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西南联合大学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坚持救国经世，为中华民族输送了大批人才，极大地促进了我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本文以西南联大历史系为研究对象，依据校史文献、教授名册及回忆录等材料，考察其发展简史、教育特色与成功经验，探究其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如何实现高质量人才培养。

一、联大历史系简史

1937年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合并成立长沙临时大学，即西南联合大学（又称西南联大或联大）的前身，西南联大历史系以三校共有和相近专业的原则组建，最初是历史社会学系，包括清华历史学系和社会学系、北大史学系和筹组中的南开历史系四方面的人员，此三校结合组成了一个全面的历史学架构。当时南开大学历史系正处在筹建时期并未完成建系工作，因此将主要以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办学经历，对西南联大何以形成一个相对全面的历史学教育架构进行论证。

清华大学早期，偏重西文教育，中文学科被相对搁置，这种重西轻中的教育情况直到1925年清华改制设大学才有所改变，清华史学系在这场改制中应运而生。清华历史系的建设呈现出中西会通的趋向，陆懋德任学科主任加强了对中国史的建设，并引入了西方的治史方法，科学的历史系初具规模，罗家伦任学科主任，更换师资，引入大量新式的留洋教师，淘汰不合格的旧式教师，将科学化作为历史系学科建设的思想基础，蒋廷黻任学科主任，继续改革师资，加强对新式教师的招聘，留心培养本校的科研教学人才，重视兼职教授制，确立新式课程结构以时间、地域、事类进行划分，进行高等教育本土化，真正实现了清华大学历史系中西史学课程并重的局面。曾在清华大学学习，后任西南联大历史系助教的史学家何炳棣在其回忆录《读史阅世六十年》中对清华历史系评述称：“30年代清华历史系的课程、人才、教研取向似已较国内其他校均衡、合理、完备。”

北京大学前身为京师大学堂，京师大学堂的办学章程（《钦定办学章程》，《奏定办学章程》）中都规定校中应设有史学门，但京师大学堂始终未单独设立史学门，仅于1910年开设了一届。1917年陈独秀受蔡元培青睐任北大文科学长，陈为了给新文化革命排除阻力于当年重新设立中国史学门，虽然并未开设多少科目，但这仍是近代中国史学教育科学化迈出的关键性一步。朱希祖担任北京大学史学系主任后，提出“以文学的史学，改为科学的史学”，在原来单一中国史教学的基础课程上，增设了外国通史作为基础课程，专门课则增设诸如中外文明史，外国国别史等更为细分的课程。与此同时，曾留学于德国，受德国高等教育影响的蔡元培在1918年开始改革北京大学的学制，力图建设学术型现代大学，其改革的重要举措是废门改系和选课制度。北大史学教育的科学化至此已有较大的提升。在成功完成了改门建系后，逐步开始进行其他相关改革，伴随学科体制的逐步确立，史学的研究范畴也相应地发生了演变。因此西南联大历史系不仅继承了清华大学历史学的特色，同样也具备了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基础架构，二者形成了属于西南联大的特色架构。

二、历史系的教育

（一）合理的课程设置

1. 必修课

西南联大在教育理念上最广为人知的即“通识教育”，据冯友兰教授回忆，联大成立后，教授会曾屡次争论通识教育还是专才教育的问题。西南联的选课制度以学分制为主体，必修课、选修课相结合。大一、大二阶段主要进行必修课也就是所谓的通识课程的学习，这些课程多为学校统一规划，如中外通史、外语、国语、伦理学这些是全校学生必须学习的课程。此外还进行文理学科的交叉学习，即文科要选学一门理科的基础课程，理科则选学一门文科的基础课程。这与清华校长梅贻琦所提出的“通识教育”的人才培养方针有着密切的关系。注重学生基础知识的学习，强调学生进行独立思考，培养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贯通多学科的综合性思维。这种人才培养模式下的学生，虽并不能说是文理兼备，但其已基本脱离了单一的思维模式，具有更丰富的思考方式，并且有着更扎实的基础科学知识。

从历史系的课程设置来看，必修课有54学分，除前文所说到的课程还有两门社会学课程，专业必修课4门共20学分，两者之和已经占了毕业所需学分近三分之二的分值，因此可知联大对必修课十分重视。

2.选修课

选修课程学分约占所需学分三分之一，共50分，除一定量的本系课程外，自由选修。许多学生为了多选课程，都是按照学分数的上限而进行选择，甚至不少课程，旁听生比选课的学生人数还多。而历史系选修课设置有专业选修课共六大类：断代史、国别史、专门史、史籍名著选读、专门史研究、其他。其中断代史，历史学必选中国史两门，西洋史一门以上，国别史、专门史必选一门。

西南联大历史系提供了丰富的选修课程，其选课体系十分完备。通过与严格的学分制度相结合，这些选修课不仅能够促进学生发展个人兴趣和职业志向，同时也确保了教育质量的高标准。这种组合方式巧妙地兼顾了个性化培养与教学质量的双重目标。

（二）师资力量雄厚

联大选修课之所以如此丰富就是因为联大拥有十分强大的师资力量，但是因其是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合并而成，其中必然包含着诸如三校性质不同、教育理念不同等矛盾。为使西南联大能够维持好正常的教学环境和管理制度，当时作为西南联大实际主持者的梅贻琦必须对各方都进行有效的调节和稳定，以获得发展的空间，因此梅贻琦为西南联大设立了教授治校的管理方针，沿用清华大学教授会的组成办法，制定了《西南联大教授会组织大纲》。因此对于西南联大来说，教授们不仅是重要的教学人员，同样也是重要的行政管理人员，对于学校决定拥有一定的话语权。根据《西南联合大学史料4》教职员卷中各年的院系教职员名册，整理出下表1。

姓名	籍贯	生卒年	学历	任教时间
姚从吾	河南襄城	1894-1970	北京大学史学门本科，国学门研究生，最后留学于德国柏林大学	1938-1946
傅斯年	山东聊城	1896-1950	北京大学国文门毕业，先入英国爱丁堡大学，后入伦敦大学研究院，最后毕业于柏林大学哲学院	1938-1940、 1945.10
毛准	浙江江山	1893-1988	北京大学数学系毕业，留学德国柏林大学学习科学史	1938-1946
郑天挺	福建长乐	1899-1981	北京大学国文系毕业，研究生国学门毕业	1938-1946
向达	湖南溆浦	1900-1966	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但曾赴欧洲访求各类资料	1940-1946
刘崇鋐	福建福州	1897-1990	清华学堂，美国威廉康辛大学西洋史，哈佛大学文学硕士学位	1938-1940 1943-1946
雷海宗	河北永清	1902-1962	清华大学毕业，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学硕士，哲学博士	1938-1946
王信忠	江苏南通	1908 卒年不详	江苏省第一代用师范学校，清华大学历史学系，清华大学研究院历史学部，留学日本	1938-1943
邵循正	福建侯官	1909-1972	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后入清华大学研究院改习历史，法国巴黎法兰西学院攻蒙古史，次年转入德国柏林大学	1938-1946
皮名举	湖南善化	1907-1959	清华学堂毕业，耶鲁大学学士，硕士，哈佛大学博士	1938-1942
蔡维藩	江苏南京	1898-1971	南京金陵大学历史系毕业，伊利诺大学硕士	1938-1946
张荫麟	广东东莞	1905-1942	清华大学毕业，斯坦福哲学博士	1938-1940
吴晗	浙江义乌	1909-1969	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	1939-1946
钱穆	江苏无锡	1895-1990	常州中学堂	1938-1939
噶帮福（John Jan Gapanvich）（后改名 Ivan Ivanovich Gapanvich）	俄罗斯圣彼得堡	1891-1983	圣彼得堡大学历史与语言学系文学硕士	1938-1946
陈寅恪（归属文学系）	江西修水	1890-1969	日本巢鸭弘文学院，上海复旦公学，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美国哈佛大学，德国柏林大学	1938-1939
孙毓棠（副教授）	江苏无锡	1911-1985	1930年肄业于天津南开大学。1933年毕业于北平清华大学历史系，1937年7月肄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	1940-1946

表1中先后出现的教授共有17人，其中为联大常年保有的教授占据大部分，约10人，同时教职员名册包括诸如副教授、讲师、助教等各类常年保有的教职人员，教授是教职人员中的主体部分。对于教授“治校”，通常认为主要以教授的学科专业修养为基础，教授的专业智慧是决策依据。而历史系这样的教师组成保证了“教授治学”和“教授治校”的管理教学模式的运行。

教授情况。首先从年龄上看，年纪最大的为陈寅恪一八九零年生人，时年四十八岁，年纪最小为邵循正与孙毓棠年仅二十九岁，因此可见联大的教授们普遍相对年轻，正值壮年，有更多的精力和身体去进行教学和科研工作。其次从学历上看，联大教授因为普遍相对年轻，所以联大的教授们大部分都是接受新式教育为主的新式学人，不同于之前晚清的旧时学人，可判断联大教育之新颖。同时，从学历一项的数据，可见除噶帮福为外籍教授外，有留学或者出国访学经历的为十三人，无任何留洋经历的仅有郑天挺、钱穆、吴晗三人。但比之留洋的教授其在名气与学术研究上也并未逊色多少，如郑天挺曾任教于厦门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等为其教学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同时任教期间他在古地理学、校勘学、清史等领域都已有著作发表；钱穆是联大诸多教授中唯一没有大学学历的教授，但其凭借自己的学术水平得到学术界之肯定，他因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成名，被顾颉刚推荐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同年成为北京大学史学系讲师；吴晗同样如此，吴晗虽未进行硕士阶段的学习，但其于本科阶段便发表了四十余篇文章，其中便有《胡惟庸党案考》《明代之农民》等颇受史学界青睐的文章，因此其毕业后便被清华大学聘用，前去讲学。

（三）和谐的师生关系

1. 原因探析

在师生关系上，西南联大也呈现出了与众不同的特质。以“教授治学”“教授治校”制进行学校的管理，以学分制进行学生管理，以西式大学的学院制度以及选课制度的课程体系设置进行教学的西南联大是一所符合现代大学制度标准的现代大学，但是其在师生关系上，其呈现出了一种古典大学精神、现代大学制度与中国传统书院精神三者结合的面貌。

在古典大学体系中，单一的教学模式占据学习的主体，因为受知识获取途径的影响，教师成为古典大学体系中唯一的知识保有者，因此在古典大学体系中呈现出以教师为知识核心的教育体系，教师是知识传播链上的源泉，而学生为链尾，这样单一的方向的传播导致了权威的出现，教师成为知识的权威，成为传播者，学生成为接受者，出现了一种上下级的关系，这样的师生关系完全不符合现代大学制度相对平等的师生关系。

现代大学随着社会条件的进步而出现，知识的获得和传授方式越来越多样化，师生关系也逐渐民主。但是受到现代大学功能问题的影响，现代大学开始更多地介入社会利益和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中，以及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早期现代大学制度下的师生关系呈现出了一种涉及交易的契约关系，虽然师生关系从古典大学的上下级关系演变成为了左右的平等关系，但是师生之间的互动并未因此得到更多的改善。

中国传统书院模式在知识的传授上与古典大学相类似，中国传统书院虽说更加注重讲学与学术研究，甚至会与不同书院之间相互讲学交流，但是以办学者为主的学术方向仍会成为书院学术研究的主导，因此在多样性上，并不如现代大学制度。

而西南联大能够成功将三者进行有机结合与其独特的历史条件有关。

联大的财政长期处于拮据的境况。其主要经费来源有三，即教育部以及地方教育部的拨款资助，三校原有校款，企业机构个人的捐赠。前期联大经费虽然并不充足但是来源广泛，除教育部的拨款和中华教育基金的补助外还有社会各界热心人士的救济，一定程度缓解了经费问题。但是中后期，中华教育基金撤销了对联大的补助，又由于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仅仅依靠政府拨款根本无法应对经费困境，联大只能依靠银行贷款而延续。

正是因为联大的经费问题，教师们的生活也与先前在北平的生活产生了天壤之别。据经济学教授杨西孟统计显示西南联大教授的实际收入从1939年就开始衰减，实际生活水平甚至是低于当地的平均生活水平的，因此当时联大的教授们其实和贫困的学生们是一样的，历史系教授吴晗回忆其当时甚至说道“身份早已没有了……除了自己的学生，谁都以为你是个难民。”但这也为师生的平等交流，奠定了一个异常坚固的基础。

由经济问题导致的生活空间的紧缩也与联大师生关系的形成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生活空间紧缩联大教职工、家属和学生都相对集中在昆明旧城的西北角，三者逐渐形成了一定的群体意识，以及共同的患难情也是联大师生关系亲密的重要原因。

在联大师生们都有着共同的志向“中兴业，须人杰。”因此在联大，研讨学术，是十分常见的，每个系都有着自己的学会，这些学术组织和社团活动，不仅对于联大的学术探究有着激励作用，同时对于联大亲密师生关系的形成也有着重要作用。教授们会参加学生们组织的社团活动，以历史学会主办的文史讲座为例，每周两次，讲演者也都以文史两系的教授为主。

联大师生关系的形成，不仅符合现代大学制度下平等的师生关系，含有中国传统书院精神下亲密的师生关系，也同样符合古典大学制度所谓的导师制、住宿制、学院制与社团制所产生的情感联结。

2. “从夫子游”

从夫子游，其实不仅是联大师生关系的表现，甚至成为了联大的教学方式之一，亲密的师生关系使得从游式的教育在联大得到发展的可能。

联大的从游其实可以说是人工干预和自然形成的共同结果，清华校长，联大实际主持者梅贻琦便主张大学要注重从游，提出教师要给予学生们示范的榜样作用：“古之学者从师受业，谓之从游。”“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

联大学子有着满怀的探究热情，会抓住一切机会求师问道，以至于几乎每个学养俱佳的老师身边都会经常性地有一大批学生追随着他，他们一起谈经论道。这与从夫子游的精神内核是一致的，其中以历史系教授钱穆为例，钱穆平时居住在昆明城东南70余里的宜良城郊岩泉寺专心著书，但因其所教授的“中国通史”课排在周四和周六，所以每周四钱穆便会前往学校，周五周六也便在西南联大的教师宿舍居住。因此每每周五周六，就会有许多学生前去“拜谒、请益”，“学生们或坐在床上，或倚壁而立。一些人方辞出，一些人又进去，常常络绎不绝”。对此钱穆也毫无厌烦之意。在这些请益的学生中，有些学生问的问题十分浅显，几乎没必要作答，但钱穆都认真地进行回复答疑，因此便有学生不解，询问钱穆缘由，钱穆对其讲了一个张横渠谒范文正公的故事，寓意是有时候虽然话不多，但是影响却不小。正是如此，才在联大形成了从夫子游的现象。

三、结语

八年时间，西南联大历史系共培养了二百四十名学生（以从西南联大毕业的学生为数据），见下表2。

姓名（排名无先后顺序）	主要成就
蔡其岭	琼山中学历史高级教师
傅发聪	镇雄县第一任县委书记
胡肃秋	云南省第一届历史教学研究会理事长
方龄贵	云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主任
李定一	历史学家，任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主任兼文学院院长
房鸿机	中大附中高级教师
程应镠	历史学家、教育家，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与古籍研究所的创立者，也是中国古代史学科的奠基者
李埏	历史学家和教育家、云南大学中国经济史学科创建者、博士生导师
刘绪贻	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武汉大学教授，中国美国史研究的重要奠基人之一
程溯洛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维吾尔族史专家
钱重慈	联合国统计员
方龄贵	云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侧重蒙古史、元史文献学和史料学
李希泌	中国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从事中国图书馆史、中国藏书史、科技史、民国史方面的研究工作
傅乐淑	历史学家，中西交通史的专家
熊德基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系主任，厦门大学党委书记
戚志芬	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从事社会科学参考咨询工作
涂厚善	历史学家，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何兆武	历史学家、翻译家，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李道揆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美国研究所研究员，美国政治学研究专家
邹文靖	北京大学唐山校友会名誉会长
陈庆华	历史学家，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
丁则民	历史学家，美国史专家，中国美国史的奠基者和开拓者之一，东北师范大学美国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
缪景湖	复旦附中高级教师

据表2可知从联大毕业后，踏上历史学学术研究道路并取得了一定成绩的学生共有十五人，其中大多数成为了高校的历史学教授，甚至其中一些人还成为了历史学中间某一方向的专家学者或是开拓者，这从侧面彰显了联大的教学成效。

通过对结构内核、时代背景、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师资力量、师生关系等方面对西南联大办学经验进行探究，可知西南联大的办学实践证明即使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通过优化教育结构、适应时代需求、强调教学质量、重视师资建设和培养良好师生互动，也能促进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西南联大历史系的办学实践，不仅是中国高等教育的一段光辉篇章，更是现代教育理念与实践相结合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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