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路易斯·伊丽莎白·维热·勒布伦（Louise Élisabeth Vigée Le Brun，1755—1842）是十八世纪法国杰出的女性肖像画家。她出身艺术世家，早年接受父亲及多位大师的指导，二十四岁即担任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的御用画师，1783年成为法国皇家绘画与雕塑学院少数女性正式成员之一。她不仅在洛可可风格的优雅感性与新古典主义的庄重理性之间实现折衷创新，更通过肖像画、自画像等视觉手段，结合沙龙交游、贵族网络及国际壮游等社会实践，主动建构了职业艺术家、母亲、社会名流与国际画家的多元身份。这一视觉—社会实践的结合，既塑造了其个人声誉，也反映了启蒙时代女性在公私领域间的协商过程。既有研究已从多个维度为维热·勒布伦研究奠定基础。国外研究早期以生平叙述和历史事实梳理为主，侧重传记性质的资料整理，后期逐渐拓展至文化政治视角、自画像分析、赞助关系、艺术市场以及女性主义理论的专题探讨，同时出现与其他同时期女性艺术家的比较研究和特定时期经历的专题考察。较少将视觉图像实践与社会交往网络系统结合，深入考察身份建构的动态过程。国内研究起步相对较晚，数量较为有限，主要集中在绘画风格演变、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塑造以及女性意识表达等方面，近年来开始引入女性主义理论，关注凝视机制与母性叙事等问题。

一、维热·勒布伦生活的时代与艺术环境

（一）十八世纪欧洲女艺术家的生存图景

1.训练限制与题材门槛

十八世纪欧洲的艺术教育主要由皇家美术学院掌控，而这些机构对女性的接纳极为有限。法国皇家美术学院明确规定女性会员上限为四人，且女性无权参与院士选举、章程修订等核心事务。学院对“历史画”及人体写生的推崇，形成了评价体系内的等级秩序。女性被排斥参与裸体模特的系统训练，因而在视觉叙事、构图规模与题材选择上受到限制。这种制度性隔离不仅限制了技法训练的机会，还将女性艺术家的创作领域集中在肖像画、静物画和风俗画等“次要”艺术类别，将其视为“女性领域”，认为“私人性”与“装饰性”符合对“淑女趣味”的期待，这些题材虽受到市场欢迎，但难以进入主流艺术史的核心叙事。

2. 社会观念的性别制约

让-雅克·卢梭在《爱弥儿》中提出性别空间理论，将女性的社会角色严格界定于家庭领域，强调母职与家务管理是女性的“自然天职”，而公共领域的政治参与、艺术创作与理性活动则被视为男性的专属范畴。这种公私领域的二元划分不仅通过哲学话语将女性排除在公共事务之外，还与18世纪的医学理论形成共谋——后者以生理差异为据，将女性的感官敏感性与神经脆弱性建构为本质化特征，进而合理化其社会从属地位。医学话语将维热·勒布伦的艺术成就归因为“感官器官的过度敏感”，甚至解剖学家费利斯·丰塔纳建议她放弃绘画以缓解神经失调，暗示女性创造力本质上是偏离“自然”角色的病理现象。

（二）法国社会与文化对女性艺术家的影响

1. 沙龙文化带来的机遇与可见性

在十八世纪法国的语境中，“沙龙”一词存在着两种不同但相互关联的含义，其一是上层社会女性主持的私人聚会沙龙（即“literary salon”或“social salon”），焦点在文学、哲学、启蒙讨论，常在客厅举行，十八世纪达到巅峰，与启蒙运动密切相关。其二是起源于法国皇家绘画与雕塑学院定期主办的官方展览，特指艺术展览沙龙（即“Salon de Paris”）。私人沙龙为女性提供了一个参与艺术和知识生产的空间，并促进了女性作为艺术赞助人、评论家的社会认同。许多女性艺术家依靠贵族沙龙结识赞助人，例如蓬帕杜夫人和内克尔夫人，为女性艺术家提供了与精英阶层接触的机会，帮助女性艺术家建立社交网络和艺术市场。

与私人的文化沙龙不同，十八世纪法国的展览沙龙的核心功能是展示艺术作品，而非单纯的社交或思想交流。十八世纪初，皇家学院决定定期在卢浮宫的Carré厅举办展览，于1737年正式向公众开放，形成固定的“沙龙”制度，使艺术从贵族赞助体系中部分解放，开始转向更广泛的社会观众。艺术家在公众面前展示作品，获得评论家的关注，并吸引潜在的赞助人。展览沙龙的公共性使得女性艺术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曝光机会，维热·勒布伦就利用展览沙龙展览确立了自己的艺术职业地位。这表示女性的身份从更多地作为艺术赞助人和评论者转向了艺术创作者，一旦进入展览体系，她们便能获得比私人沙龙更广泛的社会影响力。

2. 学院制度的职业赋权与结构性排斥

成为法国皇家美术学院院士，是十八世纪法国艺术家获得官方职业认可的核心标志，这一身份为女性艺术家带来了关键的职业赋权，却并未打破学院体系的性别结构，呈现形式赋权却实质受限的属性。

从赋权层面来看，院士身份让女性艺术家突破了行会的职业限制，可自由接受私人与官方委托、开设工作室、雇佣学徒，无需向行会缴纳费用；还享有沙龙展览的优先权，作品能悬挂于核心展区，大幅提升公众知名度与市场价值，更让女性获得合法的职业艺术家身份。

但学院对女性的接纳本质上是“例外政治”，女性会员数量被严格限制，准入常需王室直接干预，且女性不能在学院开设公开课程，无法通过教学扩大专业影响力。同时，女性仍被禁止参与人体写生课，难以涉足历史画领域，在学院的集体图像与官方叙事中被符号性抹除，始终处于“内部的他者”地位，难以撼动学院派等级体系的权利结构。

（三）洛可可和新古典主义的艺术背景

1. 宫廷文化与女性赞助人

法国洛可可艺术的兴起为女性艺术家提供了风格适配的创作土壤。洛可可偏好小型、亲密的肖像画与装饰艺术，不像巴洛克的宏大历史画那样依赖男性主导的公会或大型工作室。这一变化使得宫廷女性在艺术赞助中的作用显著提升，蓬巴杜夫人等女性赞助人成为洛可可风格的核心推动者，为女性艺术家带来大量委托机会。女性赞助人对室内装饰，肖像画以及小型画作的需求增加，她们希望用艺术来装点自己的私人空间，而这些空间变成了艺术交流和创作的场所。女性赞助人通过沙龙网络建构的“非正式艺术权利”，成为推动艺术风格传播的核心机制。

2. 从洛可可到新古典主义

随着启蒙思想的传播，经济结构的变化以及政治局势的动荡，促使法国的艺术风格发生重大转变。洛可可艺术因其贵族趣味和奢华享乐的倾向，逐渐遭受启蒙思想家的批判。而新古典主义作为理性，道德和共和价值观的象征，在这一时期迅速兴起。对于女性艺术家而言，这一过程既带来了职业路径的重塑，也暴露了艺术体系对女性的结构性限制。勒布伦通过洛可可与新古典主义的风格折衷，确立了自身在肖像画领域的核心优势，为身份建构奠定了审美基础。

二、勒布伦多元身份的建构路径

（一）自画像中的职业呈现

1. 自画像作为身份建构的艺术工具

艺术家创作自画像最引人入胜的原因之一在于它提供了自我探索的机会，让艺术家得以审视内心，以一种深刻而私密的方式探索自身的身份、情感和经历。这种内省并非仅仅为了捕捉外貌特征，更是为了理解和表达艺术家在特定时期的自我。女性艺术家需通过在题材中融入复杂的象征与叙事策略以表现超越传统性别刻板印象的智性抱负。在创造肖像时，她们必须在迎合性别期待与展现个人才华之间展现平衡。在制度排斥与有限机遇并存的时代语境下，勒布伦主动将视觉实践与社会实践深度结合，通过自画像建构职业艺术家身份，以母子像塑造母亲身份并实现身份赋权，借助上层社会交游打造社会名流身份，依托国际壮游突破空间规训，最终建构起跨领域、跨国界的多元身份。

2.画家身份：自信与专业的视觉呈现

维热·勒布伦1782年创作的《戴草帽的自画像》（图1），宫廷时期确立职业身份的关键作品。此时她已成为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的御用画师，却仍面临“女性艺术家缺乏专业深度”的偏见，这幅自画像成为她回应质疑的视觉宣言。画面中，勒布伦身着浅棕色丝绸长裙、系红色腰带，头戴装饰羽毛与花朵的宽边草帽，既呼应鲁本斯经典范式，又契合洛可可的优雅审美。她微微侧身直视观者，打破女性作为“被动客体”的惯例，右手握画笔、左手持调色盘的姿态，直接宣示职业身份。

维热·勒布伦1790年为佛罗伦萨乌菲兹美术馆创作的《自画像》（图2），是勒布伦流亡初期巩固职业声誉的核心作品。画面采用稳定的三角形构图，勒布伦身着简洁庄重的黑色高领裙，饰白色蕾丝与红色腰带，暗合新古典主义审美转向。她左手持画笔与调色盘，右手正在绘制的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肖像，既强化了“王室御用画师”的资历，又以“正在创作”的动态姿态证明流亡期间专业能力未断，标志着她的职业身份突破地域限制。

1800年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创作的《自画像》（图3），是勒布伦国际艺术家身份确立的标志性作品。画面中，她身着朴素优雅的黑色长裙，白色蕾丝与红色腰带形成鲜明对比。她左手持调色盘与画笔，调色盘上红、黑、白、黄四色，暗合古希腊画家阿佩莱斯的技法传统，将自身创作与古典艺术联结，彰显国际舞台上的艺术雄心。作品被圣彼得堡艺术学院收藏，成为她获得欧洲广泛专业尊重的重要佐证。

从宫廷时期到流亡各地，勒布伦的自画像始终围绕“职业身份建构”核心，有几类可辨识的视觉符号反复出现：其一是绘画工具，被置于显著位置，作为技艺与职业性的佐证；其二是画室或局部工作场景被引入画面，强调创作的物理与社会场域；其三是服饰的选择往往呈现双重意味：既保留女性的社会礼仪性装扮以回应观众期待，又在细节处体现了务实的工作化元素，暗示其职业性。艺术家通过这些元素的组合，以视觉化的语言进行职业宣称，把自身定位为既具有社会修养又兼具技艺的专业主体。

（二）母子像中的温情叙事

1. 母亲形象的公共可读性

十八世纪启蒙运动与卢梭“自然母爱”理念的传播，让母性成为被推崇的“自然美德”。勒布伦敏锐捕捉这一文化转向，将母子像从情感记录转化为破解职业困境的核心策略，在“女性无法兼顾家庭与职业”的偏见语境下，构建起“模范母亲”与“专业艺术家”的双重形象，迎合社会道德期待，使作品更易获得赞助人的认同，也借助社会规范将私人身份转化为可流通的道德资本。

2. 情感与技艺的并置

1786年创作的《与女儿朱莉的自画像》（图4），是勒布伦化解职业质疑的奠基之作。作品采用金字塔形构图，勒布伦环抱女儿朱莉，背景简化为暗色调，聚焦母子亲密互动：女儿头靠母亲胸前，勒布伦脸颊贴近女儿额头，直视观者并露出罕见的露齿微笑，传递真实的母爱喜悦。她以细腻笔触刻画肌肤与丝绸质感，暖色调营造温馨氛围，虽无职业符号，却以每一处技法细节证明专业能力，直接反驳“职业艺术家忽视家庭”的指控。

1789年《与女儿朱莉的古装自画像》（图5）也是勒布伦最具情感温度的代表作之一，她引入古典元素，身着古希腊风格白色希顿长袍，披绿色回纹披纱，以古典服饰将母子置于理想化艺术语境，既暗示对古典传统的继承，又通过“圆形拥抱”的构图隐喻女性艺术才华的代际传承。庄重典雅的姿态与和谐的色彩搭配，既保留母性温情，又彰显系统训练后的艺术造诣。

3. 母性话语的策略性使用

维热·勒布伦不仅描绘母爱，还通过母爱塑造自己的贤母形象，从而在启蒙“自然母性”规范中争取职业空间。画家通过描绘与女儿朱莉的亲密关系迎合了这一社会期待，展现了温柔的母性，从而增强了她的公众形象在男性主导的艺术界中的可接受性。她证明了职业画家也能是称职的母亲，职业成功是母性的延伸而并非对立，用母性的理想为女性职业赋权。此外，作为巴黎沙龙的常客，维热·勒布伦深知公众形象的重要性。在沙龙和社交活动中，勒布伦有时会带着女儿朱莉出席，公开展现她的母亲身份。这种策略回应了社会对女性艺术家忽视家庭的批评，强化了她的道德形象。

（三）上层社会的交游实践

1.作为沙龙女主人的勒布伦

十八世纪的法国艺术界，社交资本是职业发展的重要支撑。勒布伦深谙贵族社交规则，在巴黎的宅邸举办文化沙龙，是旧制度末期最负盛名的沙龙之一。她凭借甜美的长相、优雅的谈吐与独特魅力，吸引宫廷贵族、启蒙思想家、艺术界名流参与，卢梭密友、作曲家格雷特里、画家弗拉戈纳尔等均是常客。她将音乐元素融入沙龙，亲自演唱或邀请顶尖艺术家表演。区别于纯粹的哲学沙龙，形成独特社交调性，让她超越画家身份，成为文化活动的组织者与引领者，个人魅力与艺术才华相互加持，提升社会声望。

2.作为展示空间的私人画廊

维热·勒布伦的沙龙不仅是社交场所，更是私人化画廊。她将墙面挂满最新肖像作品，画室与接待室相连，宾客在社交中可直观欣赏作品，精准触达潜在委托人。这种私密互动式展示，比公共沙龙更具针对性，许多贵族通过沙龙直接下达委托，形成高效的“社交—委托”转化链条，是吸引贵族委托的重要名片。

3. 委托人网络的建构与扩展

维热·勒布伦委托人网络的建构与扩展，是其职业身份从巴黎地方画家成长为欧洲国际肖像画家的关键支撑。这一网络并非被动形成，而是通过家庭、婚姻、宫廷枢纽与跨国流动的多重经营的结果，最终将社交资本转化为稳定的经济收入与国际声誉，支撑其长达六十余年的职业生涯。

她的委托人网络萌芽于家庭背景。父亲路易·维热作为中产肖像画家，主要服务上层资产阶级与部分贵族，其客户群为勒布伦提供了最早的推荐链。1776年与著名艺术经销商让-巴蒂斯特·皮埃尔·勒布伦结婚，丈夫的拍卖行与大师收藏不仅让她得以临摹凡·戴克、鲁本斯等经典作品，还帮助勒布伦引荐宫廷委托，使其快速从“家庭画师”跃升为巴黎商业与贵族网络的核心人物。1778年勒布伦成为王后的宫廷画师后，其委托范围在上层社会和宫廷中进一步扩大。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并未中断勒布伦的职业生涯，她每到一处即开设画室及私人画廊，结识当地宫廷贵族，实现委托人网络的跨国扩展。这些交游活动不仅让维热·勒布伦在流亡中获得了经济支撑，更将其身份从法国王后的御用画师转型为更具影响力和声誉的国际画家。委托人网络的建构与扩展，充分体现了视觉创作与社交实践的深度融合。

（四）壮游语境下的女性叙事

1. 壮游的时代背景与动因

壮游起源于十七世纪文艺复兴后期，受意大利文化复兴与古典主义热潮影响。在十八世纪进入真正的黄金期，尤其在英国盛行。1670年，理查德·拉塞尔斯在《一次意大利之旅》中首次正式记录“Grand Tour”一词，并将其定义为知识、社会、道德与政治四重修养的综合过程。壮游是完成博雅教育，培养世界观与独立性的一场旅行。壮游中学会“绅士礼仪”，通过巴黎与欧洲的宫廷社交，结交上流网络，建立跨国人脉，不仅为个人提升社会地位与文化积累，还提高了英国在欧洲的影响力。

2. 革命创伤转化为艺术滋养

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后，勒布伦因与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关联被迫开展了一场长达十三年的欧洲之旅，这场旅行并非传统贵族青年的教育仪式，而是她主动选择的生存策略，借壮游的合法外壳规避革命迫害，同时延续职业生涯。

她从被动逃亡转变为突破性别空间规训、建构国际艺术家身份的主体性实践，她将革命创伤转化为艺术滋养，实现职业身份的质变。勒布伦将壮游视为系统性艺术“朝圣”，研习欧洲各地艺术遗产，实现风格突破。在意大利，探访乌菲兹美术馆、梵蒂冈等圣地，研究拉斐尔的构图、米开朗基罗的光影与提香的色彩，画风从宫廷精致粉饰转向新古典主义的庄重；在那不勒斯，融入浪漫主义情感元素，增添历史叙事厚重感；在维也纳研究鲁本斯与凡·戴克作品，丰富色彩技巧；在圣彼得堡结合俄国审美偏好调整创作，形成洛可可优雅、新古典主义庄重与浪漫主义情感融合的独特风格，为国际认可奠定基础。

3. 女性流动性的主体性实践

从性别视角来看，勒布伦的壮游突破了女性被限定于私人领域的空间规训。她以母亲身份，带六岁女儿跨越欧洲多国，独立开设工作室、接洽委托、参与社交，坚持艺术理念自主决策。证明女性能凭借自身才华在公共领域独立生存，重构了女性与空间的关系，从“被动客体”转变为“主动移动的主体”。壮游期间获得多国艺术界的认可，成为她国际艺术家身份的关键。她受邀为乌菲兹美术馆创作自画像，获博洛尼亚美术学院、圣彼得堡帝国艺术学院院士资格，作品被多国宫廷收藏。同时，她通过《回忆录》书写流亡经历与艺术见解，将私人体验转化为公共叙事，进一步巩固“国际艺术家”形象，最终从“宫廷依附者”转型为独立的国际艺术家，身份不再依赖单一赞助人或地域，而是建立在广泛认可的专业能力之上。

维热·勒布伦的身份建构，是十八世纪欧洲女性艺术家在结构性排斥语境下的典型探索，其核心价值在于实现了视觉实践与社会实践的动态互动。她以自画像为核心视觉媒介，分阶段建构专业权威的职业艺术家身份；以母子像为纽带，将母性作为赋权工具；以上层社交为桥梁，积累支撑职业发展的资本；以国际壮游为契机，突破地域与性别限制，建构跨国界的国际艺术家身份。这四重身份相互支撑、深度融合，构成了勒布伦独特的身份体系。

勒布伦的实践未直接挑战男性主导的艺术体系，而是通过风格折衷与身份策略的巧妙协商，为女性艺术家在学院、沙龙、艺术市场等领域赢得关键发展空间。从女性艺术史视角来看，勒布伦的实践揭示了十八世纪女性艺术家的生存智慧，证明了女性艺术家的成功不仅依赖才华，更需要对时代语境的精准把握与身份策略的主动建构。她的经历为理解十八世纪女性的社会地位与艺术实践提供了重要样本，其艺术与人生成为十八世纪女性艺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为后世留下了跨越时空的历史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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