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经济研究
Journal of New Economic Studies
- 主办单位:未來中國國際出版集團有限公司
- ISSN:3079-3416(P)
- ISSN:3079-9589(O)
- 期刊分类:经济管理
- 出版周期:月刊
- 投稿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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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市场开放和企业创新水平
The Openness of the Capital Market and the Innovation Level of Enterprises
引言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之一,从中共十八大报告“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到中共十九大报告“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再到中共二十大报告“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国资本市场开放程度整体呈现循序渐进和逐步加速的特征,在资本市场开放带来的诸多经济后果中,企业创新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企业是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都必须紧紧依靠创新来驱动,更要强化企业科技创新的主体地位。以资本的科学配置为引擎,为实体经济注入强劲动能,从而为创新发展提供不竭动力,目前学者们多从宏观视角探究企业创新的动因,发现市场人为干预(Li和Zhou,2005)、知识产权保护(魏浩、巫俊,2018)、突发经济政策冲击(任曙明等,2021)等因素在创新绩效演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还有研究从高管平权(卫旭华等,2015)、内部薪酬差距(Wright等,1996)等微观视角研究企业创新绩效的驱动因素。
基于此,本文将系统探究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并深入分析其作用机理,同时考察该影响在不同情境下的异质性表现等问题,对其研究文献进行梳理,为识别资本市场开放的溢出效应提供参考。
一、企业创新的影响因素
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关键驱动因素(Solow,1957),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也指出,要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创新的概念最早起源于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他将创新定义为通过企业家对资本劳动要素等生产要素进行重新组合,他强调生产技术革新与方法变革不仅是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更关键在于其能够落地于企业,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从而推动社会与经济的持续进步。
企业作为创新活动的主要执行者,其主体地位不言而喻。然而,创新活动固有的高投入、长周期、高风险等特性,决定了企业的创新进程必然受到多重因素的共同掣肘。
(一)政策因素
财政补贴提供资金支持,帮助企业克服外部融资条件约束,促进企业创新水平的提升(马勇等,2022),关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现有的研究结果存在两种观点。一方面,有观点认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加会降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进而抑制企业创新(任曙明等,2021),另一方面,也有研究认为企业创新持续性之间具有“U型”非线性关系(霍远等,2023)。区域内政府的产业政策会释放利好信号,形成“羊群效应”,提高被支持行业中企业的创新质量和数量。(吴先明、马子涵,2023)。
(二)金融环境因素
区域创新政策对企业创新活动具有明显的信号传递效应,为辖内的企业营造了良好的创新生态环境,进一步强化创新政策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罗峰等,2022)。对于不发达导致创新能力不足的区域,跨区域城市群的人口集聚成为了一种有力的补充。这种集聚效应有助于弥补本地市场发展条件的不足,为域内企业提供了更广阔的创新空间和市场需求。(蔡庆丰等,2023)
(三)产权因素
国有资本和非国有资本在经营目标上的差异导致不同所有制企业在面对投资项目时持有不同的态度和策略。国有企业在许多领域占据着主导地位,国有企业垄断地位会使行业内部许多要素流向国有企业内部(Li & Zhou,2005;Detomasi,2008)。此外,国有企业肩负着更多的社会责任(Bai & Xu,2005),因此其在创新的投入受外部环境的影响较小,因此,国有股权的绝对控股促进企业创新绩效(谷方杰等,2024)。与国有企业相比,我国民营企业规模普遍偏小,与其他企业、研究机构开展合作研究机会少,产品集约化程度低,难以产生规模化效应,进而会影响企业创新的积极性(毛宁等,2023)。
(四)企业自身因素
研究表明,企业高管往往会追求无压力的工作状态(Bertr和Mullainathan,2003),企业自身治理结构和治理环境不完善,存在薪酬激励无法满足高管开展创新活动的私人成本(Wright等,1996);高管过于平权抑制团队决策制定(卫旭华等,2015);海归高管自身经验积累和专业技能与国内环境必不可少的磨合期(黄伟丽、马广奇,2019)等都会影响所在组织的创新效率。
二、资本市场开放促进企业创新途径
(一)优化投资者结构
境外投资者通常来源于投资者保护制度较为成熟的国家和地区,其对投资者权益的高度关注成为推动东道国公司治理改善的重要力量(Ferreira和Matos,2008),这一力量通过优化企业激励机制、提升信息透明度,有效抑制了管理层短期行为,引导资本向具有长期价值的创新项目倾斜。外资持股也推动了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多元化,而股权多元化的优势之一在于能够分散创新投资固有的高风险(Chari和Henry,2004)。相较而言,境外价值型投资者在信息获取与业务监督方面能力突出,能更有力地引导资金流向具有长远创新价值的领域(Fang等,2017)。
(二)降低企业风险承担
资本市场开放引入的境外投资者拥有突出的信息处理与分析能力,对改善企业信息环境具有高度监督意愿与效率(Levine,1997)。信息环境的改善有助于抑制管理层的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推动企业维持恰当的风险承担水平(程利敏等,2019)。同时,发达的资本市场依托价格发现与风险分散机制,帮助企业更精准地识别和管理创新项目中的不确定性,从而增强其开展创新投资的信心(宋建波等,2018)。
(三)缓解融资约束
创新活动依赖长期且大量的资金投入,当内部资金难以持续支撑时,外源融资的重要性显著上升。资本市场开放不仅吸引了大量外资进入(Gupta和Yuan,2009),外资持股也会向市场释放上市公司前景良好的积极信号(潘爱玲等,2019),为投资者和债权人传递企业的发展规划和前景。这种开放效应有助于拓宽融资渠道,降低股权与债权融资成本(程新生和刘振华,2024),使企业能够突破因融资约束导致的创新投入瓶颈。
(四)提高劳动力技能水平
资本市场开放带来企业可获取资本质量的提升,促使企业更积极地寻求高质量资本与高技能劳动力的结合,以实现生产技术升级(Lin和Fu,2021)。这一互动过程带动了劳动力整体技能水平的提高,为企业创新活动提供了人才与资源支持。从传导路径看,劳动力技能升级通过提高企业生产率助推自主创新能力,另一方面借助规模效应推动实体经济向创新型发展迈进(刘贯春等,2021)。此外,技能结构的优化使企业能更好地适应产业结构高端化带来的技术变革与生产方式调整,进而为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奠定基础。
三、资本市场开放促进不同企业创新差异
虽然国内外许多学者研究均已表明,资本市场开放能促进企业创新,但这种促进效果对不同类型企业存在明显差异,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产权性质
从经营目标到资源禀赋,再到创新策略,国有与非国有企业之间均呈现明显分化。这一差异直接体现为:国有企业在研发投入强度和创新产出水平上普遍领先于非国有企业。(解维敏等,2009),相较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普遍面临更强的融资约束与相对薄弱的公司治理,这使得其对外部环境改善具有更高的敏感性。因此,随着资本市场开放的推进,其创新行为的边际提升可能更为显著。
(二)行业属性
创新活动在高新技术领域呈现出更高的投入密度与产出效率。具体而言,以航空航天、软件信息为代表的行业,其创新投入强度与创新收益水平均显著高于其他行业。(皮永华、宝贡敏,2005),高新技术企业不仅自身创新投入与回报更高,还可获得政府补贴、税收减免等政策加持,从而在创新领域形成叠加优势,非高新技术企业则难以企及。对于非高新技术企业,资本市场开放为企业提供了获取外部知识和技术的有效途径,使得企业可以从国外其他企业的研发投入所产生的技术溢出中获益(谢海娟等,2023),优化企业用于创新的资源配置,缩小与高新技术产业在创新活动的资源差异。
(三)外部环境
对于法律制度环境较差的地区,在知识产权保护不足的情况下,企业创新成果面临较高的被模仿风险,这无疑会削弱其持续创新的内在动力。因此,才应该真正做到知识产权保护战略是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制度保障(魏浩、巫俊,2018)。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第三方市场所发挥的外部监督效应。外部监督能够降低企业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性(司登奎等,2021),较大程度地引导市场资本的流向和流量,促进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及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四、总结与展望
当前我国资源配置尚不均衡,企业创新活动的资源差异问题尚未得到根本性解决,在扩大改革开放背景下继续探讨资本市场开放与企业创新的问题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梳理文献发现:政策制约、金融发展水平低、产权歧视及企业自身的不足是企业创新能力低的主要原因;资本市场开放通过优化投资者结构、降低风险承担、缓解融资约束和提高劳动力技能水平等途径促进企业创新能力提升;资本市场开放对民营企业、非高新技术企业和信息透明度低的企业的创新驱动效果更大。本文提出以下建议:第一,有序推进资本市场的扩大开放,促进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创新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企业作为提升创新质量和创新效率的重要主体,推动资本市场开放有利于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基于此,为推动资本市场开放更有效地赋能企业创新,应从以下几方面持续完善政策体系:第一,持续拓展资本市场开放政策的覆盖面,使更多具备创新潜力的企业能够纳入政策惠及范围,进一步释放开放红利。第二,着力提升上市公司治理水平,降低企业创新活动中的代理成本。具体而言,一方面应加强内外部监督机制建设,提升信息披露质量与透明度;另一方面需健全公司治理结构,强化内部控制效能,为创新决策提供制度保障。第三,全面优化企业创新的外部制度环境。政府部门应关注创新基础相对薄弱的企业群体,通过政策扶持与资源倾斜改善其创新条件,助力其在创新过程中实现边际收益最大化。同时,引导企业兼顾创新数量与创新质量,推动创新成果向高质量发展转化,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微观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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