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数智技术的驱动下，文学批评正经历深刻的范式转型。AI生成内容、网络文学的产业化及跨媒介叙事的兴起，使传统以经典文本与细读为核心的批评模式面临方法论困境。批评对象应由精英文学扩展至网络文学与AI生成文本；批评功能应从审美阐释延伸至产业生态纠察与技术伦理反思；批评主体则应由个体权威转向人机协同的双主体结构。康德图式论表明，批评的核心在于激活超越数据模型的想象赋形能力。只有在远读与细读、算法计算与人文阐释之间构建动态平衡，文学批评才能在技术理性与人文精神的辩证张力中有效发挥价值引领功能。

一、数智时代，传统文学批评的范式危机

在当前数智时代，传统文学批评正面临着批评对象与批评功能的双层断裂。传统文学批评长期以具体的经典文本为核心展开研究，仍沿用基于纸质文本与线性叙事的分析框架。这些经典文本大多具有稳定的文本形态和明确的创作主体，批评家们通过对这些文本的深入分析，探讨其主题、结构、风格、人物塑造等元素，以揭示作品的内在意义和美学价值。数智时代的文学创作，无论是创作主体、创作方式、作品形态，皆发生了深刻变革。如创作主体，已由单一的人类创作者转变为“人类+AI”的协同体，AI技术参与到文学创作过程中与人类创作者共同完成作品。这种人机协同的创作，还可细致地分为三个层级：以“阅文妙笔”“阅爱聊”“文心一言”“逍遥大模型”为代表，AI提供灵感库同时进行语法校正的辅助层级；人类主导情节，AI填充细节的联合创作层级；AI全程独立完成完整叙事的自主层级。数智时代的AI技术，打破了传统创作中人类作为唯一创作主体的格局。

且不仅是创作主体，文学作品的形态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数智时代的文学作品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纸媒文本形式，呈现出多模态叙事、动态文本等新形态。多模态叙事融合文字、图像、声音、视频等多种媒介元素，通过跨媒介的叙事方式展开故事内容，使得文学文本不再是单一的媒介和线性结构，为读者提供了更加丰富、立体的阅读体验。动态文本形式，更是可以根据读者的互动、选择而发生改变。在互动小说《当火车鸣笛三秒》《艾迪·芬奇的记忆》（What Remains of Edith Finch）中，超文本技术为文字叙事带来了独特创新与想象，基于用户的非线性分支叙事，让每一次阅读都可能产生新的结果与体验。这些数智时代下孕育出的新作品形态、“人类+AI”协同创作的新创作主体对象，皆对传统批评的文本分析方法提出了巨大挑战。

数智时代的文学产业也不再是简单纸质书籍的出版和发行，产业生态发生了本质变革，拓展到IP全链开发的新模式。一个成功的文学作品往往会被改编成影视、游戏、动漫等多种形式的产品，形成一个庞大的IP产业生态。文学批评的功能，是要对文学创作提出一定的建议和引导，通过对作品的分析与评价，表达出特定的价值观念与理想，从而对社会产生一些直接或间接的积极影响。而商业化的介入，使得文学作品的价值不再仅仅取决于自身的文学性。例如，猫腻创作的小说《庆余年2》，因其良好的受众基数和创作基础被改编为电视剧。阅文集团与腾讯视频、Hitcard卡牌公司联合出品庆余年IP正版卡牌，销量突破2000万，成为国内影视剧正版授权卡牌销量历史第一。此外，还有小程序游戏、央视主持人版多人有声剧，以及与约20个品牌合作推出的各类授权衍生产品，实现IP的商业破圈。数智文学时代，一部作品价值的高低，文学性在其中的考量仅为一个基础元素，商业拓展的潜力与影响力才是重要考量标准。

在这种数智技术深度重塑文学生态的语境下，文学批评的范式转型呈现出严重滞后性。这种滞后性既是批评话语体系与技术迭代节奏的脱节，同时也是数智文学产业从“流量经济”向“质量经济”转型的关键阶段，文学批评未能有效发挥价值引导，文学批评功能的缺失。但究其困境根源，导致文学批评无法回应数智文学实践中的技术伦理争议，难以建立符合时代需求的审美评价标准，根本在于批评主体思维模式的桎梏。部分文学批评者仍秉持传统“作者中心论”与“文本细读”范式，将数字技术简单视为创作工具，未能意识到算法已成为塑造文学生产、传播与接受全链条的核心要素。这种“技术工具化”认知偏差，致使批评实践对数据挖掘、社会网络分析等数智化批评方法的排斥，进而形成批评范式与技术生态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因而，要实现文学批评在数智时代的范式重构，就必先从思维革新入手。

二、数智时代，文学批评主体的思维“图式化”困境

文学作为一种以语言为媒介塑造艺术形象的精神生产活动，其本质属性在于创造，是一种“自由的精神游戏”。文学批评，同样是创造性实践。批评家并非被动地接受文本信息，而是以自身的知识储备、审美经验与理论视角为基础，通过创造性地阐释赋予文本新的内涵与价值。无论是文学文本的生产还是文学意义的阐释，其核心都在于通过创造性的思维活动实现对现实的超越与审美价值的建构，二者均植根于人类的创造性精神活动，共同构成了文学领域中创造性实践的有机整体。而数智文学，只作为一种纯工具理性的产物。

数智文学的工具性特征在网文平台创作与AI文本生成中尤为显著。平台签约作者通过参考平台提供的“热门题材趋势分析”与“用户偏好数据”进行创作，作品大多采用固定叙事模板，情节发展节奏与人物设定高度趋同，书名“标签化”，整体创作呈现出主体、情节、人设的同质化现象。更有内容分析系统通过对读者点击热力图、追更留存率的实时监测，将最佳“剧情爆点”设置周期精确到每3000字，迫使作者将创作过程异化为数据驱动的“公式化写作”。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课题组发布的2024年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研究报告显示，AI可以成为助力作家提升创作效率的有力工具，但这种“内容生产自动化”的新趋势或将取代部分模式化创作，运用不当还将带来一系列数据安全、信息伦理、隐私及版权等问题，“反洗稿”成为网文创作界共同面临的新课题。斯坦福大学2024年的一项对比研究显示，随机选取的100篇AI生成小说与100篇人类原创小说中，AI作品的情节转折模式重复率达58%，显著高于人类作品的23%。更值得关注的是，当被要求创作突破类型化叙事的作品时，AI模型生成的文本中，符合要求的仅占17%，其创作逻辑仍受制于概率计算与规则匹配，难以产生真正具有突破性的艺术构思。这种将文学创作简化为数据运算的模式，使作品丧失了人类创作特有的情感张力与艺术灵性，导致数智文学作品在审美价值与思想深度上的双重缺失。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提出图式论，将“想象力”（imaginatio）界定为连接感性与知性的桥梁，通过“再生综合”与“生产综合”双重机制，使感性直观被“图型化”为符合知性范畴的形式框架（Schema）。这是感官材料得以被理解、被识别为特定事物的必要前提。这一过程不仅仅是简单的几何化和数学化，图型化过程中也必然存在着一些含有局限性和复杂性、无法线性化的事物。比如在艺术领域，一幅画所传达的情感、意境等抽象概念，很难用单一的线条、形状或数学公式等线性的形式来完全表达，它更多的是通过对色彩的运用、构图的安排等多种元素综合且复杂地作用于观者的感知和情绪，从而产生独特的艺术效果。达·芬奇《蒙娜丽莎》的微笑所传达的朦胧情感，无法通过色彩波长数据或构图比例公式完全解析，而需依赖观者的审美想象力与艺术体验进行意义填充。

数智时代的文学批评恰恰陷入了对康德图式论的误读，将“图式化”简化为数据模型的量化运算，忽视了想象力的生产性维度。这种批评范式将康德所言的“先验想象力赋形”异化为数据规则套用，正如迪特·莫施在《算法理性批判》中指出：“AI艺术的非创造性根源，在于将图型本身等同于创作的全部，而忽略了使图型成为可能的超验想象维度。”当平台用“完读率低于60%需调整剧情节奏”的机械规则指导创作时，如余华作品《活着》中对苦难的哲学叩问，以及卡夫卡《变形记》中对现代性异化的揭示，若将这些文学作品的情感厚度与价值隐喻直接简化为点击率曲线，就必然导致批评主体无法激活图式论中“超出形式规则的意义生产”能力。

回归康德图式论的本质，文学批评的核心使命应是激活“图型之外的想象潜能”。“图型想象的核心是图型本身之外的东西，它使图型成为可能，但并不是图型固有的一部分。”作为批评主体，在遵循知性范畴的基础上，应保持对文学现象的“超验想象赋形”能力。借助想象力的生产性，批评者则可很好揭示算法叙事中的“非逻辑性留白”，例如AI刻意制造的情节断裂等所隐含的对工具理性的反抗。这种批评实践恰好呼应了康德的警示：“任何试图建立终极认知规则体系的整体化努力，都会因忽视认知的动态性而陷入困境。”数智时代的文学批评唯有承认“图式化”的非完美性，在数据模型与人文洞察之间保持张力，才能重新赋予批评以创造性灵魂。

三、数智时代，传统文学批评范式的转型路径

（一）批评对象的转变：从经典文本到关注网络文学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5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2023年我国网络文学海外市场更加繁荣，新兴技术加速应用，行业生态不断优化。截至2023年10月，阅文集团海外网站“起点国际”已上线约3600部中国网文的翻译作品，推出海外原创作品约61万部，共培养了约40万名海外作家，广泛分布于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网络文学平台引入人工智能大模型，阅文集团发布大语言模型“阅文妙笔”和应用产品“作家助手妙笔版”，为作家提供创作服务、数据运营等辅助工具，帮助作家激发灵感、丰富细节、提升效率。2025年CNNIC第55次报告显示，截至2024年12月，我国网络文学用户规模达5.75亿人，较2023年12月增长5474万人，占网民整体的51.9%。

这种庞大的受众基础使其在社会文化领域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网络文学的产业化发展已形成完整的经济生态链，成为数字经济的重要增长点。网络文学“碎片化+沉浸式”叙事模式，打破了传统文学的线性阅读逻辑，且在核心产业层面，形成“付费阅读+打赏分成”的商业模式，有效激活了区别传统的创作生态。在衍生产业层面，网络文学更是成为文化IP的孵化器。2023年，《凡人修仙传》动画播放量破50亿次，衍生游戏流水达12亿元；《全职高手》舞台剧全国巡演46场，票房收入超8000万元。这种“文学—影视—游戏—线下”的转化模式，构建了文化产业的多元盈利体系，其产业拉动效应远超传统出版业。

网络文学的产业化进程在推动市场繁荣的同时，亦衍生出内容同质化加剧、作品质量良莠不齐以及过度娱乐化倾向等结构性困境。这些现象不仅制约了产业创新活力，更可能削弱其文化承载能力与社会价值认同。在此背景下，有必要将网络文学作为文学批评的对象，系统性、专业化的网络文学批评介入成为破局关键。通过理性辨析创作现象、客观评价文本价值，精准诊断行业痛点，为创作者、平台及监管部门提供具象化的改进策略与发展导向，引导网络文学摆脱“野蛮生长”范式，转向思想性、审美性与商业性有机统一的健康演进路径，最终实现文化价值、艺术价值与产业价值的协同增值。

（二）批评功能的落实：实现技术理性与人文精神的平衡

从文学本体论视角出发，文学作为人类精神生产的特殊形态，始终以情感体验与价值表达为核心。正如伊格尔顿强调，文学的本质在于其“语言的陌生化”与“审美观念”的双重属性，这种属性植根于人类独特的生命体验与创造性思维。数智时代算法驱动的文学创作依据数据模型与概率计算生成文本，呈现出工具理性特征，致使文学作品沦为“可计算的符号组合”，严重消解了文学的审美价值与思想深度。麦克卢汉提出“媒介即讯息”理论揭示，技术变革影响传播形式，同时也重塑文化生态。算法作为数字时代的核心媒介技术，若缺乏人文价值的引导，仅基于用户历史行为偏好进行同质化内容的推送，小众文化、经典文学的传播空间将被严重挤压，“流量至上”的传播逻辑也定会造成文化生态的单一化与价值体系的扁平化。如何平衡算法与人文，既能发挥技术的工具理性优势，又能守护人类的感性认知与价值判断能力，确保个体在技术浪潮中保持精神的独立性与完整性，实现“诗意的栖居”，就显现得尤其重要。

从技术使用者到算法对话者，批评主体首先需要打破“算法即真理”的工具理性迷思，发挥批评主体感受力、阐释力、判断力的能力介入技术，以人类独有的创造力为支点，在文本解读、意义建构与价值引领中开辟新路径。张永禄在《AI远读：网络文学的算法批评如何可能》中指出，“技术越高效，人文越需要在场”。例如，自然语言处理算法对《狂人日记》进行词频分析时，“吃人”“礼教”等词汇的高频出现往往会被算法直接关联到封建礼教批判的单一维度。而批评者的创造性介入，体现在对这种算法关联的反思性追问，将算法生成的“吃人”词频分布与小说中“狼子村”细节的叙事张力进行对照分析，就不难发现算法并未捕捉到“吃人”意象所蕴含的多层隐喻结构——鲁迅笔下的“吃人”除具体的制度压迫外，更通过对村民围观暴力等场景的描写，折射出人类集体无意识层面的暴力本能与异化状态。这种深层次的意义挖掘，单凭AI技术是无法达到的，它需要以“人”为主体的文学批评者介入，能在算法提供的数据基础与文本深层意义之间建构阐释桥梁，从而真正揭示出“吃人”意象作为制度批判与人性解剖双重载体的复杂内涵。正如凯瑟琳·海勒的看法，数字技术改变的是文学的物质载体，而非意义生产的人文本质，批评者的阐释性创造才是意义生产的核心动力。

其次，数智时代的文学批评亟需建立一种新型的价值论平衡，即单小曦教授提出的“数字人文2.0的新媒介文艺批评”。包含两个基本维度：其一，“智能化指向的批评方法”强调在认可文艺批评科学性的基础上，将数字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深度应用于批评实践；其二，“数字人文主义”更指向一种思想模式、价值观及核心评价标准，核心在于将人置于万物平等、万物互通的数字化生态环境中，通过“转译”与“纯化”的双重实践，构建人与技术和谐共生的价值体系。可参考批评家们对微软“小冰”创作诗歌的探讨，批评家既没有因技术的介入而排斥，也没有沉迷于现代技术的发达，而是采取审慎且包容的态度。从技术理性的角度，运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对诗歌的韵律节奏、词汇选用、句式结构等方面进行细致分析，在人文精神的指引下又追问诗歌的本质：这些由代码和数据堆砌而成的文字，是否真的具备触动人心的力量？《阳光落在草地上》的“程式化美感”虽唤起浅层共鸣，却因缺乏人类真实生命体验的沉淀而显空洞。这种将技术分析与人文思辨相结合的批评方式，正是“转译”与“纯化”双重实践的体现，为文学批评在数智时代的发展开辟了更广阔、包容的道路。

另外，李玮还从后人类视角出发，提出重置“身体等级制”的构想，也为数字人文主义的实践提供了具体参照。在网络文学作品如《故障乌托邦》《赛博英雄传》中，李玮通过对肉体与机械身关系的辩证思考，打破了传统人文主义对身体的神话认知。启示文学批评在数字人文主义框架下，不应简单固守传统人文价值，而需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在技术变革的语境中重新思考“何以为人”这一根本命题。在分析AI生成文学价值时，批评家既要肯定算法在语言组合上的创新性，同时也要从人类情感体验、生命意识的独特性出发，探讨其与人类创作的本质差异，从而实现在技术理性与人文精神的张力中，重构适应数智时代的人文精神新形态。

这种追求技术理性与人文精神之间平衡的构建，使文学批评不仅能够客观分析技术对文学的赋能作用，更能以人文关怀为底色，反思技术发展对文学创作、传播与接受的深层影响，进而引导文学在数智时代的健康发展。如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预见的那般，技术变革会重塑艺术生产，文学批评者的使命正是在技术理性的外壳下，挖掘并重构人文价值的内核，引导创作突破算法的牢笼，走向更具批判性的表达。

（三）批评主体的重构：建立“人机协同”的批评机制

面对如此庞大的网络文学用户体量与作品数量，加之AI生成的同人作品、自动续写内容不断涌现，传统依靠人力“细读”的批评模式变得难以招架。在文学批评领域选择人机协同批评模式，绝非跟风之举，而是文学研究在时代浪潮中寻求突破的必然选择。人机协同不意味着批评家主体性的退场，恰恰相反，当技术能够处理文学的形式特征与表层模式时，批评家的核心价值能够更加聚焦于人文深度的开拓。传统的个体批评家凭借深厚的人文积淀、敏锐的审美直觉和精妙的文本细读能力，一直是文学批评的中流砥柱。但在数智时代，文学文本数量呈爆发式增长，从经典名著到海量网络文学、自出版作品，以及全球化背景下的翻译文本，都在不断扩充文学研究的对象范围，让个体批评家在知识覆盖、视角多元和信息处理效率上暴露出难以克服的局限性。

人工智能的出现，为文学批评带来了转机，文学批评者可以借助AI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实现对文学文本的“远读”。正如莫莱蒂在《表图、地图与树图：文学史的抽象模型》（Graphs Maps and Trees: Abstract Model for a Literary History）中提出的“远读”法，“在数字人文领域已经超出传统的实证分析方法，开始使用计算机工具对数据进行可视化等工作，实现了科技与人文的交叉和融合。”通过这种技术，研究者可以对海量的文学文本进行快速扫描和分析，从宏观角度把握文学作品的风格、主题、结构等特征，挖掘出隐藏在文本中的模式和规律。以不同时期的文学作品为例，利用AI统计词汇使用频率的变化，运用文本挖掘技术对作品进行解构，可梳理出人物关系网络的内在关联，进而精准把握作品叙事结构的构建逻辑。这类技术的应用价值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大幅提升了文学研究的工作效率，另一方面推动文学批评向科学化、系统化方向发展，为该领域开拓了更具纵深的研究空间。

不过AI也有明显短板，它能分析文本的表面特征，却难以体会反讽、隐喻背后的深层意蕴，无法像批评家那样结合历史文化语境，解读作品承载的美学价值和人性探索。人机协同的批评方式，也只有在实现优势互补的情况下才能够成立。AI像一位高效的数据勘探者，在海量文本中挖掘潜在规律，为研究指明方向，批评家则凭借人文底蕴，赋予数据血肉和灵魂。以明清小说《红楼梦》的研究为例，AI可以统计出“花园”场景的出现频率和情感倾向，但要理解《红楼梦》中大观园真正的象征意义、它与家族兴衰之间的联系，还得依靠批评家的专业解读。这种人机协作方式使得文学批评既能从宏观上把握文学发展脉络，又能深入微观层面挖掘作品内涵，还能催生出数字人文等新兴领域，革新研究方法，打破传统批评的话语垄断，推动文学批评朝着更全面、更深刻的方向发展。

四、结语

“当数字技术成为文学的基础设施，批评的革新不是选择，而是生存。”当AI开始参与叙事逻辑建构、当超文本叙事颠覆线性阅读传统、当IP商业价值重构作品评价体系时，传统批评固守的“作者中心论”与“文本细读”范式已难以招架。唯有打破对技术的认知偏差，在数据远读中保留人文细读的温度，在算法分析中守护审美阐释的灵性，才能让批评重新成为连接技术现实与人文理想的桥梁。这种转型不是对传统的否定，而是要求批评家以更开放的姿态，在人机共创的写作现场中重新定义“何为文学批评”的本质内涵（表1）。

创新维度	传统批评范式	数字人文批评范式
批评对象	经典文本、小众精英文学	跨媒介研究、网络文学、AI生成内容
批评方法	文本细读、主观批评	远读与细读互补、计算分析与人文阐释结合
批评主体	个体的权威批评家	人机协同、跨学科团队协作
批评功能	文本意义的阐释、创作引导与价值输出	行业生态的纠察与引导、商业与技术伦理的考量

但不得不承认，当前对AI文本伦理的讨论仍停留在表层争议，跨媒介叙事的审美标准尚未形成共识，人机协同的具体操作范式缺乏实践检验。也许未来的破局之路，正藏在技术理性与人文精神的双向奔赴中，藏在对“算法如何影响审美判断”的持续追问里，藏在每一次用人文洞察为数据模型注入灵魂的批评实践中。也唯有在数据模型与人文洞察之间保持张力，方能激活批评的创造性灵魂，引导数智文学在商业价值与审美价值之间寻求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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