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骆驼祥子》作为老舍先生的代表作，以20世纪20年代的北平城为背景，通过人力车夫祥子悲惨命运的三起三落，不仅深刻揭示了底层社会的生存困境，更以其精湛的“京味儿”语言风格，生动再现了老北京独特的市井文化图景。小说中蕴含的丰富物质文化负载词（如“人力车”“窝窝头”“四合院”等），既是叙事开展的具体依托，更是承载地方物质文明、社会结构与语言习惯的重要文化符号。然而，在全球化语境下，文学作品的跨文化传播必然面临文化差异的挑战。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的英译本作为该作品走向英语世界的重要桥梁，其翻译策略直接影响文化的传递效果。如何在保持译文可读性的同时，最大限度保留原文的文化内涵，成为翻译研究的关键问题。当前，学界对葛浩文译本研究已积累一定成果。宏观层面多集中于其整体翻译风格与策略取向，如归化与异化的动态平衡、读者接受导向的翻译哲学等；微观层面则聚焦于语言结构的转换机制，如句式层面的主动被动转换、人称与物称的主语选择，以及文化负载词类的译法探讨。然而，在文化负载词的相关研究中，多数成果仍局限于策略归纳与分类。如王曦婧和张媛探究了葛浩文对于语言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策略——归化与异化的结合。黄燚的研究指出葛浩文通过“减译”或“意译”处理文化负载词。而葛浩文译本的研究多强调其“读者导向”的翻译理念，未能系统揭示翻译过程中文化流失的具体维度与深层特征。特别是在物质文化负载词这一典型类别中，尚未有研究结合其物质性、社会性与语言性特征，系统分析葛浩文“读者导向”理念对文化信息传递所造成的具体影响。因此，本研究以《骆驼祥子》葛浩文译本为个案，聚焦于物质文化负载词的英译实践，基于归化理论视角，从物质形态的改变、社会语义的淡化与语言韵味的消亡三个层面，系统剖析翻译中文化流失的表征，并提出相关的优化建议。

一、物质文化负载词的缘起与定义

国内最早提出“文化负载词”概念的是许国璋先生，他于1980年在Culturally Loaded Words and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一文中首次提出“文化负载词”。之后，包惠南于1999年撰文指出，文化负载词泛指该词汇中蕴含的文化信息在目的语文化中找不到与之对应的词。2000年，廖七一在其著作中也强调了文化负载词的独特性，认为文化负载词标志着某种文化中特有的事物，不仅仅有词和词组，还包含习语、成语以及典故，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渐累积的文化负载词体现了该民族特殊的生活方式。关于文化负载词的定义有不同见解。在目的语文化范畴中读者对原文中某些词汇所指事物不能完全理解，该词具有极强的独特性。并且这些词汇中的概念有的是具体的也有的是抽象的。具体的如当地的特有物产，抽象的如当地的风俗习惯等。哈特曼（Hartman）认为文化负载词是“与某中语言社会的生活方式息息相关的词汇或是短语”。综上所述，文化负载词是具有某一社会群体或文化的特点，表示某种语言中独有的事物或特有的概念的词。这类词汇本身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一般只存在于某一种文化中，而在另一种文化中基本没有与之相对应的词汇。正是由于这些特点，文化负载词往往是跨文化交际和翻译中的难点。

对于文化负载词的分类，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的阐述适用性较强，他曾在LinguisticsandEthnologyinTranslation-Problems一文中探讨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并将语言文化特性分为如下五类：生态学；物质文化；社会文化；宗教文化；语言文化。根据奈达的分类，国内许多文献在探讨文化负载词的分类时，对其名称进行了再创作：生态文化负载词、物质文化负载词、社会文化负载词、宗教文化负载词以及语言文化负载词。其中，物质文化负载词是在某一语言文化群体中，由于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地理环境等影响造就的能够反映人们所创造的物质文化特点的词汇。涉及饮食、工具、服饰等方方面面。在《骆驼祥子》中这类词汇比较多。如：嚼谷、热烧饼、馄饨、挑儿、年画、牌九等。

二、物质文化负载词翻译中的文化流失

翻译这项跨文化交流活动，是以如实传达原文中的文化内容，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为目的的。然而，由于文化和语言上的差异，源语中部分文化内容在译语中无法再现，从而造成不同意义不同层面上的原意流失，称为“文化流失”。葛浩文在翻译《骆驼祥子》物质文化负载词，碍于语言和文化的差异，很难做到准确的还原，所以说文化流失的现象是不可避免的，但也有采取恰当的翻译方法尽可能的忠实原文。在典籍翻译时，葛浩文曾表明，他既反对对典故进行删减翻译，也不赞赏大量增加注释来阐释原文。这样看似矛盾的翻译风格折射出了葛浩文对于文化负载词翻译的态度与想法，即归化策略与异化策略相结合。基于上述说法，针对葛译本《骆驼祥子》物质文化负载词翻译中文化流失的分析，主要从归化翻译方法入手。

归化是由美国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于1995年在《译者的隐身》（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一书中提出的。归化翻译是指译文采用明白晓畅的风格，把目的语读者对外国文本和文化的陌生感降低到最低程度，读者读起来通顺易懂。而葛译本的《骆驼祥子》中物质文化负载词的文化流失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有显著体现。

（一）物质形态的改变

归化翻译在处理独特的物质文化词时，首要策略是进行文化替换，即用目的语文化中功能近似但形态迥异的物品意象来替代源语文化中的独特对象，以迎合目标语读者的认知。这种策略虽保障了信息的瞬时传递，却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源语文化物质的严重失真与遮蔽。

具体而言，这种物质形态的嬗变在多个译例中均有鲜明体现。首先，“窝窝头”被译为 corn bread 是一次彻底的形态改变。“窝窝头”作为中国北方贫民的标志性主食，其锥形中空的独特造型与蒸制的烹饪方式是其名称由来与物质身份的核心。然而，corn bread 在英美文化中指代的是一种烤箱烘烤而成的、常呈方形或片状的、口感松软或带甜味的食物。这一替换不仅全然改变了食物的物理形态与制作工艺，更颠覆了其口感联想与文化身份，使祥子所食之物的真实形象被一个陌生的西方意象所取代。其次，“长袖小白褂”译作 long-sleeved white shirts 同样是一次无声的文化移植。“褂子”是典型的中式传统便服（对襟、立领），而 shirt 则指向西式衬衫（翻领、纽扣门襟）。这一翻译悄然改变了人物的具体视觉形象，将中式服装归化为西式服装，牺牲了文本历史感的准确性。再者，“棒子面饼子”译为 big cornmeal cakes 则体现了形态的泛化。“饼子”特指一种贴制或烙制的扁圆形面食，而 cakes 一词虽比 bread 更近，但仍是用一个西方范畴概念模糊了其中文特有的具体形态，其独特性被部分抹平。

由此可见，葛浩文通过文化替换策略，系统地将原文中具有鲜明中华民族特色的物质形态转化为西方读者熟悉的意象。这一过程在实现交际功能的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人物所处的物质环境被悄然“西化”，文本赖以营造真实感与历史感的细节基础被动摇，读者最终接触到的是一个在物质层面经过深度调和与归化的“北平”。

（二）社会语义的淡化

归化翻译在语义层面的核心操作是中性化与泛化，即系统地剥离源语词汇中负载的特定情感价值、阶级属性和复杂社会关系，将其简化为中性的、去情绪化的范畴术语。这种策略旨在符合目的语文化的表达惯例，却不可避免地导致文本社会历史深度的浅化与批判力度的弱化，正如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所追求的反应对等，有时需以牺牲原文的文化语义为代价。

此种社会语义的淡化在多个关键词的翻译中得到了切实的印证。首要的例证是“苦工”至 common laborers 的翻译。“苦工”一词中，“苦”是一个凝练的情感语素，饱含血汗、被剥削、无望等沉重的悲剧性价值，是对非人境遇的强烈控诉。而 common laborers 是一个冷峻的、去情感化的社会学术语，common 一词淡化了其边缘性与特殊性，磨灭了原文中鲜明的阶级苦难的痕迹，将一种充满血泪的生存状态抽象为一个普通的职业分类。其次，“胶皮团”译作 rubber tire crowd 是内涵的严重流失。“团”字在此绝非指乌合之众，而是蕴含着旧社会行业帮派、命运共同体的组织色彩。译为 crowd（人群），则使其成为一个临时、无序、偶然的集合，其背后的社会组织形态信息与社会结构意义完全丢失。再次，“饭局”译为 dinner parties 则是社会功能的根本性误解。“饭局”的核心在“局”，指代一种围绕功利目的（托请、利益交换）而构建、渗透着复杂人情世故与关系运作的中国式社交模式。而 dinner parties 则深深植根于英美文化中以社交联谊、娱乐享受为首要目的的活动范畴，“局”的功利性、算计性被 “party” 的社交性、娱乐性所彻底取代。

综上，通过中性化与泛化的策略，葛浩文将原文中富含批判性、情感性和特定社会关系语义的词汇，整合为目标语文化中中性的表达。这一过程在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看来，是目标文化“诗学”与“思想观念”对原文进行“改写”与“操纵”的典型体现。其结果则是老舍笔下那个充满不公与挣扎的社会的尖锐棱角被磨平，其社会批判的力度在翻译中被悄然削弱。

（三）语言韵味的消亡

在语言风格的层面，归化翻译表现为释义与意译策略的应用，即为了毫无障碍地传递核心概念意义，而牺牲源语词汇的形式、生动性、韵律及其所承载的地域文化。这种追求极致流畅的策略，本质上构成了韦努蒂所批判的“民族中心主义的暴力”，因为它系统性地消除了任何挑战目标语文化规范的语言差异，导致文学语言的活性与韵味消亡。

“嚼谷”一词的翻译是此种韵味彻底消亡的典范。作为极富动感和生活气息的北京方言词，“嚼谷”的构词法（动词“嚼”+名词“谷”）本身就形象、鲜活地演绎了“挣口粮、糊口”的全部含义，它是听觉、味觉与生存压力的凝炼表达，是老舍“京味儿”文学风格的灵魂。然而，葛浩文将其译为 make enough to survive（挣够活下去的钱）。这一处理虽然精准地传递了概念意义，却以一种近乎暴力的方式牺牲了其全部的内涵意义与美学形式。其方言的鲜活神韵、口语的生动性、词语的形象感以及一词背后所标记的、浓郁的北京地域文化身份，在翻译过程中被彻底过滤殆尽，被整合为一个抽象、标准、苍白且毫无特色的英语短语。

这种翻译选择所带来的后果是深远的。它不仅仅是一个词的意译，更代表着一种整体性的翻译哲学对文学风格的侵蚀。老舍先生作品中最具标志性的“京味儿”——那种由方言土语、独特表达和市井生活气息共同构筑的文本世界——在这种归化策略下被系统地同质化为标准英语。人物失去了乡音，城市失去了独特的声音标识，文本的文学性、趣味性和地方色彩遭到了根本性的损害。最终，呈现在英语读者面前的祥子，其言行举止是发生在了一个语言上模糊的、被普遍化了的空间里，而非那个声音嘈杂、语言生动的老北平。这充分证明，旨在消除一切阅读障碍的归化翻译，在成功传递故事的同时，也极易消除文学作品成为艺术品的独特气息与灵魂。

三、物质文化负载词翻译中的优化建议

针对前文分析的物质文化负载词在归化翻译中面临的物质形态的改变、社会语义的淡化和语言韵律的消亡，结合《骆驼祥子》的地域特色与时代背景，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提出优化建议，在保障目标读者理解的同时，最大程度保留文化信息。

（一）采用“核心归化+括号补充”，还原物质形态

对于“窝窝头”“棒子面饼子”等强地域属性的饮食类词汇，避免单一归化译法导致的形态简化。纽马克（Peter Newmark）在《翻译教程》（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中提出“文化补偿原则”，强调当源语文化词汇在目标语中无直接对应时，需通过补充说明弥补文化空缺，避免信息断层。以“窝窝头”为例，基础译文保留“corn bread”以符合英语读者对“谷物面食”的认知，同时可依据该原则在括号内补充关键形态信息：“(a traditional Beijing food made of ground corn, with a hollow cone shape, typical of the lower-class diet in old China)”。通过“地域（老北京）”“形态（中空锥形）”“阶层属性（底层饮食）”三个维度的补充，既不打破阅读流畅性，又能让读者直观感知其区别于普通“corn bread”的物质特征。

同理，“棒子面饼子”可译为 “cornmeal cake (a thick, simple pancake made of northern China’s ‘bangzi flour’—corn flour, a common home-made food for Beijingers)”，用括号明确“棒子面”的方言指向与“饼子”的家常形态，还原饮食背后的生活场景，这与奈达“动态对等”理论中“传递文化语境而非仅传递字面意义”的核心主张相契合。

（二）结合语境增译，强化文化关联

针对“长袖小白褂”这类带时代印记的服饰词汇，需通过语境增译补足淡化的文化背景。原文中“长袖小白褂”是老北京市民日常穿着的标志性服饰，暗含“质朴、轻便”的生活质感，若仅译为“long-sleeved white shirt”，易被误解为现代普通服饰。谭载喜在《西方翻译理论简史》中指出，文学翻译中“服饰类文化词的翻译，需绑定其所属的时代与社会场景，否则会剥离词汇的文化身份”。据此，“长袖小白褂”的优化译文可调整为 “long-sleeved white shirt (a light cotton garment commonly worn by Beijingers in daily life during the1920s–1930s, simple and practical for labor or daily activities)”。通过增译“时代（1920–1930年代）”“材质（薄棉）”“用途（劳作/日常）”，将服饰与旧北京的生活场景绑定，让读者理解其并非普通服饰，而是特定时代的生活符号，避免文化关联的断裂。

（三）辅助“文化脚注”，补充深层内涵

对于文化内涵复杂、单靠译文难以承载的词汇，可搭配简短文化脚注，平衡可读性与文化保真。以“胶皮团”关联的“胶皮车”（人力车）为例，虽然“胶皮团”属于社会语义类词汇，但其核心载体“胶皮车”是物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刘宓庆在《文化翻译论纲》中强调，“当源语词汇涉及独特的地域物质文化时，脚注是最高效的补充方式，既能保留译文简洁性，又能完整传递文化背景”。因此，在翻译涉及“胶皮车”的语境时，可先归化译为 “rickshaw”（人力车的通用译法），再添加脚注： “Jiaopi che (rubber-tire cart) is the local name for rickshaws in old Beijing—so called because the wheels were fitted with rubber tires, and it was a major means of transport for the city’s lower classes.” 脚注既解释了“胶皮”的物质来源（橡胶轮胎），又关联了其社会属性（底层交通工具），帮助读者理解“胶皮团”等衍生词汇的文化根基，避免因物质文化信息缺失导致的理解偏差。

综上，优化物质文化负载词的归化翻译，核心在于“不丢文化细节，不增阅读障碍”。通过“补充说明”与“语境关联”的组合策略，既能让目标读者轻松理解语义，又能传递《骆驼祥子》中老北京特有的物质文化风貌，实现“易懂”与“文化保真”的平衡，这也符合翻译研究中“文化转向”以来，学界对“文化信息完整传递”的普遍追求。

四、结论

本文以《骆驼祥子》葛浩文译本为案例，系统剖析了物质文化负载词翻译中的文化流失现象，揭示了归化策略下物质形态改变、社会语义淡化及语言韵味消亡的三重维度。研究不仅丰富了葛浩文翻译实践的微观分析，也为文学翻译中的文化保真提供了优化路径，具有理论探索与实践指导的双重价值。然而，受限于个案研究的范围，结论的普适性需进一步验证。未来研究可拓展至更多译本及文化负载词类型。同时，可探索“核心异化+语境补偿”等混合策略，平衡可读性与文化保真，为跨文化传播提供更精细化的翻译方案。

参考文献：

1. [1] André Lefevere.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London: Routledge,1992.
2. [2] Eugene A. Nida, Charles R. Taber.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Leiden: Brill,1969.
3. [3] Hartman R.R. Ket al. Dictionary of Lexicography.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0.
4. [4] Lawrence Venuti.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London: Routledge,1995.
5. [5] Nida Eugene. Linguistics and Ethnology in Translation-Problems[J]. WORD,2015,1(02):194-208.
6. [6] Peter Newmark. 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 Shang Hai: Shang 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
7. [7] 包惠南. 中国文化与汉英翻译[M]. 北京: 外文出版社,2004.
8. [8] 黄诗颖, 苏炎奎. 翻译传播学视域下“闽人智慧”系列材料对外翻译传播研究[J]. 东南传播,2025(02):19-22.
9. [9] 黄燚. 从翻译风格角度解读葛浩文《骆驼祥子》[J].语文建设,2016(06):71-72.
10. [10] 廖七一. 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M].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
11. [11] 谭载喜. 西方翻译理论简史[M]. 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4.
12. [12] 王曦婧, 张媛. 《骆驼祥子》中语言文化负载词英译探究——以葛浩文译本为例[J]. 安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20(04):58-62.
13. [13] 许国璋. Culturally Loaded Words and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J].现代外语,1980(04):19-25.
14. [14] 许诗焱. 基于翻译过程的葛浩文翻译研究——以《干校六记》英译本的翻译过程为例[J]. 外国语,2016(05):95-103.
15. [15] 郑柳依. 从翻译中的“文化流失”论语言与文化的关系[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32(06):177-180.
16. [16] 刘宓庆.文化翻译论纲[M]. 北京: 中译出版社,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