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创新与实践
Journal of Educational Innovation and Practice
- 主办单位:未來中國國際出版集團有限公司
- ISSN:3079-3599(P)
- ISSN:3080-0803(O)
- 期刊分类:教育科学
- 出版周期: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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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安学校教育中的“侨”力量研究(1978-2025)
Research on the Involvement of Overseas Chinese Power in Ruian School Education (1978–2025)
引言
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在我国义务教育体系中,政府始终承担着主导和主持的法定职责,这是保障教育公平与质量的基石。在瑞安这一重点侨乡,海外侨胞的爱国爱乡情怀与助学传统在改革开放后在家乡地方教育中得到丰富地体现,自1978年以来,随着国家侨务工作的全面恢复与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瑞安籍华侨跨越重洋,通过捐资、助学、引智等多种方式支持家乡办学。作为改革开放先行区的瑞安,其教育发展的历程表明,社会力量的深度参与不仅是地方教育的有益补充,更是推动教育创新与品质提升的催化剂。华侨力量在不同历史时期,精准对接了家乡教育在基础设施、教学质量及多元办学等方面的阶段性需求。
本文通过对1978—2023年瑞安教育发展历程及典型代表的分析讨论,梳理华侨力量参与家乡兴学的历史脉络。研究发现,华侨的社会参与并未改变政府在公共服务中的主体性,而是通过“同频共振”的方式,与政府力量形成了良性互补。这一演进历程不仅改善了瑞安的办学硬件条件,更通过国际视野的引入,为侨乡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注入了独特动力。
一、教育恢复阶段中的侨资支持(1978—1995)
1978年以后,随着中国对外交流逐步恢复以及相关政策的不断完善,瑞安地方社会与海外乡亲之间重新紧密相连,教育领域成为侨资回流的集中方向之一。在地方财政能力尚处于恢复阶段、教育基础设施匮乏成为人才培养制约瓶颈的背景下,侨资对校舍建设与教学设施改善产生了一些直接而切实的影响。
据《瑞安市教育志》记载,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瑞安部分中学与乡镇学校陆续获得旅外乡贤捐资,用于教学楼、实验室及学生宿舍建设。这一时期,虽然地方财政收入逐步增长,但在入学人口回升与城乡学校布局调整的双重压力下,教育经费仍显紧张。侨资的进入,在时间节点上与教育规模恢复阶段高度重合,客观上缓解了地方的财政压力,使若干学校得以提前完成校舍扩建和功能改善。
例如任岩松中学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完成教学楼扩建工程,部分经费来自旅欧乡贤专项捐助。相关资料显示,该笔资金主要用于新建标准化教室和实验功能室。此类捐助多通过校友网络和乡缘关系完成,呈现出以情感纽带为基础的社会动员机制。侨资不仅改善了物质条件,也在地方社会层面强化了回馈家乡的公共观念。丽岙华侨中学在20世纪90年代初进行校园整体改扩建,新建教学楼与实验设施,其中部分资金来源于旅法乡贤集资。
从捐资用途角度观察,本阶段侨资主要集中于硬件建设,尚未深入课程体系与教学管理领域。这与当时教育发展的主要任务相一致。改革开放初期,瑞安教育系统面临校舍老化、设备简陋与办学条件不达标等基础性问题。侨资的集中投入,使若干学校得以提前完成达标建设,从而缩短了教育基础设施恢复的周期。
总体而言,这一时期海外侨胞的捐赠行为主要基于强烈的桑梓情怀与传统的“义利观”。这种社会资本的动员,高度依赖于血缘、地缘等非正式制度。而通过引入海外社会资本,瑞安客观上缩短了基础教育设施的恢复与达标周期。这种“补位”功能不仅解决了当时的燃眉之急,更在社会层面构建了一套政府与海外力量初步协作的动员机制,为后续更深层次的协同发展打下了心理与制度基础。
二、教育质量提升阶段中的侨力转向(1995—2012)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瑞安义务教育体系逐步推进普及,教育发展的重点逐渐由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在财政能力增强与基础设施趋于稳定的背景下,侨力参与方向开始发生转变。
根据《瑞安市志》记载,任岩松中学前后设立专项奖学金,用于资助优秀学生与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该奖学金部分资金来源于旅法、旅意乡贤定向捐助。与早期集中用于校舍建设的捐助不同,此类资金直接嵌入学生培养过程之中。奖学金制度的建立,使侨资参与从一次性建设支持转向长期激励机制,对学生个体发展产生持续影响。丽岙华侨中学在同一时期将部分侨资用于实验设备升级与多媒体教室建设。根据《瑞安市教育志》记载,2000年前后瑞安多所中学完成信息化教学设施建设,侨资在其中发挥补充作用。信息技术设备的引入,改善了课堂教学条件,也为课程改革提供了物质基础。
与此同时,零散的个人捐赠开始向组织化、基金化模式转型。以“荷兰瑞安教育基金会”为代表的华侨社团基金组织,标志着海外资源动员进入了专业化阶段。基金化运作增强了资金使用的连续性与透明度,使侨资支持能够与教育发展规划形成稳定衔接。侨力参与逐渐从外部补给转向结构内部支持。
从整体结构看,本阶段侨力参与呈现出两项变化:第一,资金用途由基础建设转向教学质量提升;第二,参与形式由个体行为走向组织化运作。因此,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2000年初,可以视为瑞安学校教育中“侨”力量重心转移的重要阶段,其重心由基础设施建设支持逐步过渡到办学质量提升支持,参与方式也更加制度化。
三、民办教育发展中的侨乡个案(2012—2025)
进入21世纪,瑞安经济结构持续升级,教育需求呈现多样化趋势。瑞安教育在维持公办体系主导地位的同时,民办教育与社会力量办学进入了规范化、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华侨身份从传统的“捐资者”向“办学主体”或“协同治理者”产生了身份跃迁。
新纪元学校的创设具有阶段代表性。根据地方资料,瑞安新纪元学校由瑞安市政府和上海新纪元教育集团协同创办,于2015年起建次年投入使用,在筹建阶段便吸纳海外乡贤与社会资本支持。与早期华侨中学主要依赖侨汇建校不同,新纪元学校采取复合型融资结构,侨资与本地企业资本共同构成办学基础,侨力在其中不仅表现为资金来源之一,更体现为资源联络与社会网络整合力量。在法人治理框架下,学校形成董事会管理机制,具备较为明确的权责结构与财务制度,侨力通过董事参与或专项基金支持等方式,进入学校治理结构之中。这种参与形态明显区别于20世纪80年代的项目型捐助,侨资已不仅仅完成一次性建设任务,而是开始在制度层面形成与学校的长期关联,深入参与学校的发展规划、行政管理及师资建设。在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的宏观指导下,这种“政府引导、侨资参与、市场运行”的模式,形成了典型的协同治理范式。它在不增加地方财政负担的前提下,有效扩大了优质教育资源的供给。
在办学理念层面,新纪元学校强调特色课程建设与多元发展路径,教学组织形式具有一定创新性。侨力的参与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学校与外部社会的联系渠道,使教育资源配置呈现更加开放的特征。近年来,瑞安华侨力量更加关注教育的“软实力”,通过举办国际夏令营、海外华文教育基地建设、海外侨童教育宣讲中心,瑞安教育实现了“走出去”与“请进来”的良性循环。
值得注意的是,传统公办学校体系中的侨资支持也并未中断。任岩松中学仍持续接受专项捐助,用于奖学金、实验室设备更新及校园文化建设。这种并行状态表明,侨力参与并非简单由公办体系转移至民办领域,而是在不同制度形态中形成多样化布局。
从参与方式角度观察,本阶段侨力参与呈现三项特征:办学主体多元化,侨力深入民办教育制度体系;参与方式由简单捐助转向逐步影响教育制度并协同治理;支持重点与教育质量、特色建设相结合。因此,2012年以来可以视为侨力参与机制发生结构性转型的阶段,侨力由外围资源逐渐转化为教育制度网络中的一部分,其作用方式更加复杂,也更具有持续性。
四、瑞安学校教育中“侨”力量的总体变化与影响
综合1978年以来瑞安学校教育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侨”力量的作用经历了明显的阶段性变化,这种变化并非孤立现象,而是与地方经济增长、财政能力提升以及教育制度演进密切相关。
一是助学形式的阶段性推移,从历史发展角度看,瑞安华侨对教育的支持表现出从“硬件”向“软件”递进的清晰轨迹。初期(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的特征是“应急性”与“补偿性”,面对当时瑞安基础教育设施普遍简陋的现状,华侨力量集中于校舍的营建提高学校基础设施水平。任岩松中学、丽岙华侨中学等早期侨资学校的兴起是海外资源对地方财政投入不足的有力补偿的重要体现,解决了当时“有书读”的生存问题。后期(2000年至今)随着“普九”目标的实现,华侨的支持重心转向了教育的内涵式发展。通过设立各种专项教育基金和奖学金(如瑞安教育基金会的长期项目),支持重点从“盖房子”转向了“育人才”。这种转变反映了侨乡教育需求从数量扩张到质量提升的历史性跨越。
二是参与主体实现了由个体到组织化运作转型,瑞安兴学力量的组织形式经历了从“零散感性”到“规模理性”的转变。在初期具有鲜明的个人与家族时代的特征,如任岩松先生等侨领的捐资,多带有浓厚的个人桑梓情怀和家族办学色彩,这种方式虽然带动性强,但往往缺乏持续的制度保障。随着荷兰瑞安教育基金会、意大利瑞安同乡会等侨团的介入,华侨支持教育进入了组织化阶段,逐渐演变有了社会团体与法人化时代的特征。这种转型使得资金动员更加高效,项目运行更加规范,特别是在新纪元学校等民办教育案例中,侨资开始以法人身份参与学校治理,实现了由传统的“外围捐赠”向“制度内办学”的角色转变,增强了教育支持的稳定性。
三是实现办学功能硬件重构、制度建设与文化沟通的综合化,华侨力量对瑞安教育的影响已不局限于单纯的资金投入,而是产生了一系列综合性的历史功用。第一,制度创新的示范作用,侨资学校在引入海外先进教学设备的同时,也潜移默化地引入了更加开放的办学理念,例如在管理模式上,部分侨资参与的学校较早试行了董事会制度,为瑞安乃至温州地区后来的民办教育体制创新提供了早期模板。第二,城乡教育均衡的调节作用,瑞安籍华侨多来自丽岙、仙降等乡镇,他们的精准捐助使得大量优质教育资源沉降到了基层和农村学校。这种资源的回流,在客观上缓解了城乡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历史矛盾,改善了农村学子的受教育环境。第三,文化纽带与认同重塑,跨越四十余年的兴学实践,在瑞安社会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助学文化”,通过长期的国际交流项目和华文教育基地建设,教育成为了连接海内外瑞安人的核心纽带,这不仅提升了地方教育的国际化程度,更在跨代之际重塑了海外瑞安人的家乡认同感。
因此,瑞安学校教育中的“侨”力量,可以理解为一种动态的社会资源形态。在不同历史阶段中,其函数定位不断转换,但总体趋势表现为由物质支持走向制度整合。这种演变构成地方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结语
1978年以来,瑞安学校教育的发展与侨乡社会结构之间始终保持着持续互动。从教育恢复阶段的校舍建设支持,到质量提升阶段的制度化资助,再到民办教育探索与多元参与形式的出现,“侨”力量在不同阶段承担了差异化功能,其参与方式随教育发展重心的变化而不断调整。
在改革开放初期,侨资主要发挥资源补给作用,缓解财政压力,推动基础设施达标建设。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后,侨力逐步转向奖助学金设立、设备更新与基金化运作,参与层面由外围建设延伸至教育结构内部。此后,随着教育体系趋于完善,侨乡社会网络通过社会资本与资源协同方式参与教育发展,作用方式更加制度化与常态化。
从整体看,1978—2025年间瑞安学校教育中的“侨”力量经历了由外部支持向结构融合的转型过程。其功能由阶段性补充逐步转向长期协同,在地方教育发展中形成稳定而持续的辅助角色。对这一过程的梳理,有助于理解侨乡社会与地方教育体系之间的历史关联及其在当代条件下的延续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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