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江南作为中国文化中极具标识性的地域概念，其内涵从地理空间向文化符号的演变，不仅贯穿于中国本土的历史叙事，更在东亚文化交流圈中成为外域认知中华的重要维度。朝鲜王朝与中国明清王朝保持着紧密的宗藩关系，其对江南的认知与想象，主要通过官方朝贡、民间商贸、汉籍传播及语言教育等途径实现，而司译院编纂的汉语教材，作为朝鲜王朝时期习得汉语、了解中国的核心媒介，成为江南形象跨文化传播与重构的重要载体。《训世评话》作为司译院早期汉语教材的代表，以故事体为主要文本形式，收录了大量中国历史典故、民间轶事与道德寓言，是朝鲜王朝时期学习者掌握汉语词汇、句式与中国社会文化的重要范本。与后期侧重商贸与日常会话的汉语教材不同，《训世评话》以道德教化与文化认知为核心编撰目的，其文本中的江南叙事并非单纯的地理背景铺陈，而是与人物形象、道德内核、文化特质深度融合。

本文以《训世评话》中的江南元素为研究切入点，界定文本中江南的地理范围，梳理江南元素的具体呈现，分析其建构的江南形象特质，并探究其背后的建构策略与文化动因，以期揭示朝鲜王朝早期对华地域文化的认知图景，以及汉语教材作为跨文化媒介在地域形象建构中的独特作用。

一、前人研究

《训世评话》作为朝鲜王朝汉语教育的经典教材，学界对其研究主要集中于语言本体分析与教材编纂史两大维度，为后续地域形象研究奠定了基础。

在语言本体研究方面，现有成果主要围绕教材的语音、词汇、语法特征展开，指出《训世评话》以明初官话为语言基础，呈现出“南北融合”特征。刘春兰（2010）对书中特殊语法现象及中介语特征的分析，间接揭示了朝鲜王朝时期学习者在习得包含南方特征的汉语时的认知过程。汪维辉（2018）通过对比《老乞大》《朴通事》与《训世评话》的词汇系统，指出《训世评话》代表了南系官话，其中大量使用了如“物事”“立地”“进”等具有南方方言背景的词汇，而这些词汇后来多进入现代普通话。丁喜霞（2018）辨析了书中的“非汉语用法”，指出诸如“妖怪”“晨早”等词实为当时汉语南方方言的固有用法，不宜误判为朝鲜语干扰。王雨宁（2024）进一步论证，《训世评话》中存在明显的南方官话成分，这可能源于编者李边所接触的明代上层口语（含江淮地区方言背景），与反映北方官话的《老乞大》《朴通事》形成鲜明对比。这些研究证实了《训世评话》在语言底层上带有浓厚的南方色彩，这种语言基底必然承载着相应的地域文化信息。

在教材编纂史研究方面，学者多将《训世评话》置于朝鲜王朝时期汉语教材发展脉络中考察，深入探讨了其编纂目的、文本来源及文化功能，揭示了朝鲜王朝对中国文化的选择性接受与本土化重构。朴京淑（2000）、童欢（2010）指出，《训世评话》兼具语言教学与道德教化的双重功能，旨在培养对华外交与文化交流人才。因此，其内容选择高度契合朝鲜王朝对中华主流文化的价值认同。王幼敏、关旭（2012）进一步分析认为，该书借用了中国“评话”的故事功能与叙事方式，但在题材上进行了取舍与创造，以适应学习者的需求。

总体而言，现有研究已明晰《训世评话》的语言性质、教学功能与编撰背景，但对教材文本中蕴含的地域文化观他者形象表征等深层内涵尚未展开系统探讨，尤其针对江南这一核心地域的形象建构研究仍处于空白。因此，本文在吸收前人语言与编纂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文本细读与话语分析，聚焦《训世评话》中的江南形象建构，填补域外汉籍江南形象研究的早期教材空白，丰富东亚跨文化语境下的地域形象研究体系。

二、《训世评话》中的江南元素梳理

在分析江南形象之前，需先界定《训世评话》中江南的地理范围。文本中的江南并非严格的行政区划概念，而是基于中国宋元至明初的江南认知，以江浙核心区为主体，具体涵盖苏州、嘉兴、台州、临安（杭州）等江南典型府县，属于以文化特质为核心的地域集合体，与中国传统语境中“江南水乡”的地理指向高度契合。

经文本细读，《训世评话》中江南元素均以地名标识与人物籍贯为主要呈现形式，基本无抽象化的江南整体指代，所有江南叙事均围绕具体地域的人物展开，江南作为人物活动的背景空间，与人物的性格、行为、命运深度绑定。具体江南元素分布如下表1所示。

层次	地名	对应人物/故事	核心关联特质
核心城市/府县	苏州	范纯仁、苏州商人	德义、商贸、日常市井
	嘉兴	罗爱爱	才慧、贞烈、文教
	台州	彭矩	仁善、厚德
	临安（杭州）	彭矩（卒于临安）	江南地域延伸
泛江南区域	东吴	范纯仁	江南经济区
	江南	赵子	地域行政概念

从分布特征来看，《训世评话》中的江南元素呈现三大特点：其一，核心地域高度聚焦，苏州、嘉兴作为江南文教与经济核心，占江南元素总频次的42.86%，成为文本中江南形象的主要认知锚点；其二，人物为唯一叙事载体，无江南风物、景观、物产的直接描绘，江南形象完全通过人物的身份、行为与品格得以体现；其三，地域概念兼具具体性与泛化性，既包含苏州、嘉兴等具体府县，也有“东吴”“江南”等泛化地域表述，反映了朝鲜王朝对江南地理的层级化认知。

此外，文本中的江南故事均为独立成篇的道德寓言，无地域间的关联叙事，江南作为分散的空间节点，其文化特质通过不同人物的共性品格得以整合，形成统一的江南形象认知。

三、《训世评话》中的江南形象分析

《训世评话》以人物叙事为核心，通过不同阶层、不同性别、不同品格的江南人物塑造，构建了一个立体多元的传统江南形象，其核心特质可分为人物品格、社会风貌、文化底蕴三大维度，各维度相互交织，共同构成文本中江南的整体认知。

（一）人物品格：德义为本，贞慧兼具

《训世评话》中的江南人物涵盖文人士大夫、商人、民间女子、普通百姓等阶层，其形象塑造均以传统道德品格为核心，德义、仁善、贞烈、才慧成为江南人物的共性特质，彰显了江南地域重德尚义的人文底色。

1.文人士大夫的德义传家

文本中江南文人士大夫的代表为苏州人范纯仁，作为范仲淹之子，其“往东吴得租麦五百斛，舟载以归”，路遇故旧石曼卿因三丧未葬而困顿，便“悉以麦舟与之”，归家后与父亲的对话更印证了父子间的德义共识。这一形象不仅塑造了范纯仁本人重情重义、乐善好施的品格，更将江南士大夫的道德特质与“家学传承”绑定，凸显江南地域“德义传家”的家风与士风，成为中华传统道德的典范。而范纯仁后续登进士第、官至尚书右仆射的人生轨迹，更形成“德义立身—科举成才—仕途顺遂”的叙事逻辑，强化了江南士大夫德才兼备的形象。

2.民间女子的贞烈才慧

嘉兴青楼女子罗爱爱是文本中江南女性的典型代表，其形象突破了传统青楼女子的刻板认知，兼具才艺、智慧、贞烈、孝悌多重特质。她“色貌才艺独步一时，性识通敏，工于诗词”，体现了江南女性的才情与智慧；嫁入赵氏后“妇道甚修，家法甚整”，展现了江南女性的持家之道；婆母病重时“汤药必亲尝、饘粥必亲进”，彰显了孝悌之德；苗军入城后为守贞洁“以罗帕自缢而死”，则凸显了江南女性的贞烈品格。罗爱爱的形象是江南女性才慧与道德的完美融合，成为江南地域人文素养的重要体现。

3.普通百姓的仁善宽厚

台州人彭矩作为江南普通百姓的代表，其形象以仁善、谦逊、包容为核心：里妇窃采其蔬圃，他“佯不知”；里人侵越圃界，他“亦不问”；被商人诬陷偷伞并索要赔偿，他“如数偿之而去”；更“见饥者必减食食之，寒者解衣衣之”，力行修桥铺路等善举。彭矩的形象反映了江南民间社会的道德风貌，将江南的人文品格从士大夫阶层延伸至普通百姓，彰显了江南地域重德尚义的全民底色。

（二）社会风貌：商贸初兴，市井鲜活

《训世评话》虽无对江南商业的直接描绘，但通过苏州商人的故事，勾勒出江南商贸初兴、市井生活鲜活的社会风貌，成为江南经济特质的重要体现。

苏州商人赴京经商的故事，以极具生活气息的市井叙事，展现了江南商人的日常活动：妻子嘱其“到京师买梳而来”，商人因善忘要求妻子“图形示之”，这一细节既符合汉语教学的日常词汇需求，又反映了江南商贸的民间性与实用性；商人至京后“爱一妓，尽费其财，空还”，归后以铜镜充梳的滑稽行为，虽以道德警示为目的，却侧面反映了江南商人的流动性与江南商贸与京城的关联性。

与后期教材中江南商业繁华的描绘不同，《训世评话》中的江南商贸尚处于民间日常层面，无规模化的商业市场与金融机构描写，却通过真实可感的市井细节，让朝鲜王朝时期的汉语学习者形成对江南商贸的基础认知，凸显了江南作为经济区的早期特质。同时，苏州商人的形象并非传统的“奸商”，而是带有普通人的弱点与趣味，让江南的社会风貌更具真实感与烟火气。

（三）文化底蕴：文脉深厚，才思盎然

《训世评话》中的江南文化底蕴，主要通过人物的才情、科举成就与文化素养得以体现，无直接的文教制度与教育机构描写，却以人物为载体，凸显了江南文脉深厚、才思盎然的文化特质。

其一，文人的科举与仕途成就，范纯仁登皇佑元年进士第，官至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成为江南文人科举成才的典范，印证了江南文教的兴盛；赵子因“授江南一官”而踌躇，反映了江南作为行政与文化区域，其官职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凸显了江南在中华地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其二，女性的才艺与智慧，罗爱爱“工于诗词”，其才慧不仅体现在文学创作，更体现在劝夫建功立业时的理性与担当：“丈夫壮而立身，扬名以显父母，岂可息情之笃而懊功名之期乎？”其言辞条理清晰、立意高远，展现了江南女性深厚的文化素养与独立的思想品格，成为江南文脉的独特体现。

其三，地域的文化氛围，文本中江南人物无论阶层与性别，均展现出较高的文化素养：范纯仁的士大夫修养、罗爱的诗词才情、彭矩的仁善包容，甚至苏州商人的市井生活，都蕴含着江南地域特有的文化气息，这种融入日常的文化素养，正是江南文脉深厚的核心体现。

此外，文本中“东吴”作为江南经济区的表述，与“江南”作为行政区域的表述相互呼应，反映了江南在经济与文化上的双重优势，进一步强化了江南作为中华核心文化区的形象。

四、《训世评话》中江南形象的建构策略

《训世评话》作为以道德教化与语言教学为核心的汉语教材，其江南形象的建构并非随意的文本铺陈，而是通过一系列契合教材编撰目的的叙事与修辞策略，将江南的地域特质与汉语教学、道德教化深度融合，形成了独特的建构逻辑，具体可分为四大策略。

（一）人物锚定的叙事策略

《训世评话》摒弃了对江南地理、风物、景观的直接描绘，采用人物锚定的核心叙事策略，将江南的地域特质完全附着于具体人物之上，通过人物的籍贯、身份、行为与品格，让学习者形成对江南的认知。这种策略既符合教材故事体的文本形式，又将抽象的地域形象转化为具象的人物形象，降低了汉语学习者的认知难度；同时，人物的道德品格与行为故事，与教材的道德教化目的高度契合，实现了“地域认知—语言学习—道德教化”的三重功能。

例如，苏州因范纯仁的德义与苏州商人的市井，成为“德义与商贸兼具”的江南核心；嘉兴因罗爱爱的才慧与贞烈，成为“才情与贞洁共生”的江南代表，人物成为江南地域的文化符号，让江南形象在故事叙事中得以自然呈现。

（二）道德内核的统摄策略

《训世评话》的编撰核心是传统道德教化，因此其江南形象的建构始终以道德内核为统摄，所有江南人物的塑造与故事的选择，均围绕“德义、仁善、贞烈、孝悌”等中华传统道德展开，江南地域成为传统道德的“实践场”与“典范区”。

文本中筛选的江南故事，均为符合传统道德标准的正面叙事：范纯仁的麦舟赠友、罗爱爱的贞烈孝悌、彭矩的仁善宽厚，皆是朝鲜王朝所认同的中华主流道德的体现；而苏州商人的故事虽带有滑稽色彩，但其核心是对“耽于声色、失信妻子”的道德警示，仍未脱离道德教化的框架。这种道德内核的统摄策略，让江南形象与中华传统道德深度绑定，使朝鲜王朝时期的汉语学习者在接受道德教化的同时，形成“江南为道德典范之地”的认知。

（三）地域典型化的筛选策略

《训世评话》在江南元素的选择上，采用地域典型化的筛选策略，聚焦苏州、嘉兴等江南核心府县，筛选最能代表江南文化特质的人物与故事，摒弃了非典型的地域与叙事，让江南形象的核心特质更为突出。

苏州作为江南文教与经济的核心，嘉兴作为江南水乡与才女的代表，台州作为江南民间道德的典范，皆是中国传统语境中江南的典型地域；而范纯仁、罗爱爱、彭矩等人物，分别代表了江南的士、女、民三大阶层，其品格与行为皆是江南地域最具标识性的文化特质。这种典型化的筛选策略，既符合汉语教材“以点带面”的教学规律，又让学习者快速把握江南的核心地域特征，形成对江南的清晰认知。

（四）轻地理重人文的聚焦策略

《训世评话》在江南形象的建构中，采用轻地理重人文的聚焦策略，完全忽略对江南地理环境、自然景观、物产风物的描绘，将叙事焦点完全集中于江南的人文特质，包括人物品格、社会风貌、文化底蕴等。

这种策略的形成与教材的编撰目的密切相关：《训世评话》作为早期汉语教材，其核心是培养朝鲜王朝时期学习者的汉语交流能力与对中国社会文化的认知，而非地理知识的传授；同时，朝鲜王朝对江南的认知，更多源于汉籍传播与文化交流，其关注的核心是江南的人文与道德，而非地理与风物。轻地理重人文的策略，让江南形象从地理空间升华为文化符号，成为中华传统人文精神的重要代表，更符合朝鲜王朝对华文化认知的需求。

五、结语

《训世评话》作为朝鲜王朝司译院早期汉语教材的代表，其建构的江南形象，是语言教学、道德教化与跨文化认知深度融合的产物。《训世评话》借助人物故事为语言习得提供生动语境，同时将江南塑造为德义为本、文脉深厚的道德典范，以契合朝鲜王朝传播中华主流价值观的编纂初衷。这一形象并非对中国江南社会风貌的客观复刻，而是基于“小中华”意识与初学者认知规律的选择性重构：编者刻意筛选典型道德故事而简化复杂地理细节，呈现出一种区别于后期教材中商业繁华景象的、更具传统性与理想化色彩的“经典江南”。

作为域外汉籍中地域形象建构的早期范例，《训世评话》揭示了汉语教材在跨文化传播中的双重属性：它既是语言习得的工具，更是地域形象重构的媒介。其江南叙事的生成逻辑，深刻反映了东亚文化交流中“他者想象”与“自我需求”的互动机制，即形象建构既受制于教材的功能定位，又投射出朝鲜王朝对华文化的特定认知图景。

参考文献：

1. [1] 丁喜霞.关于《训世评话》中的“非汉语用法”[J].中国语文,2018(02):236-243+256.
2. [2] 朴京淑.试论韩国朝鲜时代的汉语教学[D].北京语言大学,2000.
3. [3] 刘春兰.朝鲜时代汉语教材研究评述[J].国际汉语教育,2010(03):76-85+100.
4. [4] 刘春兰.《训世评话》语法研究[D].南开大学,2010.
5. [5] 史金生,都林.《训世评话》白话部分特殊语法现象及其形成原因[J].历史语言学研究,2024(02):100-117.
6. [6] 睢昕.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训世评话》文化词汇选编研究[D].延边大学,2025.
7. [7] 童欢.朝鲜初期汉语教材《训世评话》研究[D].上海师范大学,2010.
8. [8] 汪维辉.关于《训世评话》文本的若干问题[J].语言研究,2003(04):55-61.
9. [9] 汪维辉.近代官话词汇系统的形成——以《训世评话》与《老乞大》《朴通事》的比较为出发点[J].南开语言学刊,2018(01):2-18.
10. [10] 王幼敏,关旭.古代朝鲜汉语教材对中国评话文学的借鉴——以《训世评话》为例[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44(05):146-151+157.
11. [11] 王雨宁.《老乞大谚解》《朴通事谚解》与《训世评话》的语法差异研究[D].浙江师范大学,2024.
12. [12] 岳辉.朝鲜时期汉语官话教材体例和内容的嬗变研究[J].社会科学,2011(10):158-165.
13. [13] 张美兰.从《训世评话》文白对照看明初汉语常用动词的兴替变化[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2(04):153-1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