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随着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民商事纠纷数量激增，对司法资源和社会治理能力提出了严峻挑战。传统的诉讼程序虽为纠纷解决提供了有力保障，但其高昂的成本、漫长的周期以及司法资源的有限性，促使人们不断探索更为高效、灵活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在此背景下，中立评估机制作为一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凭借其早期介入、专业评估、促进理性解纷等优势，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得到广泛应用并取得显著成效。我国自2012年起引入该机制，并在司法实践中进行了多样化探索，然而，在制度移植过程中，本土化困境逐渐显现，制约了其功能的充分发挥。本文旨在深入分析我国民商事纠纷中立评估机制的本土化困境，结合美国早期中立评估制度的经验，提出针对性的完善路径，以期为我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优化提供有益参考。

一、民商事纠纷中立评估机制的制度内涵和理论溯源

（一）中立评估机制的含义及我国相关法律规定

民商事纠纷中立评估机制是指在民商事纠纷中，由当事人自愿选择或法院建议，引入中立的第三方评估员，对纠纷的事实认定、法律适用和可能的结果进行评估，并出具评估报告，为当事人提供参考的一种纠纷解决机制。其核心在于中立性和专业性，评估员应与纠纷双方无利害关系，具备相关领域的专业知识和经验，能够客观、公正地对纠纷进行评估。

我国在法律层面并未真正确立中立评估制度，相关法律规定主要散见于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相关文件和地方法院的试点实践中。2012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关于扩大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改革试点总体方案》中首次提出建立民商事纠纷中立评估机制，建议当事人选择评估员协助解决纠纷，评估员出具中立评估报告对判决结果进行预测。2016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人民法院进一步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意见》，对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推进提出了系统性的要求，并明确提出探索民商事纠纷中立评估机制。此外，一些地方法院如深圳前海法院、广州越秀法院、苏州姑苏法院等也开展了中立评估的探索和尝试，制定了相应的实施细则和规则。

（二）美国早期中立评估制度的缘起与发展

中立评估机制最早出现在美国，被称为早期中立评估制度（Early Neutral Evaluation），具体是指在征得当事人自愿的前提下，由法院将案件转交给中立第三方，由第三方作出无约束力评估的一种具体做法。从本质上看，中立评估机制属于ADR制度的一种。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面临诉讼数量剧增与司法资源不足的紧张关系，诉讼迟延和成本高昂成为普遍现象。在此背景下，加州北部地区联邦法院首席法官Robert F. Peckham创设了早期中立评估制度，旨在案件进入诉讼但尚未开始审理前，由中立第三人根据案件情况为双方当事人及律师作出专业评估意见。该制度的设计者发现，最能节约诉讼成本的地方就在诉讼的形成阶段，因为在此时输入理性的处分观念以及进行更直接的沟通，可能会产生最有利的影响。1985年，北加州法院正式制定ENE试点计划，经过实践检验取得了显著效果。1990年美国《民事司法改革法案》（Civil Justice Reform Act）颁布后，ENE被列为联邦地区法院重要试点项目，随后被美国多个州采用并纳入立法。经过数十年的发展，ENE制度在美国形成了较为健全的规则体系，对评估的程序、条件、方式、保密性以及评估员资质等方面均有严格规定，不仅在美国各州法院产生广泛影响，也为许多国家所借鉴。

（三）中立评估机制的核心要素与制度功能

中立评估机制的核心要素包括中立评估人、评估程序和评估报告。中立评估人是中立评估机制的核心，其专业素养和独立性直接关系到评估结果的公正性和权威性。中立评估人通常应具备法律、经济、技术或其他相关领域的专业知识，并经过专门的培训，以确保能够准确理解案件事实，运用专业知识进行客观评估。同时，中立评估人必须保持中立立场，与纠纷双方无利害关系，避免因个人偏见或利益冲突影响评估结果。评估程序是中立评估机制运行的规范框架，它确保了评估过程的透明性和可预测性。评估程序应包括评估的启动、进行和结束等各个环节，明确各环节的时限、方式和要求。评估报告是中立评估机制的最终成果，它为当事人提供了案件走势的专业意见，是当事人决策的重要依据。评估报告应详细阐述评估过程、评估依据和评估结论，确保当事人能够充分理解评估结果。同时，评估报告应保持客观性和中立性，避免使用主观臆断或情绪化的语言。

就制度功能而言，中立评估机制主要具有以下三重价值。一是有助于促进纠纷理性解决。中立评估机制通过专业评估，帮助当事人理性认识案件事实和法律适用，降低对诉讼结果的过高期望。在评估过程中，中立评估人运用专业知识对案件进行客观分析，指出双方当事人的优势和劣势，提出合理的解决方案。这种专业评估有助于当事人形成理性的纠纷解决预期，避免盲目诉讼或过度坚持己见，从而促进纠纷的理性解决。二是有助于实现纠纷诉前分流。中立评估机制作为诉讼的前置程序或替代手段，能够有效实现纠纷的诉前分流。通过中立评估，部分纠纷可以在诉讼前得到解决，减轻了法院的诉讼压力。同时，对于那些确实需要诉讼解决的纠纷，中立评估机制也能够为法院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意见，帮助法院更快地了解案件情况，提高审判效率。三是有助于提高纠纷解决效率。中立评估机制具有迅速、灵活的特点，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对纠纷进行评估并提出解决方案。与诉讼程序相比，中立评估机制不受严格程序规则的限制，可以根据纠纷的具体情况灵活调整评估方式和时限。这种灵活性使得中立评估机制能够更快速地响应当事人的需求，提高纠纷解决效率。

（四）中立评估与相关制度的边界厘清

厘清中立评估制度与相关制度的边界，是准确把握中立评估制度内涵的前提。首先，中立评估区别于调解制度。调解是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中一种十分常见的机制，调解制度是指调解人根据自己的理解对纠纷做出判断，并向当事人展示，进而促进当事人达成一致意见，其本质仍是以解决纠纷为目的的调解，属于利益指向型纠纷解决机制。而中立评估的目的在于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证据以及法律问题做出专业性的判断，以帮助当事人归纳争议焦点、提高对证据及相关法律问题的认识，并不以促成和解为直接目标。实践中，容易存在将中立评估机制与调解混淆的情形，并误认为中立评估机制即是由专家进行的调解，将中立评估机制等同于评估性调解，这实质上是对中立评估功能的异化。

其次，中立评估制度区别于司法鉴定与专家辅助人制度。司法鉴定是某些有资质的主体使用专业知识及技术手段对当事人提供的材料实施技术性操作，以获取相关信息的活动。专家辅助人则是由一方或双方当事人聘请，经法院同意后出庭对与案件有关的专业技术知识进行说明。司法鉴定与专家辅助人制度的目的是为法官提供专业法律意见并在案件中采用，而中立评估则旨在通过对案情事实和法律问题的判断以及对案件可能结果的预测，来指引当事人如何行为。

再次，中立评估制度与商事仲裁制度存在本质差异。仲裁是一项古老的纠纷解决机制，意指由地位居中的人对争议事项公正地作出评断和结论，也就是居中公断之意。效力上，司法仲裁是一裁终局的决断型ADR，裁决具有强制执行力，当事人必须履行裁决结果。而中立评估结果仅对纠纷提供专业参考意见，对当事人和法院均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程序上，仲裁程序具有严格的规范性，而中立评估程序灵活，不适用严苛的证据规则。在实践中，应强调中立评估机制的专业性、独立性和参考性，避免将其与调解、鉴定、仲裁等机制混淆。

二、我国民商事纠纷中立评估机制的实践探索

（一）法院主导型模式的实证考察

法院主导型模式是我国目前民商事纠纷中立评估机制的主要实践模式，自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启动试点以来，各地法院积极探索符合本地实际的运行模式。四川省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创设的“诉讼辅导机制”虽未冠以中立评估之名，但实质上发挥了评估功能。在立案审查阶段，辅导法官对当事人进行诉讼认知、诉讼心理、诉讼常识、解纷手段四方面辅导，帮助当事人理性评估诉讼风险。该机制将评估与调解、诉讼有效衔接，形成递进式解纷流程。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建立诉前中立评估机制，与广东工业大学合作制定《民商事纠纷诉前中立评估规则》。该机制采用单方评估模式，由法学教授、讲师担任评估员，在立案前为当事人提供法律分析和评估建议。评估员与申请人约谈后作出评估意见，供申请人参考，不涉及对方当事人。该模式将评估定位为调解的前置工作环节，旨在降低对抗性、引导当事人合理调整诉求。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建立民商事纠纷律师中立评估机制，联合司法局、律师协会选任优秀律师担任评估员。评估程序启动于立案前或立案后开庭前，由评估员组织不公开听证会，调查事实、举证质证，并出具中立评估意见书。该机制的特色在于“三次调解”方式的设计，即听证会后一次调解、评估意见书后一次调解、进入诉讼后再次调解，形成评调结合的递进式解纷模式。法院对选择评估程序的案件开辟绿色通道，实行速裁快审，并在诉讼费用上给予优惠。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的早期中立评估程序规则较为完备，明确评估员限于人民陪审员，规定了高效性、保密性、回避、禁止单方联系等原则。评估程序包括当事人申请或法院决定启动、确定评估员、评估前准备、评估会议等环节，评估员口头出具评估意见即为程序终结，无须出具书面报告。

（二）调解组织主导型模式的实践样态

除人民法院主导的模式外，调解组织主导的民商事纠纷中立评估机制在我国也有一定发展。上海金融消费纠纷调解中心于2017年建立的中立评估机制，主要针对金融机构与金融消费者之间的争议，由调解中心聘请的与纠纷无利害关系的专家，依据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参照国际惯例和交易习惯，对纠纷做出评估报告，以供当事人参考。深圳蓝海法律查明与商事调解中心于2021年推出的中立评估服务，则是一种典型的商业化运营模式，主要受理金融、保险、证券、知识产权、海事海商等案件。该中心制定了《中立评估规则》与《评估员守则》，评估程序可采用书面方式或评估会议方式，评估意见以书面形式作出并说明理由。值得注意的是，该中心实行商业化运作，评估服务收取费用，形成与公益型模式并行的市场化解纷路径。2025年，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进一步推出“金融纠纷调解评估建议机制”，在先行调解阶段引入中立评估，针对金融机构内部决策程序严格、大标的额案件难以达成调解的痛点，通过专业调解组织开展纠纷中立评估，出具调解建议函，有效推动纠纷高效化解。

（三）实践探索的初步成效与经验积累

随着各地实践探索的深入，中立评估机制的本土化取得了初步成效。一方面，中立评估机制在医疗纠纷、家事纠纷、建设工程等民商事纠纷领域发挥了积极作用，帮助当事人理性认识案件、合理调整预期，显著提升了纠纷解决比率和法院结案效率，减少了诉讼时间和诉讼成本。另一方面，实践探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确立了中立评估的基本原则，如自愿、公平、中立、保密等，形成了多样化的评估员选任机制,探索了评估与调解、诉讼的衔接方式。2025年10月召开的“多元解纷下民商事纠纷的中立评估实践与理论创新”专题研讨会，汇聚了来自法院、仲裁机构、调解机构以及高校、律所等单位的多名专家学者，围绕中立评估的制度建构、功能定位与创新发展展开深入研讨，为完善多元解纷体系贡献了智慧与方案。这些实践探索表明，中立评估机制在特定领域和地区已取得初步成效，积累了评估员选任、程序规范、评调衔接等方面的有益经验。然而，这些成功案例多为局部创新，尚未形成可大面积复制推广的制度样本。

三、我国中立评估机制的本土化困境

（一）机制定位的模糊与功能异化

我国中立评估机制在实践中面临的首要困境是定位模糊与功能异化。由于最高人民法院在相关司法文件中并未对中立评估机制进行准确定位，各地实践中出现了严重分歧。有学者调研的多家法院中，中立评估机制限定于某一特定类型的法院占50%，限定于复杂类型案件的法院占16%，没有限定特定类型的法院仅占33%。由于受众面窄，导致很多案件没有机会经过中立评估机制，而直接进入诉讼程序，失去了中立评估机制协助当事人理性选择纠纷解决方式的作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获取专家对专业问题的评估意见的程序。

更为严重的是，实践中出现了多种异化形态。一是“调评合一”的异化，将评估与调解混同，评估员即是调解员，评估过程也是调解过程。二是“单方评估”的异化，仅针对准备起诉的一方当事人进行，实质上是法律咨询服务。三是“服务于法院”的异化，评估报告的目的是为法官提供专业参考意见，而非帮助当事人认清局势。这种多方面的功能异化导致中立评估机制偏离了其“帮助当事人理性评估纠纷”的制度本意。

（二）程序规制的缺失与运行混乱

程序规制的缺失是我国中立评估机制的另一突出问题。域外中立评估机制强调“早期”介入为前提，以“中立”为基础，具有明确的程序规范约束，以确保评估结果的可靠性和可信性。反观我国司法实践，中立评估机制的介入时间较为随意，各地实践存在显著差异，有的在立案前启动，有的在立案后开庭前启动，有的甚至在审理过程中启动。启动时间的随意性导致“早期”要素被虚化，若允许在案件已正式审理后才启动中立评估程序，可能当事人的认知早已固化，纠偏效果将会大打折扣。

在程序启动方式上，大多数地方以当事人自愿为原则，但也存在少数调解组织强制启动的情况。更为严重的是，我国各地很少有法院建立了中立评估机制的程序规则，大部分法院缺乏系统的程序规范，对当事人本人是否必须出席、评估员能否单方接触、是否适用证据规则等关键问题缺乏明确规定。某些法院甚至允许评估员与当事人进行单方评估和接触，完全违背了中立评估机制的“中立”基础。此外，从证据规则适用看，理论上中立评估不适用严格的证据规则，实践中对评估结论的效力审查标准不明确，亦导致评估结论的客观性难以保障。综上，程序规则的缺失导致评估过程随意性大，评估报告的可信度和公信力受损。

（三）评估主体配置的失衡

评估主体配置的失衡体现在多个层面。首先，评估员的选任标准过于宽松。域外ENE程序要求评估员必须具备严格的法律知识，以律师与退休法官为评估主体，因为“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而非逻辑”（美国大法官霍姆斯语），具有丰富法律知识与经验的律师与退休法官可以更好地达到ENE程序的目的。而我国实践中，评估员既可以是某专业领域的专家，也可以是高校老师，甚至可以是调解员或鉴定人员，实践中由律师和退休法官担任评估员的情形极为少见，更多则是倾向于选择专家担任评估员，因此往往容易将专家证人与评估员的角色混淆。

其次，评估员选任标准模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进一步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意见》仅原则性要求聘请相关专业领域专家，未明确具体资质条件。各地法院关于选任标准不一，有的要求“从事相关领域实践至少15年”，有的仅要求“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水平”。标准模糊导致评估员专业水平参差不齐，评估报告质量难以保证。

（四）评估报告效力的虚化

中立评估报告效力的虚化是制约机制功能发挥的根本症结所在。学理上普遍认为，非约束性原则是早期中立评估的一项基本原则，中立评估报告仅具有参考效力，不具有法律强制力。然而，如果这一参考效力仅停留在理论层面而不进行展开，将导致中立评估程序的功能严重弱化。实践中，当事人在选择中立评估程序后，对于不利于自己的意见置若罔闻，依然可以视同中立评估程序未发生而进行纠纷的进一步解决，导致设置中立评估程序的各个环节的资源耗费。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一旦程序的结果对程序参与的主体所产生的约束力无法明确，那么程序的规则构建以及运行也将无所适从。上海金融消费纠纷调解中心处理的某基金收益风险案件中，评估报告建议金融机构承担消费者一半损失，但金融机构不认可结果，拒绝赔偿，评估程序徒劳无功。这种状况下，当事人将评估视为“可选项”而非“有益项”，参与积极性有限。评估报告效力的虚化还体现在与调解、仲裁等程序衔接不畅，虽然制度设计允许当事人依据评估报告达成和解或调解协议，但实践中从评估到调解的转化目前尚缺乏规范化的衔接机制。

与此同时，理论界和实务部门也存在关于扩张中立评估报告效力的声音。在金融消费领域，有学者建议探索确立中立评估报告的单方强制力，即在一定金额范围内，中立评估报告对金融机构产生强制效力，而对金融消费者仅具有参考作用。也有法官表示，希望专业的评估报告可以在诉讼过程中发挥指导、借鉴作用。这种效力扩张的倾向是否合理，值得深入辨析。

四、我国民商事纠纷中立评估机制的完善路径

（一）中立评估机制的重新定位

化解中立评估机制的本土化困境，首先需要明确其功能定位。中立评估机制应当是一种间接的、辅助性的纠纷解决机制，其直接目的是帮助当事人分析案情、辨清局势、纠正认知偏差，而非直接解决纠纷。换言之，中立评估机制的最终目的不仅仅是解决纠纷，而是使纠纷获得更加公正、高效的解决。在此制度定位上，中立评估与评估式调解分属两种不同的纠纷解决机制，中立评估以权利分析为核心，评估人依据事实和法律作出客观评估，评估式调解以利益协调为目标，评估服务于促成和解。若在权利指向的中立评估制度中附加利益指向的因素，则将构成对中立评估制度本质的颠覆。因此，应当坚持“调评分离”的程序设计原则，避免评估员为了促成和解而做出不公正的评估。同时，应当明确“双方当事人共同参与”为中立评估程序启动的前提。中立评估机制的重要功能在于帮助当事人分析案情、辨清局势、纠正认知偏差，在仅有一方当事人参与的情况下，仅听一方之词，中立评估员很难做出客观、准确的判断。因此，民商事纠纷中立评估工作应当在双方当事人均在场的情况下才能开展。

（二）构建中立评估机制的规范化运作机制

规范化的程序运作是保障中立评估公信力的基础。虽然中立评估机制不像诉讼程序那样，需要遵循严格的程序性规定。但事实上，程序包含着决定成立的前提，存在着左右当事人在程序完成之后的行为态度的契机，并且保留着客观评价决定过程的可能性。因此，规范构建中立评估机制的程序化规则是必要之举。首先，应当明确评估程序的启动时间。结合我国的民事审判流程，中立评估机制的启动时间应为立案之时至证据交换之前。将适用时间限定在当事人起诉时至证据开示前的阶段，既能彰显“早期”的制度特征，又能为后续诉讼程序的有效开展奠定基础。

其次，应当确立程序运行的基本规则。其一，确立当事人本人出席原则。中立评估的重要功能是让当事人直接参与、倾听对方陈述、接受专家分析，仅由律师代理难以实现认知纠偏目标。其二，确立禁止单方接触原则。评估员不得私下会见一方当事人或接受单方材料，确保评估过程和评估结果的客观中立。其三，确立保密原则。评估员应当对双方当事人提供的信息进行保密，评估过程和评估报告不得在后续诉讼中作为证据使用，评估员不得担任后续程序的证人或专家。美国加州北区法院的规则明确规定，ENE会议上讨论的内容是“非正式的、无记录的且具有保密性”，参与会议的法官、律师、当事方都应对会议内容保密，不能向他人、其他法官披露。这一规则禁止在评估人与法官之间交流此类信息，其目的在于确保案件能够被公正审理，防止法官先入为主，鼓励律师与当事人在评估会议中更加坦诚。其四，确立自愿原则。当事人可以自愿选择是否启动中立评估程序；进入评估程序后，当事人还可以选择评估进行的方案，是书面陈词还是口头陈词与书面陈词并用。其五，明确评估期限。加州北区法院要求ENE会议必须在法院发出指令后的90天内召开，代理律师至少在会议前10天交换书面陈述并提交给评估员，我国可参考域外实践经验，合理设计符合我国国情的中立评估程序时限。再次，应当设计差异化的评估流程。对于事实清楚、争议不大的案件，可采取简易评估程序，由评估员书面审查后出具简要评估意见。对于复杂疑难案件，应当召开评估会议，组织双方当事人陈述、辩论，评估员充分听取意见后出具详细评估报告。

（三）评估员制度的优化设计

评估员是中立评估机制的核心要素，评估员制度的精细设计关乎机制运行成效。中立评估员应当具备较为丰富的诉讼经验、法律专业知识和沟通共情能力，从我国目前可选的人员来看，获得高度尊重的经验丰富的律师、民商事领域已退休的法官以及具有相当诉讼经验的科研学者是评估员的合适人选。美国加州北部地区联邦法院早期选拔的评估员主要是经验丰富的律师或退休法官，要求具备良好的执业口碑、丰富的诉讼经验，并参加过早期中立评估的培训，为我国提供了较为成功的借鉴经验。

由于司法案件涉及的种类繁多，仅凭法律知识不足以有效解决全部纠纷，具备一定法律专业知识或诉讼经验的人员也不一定就具备相应的中立评估能力。因此，对于涉及医疗卫生、知识产权、建筑工程等专业性问题的纠纷案件，可以采用“1+1”的评估模式，由一个精通法律知识、具备丰富诉讼经验、具有良好政治素质及职业道德的评估员和一个具有相关领域专业知识的专家证人共同构成评估团队。但需要明确的是，对专业性问题给出意见的专家并非评估员，而只是专家辅助人，因为评估员不仅应当在事实认定上提供意见，还应当帮助当事人归纳争议焦点、预测裁判结果，这需要充足的法律知识作为支撑。经过选拔选出的中立评估员，在正式担任中立评估员之前，还应当经过法院或司法行政机关的专门培训，保障案件的评估结果更加符合法律和社会的要求。此外，在评估员名册建设方面，应当建立专门的中立评估员名单库，将每位评估员的姓名、年龄、专业领域、职业经验及已评估案件简介等信息录入，让当事人可以通过法院提供的信息平台自行查看评估员的基本情况，再由当事人综合选定自己认为合适的中立评估员。

（四）构建评估报告的梯度效力体系

中立评估报告原则上不具有法律效力，但可以通过构建梯度效力体系，使其发挥应有的参考价值。首先，中立评估报告应当包含评估員对专业性问题及其他事实问题的意见、对相关法律问题的分析、对当事人收集证据的指引、对诉讼可能裁判结果的预测以及对当事人如何解决纠纷的建议等内容。当事人参考中立评估报告从而对自己的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进行处置，是中立评估机制发挥作用的主要途径。

其次，建立诉评对接机制。在当事人向法院提起诉讼后，可由调解中心将评估申请、证据材料、评估报告等文件直接送交系属法院，既落实中立评估报告对诉讼和判决的参考作用，又减少法官庭前调查、排期开庭等程序上的时间耗费。法院可以将评估报告的事实情况说明部分作为查明案情的手段之一，将评估报告的争议焦点部分作为案件争议焦点的参考，但评估报告不具有证明效力，即其中相关的证据材料及事实认定不具有证明能力。

再次，不宜通过司法确认的方式强化中立评估报告的效力。司法确认程序是确认调解协议效力的程序，而调解协议是当事人双方在调解员的主持下就其实体权利义务的处分达成的合意，中立评估报告仅是评估员对纠纷诉至法院可能的裁判结果进行的预测及其说明，完全不具备合意的外观。当然，如果双方当事人经过中立评估后选择调解并且达成调解协议，此协议则可以通过司法确认程序取得强制效力，但这已不属于中立评估报告本身的效力范畴。

五、结语

民商事纠纷中立评估机制作为一种间接性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具有早期、便捷、高效等特点，在推进诉源治理、减少司法诉累、创新社会治理、优化司法资源等方面都大有可为。然而，制度移植并非简单的“拿来主义”，必须考虑本土化的适配与改造。当前我国中立评估机制面临机制定位模糊、程序规制缺失、评估主体失衡、报告效力虚化等本土化困境，其根源在于对机制本质属性的认知偏差以及配套制度的供给不足，需要通过功能回归、程序再造、主体优化、效力强化等路径进行制度重构与完善。正如2025年“多元解纷下民商事纠纷的中立评估实践与理论创新”专题研讨会所达成的共识：中立评估是推动纠纷前置化解、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重要机制，应在标准体系、人才建设与跨领域协作方面持续发力，推动形成具有中国特色、可复制推广的制度样本。展望未来，我们应当在总结各地试点经验的基础上，推动形成全国统一的《民商事纠纷中立评估机制规则》，明确评估程序的启动条件、运行规范、效力定位以及与诉讼、调解、仲裁的衔接机制，使这一机制真正成为中国特色多元纠纷解决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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