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作为20世纪英国最著名的作家之一，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创作生涯自1915年至1941年，创作生涯期间发表了《达洛维夫人》《到灯塔去》《海浪》等多部重要作品。在经历两次世界大战与20世纪初期的几次重要文学思潮的背景下，伍尔夫形成了独特的“现代小说观”。这一独特创作理念包含对小说体裁、内容与结构的深度探索，是其作为20世纪最为先锋的小说家之一从自身创作实践与理论研究中萌生的思想精华，对当代文学的创新与文学理论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而作为伍尔夫有意识地作为文学实验的作品，发表于1931年的作品《海浪》在写作上并未采用传统小说使用的人称叙事结构，同时也并没有十分明确的故事情节，小说聚焦于伯纳德、奈维尔、路易、苏珊、珍妮和罗达等六位主人公的内心世界，以“某某说”作为全文的写作结构，六个人物的内心活动通过“言说”表达出来，在彼此独立的同时又相互联系，如乐曲声部一般此起彼伏，共同构建起人物丰富内心世界，在塑造出六个性格各异的丰满人物形象的同时，也使小说在形式上具备极高的美学价值。正因这种结构，《海浪》能够最大程度地突破传统小说的限制，在诗歌与小说的文体界限之间开拓出独属于“诗化小说”的沃土，使伍尔夫对她所期望的“现代小说”的论述有所凭依，值得进行深入探讨。

一、伍尔夫的现代小说观背景

作为活跃在20世纪初的作家，伍尔夫所处的时代正处于剧烈的转型时期，两次世界大战与全球经济危机使得自工业革命以来的现代化社会结构的弊端逐渐暴露，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对日渐凸显的人类内心巨大空洞、异化问题的反映，已逐渐式微，以乔伊斯、卡夫卡、普鲁斯特等人为代表的现代主义创作日渐兴起，文学创作向剖析人类内心的情感世界与内在感受转向，这类新兴的作品的诞生也使得文学评论界对现代小说将何去何从的问题产生了新的思考。

在这一进程中，伍尔夫将其对于现代小说与文学创作的观点汇集起来，形成多篇论文、文学评论，并汇集成册，以《论现代小说》与《普通读者》两部为典型，集中体现了伍尔夫的现代小说观。

在阐述并倡导自己观点的同时，她还通过一系列的实验性质的作品不断实验与践行自己的创作理念，发表于1917年的作品《墙上的斑点》是其具有明显实验性质的标志性文本，在该作品中，伍尔夫几乎完全摒弃了传统小说创作中常见的情节、人物与环境的塑造，将全部的外在客观支点放在主人公“我”看到的墙上的一个斑点中，用大量的主人公内心的瞬间感受与思绪流动支撑文本，被认为是其意识流小说创作的典型案例。

但伍尔夫的小说理论远非仅关注“意识流”，而是对小说的情感、形式、真实等问题有着系统性的卓越洞见，在《狭窄的艺术之桥》中，她提到“（未来的小说）它和我们目前熟悉的小说的主要区别，在于它将从生活后退一步，站得更远一点，它将会像诗歌一样，只提供生活的轮廓，而不是它的细节，它将很少使用作为小说的标志之一的那种令人惊异的写实能力，它将很少告诉我们关于它的人物的住房、收入、职业等情况；它和那种现实小说和环境小说几乎没有什么血缘关系。带着这些局限性，它将密切地、生动地表达人物的思想感情，然而这是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表达。它将不会像迄今为止的小说那样，仅仅或主要是描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他们的共同活动；它将表达个人的心灵和普通的观念之间的关系，以及人物在沉默状态中的内心独白。”

而在另一篇论文《论小说与小说家》中，她则提出：“‘真实’是什么意思？……不论它接触到什么，它都使之固定化、永恒化。真实就是把一天的日子剥去外皮之后剩下的东西，就是往昔的岁月和我们的爱憎所留下的东西。”

在这些叙述中，能够看出伍尔夫对于现代小说的期待集中体现在形式上的“诗化小说”与内容上的“主观真实”两个重要维度，这两个维度在《海浪》中得到了典型性地呈现。

二、“诗化小说”特质在《海浪》形式上的体现

“布鲁姆斯伯里集团”是活跃于20世纪初期的重要文学团体，作为团体中的核心成员之一，伍尔夫的创作难免受到其中部分文学、艺术家的思想熏陶，在伍尔夫本人的日记与传记作者昆汀·贝尔的《伍尔夫传》中，都曾提及艺术评论家克莱夫·贝尔“有意味的形式”观对伍尔夫的创作的影响。

在贝尔的“有意味的形式”观中，艺术形式具有双重的含义——一方面，形式是艺术作品内在的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联，比如视觉艺术（绘画等）领域中线条、色彩间的搭配与组合；另一方面则指艺术作品所蕴含的审美情感，这种情感不同于日常生活中的喜怒哀乐，而是审美化的、抽象于现实生活的“审美情感”。贝尔用“有意味的形式”来阐述“形式表现审美情感”的思想，在这一观点中，审美主体应超脱实际功利性的因素干扰，以纯粹审美的（形式的）角度观察审美对象，这与康德美学的“审美无功利”原则相类似，但不同的是，贝尔意在表达——形式本身就可以也应当作为审美的对象，具有承担“意义”的作用，形式不需要指示现实、服务现实，形式自有意义。贝尔这一理论针对视觉艺术提出，在视觉艺术中，形式可以单纯表现为线条、色彩以特定的方式排列组合的关系，而彼时的小说创作中，现实主义传统正大行其道，传统现实主义文学正是将能否忠实地反映现实作为文学的重要任务加以强调。

伍尔夫在这样的观点的熏陶下对传统小说创作提出了自己的怀疑：“他们制造了各种工具，并订立了各种规范传统，来干他们的事业。然而，那些工具可不是我们的工具，那些事业也不是我们的事业。对我们来说，那些传统意味着毁灭，那些工具等于死亡。”她认为，现实主义传统下的小说创作正是因为其过度描绘现实情景、人物外貌等细节，反而在当下失去了反映人类心灵与情感的力度。为此，她将诗歌与散文等形式与小说结合起来，实验了一种新的创作形式，即“诗化小说”。

诗化小说的特质首先表现为使用高度的象征手法，使之与诗歌相类似。在《海浪》中，每个章节均以一大段描写太阳东升西落、海浪潮起潮伏、花园中的鸟虫树木这类高度集中的意象作为引子，“太阳正在升起。”“蓝色的海浪、绿色的海浪呈扇面状快速冲刷着海滩。”“一道道格外清新的阴影横在草地上，在花心草尖上跳舞的露珠把花园变成一幅尚未彻底完成的、仅有一些亮斑拼成的镶嵌图案。”“那些胸脯上点缀着鲜黄及玫瑰红斑点的鸟雀，时而喧闹地鸣唱一两支曲子，就像一些滑冰的人手挽着手相互嬉闹，时而又轰然散去，留下一片寥寂。”“太阳洒在房屋上的光斑越来越阔大。光线触到窗户角落里的不知什么绿色的东西，把它照成一块大个的绿宝石，一泓犹如无核水果一样的纯绿。”在这些意象的流动中，六位主人公的生命也经历潮涨潮落，从幼年时的欣欣向荣走向中年的蓬勃再到暮年的萧瑟与旷然，整部小说正是以流动的意象组织起来。

其次，诗化小说还表现在文字的音乐性上，使小说具有与诗歌相似的节奏感。《海浪》的每章结构分为引子与正文两部分，在引子中，伍尔夫采用高度象征性的手法，以大量文段描写太阳、海浪等自然景物，以极富音乐性的文段创设出引起读者发散与想象的优美意象，而这一意象也通过日升日落、潮落潮涨象征着正文中主人公们生命历程的起落；而正文部分，伍尔夫则以六位主人公无外部环境描写、无事件的“某某说”作为正文内容，每个人物的内心世界以自己的语言叙述展开，每个人物纯诗一般的独白片段，是一段段不同心境、不同思考方式的鲜活人物对生命、对死亡对时间及对个人存在的思考，用纯粹抒情的方式表现出来，六个人的话语如同六个独立演奏却相互照应的声部，将文字化作诗歌与旋律呈现出来。正如法国作家莫洛亚在评述《海浪》时感叹地说：“它简直成了一首长诗。六个人物用变幻的诗句对着话，中间插入一些抒情的默想。是诗么？更正确地说是一部清唱剧。六个独唱者轮流念出词藻华丽的独白，唱出他们对时间和死亡的观念。”这种如诗歌般流畅的节奏感与音乐性，是《海浪》作为诗化小说在形式上的突出之处，也是伍尔夫的作品的一贯语言风格。

由此得见，在形式上，《海浪》可谓是伍尔夫诗化小说理论与创作实践的完美结合，是体现伍尔夫现代小说的创作理论的典型范例。

三、《海浪》内容上的“主观真实性”表达

伍尔夫对现代小说的“真实”这一问题极端关注，其小说理论的独特性也正是在这一方面——与传统文学所认为的再现摹仿式的真实观不同，对于伍尔夫而言，真实有更为主观性的意味。伍尔夫在《贝内特先生与布朗夫人》中，批评了以威尔斯、贝斯特等为代表的英国现实主义作家们，在他们的创作中，物质细节、环境刻画等是重要的任务，对现实环境的描写是小说能够体现“真实”的重要参照，伍尔夫将这类作家称为物质主义者，并认为：“英国小说最好还是背离他们，大步走开，即使走到沙漠里去也不妨，而且离开得越快，就越有利于拯救英国小说的灵魂。”对于伍尔夫而言，真实正是“真实就是把一天的日子剥去外皮之后剩下的东西，就是往昔的岁月和我们的爱憎所留下的东西。”

这种真实观被翟世镜等研究者称为“主观真实论”，“对伍尔夫来说，‘现实’并不是客观存在的真实，她步罗杰·弗莱的后尘，给‘真实性’这一概念加上了全然不同的含义。按照她的理解，反映真实意味着最充分地传达主人公的主观感觉和情绪。在她看来，艺术的任务应该是尽力描绘无限多样而错综复杂的印象之流。”

在这种力图表现人物内心的主观情绪与内心世界的真实观的导向下，《海浪》完全抛弃了传统小说的故事情节、环境描写等写作要素，将全部的笔墨着眼于人物的瞬间所想所思，实验式地将对这种主观印象的描写推至了顶峰，小说中六位人物通过独白呈现各自的生命形态——“若干次的忘却将会平息我的焦躁不安。门打开了；老虎扑了过来。门打开了；恐惧冲了进来；恐惧连着恐惧，对我紧追不舍。”，这是罗达眼中令人焦躁、恐惧的生活；“没有一样东西不是光彩熠熠的，所有的东西都在颤抖，所有的东西都像燃起了烈火，所有的东西都被照得光亮闪烁。”，这则是充满激情、情感丰沛的珍妮眼中的世界。

小说正是以这样的瞬间感受将人物的“内在真实”呈现在读者面前，尽管并未描写人物的外貌、社会地位、动作神情，但六个人物同样性格各异、神态鲜活——因为在每一段言说中，人物的生命历程随思绪流淌，每段诉说都以“我”为中心，是对生命内在体验的直观描摹，这种对人物瞬间思绪的捕捉并将其以“语言”形式呈现，也正是20世纪文学发展经历索绪尔、弗洛伊德等人的观点洗礼后，对“真实”的重新认识。“真实”不再只是机械地、客观地指向人们生活的物质世界，如同“拍岸声声碎”的海浪一般的绵延不绝的思想河流也呈现出生命更为主观的“真实”。在这样的独具特色的写作中，读者不仅走进了每一个“我”的内心世界，同时也在剥离一切外壳之后触见了伍尔夫所思考的真实，也看到了现代小说可能的朝向。

四、结语

弗吉尼亚·伍尔夫以其对现代小说的深刻洞见和持续不断的艺术实验，为20世纪英国乃至世界文学开辟了新的路径。在理论与实践的交互印证中，她不仅质疑并超越了传统现实主义文学的既定规范，更以独特的诗化形式和主观真实观，构筑了一种能够捕捉现代人复杂内心体验的小说形态。

在形式上，《海浪》以高度象征化的意象流动和复调式的音乐结构，打破了诗歌与小说的文体界限，实现了伍尔夫所期待的“诗化小说”理想。太阳的升落、海浪的起伏不仅成为人物生命历程的隐喻，更赋予小说以内在的节奏与韵律。六个声部交织而成的内心独白，宛若一曲清唱剧，使文字超越了叙事的功能，升华为纯粹的情感表达与美学体验。这种“有意味的形式”不仅体现了布鲁姆斯伯里集团艺术理念对伍尔夫的深刻影响，更彰显了她对小说艺术可能性的极致探索。

在内容上，《海浪》完全摒弃了传统小说的情节主线与外部环境的细致描摹，将笔触全然投向人物瞬息万变的内心世界。六位主人公各自以第一人称诉说着对生命、死亡、时间与存在的感受，他们的独白交织成一幅流动而丰富的心灵图景。伍尔夫借此实践了她所主张的“主观真实论”——真实不再是外在世界的忠实复制，而是剥去日常外壳后留存于记忆与情感中的内在体验。正是这种对人物主观感受的极致关注，使《海浪》成为现代小说探索内在真实的典范之作。

综上所述，《海浪》不仅集中体现了伍尔夫关于现代小说应走向诗化、走向内心、走向主观真实的核心理念，也以其独特的艺术成就印证了这些理念的可行性与生命力。伍尔夫通过这部作品，成功地将理论思考转化为创作实践，为现代小说的革新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启示。她对小说形式的突破与对主观真实的执着追求，至今仍启迪着后世的写作者与读者，也促使我们不断重新思考——小说究竟能够以怎样的方式，更贴近地表达人类复杂而流动的生命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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