺乡,有满、汉、蒙人,满汉人居多,民国年间在关帝庙附近建村,取名为老爷庙营子,之后简化今称。“东方神庙”,位于承德丰宁县石人沟乡,有满蒙等少数民族,清朝道光年间有人在此修了山神庙,之后在咸丰年间,建村取名为山神庙村,之后演变为今称。承德地区还有很多类似这样的以寺庙名称命名或相关的地名,这背后反映出了人们的信仰习俗文化。
笔者通过研究资料的汇集,以少数民族风俗地名中和少数民族民间信仰相关的反映儒道文化思想的“山神庙村、药王庙村、娘娘庙村”作为地名文化研究的中心。
三、承德地区少数民族地名文化研究
(一)承德少数民族满语地名文化研究
构成一个民族的四个要素是共同的语言、地域、经济、共同的心理素质,语言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语言和民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美国语言学教授萨丕尔说:“语言的背后是有东西的。并且,语言不能离开文化而存在。”所以研究少数民族就需要研究少数民族语言。
承德地区从公元十七世纪的清代被满族所统治,因而很多满语地名以及满族统治时期所形成的地名出现在这片土地,呈现出多民族、多语言的状况。这些词往往通过汉语的语音形式对满族等其他民族语言的语音进行音译,从而使其符合汉语语音的特点。通过少数民族语言地名来了解少数民族语言和背后存在的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民俗、信仰、地理等多方面内容。
承德地区至今沿用的满语地名有滦平县的“巴克什营”,“巴克什”--系满语(baksi,“先生、读书人”)的音译。满语专名加汉语通名的形式,“巴克什”是满语通名,“营”是汉语通名。位于承德市滦平县南端,面积58.71平方公里。在清朝康熙年间,康熙皇帝委派了多个笔帖式在口外地区负责征收粮食和登记,“笔帖式”--满语(bithesi)音译,意思是办理文件、文书的人,在清朝入关之前,称呼有学问的人为“巴克什”,之后在1631年,改称为“笔帖式”,主要负责掌管翻译满汉文书、记录档案文书等,于是这些人居住的地方称为“巴克什营”。并且此地康熙年间建有行宫(巴克什营行宫),清代康熙年间,在滦平县内先后修建了行宫8处。乾隆年间,裁撤3处,至清末尚存5处。坐落于滦河街、长山峪、巴克什营间。巴克什营行宫位于巴克什营乡金牛山村,建于康熙四十九年。此宫为边外第一宫,大清一统志载:“南望边墙高出山上,潮河奔腾入塞,田畴井里熙然丰皋,不觉在边关之外。”由此可见巴克什营行宫规模宏大,山河相依,是皇帝时常驻跸的地方。根据对巴克什营当地人的采访,当地人解释“巴克什营”为身怀绝技,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居住的地方或者说是人才聚集的地方,并且这个地方人口基本上都是满族人。由此基本上可以得知,此地名为满语地名,且是由于皇帝在此派出官员处理事务,从而由于这些官员的驻扎而得名。此村在顺治年间,由山东登州府海洋县姜家洼逃荒到此落户,以开荒种地为生,相继有李、刘等姓迁入定居,形成村落。由此可知巴克什营在清代顺治年间成村,康熙年间命名为巴克什营,之后作为康熙皇帝驻跸,处理事务,满蒙八旗驻防及汉兵绿营携眷驻防的旗地。此后定居人口不断增多,形成多民族共同生活的地区。
“章京营乡”,位于河北省承德市隆化县东部,现今叫作章吉营乡。属于满语词干加汉语专名词缀的形式。“章京”,满语(janggin)的音译,“乡”是由满语通名gašan(村、乡)改写为汉语通名的。据采访可知因为村中有人担任清朝章京官职而以此来命名地名。根据安双城《满汉大辞典》中的解释“清代八旗中有责任执掌的,后金天聪八年改梅勒额真以下各额真为章京,如梅勒额真为梅勒章京、甲喇额真为甲喇章京、牛录额真为牛录章京。”满语“janggin”则来自汉语“将军”,这也体现了汉语和满语词汇之间的相互借鉴和吸收,所以这是一个官职名称。但是也有资料记载章吉是蒙古语章京发音不准造成的。
“蓝旗卡伦乡”,“卡伦”—满语(karun,“哨所、哨卡”)音译,属于汉语加满语通名词根加汉语专名词缀的形式。蓝旗卡伦在今天的围场县东南部,木兰围场建立后,在围场范围内设立八个营房,而每个营房又辖5个卡伦,此处属于蓝旗营房管辖的五个卡伦之一,故称为蓝旗卡伦。根据对围场县蓝旗卡伦当地人的采访得知此地原来在清代有八旗军队中的蓝旗驻扎,卡伦是蓝旗军队的住所,此地是当时蓝旗营房的一个哨所。所以据此而得名,和围场县志中的记载相同。清代在入关以来会分派八旗官兵到各地安营扎寨,震慑地方,形成八旗驻防制度。清代木兰围场(今围场县)是清代行围狩猎,肆武绥藩的重要场所,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所以清朝皇帝必然会在围场设立八旗军队驻防守护,在围场设立了八旗营房,八旗分布在围场各处,每旗一个营房,一营房设五个卡伦,一共四十个卡伦。所以围场县的“白旗营房”“蓝旗卡伦”“大卡伦”“旧拨”等地名是围场县八旗驻防在地名中的反映。
康熙四十五年派驻木兰围场满族、蒙古族八旗官兵,之后雍正、乾隆年间不断增派,这些人都住在围场边缘的营房或卡伦,是建围后进入围场境内最早的人员,之后还有投亲进入围场的,开荒以后,还有一些经商的种地的冀、鲁人民进入这里,现在一些地方属于原来各旗营房,如新地、朝阳地、殷家店、三义永、下伙房、南山嘴、蓝旗卡伦等满族乡。
这些地名都与清朝的八旗制度相关,八旗制度作为清代的一项根本制度,在清朝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八旗制度起源于女真人的牛录狩猎组织,之后具备了军事职能,组成了固山(gūsa),汉语叫作“旗”,成为清代管理民、兵的军政合一的组织。八旗分为镶黄旗(kubuhe suwayan)、正黄旗(gulu suwayan)、正白旗(gulu šanyan)、镶白旗(kubuhe šanyan)、正红旗(gulu fulgiyan)、镶红旗(kubuhe fulgiyan)、正蓝旗(gulu lamun)、镶蓝旗(kubuhe lamun)。努尔哈赤设立八旗制度,并且在满洲八旗后还设立了蒙古八旗、汉军八旗,这就体现了满、蒙、汉民族之间互相融合的历史发展特征。八旗入关之后在北京及其全国很多地区驻防,圈地,在清朝康熙八年,康熙下令允许满洲贵族及其官兵到古北口外圈占土地,所以承德很多地区的先民就是满族人圈地过来的,比如,隆化县张三营昭勇将军邱大绶,他的儿子为甘肃参将,在康熙年间来隆化落户;步古沟满族蒙古族乡敖姓,祖宗几代是康熙、乾隆的护军,康熙二十年到隆化县步古沟落户。八旗圈地在一定程度上由于抢占土地而造成一些民族矛盾,但是口外圈地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八旗生计问题和满汉民族矛盾问题,同时也必然会促进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融交流。
八旗制度作为清朝的根本制度对于清王朝加强统治、巩固多民族的统一具有重要意义,不仅是满族人进入八旗组织,还有蒙古八旗、汉军八旗。清王朝在“多元一体”的思潮下,以八旗组织团结各个民族,凝聚战斗力,尊重融合多民族文化,实现多民族团结大统一、多民族文化大融合的局面。
这些满语地名是满语和汉语的结合,是语言接触和文化接触的结果,既是汉语形式也属于满语词汇,这体现了满族和汉族之间多元文化的交融和互动,是民族融合的见证。是少数民族文化和历史在地名中的体现。承德地区的满语地名主要是在清朝时期满族人口在此圈地立庄、驻防满军、移民、修筑行宫或者满汉联姻等从而导致满族人口增多,于是满汉民族逐渐成为当地的主要民族构成成分。在满族人口聚居的地方,地名必然会以满语来命名,但是由于汉族人口庞大,满汉之间相互影响,于是产生了众多的满语音译地名。承德地区除了满语地名之外还有很大一部分的蒙古语地名,这是当地蒙古族居民在此生活所遗留下来的历史见证。所以,承德地区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各民族不断交往交流交融的地带,多民族先民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
(二)承德少数民族民间信仰地名文化研究
少数民族民间信仰地名文化,指的是承德地区少数民族地名中所蕴含的民间信仰内涵。寺庙是信仰文化最重要的体现与支撑。承德地区有不少包含“庙”“观”“寺”等字样的地名,这类地名赋予了寺庙以象征意义,表达了人们内心的美好愿望与信仰寄托。在承德地区各地地名中,以寺庙名称命名或者地名中包含相应关键词的地名总计111处,见表2。
| 区县名称
寺庙名称 |
承德市区 | 滦平 | 平泉 | 丰宁 | 隆化 | 宽城 | 承德 | 围场 | 兴隆 | 鹰手营子 | 总计 |
|---|---|---|---|---|---|---|---|---|---|---|---|
| 庙、寺 | 6 | 3 | 6 | 9 | 3 | 4 | 8 | 3 | 6 | 48 | |
| 大石庙 | 3 | 3 | |||||||||
| 忠义庙 | 1 | 1 | |||||||||
| 城隍庙 | 1 | 1 | |||||||||
| 文庙 | 1 | 1 | |||||||||
| 山神庙 | 1 | 1 | 2 | 1 | 1 | 6 | |||||
| 药王庙 | 1 | 1 | 1 | 1 | 1 | 5 | |||||
| 大龙庙 | 1 | 1 | |||||||||
| 老爷庙 | 1 | 1 | 1 | 3 | 1 | 7 | |||||
| 圣祖庙 | 1 | 1 | |||||||||
| 娘娘庙 | 1 | 1 | 1 | 1 | 4 | ||||||
| 九神庙 | 1 | 1 | 1 | 3 | |||||||
| 玉皇庙 | 1 | 1 | |||||||||
| 苏武庙 | 1 | 1 | |||||||||
| 龙王庙 | 1 | 1 | 2 | ||||||||
| 雹神庙 | 1 | 2 | 3 | ||||||||
| 白石庙 | 1 | 1 | |||||||||
| 圣佛庙 | 1 | 1 | |||||||||
| 瓦庙子 | 1 | 1 | |||||||||
| 白庙子 | 1 | 1 | 1 | 1 | 4 | ||||||
| 文庙 | 1 | 1 | |||||||||
| 普宁寺 | 1 | 1 | |||||||||
| 殊像寺 | 1 | 1 | |||||||||
| 喇嘛寺 | 1 | 1 | |||||||||
| 千佛寺 | 2 | 2 | |||||||||
| 竹林寺 | 1 | 1 | |||||||||
| 北观音堂 | 2 | 1 | |||||||||
| 三清观 | 1 | 1 | |||||||||
| 总共 | 23 | 5 | 17 | 15 | 9 | 6 | 19 | 3 | 7 | 1 |
在以上和民间信仰相关的风俗地名中,有道教民间信仰的地名,也有关于佛教民间信仰的地名。根据孟亮学者在《试析冀北民间信仰的杂糅性—承德地区G村民间信仰之分析》一文中所进行的分析,可知承德地区居民信仰没有固定的神灵体系,既有佛教观音还有道教玉皇大帝,还有各类仙家神灵。信仰具有一定的杂糅性,不论什么信仰神灵,只要是对自己有利的,都会纳入到自己的信仰体系中。
笔者在这里主要分析有关道教民间信仰中的地名“山神庙村、药王庙村、娘娘庙村”。
通过研究发掘祠庙地名中包含的祠庙信仰来探讨多民族地区民众的儒道信仰习俗,除了通过文献搜集阅读以外,也进行实地调查采访,研究以民间信仰的代表的民俗文化。
“山神庙村”,据统计以山神庙命名地名的村落在承德市区有1例、滦平县1例、丰宁县2例、承德县1例、兴隆县1例。根据相应县志和调查采访可知,命名原因大致都是因为此地建立有山神庙而得名。山神庙是供奉山神的庙宇,属于道教信仰体系。在《山海经》中山经部分就记载了大量的山系、山神。山神形态反映了原始自然崇拜的思想。所谓自然崇拜就是对自然事物包括山川、河流、风雨雷电等产生敬畏和崇拜的思想。这和人们的生产活动和自然环境密切相关。一方面由于居民思想落后,知识水平不足,另一方面因为人们生产活动所处的自然环境。承德地区是一个多山的地方,山区众多,平原较少,主要是满蒙民族放牧生活地区,以及当时人们对自然现象周围环境认识不足缺乏科学认知,于是对山系加以神化崇拜,认为山上存在神仙,所以要时常祭祀供奉,从而能得到神仙的保护。于是承德地区设立了很多这样的山神庙。据相关历史资料记载,从隋朝开始,人们就在名山上建立寺庙,之后逐渐扩展到其他地方,于是人们在很多有山的地方都开始修建庙宇,为了寻求山神的庇佑保护。在承德这样一个多山地区,人们无疑会建立很多供奉山神的庙宇。据对承德市山神庙村的调查得知,此地在之前是由于建立有一座山神庙而以此取名,但是如今此山神庙已经拆毁,山神庙已经不存在,地名一直延续至今。
“药王庙村”,据统计,承德市区、平泉、隆化、宽城、承德县以药王庙命名的地名各1处。药王庙村命名原因就是由于当地建有药王庙而得名。药王庙是主要供奉著名神医李时珍、张仲景、孙思邈等的一座祠庙,各地的药王庙都会挤满为患者求医讨药的人。这体现出当地居民通过把这些人纳入信仰体系中来祈求消灾治病,健康安全的美好愿望。道教信仰体系中不仅有三清四御这样的神仙也有很多人物形象。这些大人物被人们神化后追奉信仰,比如关羽,很多地方设立关帝庙,药王也属于这类被人们神化的人物。这体现出在儒道思想的感染下,人们拥有重视生活、重视当下、着重现实生活的美好的精神特征。
“娘娘庙村”,据统计在平泉、丰宁、隆化、承德各地区有1处,基本上都是由于此地建立娘娘庙而得名,一直沿用至今。娘娘庙不同地区各庙所拜主神不同,据说供奉有送子娘娘,即掌管妇女怀孕生产的神仙,属于道教信仰体系。每到四月二十八或十八,各地娘娘庙都会有大批香客前来求取泥娃娃以祈求子嗣,而那些已生儿育女的香客也会前来还愿。这种民间信仰,在某种程度上与古人对生命延续的朴素理解存在一定关联。在先民时期,人们对生育现象缺乏科学认知,因而对生命的由来与延续怀有天然的敬重与向往。应当说,求子行为与古人的这种朴素观念并非完全等同,但在笔者看来,二者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家族兴旺、代代相传的美好愿望。
随着经济发展,人们知识水平的提高,对于自然事物、人类本身的认识必然更加科学,所以在今天人们已经很少会真正地维持这些信仰,但是人们在某些情况下也会拜一拜、走一走去寄托生活压力下人们对于生活的美好愿景。
以山神庙、药王庙、娘娘庙为代表的这些寺庙所体现的民间信仰其实体现出清代民间信仰的多样性,信仰方式一般来说可以在家摆设塑像,定期上香,祈祷;还可以到外面的祠庙,如山神庙、圣祖庙等这些祠庙里面亲自上香、祭拜,或者还会带着一些纸钱,表达自己的诚意。在一些寺庙还会定期举办庙会,比如以上香、许愿、还愿为主的庙会,但是具有一定的封建迷信色彩,佛、道、儒教徒都会各自到自己信仰的寺庙中上香祭拜。现如今,民众信仰得到更多的尊重和充分自由,民众通过各种信仰供奉来祈求生活平安,传达内心的寄托,表达自己美好愿望。在承德这样一个多民族共居的民族交往交融的环境下,各民族的信仰文化不断产生交融和交流,超越了民族信仰的界限,成为了多民族共同的一种民间信仰习俗。
清代入关后满族的宗教信仰发生变化,早在顺治二年,朝廷对西北蒙古和天山南路回部的政策,便提出了“以其地宗教信奉为准,一切政治悉因其俗”。清圣祖在热河两次表示“本朝不设边防,以蒙古部落为屏藩”,两次提及“不凭长城御虏”。清帝对汉族敬奉的关羽、岳飞等古代英雄人物也建庙奉祀,把儒家经典奉为儒教尊奉。乾隆在热河敕建包括文庙、城隍庙、清真寺在内的十三座大型寺庙。清朝推行的民族宗教政策是儒教理论和忠义思想与皇权统治思想的统一,同时也是少数民族接受汉族文化,民族之间日益融合的表现。
四、总结
笔者对承德地区的少数民族地名进行了语言和风俗两方面的梳理和分类。总结出了具有一定文化意义的满语地名和民间信仰类地名,然后对其进行地名文化研究,分析其背后蕴含的满语语言文化和八旗文化以及多民族共同的民间信仰习俗文化。最后,通过承德民族地名的研究,可以分析出清代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面貌,为当今维护和促进各民族关系的团结、交往提供了范例。
在费孝通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提到“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整个古代的形成发展,本质上是以华夏/汉族为主体的农牧两大类型民族的统一;以汉文化为主干,农牧两大类型文化的撞击、结合与交融,以汉地耕作农业经济为基础,农牧两大经济的相互依赖与相互补充。”在维护国家统一的前提下,各民族保持固有的制度、宗教、习俗,实行“因俗而治”。清朝统治者正是在这样的统治思想的指导下,才既保障了中国统一,促进了中国人的认同观念,各民族的交往交融交流,同时也保障了各民族传统文化的延续与各自独特的发展,从而形成了统一多民族国家中拥有各民族多种社会制度、多种习俗文化的格局。
参考文献:
- [1] 牛汝辰. 中国地名文化[M].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1993.
- [2] 安双城. 满汉大辞典[M]. 沈阳: 辽宁民族出版社,1993.
- [3] 马铁松. 丰宁满族自治县志[M]. 北京: 和平出版社,1994.
- [4] 王钟翰. 满族历史与文化[M].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
- [5] 张文升,计俊录, 杨秀林. 滦平县志[M]. 沈阳: 辽海出版社,1997.
- [6] 杨振国. 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志[M]. 沈阳: 辽海出版社,1997.
- [7] 李欣. 承德县志[M]. 呼和浩特: 内蒙古科技出版社,1998.
- [8] 费孝通.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M].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
- [9] 仲富兰. 中国民俗学通论[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
- [10] 费孝通. 江村经济[M]. 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