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循证教育（Evidence-based education）即基于证据的教育，是指通过建立并利用关于教育及相关学科研究的可靠证据，并结合个体专业判断及经验，以确定最佳教育实践。随着科技的高速发展，教育的进步离不开诸如循证教育等科学化技术理念的助力，同时，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作为构成教育体系的两项关键要素，二者之间密不可分的辩证关系对教育体系的完善和整体提升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对其二者关系的探讨仍是教育领域发展不可绕开的议题。时至今日，学者们已从不同的维度和角度对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究，极大丰富了相关研究内容，但由于教育领域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对于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关系仍需要进行持续的探索。当前学界对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关系的研究视角主要集中在二者关系互动机制的研究以及对二者关系的哲学研究。尽管研究者已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关系的探讨，提出了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并非简单的单向指导或脱离，而是复杂互动过程的观点，但对于不同研究范式如何更好地促进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互动仍缺乏相关探索。本研究通过循证教育创新视角对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关系进行新的审视，并与传统视角下的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关系进行结合与比较分析，构建“技术理性”与“教育人文性”平衡的反思性循证教育，以探寻“教育理论—教育实践—循证教育”之间的良性互动。

一、循证教育——一种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研究范式

（一）循证教育的内涵及特征

循证教育起源于西方医学中的“循证实践”，在循证医学中的逻辑起点是调和经验医学与临床研究。在教育领域，欧美学界于20世纪80-90年代率先将循证理念引入教育研究，以解决教育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问题。于1999年，英国牛津大学的菲利普·戴维斯（Philip Davies）系统性地提出了“循证教育”（Evidence-Based Education）这一概念，认为循证教育即将个体专业智慧与来自系统研究的最佳外部证据相结合。

对于循证教育本质的认识，相关的研究较为统一地认为，循证教育不仅仅作为一种理念，主张重视“证实过程、证据与理性事实”，关注教育判断的真理性，也在逐渐演变成一种教育范式，关注教育实践中的问题，并强调将教育理论、规律、政策与教育实践相结合，通过科学证据缩短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距离，从而动态改进和优化教育过程。循证教育目的在于为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联结提供一种途径，以实践导向为主，解决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脱节的问题。循证教育因其自身的特殊性，起源于“循证医学”并将循证理念与教育领域相结合，因而其本身必然具有跨学科的特性，其中不仅涉及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同时还需自然科学的支撑。

据此，循证教育具备三点核心内涵。第一，专业智慧和最佳证据是构成循证教育的关键要素。其中，专业智慧指的是个体基于经验积累所形成的判断共识和见解，“证据”则是贯穿循证教育的核心。对于最佳证据的获取，目前学界主要从两个方面对其进行定义：一是从产生证据的研究方法或立场进行考量，根据研究方法的严谨程度对证据的级别进行判定；二是从证据应用的有效性以及适切性角度来看，认定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证据即为最佳证据。不同视角对于最佳证据的评判，共同构成了多维度、非单一的评级标准。在教育理论研究或是教育具体实践中，由于具体的教育情境不同，与之相关的证据评定标准需要结合实际情况进行调整以更契合教育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循证教育呈现出不再仅依赖个体经验或传统方法的特点，强调系统性且高质量地开展证据研究，但这并不意味着循证教育完全排斥经验，而是将个体经验视为专业智慧的来源之一，通过严谨科学的辨别、筛选、整合等循证过程，使得个体经验凝练成专业智慧，进而促进专业智慧与证据间的相互转换。

第二，动态调节是循证教育运行的显著特征。根据菲利普·戴维斯（Philip Davies）的研究，循证教育的实施涵括两个方面，其一是对全球范围内教育及相关学科研究中的现有证据加以利用；其二是当现有证据存在不足、疑问、不确定或证据薄弱的情况时，需要循证教育工作者更新证据甚至建立新的证据。从循证教育的整体施展过程来看，需要遵循的五个环节（见图1）包括：提出并定位教育问题、获取证据、分析证据、应用证据、效果评估。图1呈现了循证教育全过程各环节的具体实施步骤及顺序，但在实际运行中并非纯粹的单向线性关系。事实上，每一环节输出的内容不仅为后续环节的输入提供基础，同时也作为反馈的来源，对其他环节进行反思与补充。在这之中，动态调节特征主要体现在以寻求最佳证据为目标，教育理论、教育实践、教育政策三者之间进行动态的匹配与优化。详细而言，教育实践是循证教育实施的具体场域，教育理论和教育政策为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这三者必须贯穿于循证教育实施的全过程。在循证教育实施过程中，通过个体智慧与科学技术的协同运用，证据作为联结教育理论、教育实践与教育政策的重要纽带，一方面证据本身得以不断地优化和完善，无限接近最佳证据；另一方面，教育实践得到丰富拓展，教育理论得到实证检验和深化发展，教育政策得以有效实施并持续优化，进而三者获得协调发展。

第三，循证教育强调多元方法的融合。多元方法的融合主要体现为两点，首先，循证教育是一种跨学科的研究范式，在“制证”方面，要求循证教育工作者，需要结合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解释学科等方法，从而能够规划、实施并发表符合科学研究和高标准的成果。正如沙普尔斯（Jonathan Sharples）认为相关施行者可以根据其实际需求来确定如何生成适合他们的研究。结合具体的教育实践，不仅只是着眼于教育现象、教育问题，还需要考虑与教育系统相关的其他社会系统，尽可能探寻出最本源的症结。其次，循证教育跨学科的特点，奠定了循证教育研究是实证研究与哲学思辨等多种研究方法融合的基调。从循证教育实施的“用证”方面来看，获取证据、分析证据、应用证据以及效果评估，均需要结合科学取向的技术手段以及教育领域独特的个体专业智慧。在以证据为核心的技术取向下，平衡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价值取向也从回归教育本质的角度要求循证教育采用多维的研究方法。

（二）循证教育的方法论创新

循证教育从其起源、目的、内涵等方面，为探究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从教育研究范式特征上来看，循证教育的创新视角体现为三重方法论的创新。

1. 循证教育注重循证过程实施的系统性

系统性指事物的各组成部分内部以及各部分之间遵循一定的规则和逻辑，从而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最终形成一个完整、有序的有机整体。循证教育的系统性主要体现为核心要素、场域与实施主体三个维度的内在系统性及其相互关联性，形成证据支撑、场域支持以及多元主体协同的系统性。

证据支撑的系统性方面，在于围绕核心要素“证据”所开展证据的生成即“制证”以及证据的利用即“用证”两个关键环节的有效运行。在“制证”“用证”实施过程中，建立了证据的获取、整理、分析、运用以及效果评估等程序的系统化流程，以此支撑着证据的持续生成，形成兼顾相关性、充分性和真实性的证据资源储备库。

场域支持的系统性方面，根据场域的定义“场域可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在某一场域中，与之有所关联的对象，不仅需要对其进行内在性质的解释，还需要分析各对象的惯习、所处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结构以及其在场域中产生的效果的界限。循证理念与教育的结合，从教育视角可看作是将循证运用至教育场域之中。在教育场域中，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现存的关系已为循证教育提供了一定的关系网络或构型。在这一构型下，教育理论侧重对教育进行规范性研究，教育实践注重对具体情境中的教育生成性探索，循证教育则通过证据的产生与使用过程建立起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检验通道。循证教育场域作为教育场域的子场域，其对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二者间互动施加的效果是有限的。需要强调的是，循证教育的场域并非封闭而是开放的，循证教育场域在整个教育场域甚至是整个社会运行场域，都始终在与其他场域进行着信息流通与交换。

多元主体协同的系统性方面，是指参与循证教育的多元主体通过系统性循证思维的整合与协调，构成了循证教育角色分工系统。在循证教育场域的关系网络中，多元主体的定位、需求以及任务存在不同侧重的情况下，对证据进行着相互区别但又相互联系的操作，共同促进着循证教育体系的完善与发展，此为多元主体协同的内部系统性。同时，与循证教育场域交互的其他外部场域的相关主体，也与循证教育的多元主体保持着交互沟通，形成了多元主体的外部系统性，推动着教育系统以及社会系统的进步与变革。

2. 循证教育强调多元主体的协同性

在社会各领域实践中运用循证理念构建证据生态系统，需要广泛的利益相关者，包括研究人员、实践者、政策制定者和中介机构等的协同努力。在教育领域，教育活动的有效开展本身即离不开家庭、学校、社会多方的协同。因此由教育实践者、理论研究者、教育管理者和决策者等构成的多元主体循证教育系统，对于多元主体间的理性协同呈现出了极高的需求。循证教育系统中的各主体承担着“多元”的使命，在共同秉持着促进教育进步发展的愿景下得以通力合作。

其中，教育实践者在具体教育情境中利用已有的证据优化教学实践或学习过程。同时，通过对个体在教学或学习过程中的经验和感受进行反思总结，从而为证据系统提供真实的反馈。理论研究者则通过研究循证教育实施中证据产生以及运用，一方面对具备潜在价值的证据进行提炼；另一方面对证据的应用效果做出理性评估，不断推动循证实践螺旋上升式发展。教育管理者在循证教育团队中主要扮演协调者角色，促进着不同角色间的合作，并且根据循证过程产生的各项成果，组织团队成员进行合理解读，以确保循证教育系统的顺利运转。教育决策者则是站在更高层面，把握着证据的实践应用方向，因此其必须在对教育实际情况的客观分析评估之下，运用专业知识准确锚定并理解当下的最优证据，将证据确切地融入政策制定中，从而形成教育指南和标准等循证决策。

正是由于循证教育的多元主体的协同性，相关主体间通过有机衔接，实现对循证教育的协同推进，实践者与研究者通过循证实践实现了更多的互动，最终达到缩小教育理论与实践之间差距的目的。

3. 循证教育注重系统的动态迭代

迭代思维贯穿循证教育实施的全过程。首先，循证教育中证据的产生与发展蕴含着迭代思想。循证教育致力于获得科学的证据，但这并不代表已生成的证据即具备绝对的科学性和有效性，而是一种对于相对最优证据的追求，而在无限接近最优证据的过程中，需要经历“制证—用证—评估—反馈—更新”等环节的循环迭代，从而保障证据质量得以持续优化。

其次，循证教育在教育研究与教育实践操作中，跨学科的特点蕴含着在研究实践路径上有着创新、多元、融合的需要，因此循证教育方法技术的迭代是必要。循证教育方法论上倾向于关注是证据是否有效、如何实现最佳证据，其体现的是自然科学的技术理性、技术思维，这一倾向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诊断教育实践的问题、改进教育理论。但教育始终是人的教育，循证教育是循证理念在教育领域的运用。因而，循证教育在发挥技术理性这一优势的同时，需要关注教育的人文性，重视证据运用的适切性。更有从承载证据的数据平台角度来看，循证教育平台的搭建需要跟随日新月异的技术迭代，以实现通过资源库能够进行多源数据的整合，动态支持教育研究、实践、政策。因此，循证教育技术方法的优化迭代，不仅仅对于教育研究与实践，更对循证教育自身发展也是迫切需要的。

再者，循证教育的多元主体在与证据不断交互的过程中，其自身的能力、思维以及价值判断等也在不断迭代中得以发展。在教育教学中，学习者的个体差异性使得证据应用呈现出不同的效果，而这正是促使教师提升自身能力与思维的动力。教师作为重要的循证实践者在实际场景中需要理性运用证据并对证据的有效性、适切性进行考量。在多次“实践—反思”的过程中，循证实践者自身的专业智慧得以丰富，教育实践得到完善。对于循证教育研究的开展，不仅仅局限于教育领域本身，还与社会、经济、科技、文化等多个领域有着密切联系，各个领域的异质性为研究者提供了更丰富的数据信息来源。这些跨学科、多领域的资源助力着研究人员自身综合素养的提升以及技能掌握能力的迭代，从而能够跨界整合更多元的信息，完善证据库，无限接近证据的最优性。

二、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关系的循证反思

教育领域中不乏对“教育理论指导实践”“教育理论脱离实践”等热门话题的讨论，对于相关研究者来说，之所以研究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关系，在于其能够透过热门话题所反映的教育现象，对教育理论价值问题与教育实践困境进行深层次反思。对于二者关系的探讨，不少学者已经对当前研究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如以“本然统一论”“本然脱离论”“共生共存论”“互涉与互摄论”四种典型关系论为分类框架，以及以“内在冲突”“互相脱离”“单项指导”及“积极互动”四个方面为核心进行整理。无论是怎样的分类，认识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关系始终也应是处于不断探索、接近的过程。尽管当前还未有统一的定论，但结合目前的研究来看，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之间的关系并非简单统一、单向脱离或指导以及线性相关等表述可以一言概之的。

循证教育真正价值在于透过理性证据洞察教育问题背后的伦理价值与人文关怀，这也正是循证教育对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二者关系研究视角与思路的拓宽。

1. 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二者关系研究的价值把握

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关系紧张与割裂问题的形成具有多方面的原因。从已有研究成果和文献来分析，其根本原因在于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本质特征差异。

教育的目的是促人向善、使人成人，其最终的追求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使人获得幸福，因此从实践哲学意义来看，教育本身是一种价值实践。而教育理论是一种概要性的、非自足的、有价值承担的、无法完全承担自身目的的理论，教育理论不完全等同于科学理论，科学理论是价值中立的，教育理论是一种解释性、规范性理论，是带有明显价值倾向的。基于此，研究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关系从根本上来说就是探讨二者之间的价值关系。而循证教育源于“循证医学”，在实施过程中，既包含“循证”理念中的科学的、技术的价值取向，也蕴含着教育本身以人为本的、具有人文关怀的价值判断。以循证教育视角来看，对于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价值关系的把握可从循证理念在教育领域中运用的科学性与人文性之间的平衡进行探讨。

循证教育中，科学性更多是由循证过程中所体现出的工具性、规范性、标准性等，在教育活动开展中系统、多元地形成并运用相对可量化、具备一定标准规范的证据，是一种相对宏观层面上，对于群体教育的证据提炼。而人文性则更多从教育本身出发，教育的本质是聚焦于每个个体的全面发展，从微观个体这一层面来看，人文性的体现不仅需要满足群体的共同需求，同时亦须注重单个个体的发展差异。但循证教育证据形成过程本身包含对于个体信息、数据等的收集，但在标准化、规范化的过程中，对于个体的差异信息就会产生一定的取舍。进而，科学性与人文性的平衡需要注重在循证教育运行中，一方面注重证据在群体运用中的有效性，另一方面也需关注个体间独特性的信息对微观个人的发展影响，始终以人文性作为价值把握的核心，保持对科学性动态的、反思的态度，使得循证教育不落入工具主义科学化、技术化的陷阱。因此，循证教育正是作为一种研究范式，在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价值关系中，促进了对于科学理性与人文价值的统一的探讨。

2. 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多元主体协同机制的完善

从主体角度来理解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关系，就目前研究较为一致的认识是，教育理论研究者和教育实践者应是“伙伴”关系，应是构建一种平等协同的“研究－实践共同体”。在二者协同发展过程中，教育实践主体需要形成实践理性，在实践中结合经验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层面，从而使其自身在理解教育理论的基础上在教育实践中发挥作用。从循证教育的多元主体协同的特点来看，循证教育在构建主体协同机制方面将教育管理者以及教育决策者纳入其中，拓宽了研究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关系的主体视角。在循证教育系统实施中，教育实践者的经验作为“制证”来源之一，通过整合各教育实践者个人对教育理论的经验性认识，一方面促进了教育实践者的专业智慧具备实践理性，另一方面也启发了普遍性教育理论的发展。同时，在教育实践者运用专业智慧结合具体实践场景对“证据”进行判断、选择以及使用的过程，亦是促使了教育理论向教育实践的转化。

首先，在循证教育开展全过程中，形成了“教育实践者-理论研究者-教育管理者-教育决策者”多元主体协同的模式，并且循证教育强调“证据”形成的跨学科性以及关注教育活动相关的各种利益相关方对“证据”使用可能产生的影响。从这一角度，循证教育以“循证”模式在教育领域构建了核心的多元主体协同机制，即“教育实践者-理论研究者-教育管理者-教育决策者”，围绕此核心拓宽循证教育的外延，与社会各界以及更广泛的角色建立联接。在此多元主体协同机制之下，具备科学理性的“循证”过程与富有经验智慧的教育活动共同作用，有助于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二者关系中的各主体实践理性的培养，促进二者关系有效互动。

3. 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互动逻辑

在后现代的教育观点看来，教育理论并非唯一真理，应是构建起对于同一事物存在多重解释与多元理解的多元真理观，可以从多层面对教育实践进行审视。而教育实践也并非完全客观，而是根据不同的视角呈现出多重性、情境性与差异性的特征，从而增强对多元教育理论的接受程度。再者，教育研究亦没有唯一的、绝对正确的、最优的方法。循证教育正是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对教育事实进行理解与解释，但同时循证教育绝非唯一且完美的教育研究范式或方法论，它可作为一种开拓教育工作者思维的方式，与其他教育研究范式方法产生连接，共同促进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互动。

在“教育理论—教育实践-循证教育”的互动逻辑中，首先，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距离并保持一定的张力，亦是循证教育得以开展的重要前提。如果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完全一致，即教育理论能够全面指导教育实践，且教育实践能够全面印证教育理论，那么循证教育以及其他研究方法对有效性和适切性的追求就显得多余。循证教育中对于“最优证据”寻求的过程，一方面是对教育理论是否适用于教育实践的检验，另一方面是将教育实践产生的教育事实进行提炼以发展教育理论。其次，循证教育中所体现的多元主体协同机制，更为清晰地强调了在促进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合理互动的过程中，参与其中的教育实践者、理论研究者、教育管理者以及教育决策者等主体，再不是各自为政，而是形成一个良好的主体参与机制，致力于打造共同愿景、形成紧密合作、加强对话交流，以实现教育最根本的人与社会的共同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循证教育在实施过程中对于有效性、高效性等的追求，存在潜在的“科学凌驾于价值之上”的倾向。这一循证教育的局限性也在提醒相关研究者、实践者等主体，在教育理论研究以及教育实践中，重视循证教育科学效用的同时，需要带有批判的思维对包括循证教育在内的各种研究方法或范式进行反思，避免其失去教育的人文性、主体性，沦为机械运转的教育机器。

三、结语

循证教育以“证据”作为纽带，将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共同置于动态发展系统之中。教育理论在“制证”过程中得到场景化检验，教育实践在“用证”环节得以理性升华。多元主体在共同愿景指引下协力合作，对“证据”的持续迭代促进了教育实践者与教育研究者交流，从而能够打破教育理论宏大独白以及教育实践盲目经验化的局限，在教育具体情境中探寻到相对最佳的决策。从工具理性循证到反思性循证，循证教育充分体现了循证理念与教育领域高度融合性。循证教育的系统性协同机制，把教育研究者、教育实践者、教育管理者、教育决策者整合为更为广泛的“研究—实践共同体”，从而在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之间构建起可共享、可检验、可修正的生成性通道。这不仅使得教育理论与教育行动互为因果，更以其反思迭代性提醒参与主体对于科学主义可能存在的陷阱保持警惕，坚守教育的人文价值，推动教育变革走上稳健而人本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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