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乌兰察布草原地处欧亚草原东南缘，特殊的地理区位使其成为北方游牧文化与周边文化交流融合的重要节点，留存于此的乌兰察布岩画则是解读北方游牧文化的珍贵视觉史料。与历史文献不同，岩画以具象的图像形式记录了先民的生命体验、情感表达与文化认知，阿纳蒂曾指出“岩画点亮了人类漫长的历史进程”，乌兰察布岩画的主题类型、表现形式与图像内涵，直接反映了该地区的文化属性及与欧亚草原文化的千丝万缕联系。本文以乌兰察布岩画的主题为研究核心，通过对核心图像的解读，挖掘其背后的游牧文化内涵，探析北方游牧民族的生存方式、精神信仰与文化认同。

一、乌兰察布岩画中的核心视觉意象

在乌兰察布岩画的动物图像体系中，马占据绝对核心位置，这一特征成为解读该地区游牧文化的关键切入点。据统计，乌兰察布岩画现存2360例单体动物刻画，其中马的图像数量达1027例，占比为43.52%，远超其他动物类型。马在岩画中多样的刻画形式、丰富的图像内涵，既成为游牧文化最鲜明的图像表征，反映出马在游牧生产生活中的实用价值，更彰显出其在游牧族群精神世界中的神圣地位，是欧亚草原游牧文化在该地区的典型体现。

乌兰察布岩画对马的刻画呈现出鲜明的主观创作特征，每种表现形式都对应着游牧族群的现实诉求与精神向往，是其生产生活与思想观念的直接投射。其一，群马场景的刻画极具代表性，画面中的马造型呈现出脖脊与臀部隆起、背部弯曲、尾部圆弧状下弯的典型特征，头部随脖颈自然屈伸，耳朵等细节清晰可辨，四肢刻画完整（图1）。这些群马画面并非简单的形象复刻，而是主次分明，体型有肥硕与精瘦之分，刻画有细致与粗犷之别，体现出制作者对马的精准形态认知与主观审美表达，更反映出草原上群马游牧的真实生产场景。其二，对马生殖器的刻意突出是岩画中马形象的重要特征（图2），无论是单匹马像还是群马组合画面中均有大量呈现，这种刻画方式并非单纯的写实，而是游牧民族对马生殖繁衍的原始渴望，是对草原牲畜种群壮大、游牧经济得以延续的美好期许，蕴含着朴素的生命崇拜观念。其三，大马腹下刻绘小马的组合造型，结合狩猎、放牧的场景背景，将马的繁衍与游牧生产活动相融合，直接反映出马在游牧生产中的重要地位，更赋予马族群延续、生生不息的象征意义。此外，岩画中90%以上的蹄印刻画均为马蹄印，其符号化的表现形式兼具三重内涵：既是马的形象符号化，成为草原上马的专属标识；也是对马卓越行动力的崇拜，彰显出马在草原移动中的核心作用；更蕴含着生育繁衍的深层意味，以蹄印的遍布象征马群的繁衍与扩散。而马与车辆的组合图像，则进一步凸显了马作为挽畜的实用价值，在游牧族群的日常出行、生产运输与战争活动中，马的存在让车辆拥有了实际意义，成为游牧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合。

马在乌兰察布岩画中的核心地位，与欧亚草原游牧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脉络高度契合，是欧亚草原游牧兴起与传播的关键载体，也印证了乌兰察布地区与欧亚草原文化的深度关联。在早期游牧社会，马的卓越移动能力为游牧人群的生存与发展奠定了基础：一方面，马让游牧人群得以突破空间限制，利用更广阔的草场资源，实现远距离的信息沟通与危机规避，在草原复杂的自然环境中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另一方面，马在过去的战争与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其战斗力与行动力直接影响着游牧族群的竞争优势，成为游牧族群拓展生存范围、实现文化交流的重要保障。从物质供给来看，马能为游牧人群提供肉、奶、骨、毛皮等多元生活资料，还可承担穹庐搬运、畜群驱赶等生产劳作，养马业成为游牧经济的核心支柱，支撑着整个游牧族群的生产生活。

二、乌兰察布岩画中超自然文化表达

鹿在乌兰察布岩画中虽数量不及马与羊，但对鹿角的极致夸张刻画，使其成为极具辨识度的图像元素，与马的核心意象形成互补，共同构建出游牧文化的精神信仰体系。岩画中对鹿角的刻意塑造，不仅蕴含着游牧族群对鹿的自然崇拜，更承载着人与神沟通的超自然内涵，是北方游牧民族文化信仰的直观视觉投射，反映出该地区游牧族群丰富的精神世界与文化认知。

乌兰察布岩画中的鹿以剪影式刻画为主，整体造型简洁却极具特色，对鹿身的描绘或雄壮饱满或精壮纤细，并无固定范式，但鹿角始终是造型创作的核心，成为鹿形象的标志性特征，呈现出两种典型的夸张刻画形式。一种是将鹿角刻画为两条并列的直线或折线，外侧带有细密分支，鹿角的整体长度与鹿身相当，部分刻画中鹿角的细节丰富，分支层次分明，与相对简洁的鹿身形成鲜明对比，突出鹿角的视觉存在感（图5）；另一种是将鹿角塑造成“V”字形或单线形态，内外侧均有分支，鹿角的比例甚至超过鹿身，这种刻画方式更为硬朗、概念化，弱化了鹿身的细节，将鹿角作为视觉焦点，强化了鹿角的象征意义（图6）。无论是哪种刻画形式，鹿角都成为区分鹿与其他动物的关键，若剥离鹿角的刻画，岩画中的鹿身与马身难以区分，这一创作特征充分体现出制作者对鹿角的高度重视，以及将主观情感与文化认知赋予其中的创作意图，鹿角不再仅仅是鹿的身体器官，而是被赋予了特殊的文化内涵。

鹿角的夸张刻画，其深层根源在于鹿角在游牧民族心中的特殊地位与象征意义，鹿与鹿角成为连接人与神、沟通天与地的重要媒介，是游牧民族超自然认知的集中体现。从自然属性来看，鹿是哺乳动物中唯一能实现身体零部件完整再生的物种，鹿角每年都会经历生长、死亡、脱落、再生的循环过程，生长周期仅三到四个月，是自然界中生长最快的组织之一。这种独特的“脱落—再生”循环，被游牧民族赋予了生命循环、生生不息、死而复生的超自然意义，成为草原上生命力量的象征。在人们的认知中，鹿角是人与神之间沟通的重要媒介，被视为登天的“刀梯”，通过鹿角能够穿梭于天地之间，实现与神灵的对话，为族群祈求福佑、驱灾避邪。这种观念在北亚各民族中广泛流传，北亚民族将鹿与太阳、星星等同视之，将鹿的形象与天体相融合，赋予其更崇高的神圣地位；蒙古史诗《英雄格斯尔可汗》中对鹿“右角顶天，左角触地”的夸张描述，进一步强化了鹿角的神圣性与超自然属性，将鹿角塑造成连接天地的桥梁，成为文化信仰的重要文化符号。

鹿石作为欧亚草原的典型文化遗存，因石雕像上刻有风格化的鹿形象而得名，主要分布于蒙古、俄罗斯外贝加尔、图瓦、阿尔泰，以及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地区，是沟通天、地、人的重要媒介，被立于墓地之中，兼具纪念逝者与巫术祈福的双重作用。鹿石上的鹿形象同样经过夸张处理，鹿角成为核心刻画元素，与乌兰察布岩画的鹿形象创作逻辑高度一致。尽管乌兰察布岩画中的鹿刻画风格比鹿石上的鹿更质拙朴素，缺乏鹿石的精致与规范，但二者将鹿与人结合的表现方式高度契合，印证了北方游牧民族对鹿的共同信仰，也反映出乌兰察布岩画与欧亚草原文化之间的深度文化关联。

三、游牧民族的生存本质与生态适应的图像诠释

王明珂将游牧人群的“游”定义为“游动”，精准概括了草原游牧民族特有的经济形态与生存模式，区别于普通的移动与迁徙，更凸显出其随自然环境变化、逐资源而居的核心特征。乌兰察布岩画中大量围绕“游动”展开的图像主题，是这一生存本质的直观图像诠释，既记录了游牧族群的迁徙与交通状况，也反映出他们对蒙古高原自然生态环境的主动适应与合理利用，更凸显出游动对游牧文化形成与发展的深层影响，是游牧民族生存智慧的集中体现。

乌兰察布岩画中，车辆、道路、骑马人、蹄印等与“游动”相关的图像元素频繁出现，且常以组合形式构成画面，构建出清晰的游动场景叙事，成为游牧族群依赖游动生存的直接实证。在岩画分布密集的区域，几乎每隔不远的岩石上都能见到此类图像，其出现频率与分布范围，印证了游动在游牧生活中的核心地位。部分岩画画面中，道路、车辆、蹄印、马由上至下依次排列，各元素之间关联紧密、逻辑清晰，道路为游动构建了空间场景，是游牧迁徙的轨迹，马与车辆是游动的核心载体与主体，马为车辆提供动力，车辆为游牧人群提供运输与居住保障；蹄印是游动留下的痕迹，见证着游牧族群的迁徙历程，完整呈现出游牧族群的游动状态。还有大量刻画多辆车辆的岩画，车辆造型简洁，车轮、车厢等细节清晰，多匹马牵引的车辆组合频繁出现，直接反映出这一时期乌兰察布地区车辆出行频繁、交通较为发达的概况，也体现出游牧人群对大规模、远距离游动的需求。而马在岩画中的核心地位，也从侧面印证了游牧人群对“游动”的依赖，马的卓越移动能力为游牧族群的短距离迁徙与长距离移动提供了核心支撑，是实现游动的关键，骑马人的图像更是将人与马的结合具象化，体现出游牧人群对马的驾驭与利用，成为游动的典型象征。

“逐水草而居”是游牧民族游动的核心动因，也是其对乌兰察布草原乃至蒙古高原生态环境的必然适应，是游牧民族在长期与自然相处中形成的生存智慧。乌兰察布草原地处欧亚草原东南缘，接近荒漠戈壁，属于典型的干旱半干旱草原，其生态环境具有显著特征：气候多变，春季倒春寒、夏季干旱、秋季早雪、冬季严寒等极端气候频发，都是牧业生产的天然天敌；土壤贫瘠，植被覆盖率较低，草场承载力有限，且受气候影响，同一块牧场每年的植被覆盖率都存在显著差异。在这样的生态环境下，畜群长时间啃食同一草场，极易造成草场退化、沙化，破坏草原的生态平衡，使牧业生产难以持续，因此人口与畜群无法在同一区域集中居住，必须通过移动实现生存。游牧的游动模式，成为解决草场与牲畜之间矛盾的最优选择，牧民根据不同畜种的营养需求、草原的植被状况与季节变化，分地区进行轮牧或倒场轮牧，既保证了牧草的嫩绿与营养，实现了草场的可持续利用，又能减少牲畜寄生虫病与传染病的发生，降低养殖风险。同时，畜群的移动也能为草场施肥，促进草原植被的生长，形成“草—畜—人”的良性生态循环。这一生存模式高度契合草原的“生态位”特质，干旱少雨、土壤贫瘠的自然条件，决定了游动是游牧民族在不改变生活方式的前提下，适应自然、延续生存的必然选择，也是草原生态环境与游牧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

游动不仅是游牧民族的生存方式，更深刻塑造了游牧族群的文化特质，影响着其族群认同、社会结构与文化发展，同时推动了欧亚草原文化的互通与融合。从游牧文化的形成来看，骑马术的发明是真正意义上游牧文化的开端，马的驯化与骑马术的掌握，使游牧族群的大规模远距离迁徙成为可能，突破了此前的生存空间限制，推动了游牧经济的形成与发展。而马与车辆的结合，进一步提升了游牧人群的机动性，使其得以有效逃避自然灾难与人为风险，在草原复杂的生存环境中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同时也能更好地利用外部资源，如通过贸易与周边农耕族群、其他游牧族群进行物资交流，通过迁徙开拓新的草场资源，通过交流实现文化的碰撞与融合。王明珂指出，游牧人群的移动与迁徙，不仅是为了让牲畜获得适宜的环境资源，更是逃避权力掌控、阶级剥削，利用外部资源的重要手段，因此“游动”深深影响着游牧人群的族群认同、社会威权与道德价值观。在游动的生存模式下，游牧族群形成了崇尚自由、坚韧顽强、开放包容的文化特质，族群认同围绕着游牧生活方式构建，社会结构相对松散，适应了远距离移动的需求；而道德价值观则强调对草原的敬畏、对牲畜的爱护、对族群的团结，这些特质都与游动的生存本质相契合。

乌兰察布岩画中的游动主题，既反映出该地区游牧人群顺应自然、利用自然的生存智慧，也体现出游牧族群的机动性与开放性，这种特质使乌兰察布草原成为欧亚草原东南缘的文化交流节点，推动了北方游牧文化与欧亚草原其他文化的碰撞、交流与融合。乌兰察布草原地处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欧亚草原西端文化与东端文化的交汇地带，游动的生存模式使该地区的游牧人群能够与周边族群保持频繁的文化交流，岩画中出现的双马神、鹿石等文化元素，正是文化交流的直接成果。同时，游动也使游牧文化具有强大的包容性与适应性，能够吸收融合周边文化的优秀元素，不断丰富自身内涵，推动游牧文明的发展。岩画中车辆、骑马人等图像的演变，也反映出游牧文化在与周边文化交流中的不断发展，成为游牧文化与时俱进的重要体现。

四、结语

乌兰察布岩画作为欧亚草原东南缘的重要文化遗存，其核心主题构成了北方游牧文化的完整视觉叙事，马的核心意象、鹿角的信仰表达、游动的生存本质三者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关联、有机统一，共同诠释了游牧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精神信仰体系与生态适应智慧，成为解读北方游牧文化的珍贵视觉史料。

马作为游牧经济的支柱与精神图腾，贯穿于欧亚草原游牧文化的发展脉络，其在岩画中的核心地位，不仅反映出马在游牧生产生活中的实用价值，更体现出其在游牧族群精神世界中的神圣地位，成为乌兰察布岩画与欧亚草原文化深度交融的直接实证；鹿角作为文化信仰的核心视觉符号，承载着游牧民族的超自然认知，是人与神沟通的文化媒介，其夸张的刻画方式，反映出北方游牧民族丰富的精神世界与文化信仰，也印证了该地区与欧亚草原鹿石文化的文化关联；游动作为游牧民族的生存本质，是其对草原生态环境的主动适应，既塑造了游牧族群的文化特质，也推动了区域间的文化交流，成为游牧文化形成与发展的基础，体现出游牧民族的生存智慧。

乌兰察布岩画为北方游牧文化的研究提供了视觉维度的支撑，弥补了文献史料的不足，更为深入理解欧亚草原文化的交流融合规律提供了重要参考。乌兰察布岩画中留存的多元文化元素，印证了欧亚草原文化并非孤立发展，而是通过游牧人群的游动实现了广泛的交流与融合，形成了相互关联、互通有无的文化整体。作为北方游牧民族的文化记忆，乌兰察布岩画不仅记录了游牧族群的生产生活与精神信仰，更承载着欧亚草原文化交流的历史轨迹，其价值不仅在于艺术层面的刻画技巧，更在于文化层面的历史内涵，为后续游牧文化、欧亚草原文化交流等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基础与研究视角。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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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其木德道尔吉整理. 英雄格斯尔可汗蒙古族民间英雄史诗[M]. 安柯钦夫，译.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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