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园会》的叙事，以资产阶级园会的精心筹备开篇，因工人意外身亡的噩耗骤然破碎。这一事件令主人公劳拉·谢里丹陷入道德困境：是继续园会庆典，还是直面悲剧表达哀悼。这一矛盾早已超越个人情感，成为个体自由与规训秩序的直接碰撞。园会是被精心建构的资产阶级世界，“两点钟的茶会，三点钟的乐队表演”，一切皆按部就班、秩序井然；而工人的死亡则引入了底层社会的“苦难与无常”，其生活环境“丑陋低矮”“满是杂草”，连炊烟都透着寒酸窘迫。劳拉在两个全然对立的现实间的摇摆纠结，恰揭示出小说的核心张力：个体自由如何在根深蒂固的社会规训中挣扎与突围。

本文以萨特存在主义理论与福柯权力规训理论为分析框架，解读《园会》的深层内涵。该研究视角核心指向：人的自由并非天赋权利，而是无法逃避的“重负”。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指出，自为的责任具有绝对性，因其既造就了世界的存在，也塑造了自身的存在，故无论身处何种境遇，自为都需全然承担，即便境遇难以承受，也应秉持创造者的自觉直面一切不利与威胁。个体在各类境遇中始终拥有选择的自由，却也必须为每一次选择承担全部责任，小说中劳拉在继续园会与表达哀悼间的两难抉择，正是萨特式自由的具象体现。她无从逃避这一选择，且任何决定都会引发相应结果，这也让其深切体会到自由背后的沉重代价。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揭示了规训的运作逻辑，即规训始于对个体的空间分配，为实现这一目的会运用多种技术手段，亦会划定封闭且异质的专属场域，以此维系规训的单调性（Foucault,1995:154）。萨特理论侧重个体自主性，福柯则聚焦社会结构对个体的约束，二者的理论对话，清晰地展现出劳拉的自由如何在以阶级为基础的规训体系中陷入纠缠与桎梏。

一、萨特式自由与选择的重负

萨特认为：“从表面上看，自欺拥有谎言的结构，但使其全然不同的是，在自欺中，是自我向自我隐藏真相。因此，这里并不存在欺骗者与被欺骗者的二元对立，相反，自欺在本质上意味着单一意识的统一性”。

在《园会》中，劳拉最终选择戴着礼帽前往工人家中吊唁的行为，正是“自欺”的典型表现。但这一行为并非郑伊伟所提出的那种本体论层面的转变——即从“试图成为上帝”的存在筹划，转向在任何层面都摒弃这一筹划的存在方式。她头戴礼帽踏入工人小屋的举动，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特权的象征，也印证了其自欺的心态。站在斯科特的遗体前，她只能低声呢喃：“请原谅我的帽子”。这句道歉揭示出，她潜意识中已然意识到自己是维系阶级壁垒的同谋，却始终无法摆脱自身所处的社会规训。

小说结尾的模糊性，更是体现出更深层次的“自欺”。当劳拉说出“生活不过是……”，句末的省略号并非代表开放式的思考，而是她对“自由选择”的主动逃避。她将自己的困境归咎于生活本身的复杂性，而非承认自己主动选择了妥协。这种方式本质上是将规训的压迫伪装成无法抗拒的客观现实，从而为自己的妥协行为寻找正当性。她不愿直面自己在自由选择面前的怯懦与逃避，转而通过模糊其辞与刻意回避缓解内心的道德压力。劳拉的“自欺”行为充分表明，在自由与规训的冲突中，她选择逃避自由所附带的责任，通过自我欺骗维持表面的平静与平衡。但这种“自欺”并未真正消解其内心的矛盾，反而让她陷入了更深的存在主义困境，也进一步凸显出萨特所阐释的人类面对自由时的无助与挣扎。

二、福柯式规训：微观权力网络的运作

（一）园会：作为规训的空间

园会通过对空间与时间的规训，成为一个典型的规训场域。福柯指出，这类空间通过隔离的方式强化了“常态”标准，他认为：“规训建构了一个分析性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每个个体都有其专属的位置，每个位置也只属于特定的个体。规训要打破群体的聚集，消解混乱、庞大或短暂的群体状态，对其进行拆解与分析”（Foucault,1995:154-155），而这一点在园会的场景中得到了生动地印证。

园会的座位安排会根据宾客的社会地位与身份，将其固定在特定位置，这与福柯所描述的规训空间高度契合。这种固定的空间定位，便于主人或在场的权势者对宾客进行监督与管理。在这一既定的空间秩序中，宾客往往会按照社会所期待的“常态”标准规范自身行为。

（二）身体规训与自我屈从

曼斯菲尔德笔下劳拉对资产阶级规范的恪守，印证了福柯关于外部规训借监视机制内化为个体自觉的理论。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以“全景敞视监狱”隐喻阐释该规训过程：其核心效用是让被监禁者处于有意识的持续可见状态，确保权力自动运作，使监视效果永久维持、实际权力行使趋于多余，最终让被监禁者成为自身所处权力关系的承载者。劳拉的身体成为这一全景敞视机制的运作场域，其姿态、言语与着装均受严格规训，以此强化资产阶级阶级身份，尤以劳里称赞“这顶帽子简直美极了”的礼帽为典型。这句称赞并非单纯的赞美，更是对监视凝视的强化，时刻提醒劳拉其在社会可见性网络中的位置。这种凝视无需持续在场，其潜在性便足以让劳拉进行自我规训，使自身行为契合社会角色的期待。

劳拉的这种自我屈从，在其前往工人小屋时达到顶峰。尽管内心“羞怯又恐惧”，她仍顺从地跟随斯科特的嫂子走向停尸床边，严格扮演资产阶级访客的角色。这一顺从印证了福柯的观点：当个体同时成为权力的主体与执行者时，规训的效用实现最大化。劳拉深陷福柯所言的“持续可见状态”，将资产阶级规范内化为自身意识，外在监视因此变得多余，其自我规训已然成型。

三、结语

曼斯菲尔德通过《园会》的叙事，揭示出规训权力对存在主义自由的制约。劳拉从最初的反抗到最终的顺从，这一转变过程印证了萨特与福柯理论的互补性内涵：人类虽拥有绝对的自由，却始终在塑造选择的规训体系中存在。园会作为资产阶级社会权力机制的缩影，通过空间隔离、时间刚性与身体规训，构建起一个完整的规训场域，对个体的思想与行为进行着隐蔽的塑造。

劳拉的“自欺”，即无法调和自身的道德冲动与社会期待的状态，揭示出规训如何通过自我欺骗实现自我再生产。这类“微观权力”体系将深刻的社会不平等隐藏在看似正常的社会秩序背后（Turkel,1992:192）。

参考文献：

1. [1] Marosán, Bence Péter. The Ontology of Nothingness - Jean-Paul Sartre's Being and Nothingness, translated by Tamás Seregi. Budapest Review of Books,2010(03):6.
2. [2] Law, John. Editor's introduction: Power/Knowledge and the dissolution of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The Sociological Review,1984,32:1-19.
3. [3] Mansfield, Katherine. The Garden Party and Other Stories. London: Penguin Classics,2000.
4. [4] Foucault, M.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Telos,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