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全球碳中和目标与贸易壁垒交织的背景下，跨国供应链的运营决策面临环境治理与贸易成本的双重压力。为应对潜在损失，企业在决策过程中倾向于采取风险规避策略。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跨国企业在决策过程中必须统筹考量政治环境、市场需求波动、技术投资回报周期等多重不确定因素，特别是作为生产端的制造商，可能由此展现出显著的风险规避行为。而这种心理特征会对绿色供应链系统的运作和经济效益产生影响，因此有必要将制造商的风险规避特性纳入跨国绿色供应链管理的研究中。这种有限理性行为可能导致企业在面对绿色创新、区块链技术采纳等长周期、高不确定性投资时趋于保守，从而延缓整个供应链的绿色转型进程。更值得关注的是，在跨国供应链的决策环境中，外部政策与市场条件会与企业的风险规避行为产生复杂互动。其中，关税作为典型的贸易政策工具，其变动会直接改变跨境运营成本结构；同时，消费者对区块链溯源水平的偏好作为新兴市场需求因素，也持续影响供应链的数字化投入意愿。这两类因素分别从成本端与需求端作用于供应链，其影响可能因供应链成员的风险规避程度不同而产生显著差异，此外，为促进企业有序转型，维持产品出口规模稳定，政府的干预无疑是重要且必要的一环，但政策工具的选择其作用机理与效果可能大相径庭。现有研究对于不同补贴方式在应对不同风险规避主体的相对有效性缺乏深入辨析。

与本研究密切相关的文献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跨国供应链决策问题的相关研究。刘名武等研究关税与补贴双重作用下的跨国绿色供应链决策问题。梁喜等分析关税变动对跨国供应链产品定价和各成员利润的影响。此外，随着消费者对产品质量的要求不断提高，跨国产品的质量决策更是影响着跨国企业的发展。唐艳群等探讨不同汇率结算方式和相关参数对跨国供应链减排决策的影响。现有的相关文献对跨国供应链的问题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在关税背景下针对跨国供应链的定价决策、质量决策等均构建了切实可行的模型，为本文各项研究的顺利进行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背景和扎实的方法基础。然而，现有研究多关注绿色决策问题，较少有文献将区块链的溯源水平作为核心决策变量纳入模型。

二是供应链成员风险规避行为相关研究。在针对绿色供应链管理的研究中,早有学者将风险态度作为绿色供应链管理中的重要决策变量来研究，主要采用效用函数来反映不同主体对风险所持有的态度。比如，Cao等均考虑制造商风险规避的绿色供应链。Tang等均考虑零售商风险规避的绿色供应链。Cai等考虑制造商和零售商同时风险规避的绿色供应链。但已有文献大多忽视了政府政策因素对于供应链系统的显著影响。梁晓蓓等及傅端香等结合政府补贴探究供应链成员风险规避的影响。现有研究对绿色供应链中成员的风险规避行为已有一定探讨，但较少将这一因素置于跨国供应链的情境中加以考察，尤其在涉及关税政策的复杂贸易环境下，风险规避行为与关税对供应链成员决策的交互影响尚未得到充分重视。

三是跨国绿色供应链中政府补贴行为研究。现有研究表明，政府补贴能够有效促进企业出口，从而提升国内出口规模。我国政府通过生产性补贴支持制造商，已成为推动企业出口的重要举措。生产性补贴是政府常用的支持手段之一，政府补贴会对本国制造业出口具有积极作用，但不同补贴策略对供应链的影响存在差异。在其它外部环境影响因素的情况下，政府补贴作为一种外部手段可以有效的改善供应链，不同的补贴效果对于供应链改善的情况也不同，政府补贴作为一种政策工具，在制造商风险规避的影响下能发挥怎样的作用还值得研究，以及在不同的情况下应该采取何种补贴策略还需要去分析。

一、问题描述与模型假设

在关税与政策环境多变的全球市场中，考虑一个由出口国制造商与进口国零售商组成的跨国绿色供应链。制造商使用绿色工艺技术生产绿色产品并出口至海外市场。为提升产品可信度与消费者信任，制造商可投入区块链技术实现对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溯源与绿色属性的认证。进口国消费者具有绿色偏好属性，愿意为绿色产品支付额外的费用。作为供应链上游的主导者和绿色创新的主要承担者，制造商在跨国运营中面临着多源不确定性风险，这些风险会显著影响制造商的长期投资回报与决策模式，制造商风险规避行为会成为影响供应链决策的关键因素。为应对此行为可能导致的供应链效率损失，并鼓励绿色技术创新与数字化溯源应用，政府补贴成为一种重要的政策工具。出口国政府可考虑实施两种补贴政策：一是基于生产成本的补贴，直接降低制造商的绿色工艺投入负担；二是针对区块链建设与运营成本的专项补贴，旨在激励供应链透明化。

本研究构建一个以制造商为主导者的Stackelberg博弈：首先，制造商作为领导者，决策产品的绿色水平g、区块链溯源水平t以及批发价格w；随后零售商作为跟随者，观测到制造商的决策后，确定产品的市场零售价格p。模型结构如图1所示。

为便于刻画绿色产品溯源系统及模型构建，作如下假设：

假设1：产品的市场需求为，其中市场需求与产品价格p负相关，与产品绿色度g和区块链溯源水平t呈正相关，这里k为消费者对产品绿色度的敏感系数，为消费者对产品溯源水平的敏感系数，是一个均值为0，方差为的随机变量。

假设2：借鉴车阿大等的研究，用信息溯源水平t来刻画制造商的区块链投资力度，借鉴WU等和朱桂菊等关于区块链成本函数的界定，假定制造商的区块链投入成本为。

假设3：本文采用均值方差法来衡量绿色供应链成员的风险规避效用，当制造商风险规避时，其效用定义为，其中，表示制造商的利润，表示制造商的风险规避程度，表示制造商风险中性，越大，制造商越风险规避。

假设4：跨国绿色供应链，进口商除支付产品批发费用外还向进口国海关缴纳一定比例的进口关税，用来表示进口国海关所制定的产品关税税率。

假设5：制造商生产绿色低碳产品的单位生产成本为c，除了单位生产成本以外还会投入一定成本进行低碳研发，这些成本主要包括采购低碳原材料、使用低碳工艺等。参考梁喜等假设单位产品的绿色水平为g，制造商的碳减排成本则为。

假设6：为激励制造商出口，政府对本国制造商单位生产成本c进行补贴，用补贴系数，来刻画单位产品生产成本的补贴力度，则政府对单位产品的补贴支出为。

假设7：政府按照区块链的投入成本进行补贴，用补贴系数，来刻画区块链研发补贴比率系数，则政府补贴支出为。

假设8：下标分别表示无补贴、区块链成本补贴及生产成本补贴的三种情境。

假设9：为保证文中相关函数表达式的经济可行性以及海瑟矩阵的负定性,其中，。

二、模型构建与均衡分析

（一）区块链成本补贴情形

接下来，考虑区块链成本补贴时跨国绿色供应链成员的决策问题。此时，跨国绿色供应链中制造商和零售商的效用可以表示为：

命题1 当出口国政府对制造商进行区块链成本补贴时,跨国绿色供应链存在唯一最优决策，分别为：

制造商及零售商的效用分别为

推论1 区块链成本补贴下，制造商风险规避系数对跨国绿色供应链上各企业的决策及利润的影响为：

推论1表明，在区块链成本补贴的情形下，随着跨国绿色供应链中制造商风险规避系数的上升，将引起产品批发价、绿色水平、溯源水平、零售价及制造商效用同步降低，而零售商效用的变化趋势取决于制造商风险规避系数是否超过某个阈值，当制造商风险规避系数超过某个阈值时，零售商效用随制造商风险规避系数的增加而增加。当制造商风险规避系数小于某个阈值时，零售商效用随制造商风险规避系数的增加而减少。

推论2 区块链成本补贴下，关税税率对跨国绿色供应链上各企业的决策及利润的影响为：

推论2表明在区块链成本补贴情形中关税税率的上升会对跨国绿色供应链产生多方面的不利影响，不仅抑制绿色度与溯源投入，还降低供应链各成员的效用。值得注意的是，制造商的风险规避程度会决定零售价调整方向。

推论3 区块链成本补贴下，消费者对溯源水平的敏感度对跨国绿色供应链上各企业的决策及利润的影响为：

推论3表明，在区块链补贴情形中消费者对产品溯源水平的敏感度越高，越能带动供应链各环节的决策与整体效用的改善。其背后的原因在于，当消费者更加关注产品的可追溯性时，溯源水平成为反映产品质量与可信度的重要信号。为回应市场这一需求，制造商倾向于提高区块链溯源投入，并同步提升产品的绿色度，以增强产品整体竞争力。品质的提升让零售商有机会定出更高的零售价，同时带动批发价格上涨。随着产品差异化程度加大，消费者更愿意为此买单，市场需求因此扩大。这样一来，制造商与零售商的效用都得到了提高。

推论4 区块链成本补贴系数对跨国绿色供应链上各企业的决策及利润的影响为：

推论4表明，在区块链成本补贴的情形下，补贴系数的提高通过直接降低制造商边际成本，有效激励其提升产品绿色度与信息溯源水平，进而引发批发价与零售价上涨，并最终提升制造商与零售商的效用。

推论5表明，在区块链成本补贴的情形下，当制造商的风险规避系数增大时，关税增加对产品绿色度、溯源水平的负面影响会减弱，这表明风险规避行为起到了一定的缓冲作用。对于制造商而言，当区块链补贴较低时，风险规避增强会减缓关税对自身效用的负面影响；补贴较高时，风险规避增强则会加剧该负面影响。对于零售商而言，在区块链补贴达到特定阈值时，提高风险规避程度能缓解关税对其效用的冲击。当政府补贴较低时：若制造商风险规避系数高于某一阈值，制造商风险规避程度越高，关税对其效用的负面影响越弱；若制造商风险规避系数低于于某一阈值，制造商风险规避程度越高，关税对其效用的负面影响越强。当政府补贴较高时：若制造商风险规避系数高于某一阈值，制造商风险规避程度越高，关税对其效用的负面影响反而增强；若制造商风险规避系数低于某一阈值，制造商风险规避程度越高，关税对其效用的负面影响减弱。

（二）生产成本补贴情形

考虑生产成本补贴时跨国绿色供应链成员的决策问题。此时，跨国绿色供应链中制造商和零售商的效用可以表示为：

命题2 当出口国政府对制造商进行生产成本补贴时,跨国绿色供应链存在唯一最优决策，分别为：

制造商及零售商的效用分别为：

其中

推论6生产成本补贴下，制造商风险规避系数对跨国绿色供应链上各企业的决策及利润的影响为：

推论6表明，在生产成本补贴情形中制造商风险规避系数对产品绿色水平，溯源水平，批发价，零售价以及各成员效用的影响与无政府补贴情形下的结论保持一致。随着跨国绿色供应链中制造商风险规避系数的上升，将引起产品绿色水平、批发价、零售价及制造商效用同步降低，零售商效用则会显著提升。具体原因与推论1相同，这里不再赘述。

推论7表明在生产成本补贴情形中关税税率对批发价，产品绿色水平，溯源水平，零售价格以及各成员效用的影响趋势与上述情形下的结论保持一致。这里不再赘述。

推论8生产成本补贴下，消费者对溯源水平的敏感度对跨国绿色供应链上各企业的决策及利润的影响为：

推论8表明，在生产成本补贴情形中消费者对区块链溯源水平的敏感度对产品绿色水平，溯源水平，批发价格，零售价格以及各成员效用的影响与上述情形下的结论保持一致。最优决策与最优效用均随消费者对区块链溯源水平的敏感度的增大而增大。具体原因这里不再赘述。

推论9生产成本补贴系数对对跨国绿色供应链上各企业的决策及利润的影响为：

推论9表明，出口国政府对制造商单位生产成本补贴效应不同于对于对区块链成本补贴效应，生产成本补贴系数的增加将导致产品的批发价和销售价格都降低，而产品绿色水平、溯源水平、制造商效用及零售商效用则会同步提升。原因在于当生产成本补贴系数提高时，政府承担的生产成本比例增加，制造商的生产成本降低，使得制造商有空间降低批发价，同时保持或提高利润。批发价下降后，零售商的采购成本降低，进而降低销售价以吸引更多消费者，进一步扩大销量。价格下降与绿色、溯源水平提升共同推动需求增长，销量上升，制造商和零售商的效用因此提高。

推论10生产成本补贴下，关税税率与制造商风险规避系数对绿色投入、溯源投入决策及制造商效用的交叉影响为：

推论10表明，在生产成本补贴情形下，当制造商的风险规避系数增大时，关税增加对产品绿色度、溯源水平的负面影响会减弱，这表明风险规避行为起到了一定的缓冲作用。对于制造商而言，当生产成本补贴系数大于某一阈值时，风险规避程度增高会减弱关税对效用的负面影响；当生产成本补贴系数小于该阈值时，风险规避程度越高关税增加对制造商效用的负面影响越大。这说明当补贴足够高时，制造商有能力承受一定的风险，风险规避反而能帮助他们稳定经营。而当补贴不足时，风险规避则会放大关税带来的负面影响，因为制造商缺乏足够的缓冲来应对风险。

三、两种补贴策略的比较分析

命题3表明，在相同的补贴支出下，对于溯源水平与制造商效用两个指标而言，两种补贴策略效应与关税税率水平无关。区块链成本补贴对溯源水平的提高效果由于生产成本补贴，但是生产成本补贴对制造商效用的提高效果要大于区块链投入成本补贴策略。

四、结论与启示

第一，制造商风险规避行为的影响。制造商风险规避程度上升，会抑制其绿色创新与区块链溯源投入，导致产品绿色水平下降、批发价降低，并减少其自身效用。对零售商而言，在生产成本补贴情形下，制造商风险规避有利于零售商效用提升；而在区块链成本补贴下，零售商效用变化受制造商风险规避系数阈值影响。

第二，关税变动的影响。制造商风险规避情境下，关税税率上升对供应链产生全面负面冲击，不仅降低绿色水平与溯源投入，也损害制造商与零售商的效用。关税对零售价的影响方向取决于制造商风险规避程度：当风险规避系数低于某一阈值时，零售价随关税上升而下降；高于该阈值时，零售价则随关税上升而上升。

第三，消费者区块链偏好的作用。制造商风险规避情境下，消费者对区块链溯源水平的敏感度提升，对所有供应链成员的决策及其利润均产生正向激励。

第四，两种政府补贴的异同。制造商风险规避情景下，区块链成本补贴通过降低制造商边际成本，激励其提高绿色水平与溯源投入，带动批发价与零售价上涨，并提升双方效用。生产成本补贴则通过降低生产成本，推动绿色水平与溯源水平提升，但同时引起批发价与零售价下降，并提高制造商与零售商的效用。两种补贴均能改善供应链绩效，但作用机制不同。

第五，风险规避与关税的叠加影响。当制造商风险规避系数增大时，关税增加对产品绿色度、溯源水平的负面影响均会减弱。而对于制造商效用及零售商效用而言，在区块链成本补贴情形下，区块链补贴系数以及制造商风险规避系数大小均会影响制造商及零售商效用随关税的变化情况，在生产成本补贴情形下，生产成本补贴系数会影响制造商及零售商效用随关税的变化情况。

第六，补贴策略比较与政策启示。制造商风险规避情境下，区块链成本补贴对溯源水平的提高效果由于生产成本补贴，但是生产成本补贴对制造商效用的提高效果要大于区块链投入成本补贴策略。在提升产品绿色度与零售商效用方面，并无一种补贴方式绝对占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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