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卡尔·波兰尼如今被视为20世纪最重要的社会科学家之一。1886年他出生在匈牙利的一个犹太人家庭。犹太人在当时欧洲的微妙处境为波兰尼后来的学术经历埋下了伏笔。大学期间，波兰尼学习法律与哲学，这为他日后的学术探索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当时匈牙利的学术界充满活力，波兰尼积极投身于各种学术讨论和社会活动中。波兰尼的学术生涯主要探讨了深深吸引着他的两大问题。一个是随着19世纪工业革命崛起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起源、发展和转变问题。工业革命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它完完全全改变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如贫富差距扩大、社会矛盾加剧、环境破坏等。波兰尼深入研究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历程，并试图寻找一种解决之道。另一个问题是在原始及古代社会中，经济究竟居于何种地位？它与整个社会体系又有何种关系？通过对古代社会的研究，波兰尼认为，经济并不是一个独立的领域，而是与社会、文化、政治等各个方面紧密联系。在原始社会中，经济活动往往是基于互惠、再分配和家计等原则，而不是以利润为导向。这种经济模式与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着很大的不同，它更加注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大转型》提供了对如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重新反思的一种视角，也为重新思考经济与社会的关系提供了新的思路。在当今经济全球一体化的时代，仍然可以从波兰尼的思想中汲取智慧，与此同时，再重新思考社会与市场究竟应该或可以，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不只局限于“嵌入与被嵌”，以面对现如今更加多元和复杂的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

卡尔·波兰尼对“市场”的看法与“嵌入理论”

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型》开篇即写道“这种自我调节的市场的理念，是彻头彻尾的乌托邦。”波兰尼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到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现了衰败、崩塌的迹象，这种追求个人物质利益至上、由市场需求决定人的社会行为的经济形态，侵蚀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并形成了广泛的社会控制。波兰尼笔下的自发调节的市场是资本主义世界所定义的“一种由市场价格引导并且仅由市场价格引导的经济”，但“西欧国内市场实际上是由国家干预所创造的”。他认为，管制与国家干预是自由市场兴起的前提条件。“实际上，管制与市场是一起成长的。自发调节的市场是闻所未闻的；自发调节这个观念的出现本身就是对当时的发展潮流的完全背离。”他还认为：“自由放任绝不是自然产生的；若仅凭事物自然发展，自由市场永远不会形成。”

波兰尼认为，市场社会的兴起是从市场“嵌入”社会向“脱嵌”的转型。在原始和古代经济中，物品生产与分配制度是嵌合在整个社会制度中，并且处于从属的、相对次要的地位的。通过引用和分析马林诺夫斯基等人的大量田野资料，波兰尼指出，原则上，“人类的经济是浸没在他的社会关系之中的。他的行为动机并不在于维护占有物质财物的个人利益；而在于维护他的社会地位，他的社会权利，他的社会资产。社会连结的维系则是命运攸关的。首先，如果个体不遵守关于荣誉或者慷慨的既定行为规范，那他就是自绝于共同体并成为一个弃儿；其次，因为从长期来看，所有的社会义务都是互惠的，从而履行社会义务也最符合个体礼尚往来的利益。”由此总结提出了19世纪前由“互筹、再分配、家计原则”三种交易方式所构成的社会整合模式。

互筹是指在亲属和朋友之间的相互“赠予”的义务行为，这种“赠予”是广义上的，而并非仅限于财务或者服务的方面。而是指一种互助互利的关系。“再分配”是指一种从“付出”到“返还”的完整连锁系统。具体表现为在一个共同体内部，普通成员向拥有权力的领导者，义务奉献、付出财物或服务，然后领导者又通过节日或仪式，将自己聚集并保存的这些财物、服务等返还一部分给普通成员，这意味着共同体内成员能够比较公平的共享集体财富，同时，这一循环的模式能够显示出人们地位、阶层，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社会结构。家计原则——即为自己的需要而生产。“在此，经济组织的样式是一个封闭的群体。尽管形成一个自给自足单元的是家庭、村落或者庄园等非常不同的统一体，但原则本身却是不变的，即为满足群体成员的需要而生产和贮藏。这个原则的实际运用方式，既可以是互惠，也可以是再分配。”

波兰尼论证的两个层面

第一层主要是道德层面的论证。认为把自然和人类当成物品且其价格完全由市场决定，这显然是错误的。“这种想法亵渎了数百年来统治着社会的那些原则”。波兰尼通过列举圈地运动、济贫法取消、工业革命出现等社会现实进行论述并得出结论，这些社会事实导致了土地商品化、劳动力商品化、大量赤贫者出现的结论。正如文中所写“市场体系在处置一个人的劳动力时，也同时在处置附在这个标识上的生理层面、心理层面和道德层面的实体‘人’。如若被剥夺了文化制度的保护层，人类成员就会在由此而来的社会暴露中消亡；他们将死于邪恶、堕落、犯罪和饥荒所造成的社会混乱”。“这种供给只包括羊毛、染料，以及有时要加上的织机和梳毛机等家庭手工业所需使用的器具。如果原材料的供给不济，受到打击最为严重的是那些家庭手工业从业者，他们会暂时失业；但整个过程并不涉及成本高昂的工厂，因而商人也不会因承担生产责任而招致严峻的风险。以买卖为生的布商，只是顺带促进了生产—他对生产的促进并不需要另外的动机。在这里，商品的制造既不涉及互惠互助的态度，也不存在家庭作坊对需求满足的关切；既没有手艺人由其劳动创造而生的自豪感，更与公共赞誉所带来的满足感无关。所需要的仅仅是赤裸裸的获利动机，这种动机是以买卖为职业者最熟悉不过的”“但看起来无可否认的结论是：工资补助本质上就是邪恶的，因为它甚至不可思议地伤害了那些接受补助的人。”这些事实都是由于强制推行自由市场的“恶果”，并且社会还会自发形成干预、限制自由市场的社会保护运动。

第二个层面集中于国家在经济中的角色。即使经济被假定为自发调节，国家也必须持续地调整货币和信用的供给，以避免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双重危险。维持市场自由主义关于国家“外在于”经济的观点已经完全不可能。真正的市场社会需要国家在管理市场方面扮演积极角色，并且这种角色要求政治决策；它不能被化约为某种类型的技术或行政功能。当国家政策向通过更多地依赖于市场的自发调节的脱嵌方向移动时，普通人就会被迫承受高昂的代价。波兰尼对经济脱嵌的努力的极端怀疑同样也是他关于“双重运动”的强有力论证的一个来源。因为经济脱嵌于社会的努力不可避免地会遭遇相反方向的抵制，波兰尼认为市场社会是由两种相互对立的运动组成的—力图扩展市场范围的自由放任运动，以及由此生发出来的、力图抵制经济脱嵌的保护性反向运动。卡尔·波兰尼由此揭示了市场经济下深层的社会自主性，但对如何建设社会自主性，即批判后的解决方法，并没有给出具体分析。

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忽视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特别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强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即社会的系统与架构，与组成社会的各个要素，决定了伴随体系架构产生的意识、诉求、思想等。

宏观层面来说，大航海时代带来了新大陆的发现和新航线的开辟，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极大地拓展了欧洲的市场需求。在那个充满探索与冒险精神的时代，航海家们不畏艰险，踏上未知的征程。当新大陆展现在人们眼前时，丰富的资源如金银、香料等成为欧洲市场的新宠。大量的金银流入欧洲，引发了货币革命，刺激了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香料的引入不仅丰富了人们的生活，更成为贸易中的重要商品，推动了商业的繁荣。这直接促进了欧洲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市场的形成。新的贸易路线的开辟，使得不同地区之间的交流更加频繁，文化、技术和思想也在交流中相互碰撞、融合。工业革命的发生也并非偶然，而是建立在长期的科学技术积累基础之上。牛顿的力学理论为工业革命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基础，让人们对自然规律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瓦特的蒸汽机等重大科学发明和技术革新则是工业革命的关键推动力。蒸汽机的出现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工厂不再依赖于传统的水力和风力，能够更加稳定地进行大规模生产。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铁路、轮船等交通工具的发明进一步加强了地区之间的联系，加速了商品的流通和市场的拓展。这些科学技术的进步转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提高了生产力，为工业革命的爆发提供了技术条件。工业革命和市场经济具有必然性和不可逆转性，它们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

其次，卡尔·波兰尼认为19世纪之前的社会是由“互惠、再分配和家计”所支配的，而非市场和利润动机支配。他认为，市场机制从来没有成为主要的规则。然而，我们需要从历史的角度来客观地看待这一观点。在18世纪之前，由于生产力的局限，人类生活产出通常仅能维持个人与家庭的基本生存需要。在农业社会，人们主要依靠土地进行生产，农业技术相对落后，农作物的产量受到自然条件的极大限制。一旦遭遇自然灾害，如旱灾、水灾、蝗灾等，粮食歉收，人们就会面临饥饿和贫困。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确实并不一定拥有足够多的产出用于市场交换。同时，交通不便，商品的流通受到很大的限制。道路崎岖不平，运输工具简陋，使得商品的运输成本高昂，也限制了市场的范围。此外，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结构也不利于市场的发展。封建制度下，土地和资源主要掌握在贵族和地主手中，农民受到沉重的剥削，缺乏经济自由和发展的机会。城市中的手工业者也受到行会的严格控制，生产和贸易都受到诸多的限制。

我们不能忽视在这个时期市场的萌芽和发展。尽管市场机制不是主要的规则，但在一些地区，贸易活动仍然存在。例如，丝绸之路的贸易往来连接了东西方，促进了文化和商品的交流。在欧洲，城市的兴起也为市场的拓展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条件。城市中的商人逐渐形成了商业团体，他们通过贸易积累财富，推动了商业的发展。

随着时间的推移，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市场机制才逐渐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工业革命的爆发加速了市场的发展，使得商品经济成为社会经济的主导形式。市场的扩大和全球化的进程，使得人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应该认识到，历史是一个连续的发展过程，市场机制的发展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从18世纪之前的以“互惠、再分配和家计”为主导，到工业革命后的市场经济主导，这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对现代化前社会的过度理想化

即使波兰尼在《大转型》第二章中通过历史事件对工业革命带来的各种社会动荡现象等进行了大量道德方面的控诉，然而，工业革命和市场经济真的使普通民众的生活真的变得更差了吗？

工业革命，确实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变革，社会变迁往往伴随着社会问题的产生。诚然，工业革命和市场经济加大了贫富差距，然而，不能忽视历史的全貌。在工业革命之前，贫困是普遍的。那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农业生产主要依靠传统的手工劳作，受自然条件的制约极大。一旦遭遇自然灾害，粮食歉收，饥荒便会迅速蔓延，同样有无数的百姓在生死边缘挣扎。

波兰尼在文字间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即原始文明似乎要优于工业文明，乡村生活似乎要优于城市生活，农业活动和松散的作坊似乎要优于现代工厂，非市场关系似乎要优于市场关系，甚至部落似乎要优于现代组织。他对市场交易与工业革命带来的重大变迁厌恶至极。他把工业革命说成“灾难性事件”，因为工业革命破坏了稳定的人际社会网络、乡村的传统秩序以及人们千百年来所习惯的生活方式，甚至还败坏了人们的道德。比如，他曾提到：“淳朴的农民变成一群小偷和乞丐。”但这种观点未免过于片面。

事实上，工业革命之前的社会也并非波兰尼所想象和描绘的那样安全、稳定和充满道德优越感。稳定不变的家庭结构与人际网络不一定可以给人提供基本的生活所需和便利。工业革命之前的社会，医疗条件极为简陋，人们对于疾病的认识和治疗手段非常有限。一场小小的传染病就可能夺走无数人的生命，间歇性的传染病也让人们生活在恐惧之中。而且，工业革命之前的欧洲，还时时受到不同政治实体之间的侵扰。各个国家和地区为了争夺领土、资源和权力，频繁发动战争。与自由市场经济和工业革命所造成的苦难相比，此前也是另一种社会苦难。自由市场经济与工业革命带来的经济与技术进步、健康与寿命的提升、治安与秩序的改善都是过去的时代难以想象的。工业革命推动了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工厂涌现，机械化生产提高了生产效率。各种商品的产量大幅增加，人们的物质生活逐渐丰富起来。科技的进步也为医疗事业带来了巨大的变革。新的医疗技术和药物不断出现，人们对疾病的认识不断加深，传染病的防控能力也大大提高。人们的寿命得到了显著延长，健康状况得到了极大改善。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治安与秩序也逐步得到改善。随着政府职能的不断完善，警察队伍的建立，法律制度的健全，犯罪行为得到了有效的遏制。人们的生活更加安全，社会更加稳定。而这些成就，是工业革命之前的社会所无法比的。

假想敌的“自发调节市场”

普遍认为，古典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学家主要有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以及弗里德里希·哈耶克。

亚当·斯密被公认为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在18世纪的欧洲，资本主义经济开始蓬勃发展，亚当·斯密敏锐地观察到了市场的力量。他主张市场经济能够自然而然地实现社会的繁荣和富裕，这一观点在当时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在那个时代，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较为频繁，重商主义盛行，贸易受到严格管制。斯密反对政府干预市场，认为政府干预会破坏市场机制，导致资源的浪费和经济效率的下降。他强调私有财产权和个人自由的重要性，认为这是市场经济的基础。私有财产权能够激励人们努力工作、创新和积累财富，而个人自由则允许人们根据自己的利益和判断进行经济活动。亚当·斯密的代表作《国富论》为后来的市场经济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大卫·李嘉图在亚当·斯密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自由放任经济学。李嘉图生活在英国工业革命的鼎盛时期，他目睹了英国经济的快速崛起和国际贸易的日益繁荣。李嘉图提出了比较优势理论，这一理论至今仍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理论基础。他认为各国应该根据各自的资源禀赋和生产效率来进行专业化的经济活动，从而实现市场的最大效率。例如，一个国家可能在生产某种商品上具有比较优势，而另一个国家则在生产另一种商品上具有比较优势。通过专业化生产和国际贸易，各国可以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提高整个世界的经济效率。李嘉图的理论为自由贸易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推动了全球经济的一体化进程。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则是20世纪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经济大萧条之后，世界经济陷入了混乱和困境。哈耶克强调“市场经济和经济自由是保证人类生存和繁荣的最佳方式”。他认为政府过度干预会导致不良后果，如通货膨胀、经济停滞和资源配置不当等。哈耶克提出的“信息失灵”理论认为，只有市场经济能够有效地收集和利用分散的、零散的信息，而政府指导式的经济管理则无法做到这一点。在市场经济中，价格机制是信息传递的重要渠道，它能够反映供求关系和资源的稀缺程度，引导生产者和消费者做出合理的决策。哈耶克的思想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争议，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市场经济的重要性和政府过度干预的弊端。

这些古典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学家虽然共同强调政府干预会在一定程度或方面有负面影响，但从来没有不承认国家的必要性。即使强调私有财产权和个人自由的重要性，这也需要相关政府的工作或法律制度才能得以实现。在历史上，许多国家都通过制定法律和建立制度来保护私有财产权和个人自由。例如，英国在17世纪通过了《权利法案》，确立了君主立宪制，保障了公民的权利和自由。美国在独立后制定了宪法，明确规定了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以及政府的权力和职责。这些法律和制度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政治和法律环境。

现代自由主义经济学也有以保护财产权利和市场自由为前提的规章制度干预。现如今，市场经济面临着各种挑战和问题，如企业社会责任、环境污染、贫富差距扩大、金融风险等。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政府需要采取适当的干预措施，如制定环境保护法规、实施税收政策调节收入分配、加强金融监管等。这些干预措施并不是要否定市场经济，而是要在保护财产权利和市场自由的前提下，纠正市场失灵，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波兰尼口中的完全“自发调节的市场”从来就不曾存在，也没有可行性。在现实生活中，市场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如政治、文化、社会等。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都在市场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政府可以通过制定政策和法规来引导市场的发展方向，企业可以通过创新和竞争来提高市场效率，社会组织可以通过提供公共服务和监督市场行为来维护市场秩序，个人可以通过消费和投资来影响市场供求关系。因此，市场的发展需要各方的共同努力和合作，而不是单纯地依靠市场的自发调节。

古典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学家他们强调市场的力量和个人自由的重要性，但也认识到政府的必要性和市场失灵的存在。

总结与反思

波兰尼在描绘前市场社会时，更多是在描绘农业社会。作为一个人类社会特定发展阶段的特征。从家庭关系、邻里关系及社区关系等社会结构因素，到人的生产与居住方式，再到人的人格特质与心理结构，波兰尼更多地是在描绘农业社会的特征，而未必就是前自由市场经济时代的制度特征。在农业社会，家庭关系紧密而稳固，几代人同堂生活，共同劳作，尊老爱幼的传统得以传承。邻里之间互帮互助，在农忙时节相互支援，形成了一种基于共同生存需求的互助网络。社区则是人们生活的重要依托，举办各种传统节日和庆典，增强了共同体成员的归属感和凝聚力。人们的生产方式主要依赖于手工劳动和简单的工具，居住在与土地紧密相连的乡村，生活节奏随着季节的变化而起伏。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人们的人格特质表现出朴实、勤劳和坚韧，对土地和家族有着深厚的情感依赖。然而，即便不是自由市场经济，工业革命的到来，也会使得这些传统被破坏。如果着眼于长期，长达数十上百万年的人类经济史中只发生过两大重要事件：第一是发生在距今一万年前的农业革命，第二就是工业革命。农业革命使人类从狩猎采集走向定居农耕，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工业革命则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工业革命直接表现为机器对人工的替代，无生命动力资源对有生命动力资源的替代，以及矿产资源等新型原材料对动植物资源的替代。工厂里，机器声取代了手工劳作的节奏，蒸汽动力和电力成为推动生产的主要力量。煤炭、铁矿等矿产资源被广泛应用，极大地丰富了生产资料的来源。同时，工业革命还意味着工厂制度的兴起和生产组织的革命。规模的工厂取代了传统的家庭作坊和手工工场，生产过程更加专业化和标准化。人口的迁移集聚及城市革命的发生，使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寻找新的工作机会和生活希望。城市迅速扩张，高楼拔地而起，街道上车水马龙。人的社会网络开始脱离传统亲缘关系而进入非人格化的交易合作关系。在城市中，人们与陌生人进行商业往来，合作的基础更多地基于利益和契约，而不再是血缘和亲情。随之而来还有生活方式和心理结构的巨大改变。人们的生活节奏加快，更加注重时间效率和经济效益。心理上，人们面临着更多的竞争压力和不确定性，对未来充满了期待和焦虑。所以，对波兰尼所珍视的原始文明的破坏，主要是由工业革命所引发的，并非由自由市场制度本身所导致，而且这种转变是不可逆转的。工业革命的浪潮，无论人们是否愿意，都被卷入其中。传统的农业社会逐渐解体，新的工业社会秩序逐步建立。

其次，波兰尼认为自由市场经济和工业革命导致了普通民众的贫困和严重的社会灾难。对于这一问题，波兰尼更多的是道德分析。比如，他讲到劳动力和土地的商品化导致了对过去稳定生活的破坏及“流离失所”，但他并未充分剖析其经济逻辑。他对社会灾难的描述不足以判断：英国或欧洲普通民众的生活在市场社会兴起前后究竟是变好了还是变差了？贫困问题在前近代时期（前工业社会）也是全世界各地普遍存在的问题，无论是欧洲、非洲还是亚洲，没有可以遮风避雨的房屋、缺衣少食的贫困现象是广泛存在的。因此，普遍贫困本身并非工业革命的结果。相反，长期来看正是工业革命大面积地消除了贫困，并使人们的生活水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波兰尼强调经济嵌入社会，反对将经济问题从社会中抽离出来进行纯粹的市场化运作。但是，面对工业革命后甚至是经济全球一体化后复杂多变的社会经济现象，社会与市场一定是对立或者嵌入与被嵌的关系吗？在工业革命后的社会中，市场确实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市场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社会的价值观、文化传统、法律制度等因素都对市场产生着影响。同时，市场也为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和资源。社会与市场之间存在着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关系。

参考文献：

1. [1] 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M].冯钢,刘阳,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2. [2] 施琳.经济人类学[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
3. [3] 斯密·亚当.国富论[M].孙善春,李春长,译.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24.
4. [4] 李嘉图·大卫.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M].周洁,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3.
5. [5] 哈耶克·弗里德里希.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M].邓正来,译.北京: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2003.
6. [6] 马克思·卡尔,恩格斯·弗里德里希.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7. [7] 海因里希·米夏埃尔.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资本论》导论[M].张义修,房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
8. [8] 包刚升.反思波兰尼《大转型》的九个命题[J].浙江社会科学,2014(06):4-14+21+155.
9. [9] 龚天平,刘潜.卡尔·波兰尼经济伦理思想的阐释与批判——以《大转型》为中心的探讨[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35(01):19-26.
10. [10] 王欣,杨君.社会自主性:大转型的新向度——评波兰尼的《大转型》[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7(06):54-59.
11. [11] 张江峰,李治兵,毕思能.国内对卡尔·波兰尼《大转型》的研究综述[J].攀枝花学院学报,2019,36(01):67-70.
12. [12] 陈治国.嵌入到互渗——市场与社会的关系再考察[J].社会科学家,2019(03):59-63.
13. [13] Lacher H. Karl Polanyi, the “always-embedded market economy,” and the re-writing of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J].Theory and Society,2019,48(05):671-7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