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现代戏剧史上，契诃夫的《三姐妹》始终是一部令人反复回望的作品。表面上，它讲述的是三个渴望回到莫斯科的姐妹在一座俄国小镇中缓慢凋零的生活故事；然而在更深层的意义上，这部剧作揭示的却是现代人精神结构中的一种普遍处境——人始终被某种尚未抵达的生活所召唤，却又注定滞留在无法离开的现实之中。“到莫斯科去”在剧中被反复呼喊，但它从来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方向，而是一种关于意义、理想与未来的象征性想象。正是在这一想象的支撑之下，人物得以忍受现实的庸常与沉重；而当这种想象逐渐显露出其虚妄性时，生活本身便显现出难以回避的空洞。

因此，《三姐妹》真正描绘的是一种更深层的精神困境：理想只能在远方成立，而现实则不断吞噬着通向远方的可能性。那些受过教育、敏感而富于思考的人物，在剧中反复谈论劳动、未来与幸福，却始终缺乏改变生活的行动能力。他们既无法融入庸常现实，也无法抵达理想之地，只能在漫长的等待与自我解释中消耗生命。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三姐妹》塑造的不是传统戏剧中的悲剧英雄，而是一群“无用之人”：他们清醒、细腻、充满理想，却始终无法真正进入历史或改变命运。本文正试图从这一悖论出发，重新审视契诃夫如何通过克制而平静的叙事，揭示理想与现实之间那条永远无法跨越的距离。

1. 莫斯科的虚妄：理想与现实的永恒悖论

1900年，契诃夫身患结核病，在雅尔塔休养的他写下了三幕剧《三姐妹》。这部戏剧在当时的莫斯科艺术大剧院上演时大获成功，而契诃夫的妻子克尼碧尔是主演之一，她久居在莫斯科，不时地来探望一次她的丈夫。《三姐妹》正是讲述了一个关于莫斯科的故事：奥尔加、玛莎和伊里娜三姐妹随父亲的军职调动而从莫斯科来到小镇生活，父亲故去后，她们一直想要回到莫斯科去，对于未来的工作、 爱情和理想生活的憧憬都与莫斯科息息相关，然而现实一直不能如她们所愿，到莫斯科去的梦想始终无法实现。

契诃夫借助众军官与三姐妹的多次谈话来触及一个命题——“人到底要如何面对生活？如何才能获得生活的意义？”她们总是热烈地进行着类似存在主义式的大段自我剖白而最终得出结论：“生活的全部意义和目的，只是要避免一切肤浅的、空幻的、妨碍我们自由和幸福的东西”。于是那样多的人聚集在一起，去探讨哲学的宏大命题、崇拜劳动与工作，以及思索人生的终极意义，深深相信着对未来的信念和期待能够带领着她们通往幸福。然而她们也是后来才明白这一切是不可能的。

我们必须看到她们在对生活意义的建构中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悖论和违谬：为了摆脱现实的重压和生活的平庸，为了获得活着的意义，人永远都会在寻觅和追逐着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如此她们生活意义的全部来源几乎全都建构在遥远的莫斯科上空而非她们正经历的现实生活本身，而又因这现实过于沉重不堪，更逼迫着她们不断向更遥远的远处望去，从而加剧着悖论的如影随形。人怎么能不跌入这无望的追求中呢？美好理想是注定要落空的，因为落空带来的触不可及才使得它成为理想，它被镀上了一层神圣的光彩，身陷其中的人无法看清楚，只要人心中存有对未来的期待，就只会在希望与希望的破灭中不断缠绕和循环。

在这悖论的支配下，三姐妹一边忍受着小镇生活的粗俗、枯燥，一边永远被滞留在对应许之地的期许之中，她们会亲眼看见三姐妹的生活不断地走向坍塌和下陷。不愿成为校长，也厌倦教师岗位的大姐奥尔加最终还是将校长职务加身；渴望找到灵魂伴侣的二姐玛莎把青春徒然掷于死水般无波无澜的庸俗婚姻；而年纪最小的伊里娜——很难说她的形象会不会是最为贴近契诃夫内心的自我投射，毕竟《三姐妹》是身体虚弱的他在结核病隔离时写就的。一个面色苍白的柔弱女孩，容易让人联想到结核病患者敏感多思的某种特征，对到莫斯科后的工作和爱情却有着最为充沛的激情和想象，然而最后被小镇枯燥工作折磨的她也只能嫁给小镇上的陌生男子终此一生。故事里所有拥有理想的人都并未获得幸福，无人能对自己的生活感到心满意足。

在这无望的等待面前，塌坠是必然的结果，没有人能从这一条不可避免走向失败的莫斯科之路中撤退，阵阵忧郁的幻灭之感始终萦绕在契诃夫剧作的字里行间。起初她们谈论起要结束枯燥小镇生活的一切而回到莫斯科去的语气是多么轻快，对未来充满了热烈期盼和确凿无疑的信心。莫斯科承载着她们对童年的记忆，寄托着有关未来的设想、对爱情的期许，最重要的是能够摆脱现在的生活。在这充斥着无知和愚昧的狭小空间中，你和四周庸碌陈腐的人群一同承受着命运的倾轧，也许你与这里的每一个人都相互认识，却仍然对此处感到陌生不已，纷乱的战事、变革的气息、对现实命运难以预测的惶恐终日萦绕在众人头上。“到莫斯科去”——这一无法被实体化的理想其实意味着人对另一种生活可能性的尽情想象，三姐妹们那些对莫斯科充满无限憧憬的话语在某种程度上是尚未丧失对主流之外生活的语言能力。而她们是在现实多年的困顿中一步步地走过来后才不无伤感地意识到：自己也许永远也回不到莫斯科去了。

2.叙事的张力：克制表达中的后现代性肌理

面对着这些极其向内的精神探求，契诃夫的落笔总是如此平静而克制，内米洛夫斯基称其“如水晶一般冷漠”（内米洛夫斯基，2009），他几乎不在人物关系之间制造剧烈的矛盾冲突，角色的命运就在平淡的日常生活中如静水流深般向着指定的方向平缓滑落而去。震撼读者观众的并不只会是一些被作者精心安排的紧张对峙关系——它们早已被契诃夫隔绝在故事之外，取而代之的是庸常平淡的日常生活场景，其中更为突出的是角色自身与周遭环境的格格不入。你分明感受到，那些既定的生活轨道竟具有如此强大的惯性使人无法偏离半分更无从出走，正是一种人置身于无法摆脱的空间地域中自内而外散发的悲剧性令这场内心的余震久久不止。

在这些无望等待的表达、被静置处理的叙事中，我们能嗅到某种被后人概而言之为后现代性的气息。当读者自《等待戈多》的车站向前回溯，也许能够看到戈多的影子在《三姐妹》中已初见端倪。永远在抵达路上却如何也抵达不了的莫斯科，是否正在孕育着永远也等不到却仍然要等的戈多，余华将契诃夫与贝克特书写的等待类比于河存在着第三岸，而“等待的意义就是等待的失败，无论它的代价是失去某些短暂的时刻，还是毕生的幸福。”（余华，2019）契诃夫也许早就望见了永远被滞留在过渡时期中的人群，他们无法真正地介入历史中去，却一心画地为牢地建造着时代余晖下的乌托邦。三姐妹如同是“历史的中间物”，前触不到新生的力量，后更退不回并无自觉意识的群体，然后她们却仍然要继续体会它、期待它、渴望它，等待着某一刻的终将来临。

当我们将目光聚焦在剧作中的人物对话时，也能感受到某种尚蒙着薄纱的后现代性。这些处于半死不活状态的人们进行着无关痛痒的对话沟通，不紧不慢的情节于其中徐徐展开。除却这是一种对削弱戏剧张力的有意为之，当读者仔细阅读时会发现，他们常常进行着错位的对话，人们要么自言自语、长篇大论，要么则企图倾诉而无人有所回应。这样的对话抛弃了剧本对白创作中意义能够相互补充的逻辑发展，但实际上又如此真实地符合某种日常生活——难道我们在交谈的时候不是也常常只顾自说自话而蜻蜓点水一般地掠过大部分对谈吗？难道我们不也经常在滔滔不绝的倾诉中沉浸于自我感动，而不曾想过对方所接收的讯息和自己所输出根本不成正比。这些充斥着大量空白和习惯性停顿的对话，携带着契诃夫独特的俄式幽默，同时会有荒诞感的蔓延。我们看到在现代主义还未真正成形之初，契诃夫就以自己的方式展现出人与人之间沟通的不可能，弥漫着无力与困顿。

然而他与荒诞派又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呈现出理想的不断建构与破灭的轮回并非只是绝对地指向虚无和意义的完全消解。契诃夫有着自然流露的仁义与爱，绝不可忽视他身上所体现的乐观精神，即使身处铁屋内也会怀着对于美好生活的渴望，在那些极致黑暗的绝望境地中也要开凿出一些微弱的光芒和希望。戏剧的结尾是三姐妹相互拥抱在一起：“生活下去，必须生活下去。将来总有一天，大家都会知道这一切是为了什么，这些痛苦是为了什么，可是现在呢，必须生活下去。”最后的最后，是不是终究会有一条通往莫斯科之路能够逃脱平庸生活的冲刷和打磨，已去之人再不能见证，尚在世的人也无法得知，然而永远会有等待的人出现。

因此不由得想起伍尔夫的话语。极推崇俄罗斯文学的她曾言说“每一位俄罗斯作家的身上都能看到一种圣徒的品质”（伍尔夫，2009）。这是一个精而准的概括——俄国作家群体的头顶似乎永远弥漫着一层悲悯、仁爱的光晕，然而圣徒与圣徒之间也可能有着截然不同的气质：托尔斯泰在《复活》里倾注了挥之不去而愈发强烈的忧心忡忡——一种为了拯救人类以至于能够救赎自我的昂扬着激情的高调；而契诃夫的文字中却透露着一种可被伤害的脆弱感和稚嫩气，容易使人联想到一张总是带着腼腆笑意的柔软脸庞。他将有可能的一切看得透彻然而很少声张，总是将自己限于他人人生的目击者视角中从不插手干涉，这在《美人》一篇有突出的体现：在目睹了堪称顶级的美人之后，一种仅仅是旁观而擦肩过后便再无交集的即瞬美丽，一种对最美之美终将消失的沉重预知和深切感伤。

他也讲述他人的苦难和痛楚，然而他同时表示对这一切感到无能为力，他展示着人类的种种局限性但从不对他们写下判词——不去附会一种看似耀眼夺目却略显肤浅的言之凿凿，正如他所认为的：“在写盗马贼时，没有必要也写上：偷马是不对的。”于是他笔下没有完美无缺的人，更没有十恶不赦、不可原谅的人。我们可以看到如此多的复杂人物形象：《跳来跳去的女人》刻画了一位相比于农妇和赤贫者要处于更高阶级的女性，她不顾一切地偷情和放纵自己，又无可挽回地走向失落。而《挂在脖子上的安娜》写尽了一个处于赤贫的依附状态而同时拥有美貌的女性那永不可能获得平静的内心，无论是客观环境的限制还是她的自我设限都将使她的一生始终处于失衡状态中。

3. 人文的内核：知识分子群像与永恒的精神追问

显而易见，《三姐妹》描摹了一群终日郁郁寡欢的理想主义者。相比于庸碌的群众市民，他们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更关心的是形而上的生活意义和人生价值，关心人类未来的命运和走向。然而他们与周遭的生活环境格格不入，在这座庸俗的小城里，她们意欲参与的文化活动、展示的个人才华都使三姐妹一家成为被此地排斥的“他者”，无法产生文化认同而不断忍受着精神上的折磨。小镇民众如同整个俄罗斯之地中大众群像的缩影，而三姐妹的生活代表着与普罗大众断裂的知识分子群体正处于一种“扭捏”的生存状态：只能困在原地不断地向内挣扎，既无法出走也无法扎根向下。读者可以从中抽离出一直环绕在叫喊着要去劳动和工作的知识分子身上的惰性气体，然而他们的视线却永远只触及那些更高更远的飘浮在半空中的理念之事。

但无论如何契诃夫的重点并不是指向对社会现状抑或是对阶级差异的讽刺，他并不是野心勃勃的改革家。他笔下的知识分子主人公们充满了纤细脆弱的情感，一而再再而三地展示他们的无用、笨拙，他们在再三犹豫中错过了行动的机会还浑然不知，终日描摹着一张无法成真的无用蓝图。然而正是这样一群不幸的人们承载着世界的终极真理，他们纯粹而热烈，崇尚高尚的道德，坚忍而克制，是那些未竟理想的托命之人。于是契诃夫安慰着他们：“总有一天，像你们这样的人终于形成了大多数，两三百年以后，世界上的生活，一定会是无限美丽，十分惊人的。”他们是这个世界变好——起码不变更坏的希望。

也许这是一个我对作家创作的迷思：大抵上越是伟大的作家，就越不会使用确切无疑的语气和肯定无比的话语来进行写作。人们会发现几乎难以对契诃夫的文本进行简单的意义阐发和概括。他在戏剧文本中所处理的命题与所谓的传统戏剧性几无关系，根本不是所谓情节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局四个部分就能够一言以蔽之的东西。简单归结为人性、人情或个体经验是远远不够的，也绝非七情六欲、爱恨情仇就可以囊括，这事关生活、人生的某种真相，事关一些人类存活着便在拷问的永恒精神命题，他总是把线划在要比现实更高更远的地方。他所展现的生活如同一桶浑浊的浆糊，它解决不了任何事情，也无法简单地将人与事归类和置位，更无法得出一个确切的结论。他也并没有拯救任何人的意图，因为现实就是没有谁能够被拯救。看契诃夫的作品时，常常让我感受他就如我们的同代人一样。然而现实是许多人都生活在现代，却从来都不是一个现代人。

我们可以从《三姐妹》中看到存在着这么一群人，他们孜孜不倦于精神生活的建构，永远生活在思想中。肉身在过着这样的一种生活，可是内心却永远地想去往另一个地方。他们放任敏感细腻的特质在思想之野中驰骋，让自己能够更加深切地体验活着时所感受到的苦痛，让自己更加清晰地看到眼前生活如水一般地平滑流过的轨迹，你分明清清楚楚地看到它会流到哪里，生活不会迎来一个真正的出口，可是你还是会想象另外一道河岸的生活。而每个在莫斯科大街上行走的人，都会是三姐妹的某个分身，是她们生活中每一种潜在的可能性。

4.结论

之所以今时今日仍然在为契诃夫笔下的人物所深深地感动，说到底是因为从中照见了自己，在契诃夫的文本里可以找到任何不必超出个体经验也能感知到的普遇困境。于是不得不引用一段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作为契诃夫剧作导演之一时对他表示的至高赞美：“随着艺术的翱翔从高处去领会它，在剧本中每日生活的一般布局中发现人类对幸福的永久渴望，人类向上的挣扎和俄国诗的真正香味，领会什么是艺术真正最重要的东西。”三姐妹到不了的莫斯科，也许今后还是无人能够抵达，但永远会有人在抵达的路上。

参考文献：

1. [1] 契诃夫, 汝龙. 契诃夫文集[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2. [2] 契诃夫, 汝龙. 樱桃园 契诃夫戏剧集[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
3. [3] 余华. 没有一种生活是可惜的[M].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9.
4. [4] 内米洛夫斯基, 陈剑. 契诃夫的一生[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5. [5] 伍尔夫, 瞿世镜.论小说与小说家[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