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平台化传播环境与人工智能技术迅速演进的背景下，视听行业正经历一场由底层逻辑驱动的结构性变革。算法参与创作、数据主导分发、人机协同生产已成为常态，传统以人工经验为核心的视听生产模式逐渐让位于数据驱动与智能生成并行的运行体系。由此带来的变化并非单纯的技术升级，而是一种涉及创作机制、审美形态与产业组织方式的整体重构。尤其是在文化类视听内容领域，技术介入不仅改变了表达形式，也深刻影响着文化意义的生成方式与价值传播路径。然而，当算法逻辑与流量机制深度嵌入内容生产链条时，技术理性与文化理性之间的张力开始显现。在提升传播效率的同时，也可能弱化文化表达的阐释深度与公共导向。数智化语境下的视听内容因而呈现出机遇与风险并存的复杂局面：一方面是表达空间的扩展与产业链条的延伸，另一方面则是价值标准与意义结构的潜在位移。如何在效率逻辑与文化责任之间建立新的平衡机制，是当下视听产业发展所需面对的重要问题。

一、数智化转型与当代视听内容生产范式的重构

（一）数智化的概念界定及其在视听产业中的展开

并非纯粹的技术升级，“数智化”是以数字技术为基础、以智能算法为核心、以数据驱动为运行逻辑的过程。数智化是整个视听领域甚至是所有行业的共通实践路径，在视听内容和产业运行中往往是通过将数字化生产流程和人工智能融合应用的形式展开的，本质上是对内容形态、创作机制和产业格局进行全面解构并重塑的过程。

数智化在视听产业中的展开可以十分自然、妥贴地归纳为三个明确的层面：第一，生产端已经很好地运用人工智能于脚本分析、内容生成、虚拟视觉制作、后期剪辑诸环节，其中AIGC技术在舞美设计、虚拟场景生成、人物群像渲染中都有突出应用。第二，传播端的平台算法对用户数据做了系统分析，因而重新设计了内容分发机制，故而视听内容的“可见性”及“传播效率”都由数据逻辑直接支配。第三，接受端的观众从传统的“被动观看者”转变为“数据生产者”及“互动参与者”，其观看行为本身即成为内容形态、节目结构调整的实际诱因。

在这个意义上讲，并不是用数智化代替了原来的视听创作方式，而是以新的生产范式重新组合了视听产业的形态：由原来以导演和制作团队为主体的人脑主导模式，变成一种多主体参与、多方数据反馈循环、人机协作相互搭配的一种新的生产模式。这种数智化新生产范式的产生为视听产品在屏幕上的艺术表现形式和视听产业的内容呈现方式提供了无限可能，并为下一轮文化类节目的创新做好了准备。

（二）数智化背景下文化类视听节目的生产范式转变

在数智化浪潮下，文化类视听节目有着非常复杂的转向特征，一方面，这类节目的主要目的是将知识、文化和价值导向带到荧幕上，并以知识解构、专家讲授、审美元素等为主的节目创作方式得以延续；另一方面，基于数智化导致的更快传播节奏、更强的互动机制、更强的视觉感受，又对传统文化节目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文化类节目如何完成生产范式的重构，成为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对象。

以《中国诗词大会》为例，前期节目主要是基于传统电视竞赛节目的生产逻辑，即节目以主持人串词、选手答题和专家点评等表现方式为主，在节目中展现了有关诗词的知识性文本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充分解读和记忆累积。然而节目随着它的期数越来越多，渐渐开始尝试使用数智化的方式，使得整个节目开始往“知识呈现型节目”转变为“沉浸体验型文化节目”。一方面利用虚拟的舞台设计，以及数字的特效，还有AIGC去帮助它生成一些视觉上的诗情画意，让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不能够直接看到的画面变成一种可视化的场景给观众；另外一方面则是有了App互动、云端答题、跨屏跨端等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让节目的传播节点变成跟观众进行连接的一个路径。

类似的文化转型发生过很多次，在以往的文化与综艺节目之中也多有呈现。近几年，央视融媒体晚会广泛应用虚拟拍摄和XR技术把现实舞台和数字空间结合起来；一些网络平台的知识问答类节目借助算法、短视频切片等方式把文化内容搬进碎片化的传播场景中。所以文化节目也在顺应变化而不断做出新的探索，既不是单纯地“讲述文化”，而是由数字技术参与打造、改造的更像是一种“组织文化体验”的过程。

从生产范式的角度可以十分自然、妥帖地看到此次变化的三重转向：第一是从“单向表达”转向“多向互动”，即数智化技术让观众不再是内容的单纯接受者，而是内容生成链条中有实质作用的一环，故而观众反馈直接参与节目结构、内容节奏的设计。第二是从“文本中心”转向“体验中心”，文化内容的呈现已经不限于语言、解说，而是主动用视听手段创造沉浸感，让文化知识真正转化为可感、可悟、可赏的情感体验。第三是从“节目产品”转向“文化IP”，数智化赋予文化节目跨平台延展、长期运营的良好条件，因此也更有利于其从单一节目发展为多形态文化产品。

然而，具体来说，范式转变并不是一次简单的技术升级，而是深刻影响着文化内容的生产逻辑与意义结构。在技术系统发挥重要作用的时代背景下，文化的生产者是否有可能保持足够的阐释力度，不对自身赋予意义的活动进行扁平化的演绎？这也是数智化生产时代不可避免要面对的问题。也因此说，在这样的情况下，有必要对相关问题进行进一步的讨论。

二、数智化转型为视听内容创作与产业带来的机遇

（一）技术赋能下的视听表达创新与审美升级

在数智化转型背景下，视听内容创作所面临的首要机遇就是表达方式、审美形态两者的系统性扩展。与传统影视创作以摄影机记录现实、以剪辑重组时间为基本逻辑不同，数智化技术已经使影像生产具备了“生成”“构建”的能力，因而自然突破现实场景、物理空间的限制。

首先，人工智能及虚拟影像技术将视听表达的空间维度作了十分自然、妥贴的扩展，借助虚拟舞台、XR扩展现实、实时渲染等多种手段，创作者可在有限的演播室空间内营造有历史纵深、有想象张力的文化场景，故而在文化类节目中有极好的示范。《中国诗词大会》便是一个典型：诗词文本中所写的盛世长安、江南烟雨、边塞风雪等诸多意象都被转化为动态视觉景观，由此形成文本意义与视觉效果彼此互为补充、互为阐释的互文关系。因此观众绝不只是用语言理解诗词，更是在视听体验中真正“进入”诗词所书写的文化空间。

其次，用数字智能转变叙述方式从“线性讲述”转向“情境体验”。以往很多传统文化类的节目靠主持人和专家讲授式的语言完成知识传播，在数字智能语境下，呈现出以情境创设、情境体验为主的新形态，用多机位调度、虚拟景别变换、实时生成的画面，让答题、点评、表演融为一体，在答题环节、点评环节和节目表演过程中，多场景转移、镜头切换更为自由，形成了线索化而非线性的叙述结构。“体验先行，解释跟上”，有助于观众理解和接纳文化内容。

最后，由于AIGC技术在创作辅助方面有十分明确、成熟的应用方向，故其对视听创作的实际帮助非常清楚：前期策划时可用人工智能对大量古典诗词文本作语义分析、主题聚类，由此自然、妥帖地帮助编导建立题库结构，后期制作时AI剪辑、智能配乐能按情绪曲线自动生成若干节目切片，适配不同传播平台。因此所采用的“多版本共生”创作模式能让文化内容在守住根本价值的同时获得极好的传播弹性。

（二）数智化推动视听内容产业链延展与受众参与重构

除内容表达层面的创新外，视听产业的数智化还将对视听产业的产业结构、产业模式带来巨大的影响，让视听产业由原来的传统电视工业体系下的节目“播出即终结”，到产业体系内的视听内容变成可以长期运营的文化资产，并且具有多元的价值渠道，将不再止步于单次的节目生产以及产品售卖，而是不断打开多元的价值空间。

首先，数智化重构了受众参与方式，因而自然、妥帖地让观众从“收视主体”转变为“互动主体”和“数据主体”，又由此顺理成章地借助移动终端及网络平台实现实时答题、实时投票、实时讨论，各行为数据即时反馈给节目制作系统。《中国诗词大会》对此有极好的示范：App答题、云端观众团、跨平台互动传播三者互为补充，形成“线上—线下—屏幕内外”联动的传播格局，观众参与既富沉浸感，也真正成为节目后续内容调整、产品开发的数据依据。

其次，数智化让文化节目具有了IP化和品牌化的运营可能，比如诗词大会这样的节目从原本的一档节目还扩展到了图书，教育产品，衍生品课件以及线下活动等更多的场景，IP化路径的达成是基于利用了数智化能够做到精准画像以及精准营销的能力，将同一种文化内容差异化地推送给不同的层级群体。

从产业的角度可以发现，数智化降低了文化内容生产、传播的门槛，因此视听产业正在从“集中式生产”向“平台化协作”顺利转型，主流媒体、网络平台、社会机构彼此联动更加紧密，文化节目不再是单一主体制作的结果，而是跨机构协作的产物。近年来的文化类综艺、融媒体项目及纪录片联合制作都对此做了极好的示范。

三、数智化转型中的风险、挑战与治理路径

（一）数智化视听创作中的文化阐释风险与伦理张力

虽然数智化给视听内容创作及产业发展带来了种种机遇，但其在文化类节目中的广泛应用必然带来有关文化阐释、价值取向、创作伦理等多种值得重视的问题，尤其是以传统文化为主要内容的视听创作中，技术绝不是中性的工具，而是能主动、实质地重塑意义结构的力量，故而技术介入的方式及程度直接关系文化表达的合法性及严肃性。

首先，数智化技术有文化阐释“视觉替代”的风险，对于包括诗词、经典文本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而言，本身是高度抽象的、多义的和开放的，意义生成基于主体想象和语境以及对历史的认知。一旦把传统文化具象化、场景化，甚至“奇观化”，观众从画面上获得解读范式的空间就被缩减了，原有留给人们体会和想象的余地也会相应减少。一旦虚拟场景成为某种“标准图像”，便可能在无形之中形塑人们的思维定式和固化的认识，从而束缚人们认知文本的能力。

其次，数智化创作必然要面对“情感模拟”与“真实性”之间十分明确、值得重视的伦理张力：由于人工智能在影像生成、人物复现、情绪渲染诸方面的能力都有极大的提高，故视听作品中情感共鸣的制造越来越依靠算法，而所制造出的情感绝非真实情境中人际交往所产生的情感，实质上是用技术手段予以计算、放大的结果。因此文化类节目若对此类技术过分依赖，就会造成情感表达的程式化、消费化，文化体验也会沦为感官刺激的堆叠，思想价值无从体现。

（二）数智化视听产业的规范化发展与价值导向建构

由于数智化转型带来的种种风险不能单凭个别节目、个别创作者的自律来解决，因此必须从产业层面、制度层面予以系统、有层次的回应，故而数智化视听产业的健康发展必然要求技术规范、制度治理、价值导向、文化自觉等多项并举。

首先，从制度的角度出发，应有系统、有层次地建立有关数智化视听创作的行业规范及伦理准则：首先对AI生成内容予以明确标注，由此自然、充分地保障观众对内容来源的基本知情权，其次规范训练数据、素材使用中所涉版权的边界，防止技术发展以侵犯原创权益为代价，第三就涉及历史人物、文化符号、集体记忆的创作，设置严谨可行的学术审查及伦理评估机制。用制度性约束划定技术应用的合理边界，让技术更有利于传播文化。

其次，从产业的角度出发要主动、系统地重新平衡数据逻辑与价值导向的关系：数智化时代平台算法在内容分发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若仅以流量指标作为内容评价标准，就会造成文化内容同质化、浅表化的严重问题。故而宜在算法机制中自然、妥帖地引入多样性及公共价值导向，具体而言，提高文化类内容的推荐权重，支持长线文化IP持续健康发展，给有思想价值的作品留出生存空间。

其次，从创作实践来看，需要强化文化类节目的“阐释意识”和“公共责任”，以《中国诗词大会》为代表的主流文化节目之所以获得成功，并不是单纯的技术或形式创新，而是始终围绕着阐释文化展开，而节目中的专家解说、增加历史语境及价值观引领，恰恰就是基于这种“阐释意识”的体现。因此这种创作立场给数智化时代节目生产带来的更大意义是：一方面给如何使用数字技术和智能技术带来准则和规范；另一方面也对于各类文化类视听作品如何发声提供了可借鉴的范式。

最后，站在未来的视点上来看，数智化视听产业的发展一定要服务于文化主体性重建。技术创新仅仅是一种表象，不会改变根本的文化思考，在这一点上，创作者—平台—观众三方需要对文化的价值形成共识，才能使数智化成为促进视听创作水平提高的内在驱动力量，而不是制造产品泡沫的手段。

四、结语

总而言之，数智化转型为视听内容创作与产业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技术条件与结构性机遇，但其内在风险同样不容忽视。通过对《中国诗词大会》等文化类节目的考察可以发现，数智化并非天然地削弱文化深度，其关键在于是否建立起以文化价值为核心的创作逻辑与治理机制。未来的视听创作，应在技术理性与文化理性之间寻求动态平衡，使数智化真正成为连接传统文化与当代社会的重要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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