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埃比尼泽·霍华德曾对乡村的生态问题表示了担忧，他认为由于城市对资源的集中需求和开发，乡村地区的自然环境、传统文化和社区结构等方面也受到了严重威胁。在中国文学界作家们也纷纷对乡土有着独特的情怀，更是有着“贵乡村、抑城市”的倾向。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化对乡村的冲击日益显著，其中生态问题成为关注的焦点，而乡土小说家们也走在时代的前沿，不遗余力地批判工业化、城市化对中国当代乡村的影响。比如，贵州作家王华的长篇小说《桥溪庄》，便是一部关乎现实的生态小说，深刻地描写了人的异化，她以其独特的生态视野，揭示了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乡土面对生态危机的“常”与“变”。

一、自然生态：乡土失守后的剧痛

“生态文学是考察和表现自然与人之关系，以及探寻生态危机之社会根源的文学。”和大多数对生态文学关注并进行生态写作的作家一样，王华对乡村的自然有着一种热爱。贵州作为一个较偏僻的地区，在古时是一个较受“欢迎”的地方，尤其是贬官、逃避战争等，也因此形成了一个多民族聚居地。而地理上的喀斯特地貌，导致此地长期处于落后、欠开放的地区，也因此，尤其是贵州少数民族聚居地大多是绿水青山、环境宜居、生态良好。在这样一个自然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作家理然偏爱此地的山水，依恋自己的家园，在这样一个静谧的地方，乡村的一丝一毫的变化自然有着敏锐的感觉。在当时，重工业对自然环境的损伤使生态环境面临着严重的生态危机，作为土生土长的贵州人，王华的创作自然摆脱不了对家园被破坏的忧思。正如她所宣称的那样，文学具有承担社会责任的功能。面对乡村中严重的生态危机，她自行履行起了社会责任，同时也担负起了文明批评的重任。2004年，王华在她的故乡担任教师，每日前往学校的途中，都需要路过一条名为桥溪河的流水，而在河畔不远处矗立着一家规模不大的水泥厂，该厂对周遭的自然环境造成了严重的污染。灰蒙蒙的环境，使得植物和菜地也裹上了一层层灰，每一次的路过，而习惯了山清水秀的王华怎么可能不注意到，怎么不为此感到心痛？而2005年发表的《雪豆》，王华便是以桥溪河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被污染为原型，构建了一个乡村“桥溪庄”，写尽了这里发生的悲惨故事。

桥溪庄是为省道和水泥厂而生的。有了便利省道，也就意味着脱离了交通不便，工厂自然就建在这里了，村民们也都认为在这里比在山上种庄稼和树更容易挣钱，山上的人纷纷下来，在这里扎根，将自己的房子建在这条路的两边，和工厂紧紧挨着，搬下来的人越来越多，渐渐地有了几十户人家，也就从桥溪河转变成了桥溪庄。这条曲折的省道确实给山里人带来了一些好处，如经济和便利的出行条件，在此同时也带来了冒着黑烟、昼夜不歇工作着的工厂，同时也带来了各种各样的人的异化。即使这条省道是如何的曲折，那一截路能将车轮糟蹋得不成样子，工厂是如何损害人们的健康，人们都奋不顾身。当桥溪庄出现的那一刻，就已经意味着：桥溪庄与传统的依靠农业、养殖业为生的典型农村脱离，进入了工业化时代。那被碾压的道路，以及李作民与他的女人就是最好的佐证。多年前，当李作民的女人还是半大姑娘时，听着李作民许诺的未来：

李作民就说，我们以后可以进厂打工，爸们说了，桥溪厂旁边全是我们的地，厂里用石头用泥都得在我们地上取，我们要去厂里当工人他们不能不干。

而她真的嫁给了李作民，也进厂当了粉刷工，那色彩斑斓的未来却没有看见，不仅日子是灰尘尘的，她也是早早地便感染了肺病。

《雪豆》开篇就描写了桥溪庄的自然环境：

“茫茫雪野在朦胧中沉睡。但桥溪庄无雪。”

在方圆一里之外，一切都在雪野中沉睡，而不足一里的小小村庄却无雪。桥溪庄具体是什么时候没有雪的，可以追溯到六年之前，村民们看着雪在眼前飘着，却怎么也飘不到他们村里，甚至在这之后，连雨也渐渐地变少了，最初还象征性地下些小雨，随着环境的恶劣，连小雨也很少了。作者在这里只提到了雨雪的变化，丝毫没有提及环境、植被等的变化，却写尽了生态环境的恶劣变化，那隐含在笔后的环境就如桥溪庄的生育一样：从那年起，不爱发芽了，即使发了芽，也大多夭折。雪豆是“难产”的桥溪庄的最后一个孩子，她出生一直喊着：“完了、完了”。这几乎隐含了桥溪庄将来的命运。废气弥漫空中，废渣堆积地面，河水遭受污染，这些污染物也悄然侵蚀着人们原有的健康体魄，导致桥溪庄的男女普遍遭遇无法生育的奇怪病症。可笑的是，村民们竟将这一切归咎于天命，甚至将喊出“完了”的雪豆视为预言未来的女神，对其顶礼膜拜。他们虔诚地向神灵祈求，但在这片似乎被上天遗弃的土地上，神灵也仿佛失去了庇护之力。受“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一传统观念的影响，村民们长期生活在恐惧与不安之中，深陷生育困境无法自拔，四处徘徊却难以找到摆脱困境的出路。自然环境的恶化不可避免地引发了社会环境的变迁，正是在这种自然与社会环境的双重压迫下，桥溪庄逐渐步入了末世的阴影之中。

二、社会生态：伦理扭曲后的丑恶

奥尔多·利奥波德提出了大地伦理学的概念，在他看来伦理学的发展其实也是一个“生态进化的过程”。他不仅借助进化论视角重新诠释了伦理学，还运用生态学中的共同体这一概念来描绘人类社会中的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在生态学中，“community”一词有双重含义：一是指由人类组成的共同体，如社区、社团等与人类有关的场域；一是指由动植物构成的集体，即“群落”，它强调的是生活在特定区域或自然栖息地内的所有生物种群的总和。如果用“community”阐释由人类构成的团体时，其边界则相对明确并且容易界定。然而，用其阐释动物、植物时，由于它更侧重于生态系统中生物之间的相互关系，比起前者来说，难以界定。利奥波德提出的大地伦理学将两者结合起来，打破了人类与自然独立存在的弊端，对“共同体”概念进行了创新性扩展。因此，正如大地伦理所提倡的：“大地共同体”不仅包括人以及人类社会，同时包括土地、水、动植物等自然元素。正如他大地伦理学所倡导的那样，某一事物是否促进生物共同体的完整性、稳定性与美感关系着它行为的正确与否。而王华写的小说《雪豆》里面人与自然正是形成了这样一种伦理关系，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和人与社会之间，同时也包括人与大地（自然）之间。桥溪庄不只在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伦理关系发生了变异，而其中最大的影响因素便是自然的变化，出现了严重的生态问题：桥溪庄至少六年没有下过雪，连小雨也很少见，而这些生态危机映射到人身上，与大地的共同体关系致使这些人产生了某种异化。当一件事物不再促进生物共同体的稳定时，它的存在以及行为是错误的。而当水泥厂的介入，即工业进入乡村，它并不能使人与人、社会、自然的关系稳定时，或许也就该抛弃了。桥溪庄中人类与自然的冲突，凸显出当代乡村自然生态所遭遇的难以愈合的危机。

村民们与桥溪庄的自然生态环境组成了一个“共同体”，只有人类尊重自然生物的生命价值时，不仅仅是为了索取，也懂得反馈，这个“共同体”才会和谐，长久地生存下去。而在小说中，不管是外来的入侵者还是本土人，对桥溪河这个地方都只有索取，引起了很严重的生态问题。当生态危机引起人们的异化，本土人却显得很愚昧、可笑，把这一切都怪在一个出生的小女孩身上，甚至把所谓的希望寄托在神灵身上，无论是把雪豆看作神女，抑或筹资修观音庙，那破旧、落灰的观音庙似乎也是最好的证明，“自然神灵”抛弃了他们。桥溪庄六年没下雪以及很少的小雨，已经暗示了当地的生态环境受污染的严重性。当“共同体”中的生态环境遭受到了破坏，两者之间的伦理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同时也引起了人内部之间的伦理关系的异化。最显著的是生态的危机致使当地几乎所有男人都患有死精症，在这下面引出了一桩桩悲剧以及错乱的伦理关系。

桥溪庄修建观音庙一事，折射出村落生育危机引发的系统性伦理失序与人性异化。当地普遍存在男性生育障碍，村民将“生育”奉为最高伦理，迫使女性放弃劳作、专职生育，却大多仅能怀上“气胎”，生育焦虑成为笼罩村落的核心困境。在此背景下，传统婚恋与家庭伦理逐步瓦解：陈小路之妻兰香因修庙石匠大树得知不育真相，为实现生育目的背离婚姻；赴村修庙的石匠本有家室，却在村落异化氛围中另组家庭，与寡妇凤美形成双重婚姻关系。生育至上的伦理观，同样摧毁了青年一代的情感联结。雪朵与雪果两情相悦、私定终身，却因雪果被确诊为死精症，被迫遵从母命嫁与能生育的山子，纯粹爱情让位于功利性生育需求。雪果将这一安排视为背叛，其心态在生育挫败中彻底扭曲：他与陈小路带回的田妮成婚，却仅将对方当作满足繁殖欲的工具，全然无视个体尊严，暴露出人性退化为原始欲望的异化状态。田妮得知真相后出逃，成为压垮雪果的第二次“背叛”，最终使其精神崩溃、彻底异化，乃至对亲人犯下重罪，清醒后却毫无记忆，呈现出典型的地域性精神失控。雪果的病症具有鲜明空间指向性——仅在桥溪庄境内发病，离开村落便恢复正常，直指生态危机是伦理异化的深层根源。受此影响，村落成员全面陷入精神与道德崩塌：陈小路因打击拐卖妇女，李作民在外寻外遇，天真的雪豆因一句玩笑人生尽毁，唯一生理正常的雪山最终也精神失常。此外，小说构建起特殊的人—猫伦理关系，雪豆将猫视作精神寄托与“子女”，猫则在其被困时呈现出“人化”共情反应，成为生态与精神双重危机下，人类情感异化、亲属关系重构的鲜明隐喻。桥溪庄的村民们的异常行为正是对大地的非自然化的反应证候。正是因为桥溪庄的自然生态遭受着人为的破坏（水泥厂的进入），使得这里的生态环境也和村里的女人一样，难产，刚冒芽便死亡。文中对桥溪庄的描写体现了作者的生态理念，即生态环境拥有着不依赖经济利益而存在的权利，一旦人类反复破坏、蹂躏自然的权利，其背后的自食恶果的往往是人类自身。

三、精神生态：神性退去后的抗争

正如李欧梵所说，现代性赋予了人类改变世界的力量，在这个过程中，也改变了人类自身。现代性的到来使个人从传统束缚中解放，也赋予了人前所未有的自由，使人能够自主决定大部分问题。而在现代性所带来的各种自由、自主权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系列的生态问题。这份自由使人类变得膨胀，试图掌握自然，却又难以承受自然带来的惩罚，比如水资源减少、空气污染加剧、土地荒漠化、海洋受污染、生物种类减少等惩罚。“对于知识分子来说，现代性的物质恶欲造成的生态恶化使‘诗意的生存’永远成了梦境。”王华肩负起了作为知识分子的责任，对存在的生态恶化进行评判，并体现在了她的作品中，尤其是小说《雪豆》。从另外一种层面上讲，属于现实层面的现代性与精神难以脱离。《雪豆》中，村民从最初的抛弃他们的“神灵”，因现实困境又将希望寄托在宗教上，发现无用后则再次抛弃并陷入颓废，最后勇敢走出那个不足一里的小圈子，敢于去抗争，寻找希望。这部小说不仅揭示了农民在困境中的精神生态变化，还探讨了精神生态重建的可能性。这也映射了作者对生态危机的担心，以及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期望。

《雪豆》花了大量笔墨抒写生态环境遭遇破坏后的忧郁和焦虑。《雪豆》一开篇，便描绘了一个萧瑟的桥溪庄景象：黎明时分，四周静谧无风，广袤的雪原沉浸在朦胧之中，唯独桥溪庄不见雪的踪迹。这个村庄因水泥厂的影响而蒙上了厚厚的灰尘，污染严重到连雪和雨都变得稀少，显得异常萎靡，与常见的充满生机的乡村风貌大相径庭。小说中自然的生态危机影射到农民身上，他们不得不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工厂的污染造成的不孕不育症成为桥溪庄人普遍的恐慌与迷乱，李作民的妻子因做水泥厂的粉刷工而患上矽肺病，年纪轻轻便瘫倒在床上，只能靠生姜水维持生命。而这种身体上的痛苦直接映射到村民们的精神世界，人们不再相信传统的信仰，转而寻求超自然的解救。雪豆的出生给末世的桥溪庄带来了希冀，而伴随着她说的“完了”，成了桥溪庄毁灭的判词，这个小地方从此也就“无根绝后”了。村民们将雪豆视为“神女”，认为她身上肯定附着神灵，能够给人们以解救，因此向她跪拜了一整天。当发现跪拜超自然对象也不能打破这个局面时，便又回归传统的信仰中，认为他们这个地方不信仰送子观音，因此被惩罚生不出孩子。村民们纷纷开始凑钱修一座观音庙来压一压他们这个地方的“邪气”。他们试图通过迷信方式来寻找心灵的慰藉，但这种虚幻的信仰并不能真正解决他们面临的困境，反而使他们在绝望中越陷越深。这种精神的困境不仅体现在桥溪庄这个群体身上，也体现在了个体上。而个人的精神变态又可以大致分为两个方面，自然的与非自然的。雪山为了讨好雪豆，不断去偷猫，在最后一次偷猫的途中，他在与猫的决斗中摔成了傻子，这是自然发生的。雪果与雪朵的爱情原本真挚、朴素，水泥厂给桥溪庄带来了严重的污染，“魔气”也开始充满桥溪庄，他们的爱情最终走向了毁灭。也因此雪果的精神世界则经过了两次变异，属于不自然的精神困境，一是雪朵的结婚生孩子，他回归了兽性，不断地折磨田妮；二是田妮的逃走，对他造成了严重的危机，开始完全兽化，失去了伦理观念。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雪豆也属于非自然的精神困境，在被自己的哥哥雪果伤害后，精神失常。

管桥溪庄人的精神状态发生了各种异化，但他们并没有放弃抗争与希望。当李作民知道雪果所做的事之后，毅然将他的一只脚掌砍断，以防止他再伤人，甚至后面将他送进精神病院治疗。村里的人们得知李作民老婆自杀死了，主动为他们一家操办起丧事，雪豆疯了跑了，也主动帮助他们找雪豆等等。虽然他们经历了许多的精神挫伤，但他们并没有放弃作为人善良的一面，这似乎也预示着往好的未来。终于，在大家的努力下，雪豆找到了，并且送他去医院治疗好了她的病。而生态危机所带来的生存困境，最终也在大家的敢于面对、抗争而解决了，最终桥溪庄的死精症被治好了，走向了美好的结局。王华在小说中通过细腻的心理描写，展现了农民在困境中的挣扎、抗争与希望。她凭借敏锐的艺术感知力，深刻洞察社会一角，精准捕捉到了生态危机这一社会问题，并在作品中流露出对贫困地区农民深切的人性关怀。

四、结语

当现代人类文明以无可阻挡之势到来时，生态恶化不仅作为自然现象出现，而且成为具有生态意识的作家表达生存的终极意义。深爱着自然的王华也与绝大多数作家一起，关注生态。贵州作家王华在其长篇小说《雪豆》中，将生态危机融入文学创作的思考范畴，通过独特的视角深刻揭示了乡村地区在工业化与城市化快速推进过程中所面临的种种挑战与危机。在现代性的语境中，被虚构的桥溪庄在工业—水泥厂和城市化—省道的入侵中，渐渐迷失了自己，生态环境急剧恶化，造成了一系列的悲剧。比如，桥溪庄的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的破坏，六年不下雪，并且雨也很少。在雷毅看来，人与自然是一个整体，甚至隐含着：人是自然界中的一个普通物种的观念。而正因为自然受到损害，人的伦理关系也因此发生了错乱，甚至在生存和精神上也产生了一系列的危机。而王华写的《雪豆》可以说是对当代乡村现状的一个现代性寓言以及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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