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2025年全球结核病报告显示，2024年有1070万人感染结核病，123万人死于结核病，是全球单一感染性疾病导致的首位死因，导致的死亡人数几乎是HIV/AIDS的2倍。肺结核发病基数庞大，防控形势严峻，对全球各地的卫生保健系统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肺结核的治疗主要依靠药物治疗，具有疗程长、联合用药等特点，对于药物敏感型肺结核患者，标准治疗时间为６个月，对于耐药型肺结核患者，治疗时长可长达两年。治疗依从性是结核病治疗成功的关键，然而，据估计约有50%的包括结核病在内的慢性病（包括结核病）长期治疗患者存在治疗依从性问题，治疗中断现象屡见不鲜。治疗中断是肺结核治疗依从性不佳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影响患者治疗效果，包括痰转阴延迟、产生耐药性、传染期延长、高死亡率以及疗程延长，从而导致经济和社会心理负担加剧。当前聚焦于治疗中断这一现象的研究较少，多集中于单一地区或特定人群，缺乏系统性整合，因而有必要对肺结核患者治疗中断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系统梳理。为此就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在肺结核治疗中断影响因素方面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为降低患者的治疗中断发生率和实施相应的干预措施提供参考依据。

１治疗中断的概念

治疗中断在不同研究中定义方法目前尚并不统一。肺结核治疗中断与治疗不依从是相关但又有所区别的概念，是治疗过程中一种更具体、可识别且具有管理意义的行为事件。治疗依从性涵盖漏服、错服、服药不规律、停药等多种偏离医嘱的行为，治疗中断特指患者在已经启动抗结核治疗后，出现连续一段时间停止服药的情形，发生在治疗过程中，强调服药行为的中断。然而对于停药时长的界定各研究不尽相同，不同研究会依据研究目的在时间阈值上作出调整。张锐智将治疗中断定义为“患者在抗结核治疗过程中停止服药时间超过2周但小于2个月；Nandi将其界定为已开始抗结核治疗者连续2周及以上未按处方服药，并明确提出治疗中断是进一步发展为治疗失败的前驱状态，而非终末转归本身。Getachew等将其定义为漏服至少1 d但未达到连续2个月。WHO 发布的《结核病定义和报告框架－2013年修订版》中，将停止服药连续≥2个月界定为失访结局，因此，部分研究基于ＷＨＯ理念，将治疗中断定义为开始药物治疗但停药超过２个月。综上所述，本研究将治疗中断界定为肺结核患者在抗结核治疗过程中发生的连续停药行为，其持续时间已超出短暂漏服范畴，但尚未达到或不预设为最终治疗结局分类。

２治疗中断的现状

国内外研究表明，不同地区与不同测量来源报道的治疗中断率差异突出。肯尼亚基于国家电子登记系统TIBU的生存分析显示，新发与复治患者的治疗中断累积发生率分别为4.5%与8.5%，且中断风险在强化期最高，提示“中断并非均匀发生，而是早期聚集”的时间模式。北京一项基于结核病管理信息系统与门诊病案的回顾性分析（n=2715）报告总体中断治疗率为11.68%，并指出54.57%的中断发生在疗程前2个月，提示中断具有明显的早期聚集特征张锐智在对贵州农村地区的４６２名肺结核患者调查发现，治疗中断率为18.2%，且超过半数中断归因于症状改善自行停药。南京一项初治肺结核研究以首次中止取药时间并参照技术规范判定中断（n=550），报告中断治疗率为10.72%，并进一步发现中断取药时间<14 d者占比更高，治疗中断可呈现从短期停药到接近失访阈值的连续谱。在耐多药肺结核（MDR‑PTB）人群中，治疗中断的发生率更高。一项针对１１６名MDR‑PTB患者的回顾分析在WHO结局框架下报告失访率32.76%，提示耐药人群的达到结局阈值的中断负担显著。

３治疗中断的影响因素

3.1人口学因素

人口学因素方面，性别与年龄在多项研究中呈现稳定关联。南京初治队列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显示，男性中断治疗风险约为女性的2.94倍（OR=2.94，95%CI:1.23–7.02），提示男性可能因劳动角色与就医机会成本更高而更易中断。北京结核病管理信息系统研究在单因素分析中亦观察到男性中断治疗率高于女性（12.71% vs10.11%），提示性别差异在真实世界队列中可被重复观察。肯尼亚国家登记生存分析亦显示男性治疗中断风险升高（HR=1.46，95%CI:1.35–1.58），提示性别差异可能具有跨地区一致性。年龄方面，北京研究显示相较25–44岁，<25岁（OR=1.536，95%CI:1.082–2.180）、45–64岁（OR=1.538，95%CI:1.101–2.149）与≥65岁（OR=1.596，95%CI:1.095–2.326）均更易发生中断，且≥65岁组中断率最高（16.92%），提示老年高风险与青年易中断可能并存，需要结合社会角色与就医模式解释。漳州的一项研究进一步显示年龄≥60岁是中断危险因素（OR=3.71，95%CI:2.14–6.43），且25–59岁亦较0–24岁风险升高（OR=2.10，95%CI:1.22–3.63），支持年龄梯度关系。经济层面，南京研究显示较低收入与更高风险显著相关：以≤3000元/月为参照，3000–5000元/月（OR=0.43，95%CI:0.23–0.81）与>5000元/月（OR=0.18，95%CI:0.08–0.39）均显著降低中断风险，提示经济资源可能通过缓冲交通、营养与误工成本而减少中断。贵州农村研究亦显示非贫困户相较贫困户中断风险更低（OR=0.362，95%CI:0.155–0.848），从另一种社会经济指标侧面支持贫困的风险作用。

3.2疾病与治疗因素

疾病与治疗相关因素方面，复治/既往治疗史在多项研究中为稳定高风险特征。研究显示，复治患者较初治更易中断（OR=1.487，95%CI:1.031–2.145），且复治组中断率明显更高（18.30% vs11.05%），提示既往治疗经历可能通过耐受性下降、治疗信念受挫或合并问题累积而增加中断概率。林小璐的研究亦显示复治为独立危险因素（OR=1.50，95%CI:1.13–1.99），支持复治人群需要更强化的过程管理与风险预警。南非的一项研究进一步给出更具病史轨迹意义的证据：既往曾失访（lost to follow-up）是治疗中断最强独立风险因素（HR=4.79，95%CI:3.99–5.75），说明既往中断史/失访史是高危人群识别的核心指标。疾病严重程度方面，南京研究以初始病灶累及肺野数刻画病情负担，显示病灶≥4肺野者中断风险显著升高（OR=2.90，95%CI:1.33–6.33），提示病情更重可能带来不良反应更频繁、生活质量下降与经济压力叠加，从而提高中断概率。营养与合并症方面，Masini等报告体重过低与中断风险升高（HR=1.11，95%CI:1.03–1.20），且HIV阳性未接受ART者风险升高（HR=1.96，95%CI:1.70–2.26），提示基础体质与合并感染在中断风险中具有可量化贡献。在国内的原因构成证据中，药物不良反应反复被报告为重要中断动因之一：贵州农村样本中药物不良反应占中断原因23.8%，漳州研究中不良反应占16.3%，福州专科医院中不良反应占7.4%，提示不良反应虽未必在所有研究中被量化为回归系数，但在患者叙述与管理记录中占据稳定位置。

3.3心理因素

心理与行为因素方面，疾病认知不足、症状缓解后的风险感知下降以及依从性行为特征，是解释为何中断集中发生在早期/症状改善后的关键路径。贵州农村研究显示超过半数中断原因为“症状改善自行停药”（51.2%），并在多因素模型中发现“未获得医生宣教”与中断风险升高相关（OR=1.985，95%CI:1.134–3.473），提示宣教缺失可能使患者在症状缓解时更倾向于自行终止治疗。漳州的一项研究对病例丢失个案的入户调查也显示，症状好转拒绝治疗占54.8%，进一步支持“症状改善—停药”的行为链条在不同地区均存在。福州专科医院研究将“对疾病认识不足”列为首要原因（35.4%），并与健康教育对策直接关联，表明认知不足不仅是解释性变量，也常被临床与防治机构视为可干预靶点。在可量化指标方面，南京研究在多因素模型中同时纳入依从性评分与疾病核心知识得分，发现依从性评分≥113为保护因素（OR=0.28，95%CI:0.10–0.80），疾病核心知识得分≥4亦为保护因素（OR=0.21，95%CI:0.06–0.70），提示“知识—行为—中断”的链条可以被量化并进入风险分层模型。

3.4卫生系统与社会决定因素

卫生系统与社会决定因素方面，督导服药/随访管理与服务可及性常通过直接影响用药连续性与问题发现速度而作用于中断。贵州农村研究显示无人督导服药与中断风险显著相关（OR=2.892，95%CI:2.003–4.176），且作者指出当地仅约37.7%的患者有人督导、>60%处于无人督导自服药状态，提示在资源受限地区督导覆盖不足可能构成系统性风险暴露。跨区域管理方面，不同研究对流动人口的效应方向并不一致：南京研究显示流动人口中断风险升高（OR=2.57，95%CI:1.22–5.44），提示流动性带来的随访断裂与保障不确定性可能增加中断；而林小璐的研究中发现中外地流动户籍为保护因素（OR=0.61，95%CI:0.47–0.81），作者解释其与本地管理分类方式及市级定点医院集中收治有关，提示当“流动人口”的定义来自信息系统分类而非居住/迁移行为本身时，效应方向可能反映服务结构差异而非个体流动性差异。在耐药长疗程背景下，卫生服务组织方式对“中断严重度”亦可能产生影响：山东的一项MDR‑TB研究显示由家庭成员实施的DOT与更少严重中断相关（OR=0.25，95%CI:0.05–0.98），提示当中断被按“≥1天但<8周/2–8周”分级时，服务供给方式能够对“严重中断”这一更接近不良结局的层级产生可检测效应。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表明一方面，多数研究能够在方向上支持男性、老年、复治、贫困/低收入、病灶范围大、不良反应、宣教不足、缺乏督导等风险框架；另一方面，当治疗被项目管理字段扩大为病例丢失/诊断变更/转入耐药治疗/死亡等混合事件时，回归模型识别的危险因素可能部分反映卫生系统路径与记录规则，而非纯粹的患者依从行为风险，因此在解释与外推时必须回到“定义阈值+测量来源”的方法学层面进行限定。

４总结与展望

肺结核治疗中断并非罕见事件，现有研究从不同维度对肺结核患者治疗中断的发生现状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较为丰富的探索。总体来看，治疗中断作为抗结核治疗过程中可识别的关键行为事件，呈现出发生率在不同地区与人群中差异显著、发生时间以强化期早期聚集为特征、在耐药人群中负担更重的流行病学特征。同时，多数研究在影响因素识别上具有一定一致性，即人口学因素（如男性、老年、低收入）、疾病与治疗因素（如复治史、病情严重、不良反应）、心理行为因素（如疾病认知不足、症状缓解后主动停药）以及卫生系统与社会因素（如督导缺失、服务可及性不足）共同作用于治疗中断的发生过程，构成多维度交织的风险结构。

然而，从整体证据体系来看，当前研究仍存在若干局限。首先，治疗中断的操作性定义尚未统一，不同研究在停药时间阈值、测量来源及结局归类上的差异较大，使得研究结果在横向比较与整合时存在方法学异质性。其次，现有研究多以单中心或区域性回顾性分析为主，研究设计以横断面或回顾性队列为主，缺乏大样本、多中心的前瞻性研究及机制导向研究，难以充分揭示各类因素之间的因果路径。再次，部分研究将治疗中断与失访、治疗结局等项目管理指标混合处理，导致影响因素的解释可能受到卫生服务流程与记录规则的干扰，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研究结论对真实行为风险的指向性。此外，针对特殊人群（如耐多药结核、合并HIV感染者、老年患者及流动人口）的分层研究仍相对不足，限制了结果的精细化应用。

未来研究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推进：第一，在方法学层面推动治疗中断定义的标准化，建议在遵循WHO结核病报告框架的基础上，明确区分短期中断、长期中断与失访等不同层级，以提高研究间的可比性；第二，强化基于因果推断的研究设计，构建“影响因素—治疗行为—治疗结局”的分析框架，将治疗中断明确定位为连接风险因素与结局之间的关键中间变量，从而避免将其泛化为广义依从性问题或简单等同于结局指标；第三，开展多中心、大样本的前瞻性队列研究，并结合生存分析、时间依赖模型等方法，进一步刻画治疗中断的时间动态特征及其关键转折点；第四，围绕高风险人群开展分层研究与精准干预探索，特别是在耐药结核、老年人群及流动人口中，明确不同风险路径下的差异化管理策略；第五，结合数字健康技术的发展，探索电子药盒、移动健康（mHealth）等手段在治疗中断预警与干预中的应用效果，以实现对治疗行为的动态监测与早期干预。

治疗中断作为独立研究对象，有助于从过程管理视角深化对肺结核治疗行为的理解，并为制定更具前瞻性的干预策略提供理论依据。未来在统一概念界定、优化研究设计及强化机制研究的基础上，有望进一步提升对治疗中断的识别与干预能力，从而为改善肺结核治疗结局提供更加精准和可操作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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