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汉代画像石、漆器、壁画中频繁出现的灵芝、嘉禾、木连理等植物纹样，究竟是纯粹的装饰语言，还是承载着特定知识体系的视觉符号？若为后者，这些符号所依据的知识从何而来，又通过何种机制完成从文本到图像的转化？以往研究多从祥瑞思想或图像学角度考察汉代植物纹样，将其视为升仙信仰或思想宣传的直观表达。然而，这类解释往往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祥瑞植物之所以能够成为“祥瑞”，其意义并非自明，而是依赖于特定的知识建构。灵芝何以成为“不死之药”？嘉禾何以象征“太平盛世”？这些意义的赋予，需要回到汉代的知识体系中寻找答案。《神农本草经》（以下简称《本经》）作为汉代本草学的集大成之作，恰恰提供了这样的知识资源。其文本不仅系统记载了药用植物的种类与功效，更以三品分类法将“延年”“升仙”等功能赋予灵芝等上品药物，使其超越医学范畴，成为承载文化意义的符号。

一、《本经》的研究概况与理论视角

（一）《本经》的成书与流传

近世《神农本草经》的成书年代历来争议颇多。近世医家学者多认为《本经》是汉代之后的伪托之作，其重要依据是《汉书·艺文志》中没有关于《本经》的记载，意味着至少在班固编撰《汉书》之时（约公元54—92年）《本经》尚未定本，或只在小范围流传。也有学者认为，《汉书·艺文志》之所以未著录本草典籍，原因在于此类典籍“隐藏”于各家经典的“外经”之中。据马继兴先生在《神农本草经辑注》中考证，此时已有《本草经》在社会上流传，汉魏之间还存在多种不同名目的本草书。

《本经》被认定为本草之祖始于陶弘景编撰的《本草经集注》。现存《本经》诸辑本基本皆从《证类本草》中保留的《本草经集注》辑复而来，故后文所引“《神农本草》云”主要出自此类版本或其现代校对本。

（二）相关综述研究

《本经》作为中国现存最早的药学典籍，其与汉代思想文化的交融已为学界所关注。

其一，关于《本经》与道教思想的关系。研究表明，《本经》的三品药物分类体现了“祛病—长生—成仙”的阶梯化思想，嵌入汉代祥瑞文化的象征体系。杨金萍、刘更生、王振国指出，道家养生思想在《本经》的文本形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杨金萍、刘更生、杨佃会进一步分析汉画像石中的傩舞图，揭示《本经》中部分药物记载承载了迷信色彩，强调《本经》并非完全脱离迷信思想的理性产物。

其二，关于祥瑞图像的研究。汉代正史专设《符瑞志》记载历代祥瑞，植物亦在其中。目前可见最早的汉代五瑞图包括黄龙、白鹿、甘露、嘉禾、木连理。《汉书》《后汉书》中祥瑞动植物的记载俯拾皆是。张道一以《符瑞志》为序，结合武梁祠等图像资料，详细列出97种祥瑞，揭示了祥瑞图向吉祥图转化的内在联系。

然而，现有研究虽关注到《本经》与思想文化的关联，或从图像学角度重视纹样分析，但尚未充分关注《本经》的文本描述如何通过传播机制影响汉代的视觉文化，也较少建立《本经》药物记载与图像表现之间的系统性联系。这一空白为本文提供了研究契机。

（三）理论方法：知识社会学与“社会转化”

知识社会学为理解《本经》的传播机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该学科发轫于20世纪初，以舍勒和曼海姆为代表，主张知识受社会存在决定，强调思想意识与社会群体的联系。

20世纪中期以后，知识社会学经历了从“社会建构”到“传播建构”的理论转向。伯格与卢克曼的《现实的社会建构》奠定了经典范式，强调知识在日常互动中被建构。此后，卢克曼、诺布劳赫等人进一步提出“传播转向”，将分析焦点转向“知识在语言使用和传播过程中如何在社会中流通”。在这一视角下，知识不再是静态的“存货”，而是“持续的符号与意义生产、固定和转化的过程”。

基于上述理论资源，本文构建如下分析框架：将《本经》的传播视为一个“知识的社会转化”过程，包含三个环节——知识供给、视觉产物与传播主体。

二、《本经》的文本特色与知识供给

（一）《本经》的成书与升仙思想

“本草”一词最初出现在西汉时期。《汉书·郊祀志》记载建始二年（公元前31年），“侯神方士使者付佐本草待诏七十余人皆归家”。《汉书·平帝纪》记载元始五年（公元5年），征天下通知方术、本草者数千人诣京师。《汉书·游侠传》载楼护“诵医经、本草、方术数十万言”。可见当时已有“本草”专门名词、专门著作及专门官职，暗示汉代医学实践的高度发展。

汉代是阴阳五行学说与道教思想深刻影响医药观念的重要时期。“长生成仙”观念的流行，使药物不仅被赋予治病功能，更成为通往永生的媒介。《本经》在这一背景下形成，其三品分类与道教的“祛病—长生—成仙”思想相契合。冈西为人也认为：“(汉代)医疗和神仙道术在涉及药物时属于同一范畴”，即认为“仙药”与医药没有本质区别。姜生等人同样认为:“《本经》正是秦汉以来神仙方士服食经验的全面总结，此书不仅具有医药方面的意义，应是那时的神仙方士们的养生服食指南。”

当时的统治者对升仙的痴迷更推动了这一思想的普及。汉武帝广泛重用方士，举办封禅祭祀，以灵芝、丹砂等为祭品，强化药物与神仙世界的联系。这种文化潮流使药物的功能逐步超越医学范畴，成为承载祥瑞象征的重要符号。

（二）《本经》的内容结构与图像符号

《本经》的三品划分法体现了清晰的阶梯化思想：

“上药一百二十种为君，主养命，以应天。无毒，多服、久服不伤人。欲轻身益气，不老延年者，本上经。

中药一百二十种为臣，主养性，以应人。无毒、有毒，斟酌其宜。欲遏病，补虚羸者，本中经。

下药一百二十种为佐、使，主治病，以应地。多毒，不可久服。欲除寒热邪气，破积聚，愈疾者，本下经。”

于赓哲认为，在这本中国古代药书基本经典中，“初阶”观念已基本清晰，上中下三品分别对应“不老延年”“遏病补虚羸”“愈疾”的功能阶梯。

上品药的组成可窥见这种思想的萌芽。观察品级还可发现，上品药中“石部”尤为突出，炼丹、服食青睐的金石类药物占据显要位置。葛洪等人强调长生和成仙是循序渐进的路线，而《本经》的年代正是这种思想孕育成熟的时期。

综上所述，《本经》的三品分类体系与升仙思想，为特定植物赋予了“延年”“成仙”等超越医学范畴的文化属性。这些属性成为可供士人阐释、方士仪式化、工匠视觉化、君主权力制度化的“符号资源”，奠定了后续社会转化的知识基础。

三、《本经》与祥瑞植物纹样的形成

（一）汉代图像中的祥瑞植物纹样类型

古人认为植物冬死春活的生命模式具有不死的象征意味。弗雷泽在《金枝》中研究了各民族的“树神崇拜”，指出“在原始人看来，整个世界都是有生命的，花草树木也不例外”。

汉代图像中的祥瑞植物主要分为禾类和木类。禾类包括嘉禾、蓂荚、萐莆、平露、华苹、秬鬯六种；木类包括木连理、建木、松柏、灵芝、桂树。其含义主要有三：祈盼丰穰、彰显皇权君德、升仙思想。

彰显皇权与君德的植物多为“禾”“木”类。汉代人认为这些吉祥植物与皇权、君德有关。《拾遗记》载：“宣帝之世，有嘉谷玄稷之祥。”王莽辅政五年间，发现祥瑞七百余件，其中禾长丈余、一粟三米等，皆被说成明君在世、天人感应的结果。

表现升仙辟邪思想的吉祥植物多与长生不死相关。这种思想不仅受黄老道家及西王母信仰影响，也与植物本身的特征息息相关。《汉武帝内传》所列长生仙药包括“太微嘉禾”“八石十芝”“松柏之膏”等，“得服之，可以延年”。观察“芝”“松柏”等植物在《本经》中大都对应“上品”，其间关联可见一斑。

（二）《本经》与祥瑞植物的知识关联——以“芝”为例

1. 从文本到观念：本草知识对灵芝的符号建构

灵芝，本名“芝”，又名“三秀”“灵草”“芝草”等，见则祥瑞，故称“灵芝”。《本经》云：“山川云雨、四时五行、阴阳昼夜之精，以生五色神芝，为圣王休祥。”《瑞应图》云：“芝草常以六月生，春青夏紫，秋白冬黑。”本草书籍直接影响了人们对“芝”的认识，赋予“灵”之名，冠以成仙等祥瑞之意。

周保平指出：“汉代吉祥植物与吉祥动物表示吉祥寓意的方法有些不同，吉祥植物鲜有通过谐音来表示吉祥的，它主要通过植物的形态、生态和价值以及征兆、功用、特征和传说附会来寓意吉祥。”灵芝在《本经》中恰好被归为上品，文本知识的表现似乎也构建了完整的“灵芝”形象。

2. 从观念到视觉：灵芝纹样的图像表现

汉代，随着灵芝形象的丰富，其长生不死、延年益寿的象征在图像中愈发明确。图像中的灵芝多呈伞盖状或蘑菇冠状，配以曲柄，且常与西王母、玉兔、伏羲女娲组合出现，作为不死之药或仙草与这些神人构成特定图式。

在下列三幅图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图像中的灵芝画像多呈伞盖状或蘑菇冠状，并配曲柄。并且灵芝常常与掌有不死之药的西王母、捣制不死之药的玉兔以及象征生育的人类祖先伏羲、女娲组合在一起。

作为“不死之药”或者仙草、灵草与这些神人组合在一起构成特定的图式。这些特定的图式前述思想是紧密关联的。云气纹是否从灵芝形象中提取，学界虽有讨论，但非本文重点，不展开论述。

四、《本经》知识的社会转化机制

（一）知识供给者：士人的阐释

《本经》的传播首先依赖于士人阶层的阐释。士人通过注释、校订和传播，强化了《本经》中药物的文化属性。以灵芝为例，士人在解释其“轻身益气、不老延年”的药效时，结合道教的信仰，赋予其“祥瑞之草”的象征意义，为工匠的视觉创作提供了理论依据。

士人阶层还通过撰写本草著作、教授弟子、参与宫廷医药事务等方式，将《本经》的知识向社会各阶层扩散。他们的阐释不仅传递了药物的实用知识，更重要的是构建了药物的文化意义，使其成为可供其他社会主体调用的符号资源。

（二）仪式实践者：方士的推广

方士群体在《本经》知识的转化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他们通过宗教仪式和祭祀活动，将灵芝等药物推广为“长生不老”的象征。道教仪式中使用灵芝作为祭品，强化了它在活动中的重要地位。

方士还通过服食实践，将《本经》中的上品药物纳入个人修炼体系。他们的实践经验与宗教体验，进一步丰富了药物的象征意义。例如，灵芝在服食过程中被体验为“通神”“升仙”的媒介，这种体验通过口耳相传，强化了其在民间信仰中的地位。

方士的仪式实践，使《本经》的知识从文本进入活态的宗教生活，从理性化的药物知识转化为充满神秘色彩的信仰符号。这一过程，是知识社会化的关键环节。

（三）视觉创作者：工匠的图像转化

工匠是完成知识视觉化的最终环节。他们根据《本经》中药物形态的描述，结合传统艺术语言，创造出独具文化象征意义的纹样设计。

以灵芝为例，《本经》描述其“五色神芝”的特征，工匠在图像中表现为伞盖状、蘑菇冠状的形态；《本经》赋予其“延年”“升仙”的功能，工匠通过将其与西王母、玉兔等神仙形象组合，表达这一象征意义。在徐州汉墓画像石中，灵芝与仙人共现，表现其升仙功能；马王堆漆器上的灵芝纹则以“云气化”的曲线表现其神圣气息，直接对应《本经》对灵芝“长寿吉祥”的功能描述。

工匠的创作并非被动接受文本知识，而是主动选择、组合和转化。他们在传统艺术语言的框架内，将文本描述转化为视觉元素，创造出既符合艺术规律又承载文化意义的纹样。这一过程，是知识从抽象概念到具体形象的转化。

（四）政治利用者：统治者的宣扬

汉代统治者在《本经》的传播中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君主对长生不老的追求，使上品药物的象征意义从思想、医学领域扩展至政治领域。

灵芝在汉代不仅是吉祥长寿、实现升仙的象征，更是明君仁慈、德至山陵草木的瑞应。武帝元封二年，芝生甘泉宫斋房，因作歌曰：“斋房产草，九茎连叶，宫童效异，披图案谍。玄气之精，回复此都，蔓蔓日茂，芝成灵华。”《汉旧仪》载：“芝有九茎。芝金色，绿叶朱实，夜有光，乃作《芝房之歌》。”宣帝、明帝、桓帝时期，均有灵芝生于宫殿的记载。

统治者通过对神仙信仰和祥瑞文化的利用，将本草药物的功能与政治合法性叙事结合在一起。这一过程不仅推动了《本经》的传播，也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其药物内容的文化地位。灵芝等祥瑞植物纹样作为药物文化的视觉表现，不仅出现在宗教仪式和民间工艺中，也被用于宫廷艺术和官方宣传，以强化古代皇权的天命正当性。

五、结论

《本经》不仅是汉代医药学的重要典籍，更通过士人、方士、工匠、帝王等多重社会主体的阐释、仪式、创作与利用，完成了从文本知识到视觉符号的社会转化。

本文从“知识的社会转化”视角出发，构建了一个包含“知识供给—视觉产物—传播主体”三环节的分析框架。研究发现，《本经》的三品分类体系与升仙思想，为灵芝等药物赋予了“延年”“成仙”等文化属性，成为可供转化的符号资源；士人的阐释强化了这些符号的文化意义，方士的仪式将其嵌入信仰体系，工匠的创作将其视觉化，统治者的宣扬将其政治化。四类社会主体的传播实践，共同推动了《本经》知识从文本到纹样的转化。

灵芝等祥瑞植物纹样的广泛使用，正是这一转化过程的物质呈现。它们将《本经》的文化意义转化为可视化的表达形式，最终塑造了汉代艺术与思想的独特面貌。本文的研究框架或可为探讨古代知识与图像的互动关系提供新的思路——知识并非静止地存在于文本中，而是在社会传播中被不断赋予新的意义，并以多种媒介形态展现。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拓展至其他本草文献及其图像表现，以更全面地揭示古代医学知识在视觉文化中的传播路径与文化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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