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于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达到鼎盛，它摒弃了新古典主义的刻板形式，以朴素语言、强烈情感和丰富想象开创了全新的诗歌风格，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进入20世纪后，浪漫主义诗歌逐渐被边缘化，并受到俄国形式主义和英美新批评等流派的重新审视。这些形式主义批评流派将文本的语言形式作为分析核心，强调诗歌中的艺术技巧与语言构造，尤其关注对立元素所产生的张力，试图建立一种聚焦于文本本身的诗歌解读模式。

形式主义作为20世纪初兴起的文学批评方法，其传统可追溯至俄国形式主义，后在英美新批评中达到鼎盛。俄国形式主义凸显文学的独立性与自足性，主张从语言、结构等内部维度探究文艺规律，实现了批评关注点从作者向作品的转向。其核心概念包括指向文学本质属性的“文学性”，以及什克洛夫斯基提出的“陌生化”——即通过突破常规使事物焕发新鲜感知。

英美新批评则于20世纪20至50年代发展成熟，它将文学文本设定为批评核心，构建了以“细读法”为核心的操作体系，运用复义、张力、悖论、反讽、隐喻、象征等范畴，深入剖析文本的内在结构与语言特征，以此揭示作品的独立意义与艺术效果。艾玛·梅森的《剑桥威廉·华兹华斯导论》正是在这一理论背景下对华兹华斯展开系统研究。该书从华兹华斯的生平经历入手，探讨湖区自然环境与早期教育对其创作的深刻影响，同时考察他与柯尔律治的合作关系。

通过对《抒情歌谣集》《序曲》等重要作品的分析，梅森揭示了华兹华斯如何突破传统文学框架，拓展诗歌语言与形式的边界。尤为重要的是，该书巧妙地将华兹华斯作品与当代批评理论相结合，灵活运用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分析框架，通过细致的文本解读，探讨诗歌语言、结构与主题的呼应关系，揭示华兹华斯如何在诗歌中创造情感与理性、个体与自然之间的张力，呈现出作品的多维性与开放性。本论文将基于梅森的《剑桥威廉·华兹华斯导论》，深入探寻书中形式主义批评的运用方式，试图证明形式主义批评理论所具有的普适性与强大生命力，并展示如何从形式主义视角对华兹华斯相关评论著作进行重新诠释。

一、华兹华斯诗歌中“陌生化”手法的应用

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将“文学性”视作核心要旨，而由其衍生出的审美效果体现为“陌生化”。“陌生化”概念是什克洛夫斯基在对托尔斯泰（Lev Nikolayevich Tolstoy）的小说加以剖析时所提出的，就是“将对象从其正常的感觉领域移出，通过施展创造性手段，重新构造对对象的感觉，从而扩大认知的难度和广度，不断给读者以新鲜感（王先霈、胡亚敏，2005:177）”。

什克洛夫斯基（1917）在《作为手法的艺术》（Art as Technique）一文中清晰地阐述了其核心观点。他指出，艺术的宗旨在于让人们对事物的感知回归到最直观的视觉印象层面，而非受既有认知框架的束缚。艺术所运用的手段乃是一种“反常化”的策略，即通过将事物的呈现形式予以复杂化处理，从而提升人们在感受过程中的难度，并拉长感受的时间跨度。鉴于艺术中的领悟行为本身就具有自为性与独立性，所以这种对事物感受与领悟的过程理应被适度延展。从本质上讲，艺术可被界定为一种深入体验事物创造过程的独特途径，在此情境之下，被创造出来的具体事物反倒在艺术的语境中退居次要地位，其重要性相对弱化，而创造过程所蕴含的审美体验与形式创新成为艺术关注的焦点核心。

英国浪漫主义诗歌标志着诗歌语言形式的一次重要革新。以华兹华斯为代表的浪漫主义诗人提倡以日常语言取代古典主义诗歌中的典雅辞藻，从而革新了诗歌的语言风格，并创造了独特而新颖的表达效果。在《文学生涯》（Biographia Literaria）的第14章里，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提到华兹华斯为自己设定的目标是赋予平凡事物以新的魅力，通过唤醒人们对习惯性麻木的意识，引导他们去发现周围世界的美丽和令人惊叹的事物。

（一）华兹华斯使用“陌生化”手法的原因

在《剑桥威廉·华兹华斯导论》中，梅森指出华兹华斯诗歌中有“陌生化”手法的应用。

首先，梅森阐释了华兹华斯在诗歌中使用“陌生化”手法的原因。梅森指出：“华兹华斯担忧十八世纪的前辈以及许多同辈人陷入了一种僵化、无生命力的诗歌语言中，他们仅使用‘机械和人造的词汇’来表达与这些词汇毫无自然联系的情感和思想。在他看来，他们的诗歌过度风格化且虚假，表达的是浮夸或娱乐性的观念而非真实的观念。面对这种诗歌所使用的‘扭曲的语言’，他认为读者会陷入一种‘不安和不寻常的心境’。这反过来又阻碍了读者获得诗歌本应产生的愉悦体验，即一种既沉着又充满活力的存在状态或正念状态（Mason,44）。”

由此可见，梅森认为华兹华斯对18世纪前辈及同辈诗人所使用的僵化、缺乏生命力的诗歌语言表达了担忧。从学术角度来看，华兹华斯认为这种语言是“机械”“人造的”，与所表达的情感和思想毫无自然联系，显得过度风格化和虚假，这使得读者陷入困扰和不寻常的心境，阻碍了他们获得诗歌应带来的愉悦体验。

华兹华斯为了打破当时诗歌语言的僵化状态，采取了“陌生化”的手法，他努力寻找更加贴近普通人生活的真实语言，并通过对这些语言的韵律编排，创造出一种全新的表达方式。正如华兹华斯所说，他试图通过韵律的设计来表现“处于生动感觉状态下的人们的真实语言”（44），这一点体现了他对于18世纪诗歌中高雅且过于修饰的措辞的强烈反感。他希望通过这种语言的革新，唤起读者对日常生活中的真实思想与情感的感知，希望诗歌能够更贴近现实、接地气，从而帮助读者更真切地感受诗歌中所传递的东西。

（二）华兹华斯诗歌中“陌生化”手法的应用

在阐释了华兹华斯使用“陌生化”手法的原因之后，梅森具体说明了华兹华斯在其诗歌中“陌生化”手法的应用，具体体现在四个方面：独特的主题与形象塑造、写作形式的创新融合、神秘莫测的人物呈现以及超现实的人物形象描绘。

1. 在独特的主题与形象塑造方面，梅森指出：“华兹华斯的诗很奇怪。它们阐述了自然与自我之间的关系，但不是直接的田园或传记。他们召唤出神秘而沉默的人，出现在乡村景观中，又消失在乡村景观中，但拒绝哥特式或浪漫主义的叙事要求。它们有时看起来很简单，容易受到讽刺和恶搞，但当再次审视时，却暴露出一种情感上的复杂性，将我们引入政治、伦理和道德问题。”（63）华兹华斯探讨自然与自我的关系，但并非以传统的田园或传记方式呈现，而是创造出神秘地存在于乡村景观中若隐若现的形象，拒绝了哥特或浪漫主义的常规叙事模式。这种处理方式打破了读者对于诗歌主题和形象塑造的预期，从而产生陌生感。
2. 在写作形式的创新融合方面，梅森以《抒情歌谣集》为例，指出：“《抒情歌谣集》继续审视诗歌想象力修复人类苦难和死亡影响的能力。华兹华斯通过创造一种新的写作方式实现了这一点，这种写作方式将抒情诗的音乐性和情感与民谣的叙事能力融合在一起。”（70）华兹华斯通过将抒情诗与民谣两种诗歌风格相结合，创造出具有独特表现力的诗歌形式，使读者在两种风格的交织中重新发现意义，从而产生陌生化效果。
3. 在神秘莫测的人物呈现方面，梅森以华兹华斯诗歌中一个典型的人物露西（Lucy）为例，指出：“‘露西’是华兹华斯最令人不安的诗歌人物之一。她神秘地徘徊在诗中，这些诗是单调而催眠的，叙述者拒绝宣布露西唤起了他的什么样的经历，也拒绝宣布我们作为读者应该如何回应。”（78）诗中的露西如同一个神秘的存在，诗歌没有明确表达她给叙述者带来何种体验，也未引导读者应如何回应，这种模糊性增加了诗歌的神秘感和陌生感。
4. 在超现实的人物形象描绘方面，梅森以《丹麦男孩》为例，指出：“他（华兹华斯）把主人公描述为一个‘物’、一个‘影’和一个‘灵’。他与世隔绝，几乎被埋没在一个‘开阔的山谷’中，隐藏在‘两个姐妹的沼地小溪之间’，看不到人类的视线。……他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但也是一个幽灵，出没在他居住的山谷里。”（79）该形象打破了读者对于人物形象的常规认知，使读者需超越现实思维去理解象征意义，从而感受陌生化效果。

总而言之，华兹华斯在其诗歌中使用“陌生化”手法，旨在打破读者的常规阅读期待，促使读者以全新的视角去审视自然、人类情感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

二、华兹华斯诗歌中“细读法”的应用

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在《形式主义批评家》（The Formalist Critics）中强调文学批评着重聚焦于文学作品整体的审视，考量其是否构建为和谐整体以及各部分间的关联状况。邱运华（2005）在《文学批评方法与案例》里提出文学文本是以语言构建的充满矛盾却又和谐的结构整体，而英美新批评的任务便是探究与评判文学的语言结构，借助对文本语言中张力、悖论、冲突、含混、反讽等元素的剖析，揭示这些元素促使文本结构达成和谐统一的内在机制与作用方式。

为了充分阐释文本语言是如何在矛盾冲突中构成的和谐整体，新批评提出了文本“细读法”，并创造了一系列的批评范畴来维系他们的批评体系和实践。这些范畴包括复义（ambiguity）、张力（tension）、悖论（paradox）、反讽（irony）、隐喻（metaphor）、象征（symbol）等。

在《剑桥威廉·华兹华斯导论》中，梅森指出华兹华斯在诗歌创作中应用了文本细读的方法。

（一）华兹华斯诗歌中“复义”的应用

“复义”出自燕卜荪（William Empson）的《含混七型》（Seven Types of Ambiguity），他对“复义”的定义是“任何语义上的差别，不论如何细微，只要它使同一句话有可能引起不同的反应”，就形成了语言的复义现象。（邱，161）。

梅森指出，华兹华斯的诗歌运用了“复义”的文本分析方法，这种方法通过将不同的元素进行巧妙融合，创造了丰富的多重含义。在梅森看来，华兹华斯通过这种手法，使得作品的内涵变得更加复杂和深刻，达到了一种“复义”的效果。以《埃斯威特山谷》（The Vale of Esthwaite）为例，梅森提到：“华兹华斯最初转向哥特风格来构建这种不确定的体验，这种风格适合探索不安的精神状态、极端的心理和死亡。”（64）该诗通过将哥特式与感伤风格相结合，描绘了一个人物在山谷中徘徊、出神的场景，形成多重解读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华兹华斯诗歌的有关自然的描写中蕴含的多义解读也体现了“复义”。以《埃斯威特山谷》和《傍晚漫步》（An Evening Walk）这两首诗为例，梅森指出：“我们听到华兹华斯深刻的感受，即自然不仅仅是造物主为人类观察而设计的外部世界，而是一种充满活力的力量，它赋予感知活力，为人类思维的发展提供了模式。”（64）这里的自然既具有物质层面的存在意义，又在精神层面影响着人类感知与思维，使自然意象具有多重含义。

（二）华兹华斯诗歌中“张力”的应用

艾伦·退特（Allen Tate）在《论诗的张力》（Tension in Poetry）中提出了张力的概念。张力在语义学上指的是外延（extention）与内涵（intention）之间的协调，它强调诗歌语义结构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新批评学派认为，缺乏张力的诗歌缺少韵律之美和深层意蕴，难以在情感层面上打动读者。

梅森指出，华兹华斯的诗歌使用了“张力”的文本细读方法。在《孤独的割麦女》（The Solitary Reaper）这首诗中，梅森认为华兹华斯通过情感与场景的冲突构建“张力”。梅森指出：“在《孤独的割麦女》中，华兹华斯对一位女性收割者一边劳作一边独自唱歌的描述实现了以下效果：一方面唤起了自然（通过提及山谷和大海），另一方面让人联想到多萝西（第一行呼应了她关于和哥哥在苏格兰旅行时看到的收割者的散文素描），同时还提及了诗人的朋友托马斯·威尔金森（他的苏格兰旅行草稿中提到了一位独自收割并唱歌的女性，声音是 ‘我所听过的最甜美的人类声音’）。”（84）

在此诗中，孤寂的劳作场景与唱歌所传达的情感之间形成张力；此外，现实场景与记忆元素的交织（如多萝西的散文速写与威尔金森的旅行记录）也增强了诗歌的情感张力和艺术感染力。

（三）华兹华斯诗歌中“悖论”的应用

布鲁克斯在《悖论语言》（The Language of Paradox）中认为，悖论语言不仅仅是语言的修辞格或者运用于诗歌语言中的修辞技巧，更是诗歌区别于其他文体的最根本的特点。布鲁克斯（1988：354）认为“诗的语言是悖论语言。”“悖论”在诗歌中是必不可少的。

梅森指出，华兹华斯的诗歌使用了“悖论”的文本细读方法。首先，梅森认为华兹华斯诗歌中人物形象的矛盾体现了悖论。在《埃斯威特山谷》中，人物既被周围生动的景象所吸引，但同时又处于一种悲伤的探索之中，这种既被吸引又深陷悲伤的状态构成了一种悖论。

其次，梅森指出华兹华斯诗歌中自然与人类关系的复杂呈现亦是一种悖论。自然既作为客观的外部世界被观察，同时又被描写为赋予人类感知活力并影响思维发展的力量，这种既外在又内在的复杂关系促使读者思考二者之间的微妙互动。

（四）华兹华斯诗歌中“反讽”的应用

布鲁克斯（1988：379）在《反讽——一种结构原则》（Irony as a Principle of Structure）中将反讽定义为“语境对于一个陈述语的明显的歪曲”，在诗歌语言环境下，词语会因语境压力致使意义扭转、变形而发生转义，进而产生所言与所指相对立的现象。

梅森指出，华兹华斯的诗歌使用了“反讽”的文本细读方法。首先，华兹华斯诗歌中美景与情感的背离会形成反讽。在《埃斯威特山谷》中，人物在奇幻美丽的自然环境中却在探索悲伤，这种美景与悲伤的反差使得原本积极的自然意象在语境中发生意义转向，从而增强了情感的复杂性。

梅森还认为，华兹华斯诗歌中的理想与现实反差也产生了反讽效果。在《傍晚漫步》中，诗人描绘了一个田园诗般的自然世界，却同时提到自己“远离我最亲爱的朋友”（65），田园意象的和谐美好在此语境中与诗人的孤独形成对立，突显出理想生活中隐藏的失落。

（五）华兹华斯诗歌中“隐喻”的应用

隐喻作为一种语言修辞格在新批评语言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布鲁克斯（1988）指出，现代诗歌技巧可总结为重新挖掘并充分利用隐喻。隐喻通过类比促使读者在思维层面关联两种事物，借助意象暗指难以直接理解的情感或观念，从而丰富诗歌的表意层次与审美内涵。

梅森指出，华兹华斯诗歌中的自然景象常被用作隐喻以呈现情感状态。在《埃斯威特山谷》中，“催眠般的瀑布”“像幽灵般升起的烟雾”（64）等自然景象隐喻着人物被悲伤情绪所渲染，增强了诗歌的情感表现力。

（六）华兹华斯诗歌中“象征”的应用

在新批评理论中，“象征”指文本中具有多层次、深层次含义的意象或符号，它不仅在表层上指向某种具体事物，还能暗示更深层的思想、情感或主题。布鲁克斯在《精制的瓮》（The Well Wrought Urn）中探讨了象征在构建文学作品多义性和张力方面的重要性。

梅森指出，华兹华斯诗歌中个人命运常象征社会现象。以《被毁坏的小屋》（The Ruined Cottage）为例，梅森说：“玛格丽特的故事开始于农业歉收之后，战争对农村经济的影响加剧了收成的不佳。为了养家糊口，玛格丽特的丈夫罗伯特参军了，把他的入伍费留在窗台上。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玛格丽特开始担心罗伯特再也不会回来了，她焦急地从路人中寻找丈夫失踪的消息。”（67）玛格丽特的遭遇象征着战争和贫困对普通民众生活的严重破坏。

此外，梅森还认为华兹华斯诗歌中人物与自然和谐关系象征着一种超越世俗的状态。在同一首诗中，小贩与自然的融为一体象征着通过与自然连接获得深刻精神领悟的能力，他能“看到我周围的事物/那些你看不到的东西”，并以情感支持而非物质援助来回应他人，从而体现出超越物质的精神力量。（69）

三、结语

本论文通过对《剑桥威廉·华兹华斯导论》一书的深入分析，详细探讨了形式主义批评理论在解读华兹华斯诗歌中的具体应用。通过分析发现，形式主义批评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分析框架，它能够帮助我们深入挖掘华兹华斯诗歌中的语言艺术性和复杂的结构特征。正是通过这一框架，我们得以更好地理解诗歌的内在结构和表达方式，从而深化了对华兹华斯作品的整体理解和欣赏。

从俄国形式主义批评中“陌生化”理论的角度来看，华兹华斯在创作过程中，巧妙地以日常语言为基础，通过精心编排韵律，成功突破了当时诗歌语言的僵化困境。在诗歌的主题构建、形象塑造、写作形式以及人物刻画等方面，灵活地运用了“陌生化”的技巧，使传统诗歌的惯常阅读方式被打破，带来全新的审美体验与创新性。

从英美新批评的“细读法”角度看，华兹华斯在诗歌创作过程中广泛运用文本细读的方法。“复义”在元素融合与自然描写中的体现，为诗歌解读提供多元视角；“张力”的构建增强了情感深度与艺术感染力；“悖论”与“反讽”促使读者对人物内心与自然关系进行深度思考；“隐喻”与“象征”的运用使自然景象与人物命运超越表面，成为社会现象和精神境界的表征。

综上所述，本论文展示了《剑桥威廉·华兹华斯导论》如何通过形式主义批评方法，深入解读华兹华斯诗歌中语言和结构的独特性。在对诗歌语言形式、结构与艺术技巧进行解析的过程中，形式主义批评理论展现出强大的阐释力与普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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