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亚里士多德在世界哲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其理论历经千年发展成为无数哲人的思想之基。无论是但丁将其誉为“有知识者的先生”、马克思称其为“古代最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强度最高的哲学家”，还是在美学领域朱光潜称其为“欧洲美学思想的奠基人”，古今中外的哲学家、美学家、文艺家等对亚里士多德的高赞足见其思想超越其时代的先进性。亚里士多德《诗学》是西方现存最早的完整论诗著作，它以诗为研究对象比较其与其他艺术的异同，对其艺术类别、形式、创作等进行论述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构成亚里士多德文艺、哲学体系的重要部分，成为西方乃至世界美学史上的丰碑。车尔尼雪夫斯基赞“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个以独立体系阐明美学概念的人……《诗学》是第一篇最重要的美学论文，也是迄今前世纪末叶一切美学概念的根据”，亚里士多德《诗学》中“摹仿说”更是为后世现实主义理论构筑了理论基石。本研究旨在回归亚里士多德《诗学》文本，深度剖析其“摹仿说”的理论本真意涵，综合考量《修辞学》《形而上学》《物理学》等相关著作，力求精准挖掘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原始脉络，细致探究其与现实主义理论的内在关联，并结合新媒介语境下对现实的重构，重塑文本的本来面目，在对新媒介现实主义的探究中发现其蕴含的传统现实主义中亚里士多德摹仿说因子，进一步阐发其新技术语境下的现实意涵。

一、摹仿之源：亚里士多德摹仿说梳理辨析

“摹仿说”并非亚里士多德首创，作为西方美学最古老、最基本的概念之一具有深厚的理论渊源。“摹仿”一词出现在荷马时代之后，在希腊文中被称为μíμησι，在拉丁文中被称为imitatio。波兰美学家塔塔科维兹认为，从最初含义来看摹仿指巫师表演的祭祀节目舞蹈、音乐与唱诗。随着希腊美学思想在公元前五世纪极盛发展，基于“摹仿”的论述逐渐由祭奠术语转向了哲学、美学的思辨领域，“摹仿”逐渐摆脱词源本意而走向关涉“艺术与自然”“艺术与现实”的哲思学理。当前学界对“摹仿说”的根源尚有争议，多数学者将目光聚焦于柏拉图“摹仿说”，部分学者溯源至毕达哥拉斯学派、赫拉克利特、德谟克里特等前苏格拉底哲学时期。综上，学界对“摹仿说”的起源虽尚未定论，但可尝试从此处管窥亚里士多德于“摹仿说”基因之扬弃。

朱光潜指出“早的希腊哲学家们如毕达哥拉斯学派和赫拉克利特等从自然科学的观点去看美学问题，到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才转而从社会科学观点去看美学问题。亚里士多德可以说是从自然科学的较发达的基础上，达到了自然科学观点和社会科学观点的统一”。在前苏格拉底时期，诸如毕达哥拉斯学派、赫拉克利特、德谟克里特等均基于自然科学观点对艺术的本体论问题进行探讨，无论是基于“数”的超验存在，还是“人对动物的摹仿”“艺术对‘和谐’的摹仿”“艺术对自然的摹仿”，此时期主要关注于基于客观现实基础的艺术本体探讨，侧重从艺术的创作和美的外部形式把握艺术本源，初步体现出对美的抽象过程。苏格拉底接续当时普遍认同的“艺术摹仿自然”观念，却反对将“摹仿”理解为对自然的单一“复制”“抄袭”，要求艺术创作不应只注重外部形式的复制，还应关注人的情感、性格等刻画，从而表现“表现出心灵状态”，从自然形体中选择要素构建极美整体。柏拉图的“摹仿说”则建立在“理式”的基础上，它通过提出“床喻”的概念，认为艺术世界与理式世界隔着三层，是对超验形式或结构的摹仿。柏拉图就此否定了艺术直接摹仿真实世界，进而否定了艺术的真实性，将“摹仿说”纳入了其客观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中。

亚里士多德作为柏拉图的学生对老师的思想进行扬弃“为诗辩护”。相较于柏拉图建立在三等真实或理式的认识论基础之上的摹仿理论，亚里士多德“摹仿说”则立足事关普遍性的合规律性基础上，具有一定唯物主义倾向。亚里士多德基本承袭了“艺术摹仿自然”的主流观点，但艺术对自然不再是简单的物象复制，而是与人相关的、非被动的创造。亚里士多德一改柏拉图道德伦理审视史的摹仿与诗人的态度，从审美维度积极暗示诗的摹仿特性。在《诗学》中亚里士多德指出

“作为一个整体，诗艺的产生似乎有两个原因，都与人的天性有关。首先，从孩提时候起人就有摹仿的本能。人和动物的一个区别就在于人最善摹仿，并通过摹仿获得了最初的知识。其次，每个人都能从摹仿的成果中得到快感。”

亚里士多德认为诗的根源与人的生物性不可分割，无论是人的天性还是人的快感，均印证摹仿深植于人类关联的必然性，甚至诗所引发的情感或艺术快感亦是诗的摹仿功能之一，这种效果取决于人对摹仿接受的天性而起，是人的求知本性的体现。于此，艺术创作与艺术接受在一定程度上就成了人类本能，人类亦可以通过摹仿获得最初的经验以体悟生活。但摹仿并非局限于人类生物性的自发行为，而是具有自觉探索与创造精神。在《诗学》第六章中，亚里士多德进一步指出

“悲剧是对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它的媒介是经过‘装饰’的语言，以不同的形式分别被用于剧的不同部分，它的摹仿方式是借助人物的行动，而不是叙述，通过引发怜悯和恐惧使这种情感得到疏泄。”

“情节是悲剧的根本……是悲剧的灵魂……悲剧是对行动的摹仿，它之摹仿行动中的人物，是出于摹仿行动的需要”

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没有一字提及自然：他说人、人的行为、人的遭遇就是诗所摹仿的对象……无论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都认为艺术的尤其是诗的真正内容完全不是自然，而是人生，认为艺术的主要内容是人生”。人作为摹仿的核心，不仅取决于其生物性本能，更在于其对摹仿的主动把握，自然成为借助人的行动表达的对象，艺术家将“自然”作为“摹仿”的对象时，聚焦于对象的内在生命力量而非表层形态，艺术家通过对摹仿对象的体认中摹仿过程就成为认识与判断、再现与表现、想象与创构的过程，甚至主动将真理或事物的普遍本质置于物的过程。这样，柏拉图破坏城邦和谐、扰乱人伦秩序的诗人在亚里士多德为诗人的正名中成为有助于创造悲剧而宣泄情感的诗人，诗人的创造性被肯定，《诗学》第九章中指出

“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经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根据可然或必然的原则可能发生的事……诗倾向于表现带着普遍性的事。”

这些“根据可然或必然的原则可能发生的事”“不可能发生但貌似合理的事情”“具有普遍性或合规律性的事情”，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摹仿作为一种创造性活动不再是对对象的机械复制、消极摹仿。由此可知，摹仿是一切艺术的本质特征，人类从摹仿中求知并获得快感，摹仿是依据可然律与必然律进行的，因而是创造的基础。此上进一步强调了诗人（或说艺术家）在艺术创作中具有选择与创造的能动性，摹仿是人类进行艺术创作的自觉行动，甚至诗所引发的情感的宣泄与净化亦是人主动接受，通过对艺术中“人”的引入，“摹仿说”凸显部分人文精神光辉，亦促使西方文艺转向对“人”的关照。也正如朱光潜所说“这种文艺思想（亚里士多德摹仿说）基本上是符合现实主义的”，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说中蕴含了朴素的现实主义精神，并成为现实主义理论繁荣发展的滥觞。

二、现实的摹仿：摹仿说与现实主义发展

“现实主义之‘写实’精神与‘真实性’品格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摹仿说’”，亚里士多德摹仿说肯定了艺术的真实性，艺术不是现实世界的外部形式的复制而比现实世界真实。艾布拉姆斯（M·H·Abrams）指出，自16世纪西方重提《诗学》其理论避免不了讨论摹仿说或“模仿”以及诸如“反应”“再现”“摹造”“摹本”“复制”“意向”等平行术语，其间对于《诗学》价值的再发现、再讨论也促使现实主义发展。自亚里士多德之后到18世纪，“摹仿说”一直是西方文艺界极为重要的批评理论与术语，历经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新古典主义时期艺术家、理论家对其的阐释与讨论，也在延续古希腊传统的基础上进行抽象化、延展化，摹仿上升至对抽象理性、永恒理性的把握。

19 世纪现实主义才作为明确的文艺纲领成为被西方广泛认同的文艺流派，其“摹仿”的传统再次迎来了新的表达，其内涵得到进一步拓展与深化。19世纪50年代，现实主义倡导者尚弗勒里认为艺术之美根源之于现实，是被反映的美。它在继承“摹仿说”对现实论述的基础上对“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再现生活”的表达，是对已有现实主义精神之概括。更为直接从亚里士多德摹仿说中汲取养分的应属车尔尼雪夫斯基，他推崇亚里士多德《诗学》并将传统摹仿说以“再现说”的概念进行凝练、传承、创新，以“现实的诗”与“理想的诗”为基础深入论证“摹仿说”“再现说”关系，指出“艺术的第一个目的就是再现现实”“艺术是现实的再现”“任何事物，我们在那里面看得见依照我们的理解应当如此的生活，那就是美的”。车尔尼雪夫斯“美即生活”的唯物主义论断基本继承了亚里士多德摹仿说的唯物精神，“突破了旧的摹仿说……他主张艺术不仅模仿实在，而且更解释并评价现实。这一点实有其特殊不凡的意义”。19世纪现实主义理论与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说具有一定传承性，并在对摹仿说的阐释中实现了人的主体性、能动性的彰显，对现实机械复制的否定。

19世纪现实主义发展浪潮中马克思、恩格斯的现实主义理论极具代表性，对当下中国现实主义理论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马恩现实主义理论是对批判现实主义的升华，其美学论述多见于《188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等著作，马克思恩格斯首次在《致裴迪南·拉萨尔》中将“现实主义”作为文艺批评术语、创作原则，他们认为“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是现实主义真实性的表征。“现实关系”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首先，从客观现实出发，真实、深刻地再现社会生活的本来面貌，揭示历史发展的内在本质及规律；其次，真实描写现实关系。在他们看来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最后，马恩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看待现实关系，主张文艺创作要真实地描写各阶级之间的复杂社会关系和本质规律。《诗学》中亚里士多德认为“合情合理的不可能”要比“不合情理的可能”更符合创作要求，创作者应按照事物应有的样子去摹仿，艺术真实不是表面现象的真实而是揭示事物内部的本质与必然。马克思恩格斯于此一脉相承并进行了创新性阐释，在对拉萨尔《济金根》的探讨中，他们指出《济金根》虽取材于德国真实历史事件，却在创作中违背历史真实，没有揭示德国的典型环境。马恩认为达到艺术真实必须在典型环境中揭示社会关系，由此揭示历史发展与人物行动的必然性，并通过对特定环境中人物的真实描写，反映历史的真实与生活之本质，这就在对“摹仿说”的扬弃中阐发了“典型”理论，并深深影响着中国现实主义理论的发展。现实主义一直是中国文艺理论的核心问题。1942年，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从文艺与生活、文艺与人民、典型化、表现现实等方面阐述了现实主义理论，他的现实主义观成为左翼文坛的理论根基并辐射全国。1958年，毛泽东“两结合”创作方法并举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我们的理想主义，应该是现实主义的理想主义；我们的现实主义，是理想主义的现实主义。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理想主义结合起来，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20世纪八90年代现代主义盛行，但现实主义始终占据文艺创作的核心地位。由此可见，在中国文艺理论的发展过程中现实主义彰显鲜明底色并始终长存活力。

三、新媒介现实主义：数字时代“摹仿说”的再发展

亚里士多德《诗学》的阐释与研究早已在千百年的文艺发展中呈现出极强的活力，19世纪后现实主义理论的“写实”与“真实性”的发展亦可溯源至“摹仿说”，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对亚里士多德学说的阐释与发展促进了现实主义的生成与流转。随着DeepSeek、ChatGPT、Sora等AI为首的现代数字技术发展，现实主义理论也在极具新媒介特性的文艺创作语境中产生新的表达。1992年美国理论家列夫·马诺维奇（Lev Manovich）提出了“数码现实主义”概念，在数字虚拟技术场域中重新发掘现实与现实主义的意涵。2019年，中国学者黎杨全在《网络文学: 新媒介现实主义的崛起》中提出“新媒介现实主义”概念，其后孙立武（《新世纪现实主义文论话语新变与视角转换——兼论几种理论视角的指向性》，2024）、许苗苗（《新媒介、新幻想与新现实》，2024；《两种穿越的讲法：跨次元现实与新媒介时代的现实主义》，2023）、黄鸣奋（《意识、媒介与科幻: 现实主义的多维考察》，2023）等学者亦在对现实主义文艺的新媒介语境的阐释进一步阐发新媒介与现实的相关哲思。他们基本借中国网络文学、科幻电影“架空”叙事中蕴含的新媒介语境下文学创作转向中的新现实主义基因，阐释现实主义理论在数字化、虚拟化、网络化的时代媒介语境下产生的新意涵与新因子，在对现实的边界的回溯与探讨中，对文艺的创作新模式进行反思认为其并非对现实的逃避，对其理论的关照都仍是站在传统‘现实’之中来观照中国文艺，问题域仍居于传统的现实观。

黎杨全在立足20世纪英美分析哲学语言学转向下对媒介的体认，指出数字媒介中虚拟与现实的非二元性以及现实的非客观性。因为文艺创作中的现实并非对客观世界的机械复制，而是“虚拟后的现实，现实与虚拟是融合在一起的，认为虚拟远离了现实或没有再现现实，实际上预设了一种‘原初的’‘纯净’的现实”，在虚拟媒介中对绝对现实的追寻实则是具有机械主义倾向的幻象。这一观点不难看出与亚里士多德“摹仿说”因子的相似性，通过上文对亚里士多德“摹仿说”的论证可知，“摹仿说”借诗的创作并非对现实的直接复制，表达人对现实摹仿的创造性具有对人的主体性的强调、对事物的本质追寻的意味。虽然摹仿说的进路始终是以自然－摹仿为核心的二元关系理路，是对符合“可然或必然的原则的某一类”的“普遍化”创作，但其中蕴含了以“普遍化”为逻辑的对现实的虚拟化，这种虚拟化并非与现实截然对立而是具有超越性弥合现实的局限，因此“诗比历史更真实”。新媒介现实主义的发展是现实－媒介－摹仿为基础的强调语言、图像、数字媒介对现实的传递中的改造，因此现实的摹仿不再是纯现实而是在媒介中产生了人与现实接受的非直观性，这在一理路同样强调虚构与现实的非对立性。同样的，黄鸣奋亦在现实与媒介角度深度阐释现实主义于新媒介环境下的外延。他同样站在20世纪英美分析哲学视角，解放语言作为“形而下为器”的传统认知，在对媒介数字化的体认中强调计算机为首的新媒介科技扩展了语言的内涵，通过对“现实通过媒介中介表明其存在”“媒介通过映射现实显示其功能”“现实与媒介通过融合推陈出新”的论述，表明现实的存在与媒介不可分割性。其次，孙立武试图在后现代理论的现实主义危机中，对“现实”“真实”的本体论的结构与解构中探讨新媒介语境下现实主义的立足之本。他尝试在后现代主义对“真实难以到达”的论述中，以对抗性的多元化关系中实现对现实“一元”本体论的解构，并进一步重申现实主义的价值。亚里士多德《诗学》中并未逃脱其古希腊哲学的本体论范畴，在其《物理学》中以自然事物的生灭为理论起点中基本明确了其思想对世界本体、艺术本体的探究，以自然哲学的视角看待世界，对于摹仿的根源、现实的理解始终存在对确定性的追求。后现代哲学语境下对现实本体论的超越主要基于向西方哲学发展的实践论转向的总趋势上进一步发展，但后现代理论并非完全否定现实的意义，在后现代对现实的重构中对传统的现实、真实概念进行再编码：

传统的现实主义，从哲学意识上说，乃是康德确立的‘先天经验’所创生的‘主体’。‘现实主义’实际上是一种‘现场主义’，即由所谓的客观再现（白描、细节、典型）而创生出来的‘伪装故事在自己发生’的修辞方式。由此，反思传统现实主义的哲学意识，应该从文体的政治学走向文体的哲学，即不仅把现实主义看作是启蒙理性的后果，还要把它看作是为现代社会提供主体感的编码方式。

这其实是以亚里士多德摹仿说为源头的传统现实主义的超越，在超越对现实的摹仿中阐发对自然（真实）－现实的二元关系的重构。

四、结语

亚里士多德《诗学》的“摹仿说”作为其文艺理论的重要组成阐明诗的特质，其中对现实的论述与现实主义理论发展密切关联，成为部分现实主义理论家的理论之源。亚里士多德“摹仿说”中朴素的现实精神深刻影响了西方美学与文艺理论的发展脉络。当下新媒介技术发展，文艺创作在新环境下出现新的面貌，新媒介现实主义在对传统现实主义的继承中呼应亚里士多德摹仿说因子，同时立足新媒介技术语境与后现代理论对其现实意涵进行新阐发，不仅为后现代现实主义危机之下进行重构，更是对亚里士多德摹仿说意涵的超越与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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