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清代蜀学大家李调元，以其宏富的著述、精深的诗论与戏曲理论，以及融合南北的饮食文化记录，在乾嘉学术史上留下了鲜明印记。传统李调元研究，成果丰硕，大抵沿着两条路径展开，其一是对其生平、著述的文献考订与整理；二是对其学术思想、文学成就的具体阐发。在此过程中，学者们注意到李调元“交游甚广”的特质，并对其与袁枚、赵翼、蒋士铨等性灵派学者，或与蜀中同年、门生等的往来，进行了颇有价值的个案考辨。传统研究对李调元社会网络关系的认知，聚焦于个案考辨层面。事实上，蜀学大家李调元所身处的，是一个由众多师友、同僚、门生交织而成的动态而有机的学术关系网络，这一网络的整体面貌、内在结构以及运作逻辑，还缺乏系统梳理及呈现。具体而言，该网络呈现出何种形态，不同地域、不同学派的文人群体在其中如何分布与互动，谁是网络中的核心枢纽人物，以上问题，恰恰是理解李调元学术影响力生成机制，乃至透视清代中期文人学者生存状态与知识生产方式的锁钥所在。因此，将研究视角从对“关系点”的考辨转向对“关系网”的整体把握，不仅是李调元研究走向深化的内在要求，也呼应了当代人文学科对关系性思维、整体性视野的普遍关切。

近年来，数字人文的兴起为人文学科带来了方法论上的深刻反思与工具层面的革新。其核心不在于技术的展示，而在于它提供了一种新的认知视角与研究媒介。弗朗哥·莫莱蒂提出的“远读”概念，恰给本文的问题意识提供理论范式。“远读”并非取代对文本的精深细读，而是主张通过聚合、量化和可视化数据，拉开一定的观察距离，以发现那些在近距离审视中难以察觉的宏观模式、整体结构与演化趋势，将社会网络分析这一量化方法，引入历史人物交游研究，正是“远读”实践的一种典型体现，将文献中散落的人物关系数据转化为节点与边的集合，进而通过可视化图谱直观呈现网络的整体形态，并通过一系列指标量化分析个体在网络中的位置与群体的结构特性。对于李调元名人文化研究而言，这一视角的转换意味着，不再仅仅追问“他与某人关系如何”，而是开始探索“他处于何种关系结构之中”，以及“这一结构如何塑造并反映了他的学术生涯与影响力”。数字工具在此扮演了启发性的媒介角色，它生成的图谱并非研究的终点，而是激发新问题、引导新解读、促使我们与历史材料进行新一轮深度对话的起点。基于以上问题意识与方法视角，本研究将通过对可信史料的爬梳，尽可能系统地收集李调元的学术交游关系，并利用数字工具将其绘制成可视化的知识图谱，实现对其交流网络的整体性呈现。其次，结合清代学术史、社会史的背景，对网络所展现的核心与边缘结构、群体聚集特征、关键桥梁人物等进行解读。

一、李调元相关文献中的交游痕迹与数据化

社会网络分析应用于历史人物研究，其根基不在算法，而在文献。网络图谱的可靠性，首先取决于对史料的爬梳深度与关系判定的考辨精度。

（一）核心文献与关系判据

本研究对“交游关系”的界定，采取较为宽泛而审慎的标准，凡文献记载中显示李调元与某人存在直接或间接的社会互动，且该互动具有学术或文化交往的性质，即视为一条有效关系。具体而言，关系判据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其一，诗文唱和。这是清代文人交往最常见的形式，也是关系证据最丰富的来源。李调元本人的《童山诗集》《童山文集》，以及同时代人的诗文集中，存有大量唱和、赠答、题跋之作。此类唱和，既是文学活动的记录，也是人际网络的直接证据。其二，书信往来。书信是私人交往最真实的载体。李调元与友人书札，散见于各家文集及后世辑录。书信内容往往涉及学术讨论、书籍交流、生活问候，是判断关系亲疏与性质的重要依据。其三，著作序跋。清代学者著书立说，往往请师友作序，或为他人撰序、题跋。序跋不仅是学术评价的文本，更是人际关系的一种公开宣告。李调元所辑《函海》丛书，其序文即透露出他与蜀中学者及江南文士的广泛联系。其四，共同参与的文化活动。包括同年赴试、同馆为官、同席雅集、同游名胜等。李调元一生宦迹遍及大江南北，“交友极其广泛，文士画师之流，上至高宗乾隆，下及村姑牧童，他均有交接”。如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就读于锦江书院时，李调元与何希颜、张鹤林、姜尔常、孟鹭洲、张云谷时称“锦江六杰”；又如入翰林院后，与同年、同僚的日常交往，皆为网络的重要节点。其五，学术商榷与文献传递。李调元参与《四库全书》编纂期间，“得以借观朝廷内府藏书，并雇人抄录许多罕见书籍”。这一过程中，他与四库馆臣如纪昀、陆锡熊等人的业务往来，以及借抄、赠书等行为，均形成学术交流的痕迹。此外，他与朝鲜使臣的交往，如与朴趾源、李德懋等人的诗文往还，亦属此类。

（二）从文本到数据：关系视角的转换

收集整理文献后，接下来需要将零散、异质的文本记载，整理为结构化的“人物—关系”清单。这一过程，既是技术性的数据处理，更是一种研究视角的转换，从关注单个事件或文本的“点”，转向关注人物间关联性的“线”，进而汇聚为网络的“面”。

具体操作步骤如下：第一步，建立人物名录。以李调元为核心，将文献中出现的所有与之有交往的人物逐一摘出，形成初始名录。凡有姓名可考者，均予以收录；姓名不全或身份不明者，暂予存疑，待后续考证后再决定是否纳入。同时，尽可能查考人物生平，如字号、籍贯、科第、官职、著述等，以备后续分析之用。第二步，构建关系对。对于每一对存在交往记录的人物，记录其关系类型、关系强度等信息。第三步，形成数据表。将上述信息录入结构化表格，形成原始数据文件（表1）。第四步，交叉验证。对于同一关系，尽可能寻找多种文献的印证。例如，李调元与袁枚的交往，既见于李调元自述，亦见于袁枚著作，可相互印证，增强可靠性。

序号	人物	关系类型	关系强度（1-10）
1	李调元	核心人物	10
2	李化楠	家人（父亲）	9
3	袁枚	文人朋友（性灵派）	8
4	赵翼（赵瓯北）	文人朋友（性灵派）	7

二、李调元社会网络可视化构建与分析

（一）数据的整理与导入

正如数字人文研究所倡导的，可视化不仅是研究结果的呈现方式，更是一种认知工具与思维媒介。从结构化数据到可视化图谱的转化，并非一个纯粹技术性的操作步骤，而是一个将抽象关系转化为视觉语言的阐释过程。本研究所使用的工具为Gephi社会网络可视化软件，因其操作相对直观、布局算法丰富、视觉呈现效果优良，在人文社科领域得到广泛应用。为实现对李调元学术交游网络的可视化呈现，研究首先从《李调元年谱》《童山文集》《雨村诗话》及同时代文人别集、诗话笔记等文献中，系统提取与李调元存在直接或间接学术交往的人物信息。经过文献梳理与去重处理，共获得有效人物节点71个，涵盖家人、师友、同僚、四库馆臣、朝鲜文人、蜀中才子、政敌等多个类别。在此基础上，依据人物间学术互动的频次与深度，如诗文唱和、书信往来、著作序跋、同僚共事等，构建关系边214条，并为每条边赋予反映关系强度的权重值。将整理好的“人物—关系”数据表导入Gephi，每一个节点，对应一个历史人物，李调元、袁枚、赵翼、纪昀、程晋芳等人物则是即将构成网络的原子。后续则需要借助布局算法，为节点赋予空间位置，关系结构得以视觉化地呈现出来。

（二）李调元社会网络可视化图谱呈现

将上述节点与边数据导入Gephi软件，采用Fruchterman Reingold（以下简称FR）布局算法进行可视化处理，FR算法最突出的特点是能够清晰地呈现网络的整体结构形态，有边连接的节点因吸引力而聚拢，无边连接的节点因排斥力而分离，形成拓扑邻近的节点在视觉上靠近，远离的节点在视觉上远离的布局，最终生成李调元学术交游网络图谱（见图1）。该图谱较为完整地呈现了李调元学术交往的初步的整体面貌与内在结构，具有重要的分析价值。

（三）李调元社会网络结构分析

李调元学术交游网络呈现出鲜明的“核心—边缘”结构。围绕李调元，图谱中形成若干相对密集的节点聚集区域，这些区域之间的连接相对稀疏，显示出交游圈层化的特征。网络的整体密度适中，既非高度紧密的“小圈子”，而是呈现出一种有核心、有层次、有边界的有机结构，这些群体构成了李调元社交网络的基本单元（表2），如其中聚集区之一，是以袁枚、赵翼为核心的文人群体，该区域节点密集，彼此间的连接线粗重，表明群体内部互动频繁、关系紧密。围绕这一核心，程晋芳、祝芷塘、王梦楼、王昶、曹仁虎等人呈辐射状分布，共同构成性灵派的外围圈层，也清晰地揭示了李调元与乾嘉时期性灵派文学思潮的深度关联，他虽为蜀人，却通过广泛交游，与江南文坛主流保持着紧密的精神共振。这恰与李调元交友极其广泛而又择友甚严的历史记载相互印证，其交友既辐射广泛，又保持着以学术旨趣为核心的凝聚性。

群体类型	代表人物	聚类特征
性灵派文人圈	袁枚、赵翼、蒋士铨等	节点密集，内部连接粗重
四库馆臣群体	纪昀、姚鼐、邵晋涵等	形成次级聚集区，权重略低于性灵派
蜀中才子与锦江六杰	彭端淑、张问陶等	相对独立的聚集区，与主网依赖李调元连接
朝鲜文人群体	朴趾源、李德懋等	图谱边缘的“飞地”式小集群
家人网络	李化楠、李鼎元等	紧邻核心，内部连接高度密集

三、结语

本文尝试将数字人文中的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引入蜀学大家李调元研究中，以《李调元年谱》《童山文集》等文献为基础，系统梳理其学术交游关系，借助Gephi软件绘制可视化图谱，并对其结构特征进行初步解读。作为一项探索性研究，本文无意对李调元的学术交游做出穷尽式的考辨，而是希望借由数字工具的“远读”视角，为传统研究提供一种新的观察维度与问题起点。通过前文分析，本文得出以下初步认识：

李调元连接性灵派文人、四库馆臣、蜀中才子、朝鲜文人等多元群体，其连接范围之广、跨越圈层之多，直观印证了其作为乾嘉时期蜀学代表人物的学术影响力。图谱中辐射状的连接模式，不仅是个人社交能力的视觉呈现，更折射出清代中期学术网络中地域、学派、官学、国际等多重因素的交织结构，这一结构特征，反映了诗学旨趣、官方学术工程、地域认同、血缘关系等不同因素对文人社交的塑造作用。

本研究尚存诸多局限，数据完整性受史料所限，关系判准难免简化，静态网络未能呈现时间维度，量化分析仍需与文献细读相互印证，本文构建的是一个共时性网络，未能体现交游关系随时间演变的动态过程。阐释深度方面，量化分析揭示的是关系的“形式”与“结构”，而关系的具体内容、情感深度、思想交锋的实质，仍需回归文献进行深度“细读”。在这个意义上，需要进一步思考何处可能存在重要关联、何人可能值得深入挖掘，但最终的验证与阐释，仍有赖于传统史学方法的精细考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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