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统筹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布局，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将和美乡村建设确立为乡村振兴的重要目标。和美乡村并非美丽乡村的简单延续，一字之变背后是乡村建设理念的系统性升级，其核心在于融入“和美之治”的系统思维，追求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共生，实现乡村生态、经济发展、社会文化、治理体系的全方位提升。和美乡村视域下的乡村文化建设，是有机融合农耕文明与现代文明要素，创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模式，增加优质文化资源有效供给的实践过程，是书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文明乡村篇的核心载体。当前针对和美乡村语境下乡村文化建设专题研究仍处于探索阶段。本文立足和美乡村建设的时代背景，系统探析乡村文化建设蝶变的价值意义，剖析现实困境与成因，构建兼具理论性与实践性的实现路径，以期为和美乡村背景下的乡村文化建设提供学理支撑。

一、和美乡村背景下乡村文化建设蝶变的价值意义

乡村文化建设蝶变，是指在和美乡村建设的时代要求下，乡村文化建设突破传统思维模式与实践路径，实现价值理念、资源开发、主体构成、传播方式、治理机制的系统性革新与创造性发展。这一蝶变对乡村治理现代化以及人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一）乡村文化建设蝶变是新农村建设的核心支撑支点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高质量发展，文化是重要支点。”乡村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铸魂工程，在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基础性、引领性作用，而乡村文化建设的蝶变则是乡村文化振兴的核心实现路径。从美丽乡村到和美乡村，是新农村建设的“版本升级”，这一升级不仅要求乡村实现外在的生态美、环境美，更要求实现内在的文化美、和谐美，而文化建设的蝶变正是连接外在美与内在美的关键纽带。同时，乡村文化建设蝶变能够有效化解乡村社会发展中的新矛盾，通过弘扬优秀传统民风、完善基层文化治理，打造文明和谐的乡土社会秩序，为新农村建设营造良好的文化发展环境。

（二）乡村文化建设蝶变是培育新型农民的根本路径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培育新型职业农民，这是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基础性工程。乡村文化建设的蝶变，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核心路径。

首先，文化蝶变重塑农民精神品格。通过挖掘乡村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将诚信、友善等美德融入日常行为规范，发挥文化“化人”的作用，为新型农民成长注入精神养分。其次，文化蝶变助力农民提升综合素养。农民在参与非遗传承、民俗展演等实践中学习技能、开阔视野，转化为乡土文化建设人才。再次，文化蝶变增强农民的主体意识。当农民成为文化的直接传承者与受益者，其对本土文化的认同感显著增强，进而从被动参与者转向主动建设者，最终实现从“传统农民”向“新型职业农民”的根本转变。

（三）乡村文化建设蝶变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驱动因素

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加强乡村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传承和创新发展”，强调乡村优秀传统文化在基层治理中的引领作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核心目标是实现“自治、法治、德治”的深度融合，而乡村优秀文化则是“德治”的核心载体，是乡村治理的精神根基与文化资源。乡村文化建设的蝶变，本质上是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能够让乡村文化中的地方性知识、价值理念与现代乡村治理模式有机结合，为乡村治理现代化注入文化动力。乡村文化中蕴含的“尊老爱幼”“邻里和睦”“守望相助”等价值理念，能够在凝聚人心、淳化民风、促进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乡村文化建设的蝶变，能够激活这些文化资源的治理效能，推动乡村治理从“外部推动”向“内生驱动”的转变，构建人人参与、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乡村治理共同体，最终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二、和美乡村背景下乡村文化建设的现实困境与原因分析

在和美乡村建设的时代背景下，乡村文化建设虽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但受城市化冲击、资源开发不当、人才流失等多重因素影响，仍面临着一系列现实困境。

（一）价值认知困境：农民文化价值观的异化与偏离

在城市化快速推进与互联网全面普及的背景下，城市文化以其现代化的表现形式与丰富的内容供给，对农民形成了强烈的吸引力，导致部分农民产生“重城市、轻乡村”的文化认知，逐渐丧失对本土文化的坚守与自信，这种文化价值观的异化成为和美乡村建设的认知障碍。从乡村社会实践来看，价值观异化直接体现在乡村社会关系的变化中：传统“熟人社会”的和谐氛围被打破，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成为和美乡村文化建设中“人与人和谐共生”的现实难题。同时，这种价值观的迷失进一步影响农民对和美乡村文化建设的认知，部分农民对其内涵理解片面，将其简单等同于“环境美化”，忽视了本土文化内核的构建——而文化内核恰恰是“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共生”。这种双重认知偏差，使得乡村文化建设缺乏正确的价值引领，最终造成文化建设与和美乡村建设的脱节，难以实现二者同频共振。

（二）资源发展困境：乡村文化资源的式微与开发不足

当前，乡村文化资源面临“自身式微”与“开发不足”的双重困境，二者相互交织，严重制约乡村文化建设蝶变，也与和美乡村“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共生”的核心要求相悖。一方面，乡村文化遗产传承面临断代风险，许多非遗民俗、传统技艺难以有效传承；在资本驱动下，乡村建筑“千村一面”，丧失人文底蕴与地域特色。另一方面，开发存在明显不足：缺乏系统性规划，或过度开发破坏资源，或开发方式单一，开发与乡村建设、文化传承脱节，形成“两张皮”现象。此外，民俗资源持续流失，弱化其凝聚人心、传承文化的功能，加剧困境影响，导致乡村文化资源价值难以释放。

（三）建设主体困境：乡村文化建设主体的流失与参与缺失

人才是乡村文化建设的第一资源，当前乡村文化建设正面临着主体流失与参与缺失的双重难题。首先，农村本土文化人才匮乏，基层干部的知识储备与创新能力难以适配和美乡村背景下文化建设的新要求；乡村人口以中老年为主，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缺乏专业的文化建设人才。其次，乡村优秀文化人才大量流失，城市在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建设、医疗教育保障、职业发展平台等方面的优势，使得大量年轻、有文化、有创新能力的乡村人才向城市流动，其流失直接导致乡村文化建设失去内生动力。最后，乡村文化建设难以吸引外部人才，经济欠发达地区基本优质公共服务短缺，人才引进激励机制不完善，多元主体参与的乡村文化建设格局难以形成。

（四）传播介质困境：乡村文化建设的驱动方式单一与动力不足

乡村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是乡村文化建设的重要传播介质，其发展水平直接影响着乡村文化建设的驱动力与实效性。在乡村文化产业方面，核心困境在于文化资源保护与利用的矛盾难以调和：部分地区过度追求经济利益，对文化资源进行粗放式开发，导致文化资源的原真性遭到破坏；而部分地区则因过度强调保护，忽视了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导致文化产业发展缺乏活力。在乡村文化事业方面，基础设施不完善与人文环境不理想是主要困境：许多农村地区缺乏基础文化设施，乡村文化活动难以开展；封建迷信等不良风气尚存，优秀传统文化未能得到有效传承，乡村文化底蕴薄弱。此外，乡村文化建设的传播方式较为单一，仍以传统线下活动、口头传播为主，影响力不足，难以形成文化建设的强大合力。

三、和美乡村文化建设蝶变的实现路径

针对和美乡村背景下乡村文化建设的现实困境，结合和美乡村建设的核心要求与乡村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本文从价值引领、资源激活、主体赋能、介质创新、制度保障五个维度，构建系统完备、协同发力的乡村文化建设蝶变实现路径，推动乡村文化建设实现系统性革新，为和美乡村建设提供坚实的文化支撑。

（一）价值引领维度：重构乡村文化认同的现代性体系

文化认同是乡村文化建设的精神根基。一是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乡村优秀传统文化深度融合，结合民风民俗、村规民约，打造具有乡村特色的价值体系，让主流价值观根植于乡村社会，引导农民树立正确的文化价值观。二是深入挖掘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对农耕文化、民俗文化、家风家训等本土文化进行系统性梳理与创造性转化，提炼其中蕴含的和谐、诚信、友善、互助等价值理念，使其与和美乡村建设的核心理念相契合，成为农民日常行为的价值遵循。三是搭建乡村文化认同的培育平台，通过举办传统民俗节庆、乡村文化节等活动，让农民近距离感受本土文化的魅力，增强农民的文化体验感与归属感；同时，利用好村史馆、文化墙等载体，讲好乡村故事，传承乡村历史记忆，推动乡村文化基因代代相传。

（二）资源激活维度：打造乡村文化生态的保护性创新模式

乡村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是辩证统一的。一是构建乡村文化资源的系统性保护体系，开展文化资源普查，建立数字化档案，加强对古村落、古建筑、传统技艺的保护。二是推动乡村文化资源的创新性开发，坚持“保护为主、开发为辅”的原则，推动乡土文化与乡村旅游、民宿经济、文创产业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乡村文化品牌。三是融入和美乡村核心理念，注重保留乡村的“乡味乡韵”，推动自然生态与人文文化的和谐共生。

（三）主体赋能维度：构建多元协同的乡村文化建设共同体

破解人才短缺困境，必须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发力的建设共同体，为培育新型农民提供制度保障与平台支撑。一是强化基层政府的主导作用，提升基层干部的文化建设能力，做好顶层设计与规划引导。二是凸显农民的主体地位，通过村民议事会、文化合作社等组织形式，让农民成为文化建设的主力军；加强对农民的文化技能培训，系统培育乡土文化人才，直接转化为新型农民队伍的核心力量。三是吸引外部人才与社会力量参与，完善人才引进激励机制，鼓励高校、科研院所、文化企业与乡村开展合作，形成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文化建设格局。

（四）介质创新维度：打造“文化+”融合发展的动力引擎

推动乡村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的融合发展，打造“文化+”融合发展模式，是破解传播介质困境、增强乡村文化建设驱动力的核心路径。

一是推动“文化+产业”深度融合，培育“文化+旅游”“文化+农业”等新业态，延伸乡村文化产业链，打造沉浸式、体验式的文化旅游产品。二是推动“文化+科技”深度融合，利用互联网、短视频、直播等新媒体平台，搭建乡村文化传播的数字化平台；利用数字技术对文化资源进行数字化转化，实现数字化传承与传播。三是推动乡村文化事业提质增效，加大基础文化设施投入，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整治封建迷信、赌博等不良风气，净化乡村文化生态。

（五）制度保障维度：完善乡村文化建设的长效治理机制

健全的制度保障是乡村文化建设蝶变的根本支撑。一是建立健全乡村文化建设的统筹协调机制，明确政府各部门、村集体、社会组织在乡村文化建设中的职责分工，加强各主体之间的沟通协作，形成上下联动、左右协同的文化治理格局。二是完善乡村文化建设的财政投入机制，建立稳定的财政投入增长机制，加大对乡村文化保护、文化产业发展、文化设施建设的财政支持；鼓励社会资本参与乡村文化建设，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多元化投融资体系。三是建立乡村文化建设的考核评价与监督管理机制，将乡村文化建设纳入乡村振兴考核评价体系，加强对文化资源保护、财政资金使用等方面的监督，确保乡村文化建设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四、结语

和美乡村建设是中国式现代化乡村振兴的新形态，其核心在于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共生，而乡村文化建设的蝶变则是推动和美乡村建设的铸魂工程与核心支撑。乡村文化建设的蝶变，不仅是文化自身从传统向现代的系统性革新，更是乡村发展理念、发展模式的深刻变革，对新农村建设、农民全面发展、乡村治理现代化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当前，和美乡村背景下的乡村文化建设仍面临多重困境，推动蝶变需要从价值引领、资源激活、主体赋能、介质创新、制度保障五个维度协同发力。乡村文化建设的蝶变是一个长期的、系统性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在实践过程中，各地需立足自身的文化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乡村社会特征，因地制宜地探索适合本地的乡村文化建设路径，避免“一刀切”的发展模式。唯有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凸显农民的主体地位，推动乡村文化建设与和美乡村建设深度融合、协同推进，才能让乡村文化成为和美乡村建设的精神内核与发展动力，最终绘就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新画卷，推动乡村全面振兴迈向新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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