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快节奏的AI时代，人们对自身的存在状态感到越发焦虑。在学界，学者们对存在主义的关注度也在不断提升，既探讨存在主义引发的哲学思考，也研究其对我们缓解生存焦虑的价值。本文以存在主义为理论框架，通过分析《收藏家》中两位主人公矛盾演变的三个阶段，细致地探讨了他们所代表的禁锢与自由之间的对立，对读者理解存在主义有一定的启示作用。¹

一、萨特的存在主义

“存在先于本质”是萨特存在主义的核心观点。他认为，人类首先是作为个体而存在的，这种存在是一种纯粹的意识存在，没有预设的本质。不同于传统观念中人具有预设本质的观点，他强调人在存在之后，通过自身的自由选择与行动来创造并定义自己的本质。

其次，萨特主张人类具有绝对自由。但是萨特所说的自由并不意味着达到目的或是否成功，而只意味着选择的自主。只要可以选择，即是自由；甚至不选择，也是一种选择，即选择了不选择，也是自由。在萨特看来，人的绝对自由只是说明人被抛入尘世是孤立无依的。因为什么也决定不了他，他就只能自己决定自己，自己选择和造就自己。人的一生也就是一个不断选择的过程，不断地自由选择并且创造着自己的本质。所以萨特的绝对自由指的是选择的自由，而人们也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

再次，自我欺骗（或者叫“不真实性”）是萨特关于自由的另一个重要观点，它总是以逃避自由、责任、苦恼的方式出现。之所以说“自我欺骗”逃避苦恼，是因为在萨特看来，最终认识到自己是自由的其实是一种苦恼的体验。自欺表现为过度认同自己的“真实处境”或“超越性”。“真实处境”是指一个人面对的所有偶然的和无法选择的因素，如出生的时间和空间、肤色、性别、家庭、受到的教育等。而“超越性”表示的是人能够超越这些属性的自由，即一个人如何去对待事实，如何通过行动去塑造自己。当二者出现脱节时，自欺就产生了。自欺并非说谎，而是个体通过自我欺骗，否认自由以逃避相应的责任。

二、禁锢与自由的代表

克莱格作为绑架者代表着“禁锢”，米兰达作为被绑架者代表着“自由”，但他们所展现出的这两种特征并非只存在于绑架开始到结束这一过程。克莱格从童年到他实施绑架前都受到形形色色禁锢的影响，而米兰达同样也在追寻艺术以及反抗家庭观念上展现出她对自由的渴望。

禁锢的代表——克莱格

克莱格幼年丧父，被母亲抛弃后寄人篱下的经历影响了他的自我认知和情感发展。唯一给予他温情的是姑父狄克，他们常在小板棚里一起观察蝴蝶标本——这种看蝴蝶挣扎晾干的过程，被姑父赋予欣赏美的扭曲意义，克莱格在这种病态占有和禁锢中逐渐扭曲了对美的认识。面对这样悲惨的童年经历，克莱格没有去改变，而是悲观地接受，这一被动的选择其实是他禁锢自己的体现之一。

同时，出生在下层阶级的克莱格没有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无法获得高于家庭或自身的认识，这导致了他眼界的狭窄。即便他后来因为彩票一夜暴富，他能想到的也只是将金钱分发给同事和姑母一家以此来取得他们的认可和改观。但他没有意识到这样的行为只会加深他们对他一夜暴富的刻板印象。他狭隘的认知导致他无法很好利用这笔钱去正向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进而也无法摆脱阶级的枷锁，“他们背地里还是把我当一个小职员看待。你就是挥金如土也没用。我们不管说什么话，做什么事，都漏洞百出。”出生的不幸和认知的错误并没有因为一夜暴富而得到改善，无论他做出怎样的尝试，这个社会都没有接纳他。于是他购买别墅搬离城市以逃避这个不接受他的社会，但这种行为却进一步加深了他内心的孤寂，也进一步强化了他对自身的禁锢。

克莱格对米兰达的绑架是一场精密策划的、充满象征意味的“捕蝶行动”。由于童年畸形的审美观念并未得到修正，克莱格成年后将女性物化为蝴蝶，把绑架美丽的女性美化为收藏蝴蝶标本。一夜暴富给了他实现跨越阶级的希望，但上层社会却仍然不接受他，这样的经历使他产生了报复社会的心理。所以这场绑架既是他童年创伤的暴力投射，也是阶层仇恨的具体体现。表面上看，克莱格作为绑架者似乎不受任何限制，但实际上，他的一举一动都受米兰达的牵制。每逢外出，他不得不时刻保持警惕。为了避免引人注意，他不敢两次进入同一家商店；他尽量避免与他人的任何交流，以免自己的阴谋暴露；他总会感到焦虑和不安，觉得旁人都在以异样的眼光注视着他，而这样的牵制使得他慢慢禁锢了自己。

自由的代表——米兰达

米兰达出生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家人希望她能过上符合传统女性的生活：找一份安稳的工作，嫁给一个体面的人。但米兰达对此十分抗拒。她对艺术有着强烈的热爱和追求，渴望成为一名艺术家，希望通过艺术来表达自己对世界独特的理解和感受。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她毅然选择了违背家人的意愿，报考了斯莱德艺术学院。同时，她还通过阅读、学习和与其他艺术家的交流，不断提升自己的艺术修养和创作水平，米兰达不负自己的努力，成为了获得奖学金的优秀学生。这种对艺术的追求不仅是米兰达对美的向往，同时也是她渴望突破家庭束缚，追求心中自由的具体体现。

作为一个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米兰达有欣赏美和创作美的能力。同时她对世界充满善意，而克莱格正是利用了她的善良将她绑架到了地下室。被克莱格绑架后，她并没有陷入绝望或被动接受命运的安排，而是在精神上始终保持对自由的渴望和对克莱格的反抗意识。在与克莱格的交流中，她尽量保持自己的尊严和个性，不屈服于他的权威和压迫，试图通过语言和态度来表达自己对自由的向往和对克莱格行为的不解，并且多次想要劝说他。劝说无果后，她也没有放弃，而是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动试图逃离，尽管最后都以失败告终，但在极端的外部环境下米兰达从未熄灭内心对自由的向往与追求。

三、矛盾演变的三阶段

克莱格对米兰达的囚禁十分漫长，在小说中这一过程大致呈现为三个阶段，它们不是毫无关联的，而是互相影响的。从最初的物理控制与初步反抗的冲突，到随后升级的心理支配与精神觉醒的冲突，再到最后所呈现的截然不同的结果。在矛盾演变过程中，人物间所体现的禁锢与自由，进一步阐释了克莱格从头到尾的自欺以及米兰达在极端环境下的自由和选择。

（一）初期阶段——禁锢的建立

囚禁的初期阶段是两人代表的禁锢与自由二元关系首次产生冲突的时期。在此阶段，克莱格和米兰达之间的较量以最直接的方式呈现：克莱格试图通过封锁空间、合理化绑架行为和制定规则，打造一个由他绝对掌控的封闭环境；而米兰达则借助劝说、绝食抗议和尖叫，努力维系与外界的联系。

1. 克莱格的物理控制

囚禁初期，克莱格主要以物理手段来控制米兰达，而他精心打造的地下室是最成功的囚禁场所，也是他最明显的物理控制手段。这个精心打造的地下室，绝非仅仅是一个囚禁场所，而是他内心世界的外化。克莱格投入了大量时间、精力与资源，将其改造成一个封闭且绝对可控的空间。这看似是为了满足他对米兰达的占有欲，实则反映了他对自身无力感的掩饰。他无法在正常社会中获得认可与满足，便通过建造地下室来创造一个他能完全掌控的“理想世界”。

克莱格试图通过绑架米兰达填补内心的空虚，并将她视作一只蝴蝶标本。这不仅源于米兰达的美貌，更因为她象征着克莱格无法企及的社会阶层。通过这种方式，克莱格逃避了自身真实的情感需求和责任。因此，他以“爱”为借口强行绑架米兰达，这实际上是他对自我价值的极度不自信，以及对理想爱情的扭曲追求。“我想让你做我的客人……我突然说，我爱你，是爱情把我折磨得发疯了”。这段内心独白表面上是对米兰达的关切，实则是道德绑架，也是克莱格自我欺骗的典型体现。他所谓的“爱”并非建立在对米兰达这一独立个体的真挚情感与尊重上，而是将自身欲望与幻想投射到她身上。这种投射源于克莱格童年缺失的家庭温情，以及成年后长期处于社会底层所形成的自卑心理。

同时，克莱格通过制定规则掌控米兰达的生活，例如他对米兰达的行为进行限制：“我说我只能答应一周让她洗一次澡。至于晒太阳，根本办不到……她已经开始明白，发脾气也没用，所以接受了我立下的规矩”。这一行为体现出他试图借助规则为自身的控制欲寻求合理化依据。因为规则作为社会秩序的基础与和谐的基石，是规范人类行为、保障社会正常运转所不可或缺的框架。克莱格所制定的这些反常规则表面上维系着秩序，实则是他用来操控米兰达生活的工具。借助这些规则，他不仅限制了米兰达的行动自由，更将自身的犯罪行为包装成合理的行为，以此减轻内心的负罪感。

2. 米兰达的初步反抗

萨特认为，自由即选择的自由。米兰达在被监禁后虽丧失了人身自由，却仍通过劝说、绝食抗议与尖叫等方式，展现出对自由的不懈追求。由此，我们更能理解米兰达的一系列选择。

在被囚禁的初期，米兰达试图通过劝说克莱格来改变自己的处境。她以温和理性的方式与克莱格进行交流，试图唤起他内心深处的良知，并希望克莱格能够自愿放她离开。“如果你真的爱我，就不会把我关在这儿”。同时她告诉克莱格只要放她走她不会告诉别人自己被绑架，会编个故事瞒过去。这样的劝说是米兰达在被囚禁后所能做出的最温和最理智的自救，这也正是她试图通过语言和理性来改变自己现状的体现。

当劝说无果后，米兰达迅速调整策略，采取了更为直接的反抗方式——绝食。她不惜牺牲自己的健康，也要迫使克莱格改变对自己的控制方式。“我已经整整五天没吃一点东西了，只是喝点水。他给我拿来食物，但我一点面包屑也没动”。绝食不仅是米兰达对克莱格控制的反抗，更是她对自身自由的捍卫。存在主义认为，即使在最极端的环境下，个体仍然拥有选择的自由，而米兰达的绝食正是她在囚禁状态下对自身自由的坚持和选择。

此外，正如克莱格回忆的那样：“她突然坐在床上令人毛骨悚然地号叫起来。我大吃一惊，跳了起来，手里的胶布掉到地上。”米兰达通过尖叫表达不满与反抗。她将自身的痛苦转化为一种反抗形式，以此证明自由不仅是一种物理状态，更是一种精神状态。当克莱格提出无理要求或对她进行压迫时，她便突然尖叫，打破地窖中的沉寂与压抑氛围。这些尖叫并非随意的情绪爆发，而是精心准备的策略，是用来打破地下室令人窒息的沉默与压迫感的。可见，即便是在极端环境下，米兰达依然能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通过反抗来证明自身的存在与自由。

（二）中期阶段：心理控制与精神觉醒

克莱格对米兰达的物理控制只禁锢了她行动的自由，然而米兰达的精神却没办法被禁锢。于是克莱格转变了自己的囚禁方式，在物理控制的基础上悄然开始了对米兰达的精神控制。而米兰达在囚禁初期，渴望通过温和劝说等方式博得克莱格的同情，由此得到自由。但她却失败了，于是在身体被禁锢的前提下，米兰达开始了对自己精神自由的捍卫，因为她意识到精神的自由是不能被他人左右的。

1.物理控制到精神控制

随着物理控制的失败，克莱格发现仅仅通过物理手段无法完全控制米兰达。米兰达的反抗和不屈使他意识到必须从精神层面瓦解她的意志，于是克莱格开始采用更为隐秘的精神控制。

洗脑是克莱格从物理控制转向精神控制的第一步。他暗自思索道：“我并不想对她吹嘘自己。我只是想让她想一想，倘若落在别的男人手里，他们会对她做出什么事情。”他试图让米兰达相信，囚禁是在保护她，因为外面的世界充满危险。此外，克莱格还直接对米兰达说道：“你说，一个疯子会像我这样对你吗？让我告诉你，一个疯子会做出什么事情来吧。他大概早就把你杀了。”通过精神洗脑，克莱格为自己的罪行寻找合理化借口，他不仅说服自己是在深爱米兰达，更是在拯救她。

与此同时，克莱格利用米兰达对自己的依赖实施精神控制。由于长期被囚禁，米兰达在食物与生活必需品上对克莱格形成了一定程度的依赖。克莱格有权决定是否为她购置想要的物品，也可以准许或拒绝她的诉求，比如散步或洗澡。最为关键的是，他能决定米兰达是否可以离开地下室。通过这种方式，克莱格将自己塑造成米兰达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存在，从而使其控制行为合理化。依据萨特的观点，作为“自为存在”的人拥有自由选择的能力，同时也必须承担相应责任。然而，克莱格将自身客体化为“自在存在”，试图逃避这种自由与责任。他所采取的精神控制手段，实则既否认了自身的自由，也禁锢了米兰达的自由。这种双重否定最终导致了他自身的异化与米兰达的精神困境。

克莱格将米兰达与外界隔绝开来，目的是削弱她独立思考的能力，进而加深她对自己的依赖。因此，无论米兰达如何尝试，克莱格都拒绝让她接触报纸与广播。通过这种方式，他不仅剥夺了米兰达获取外界信息的权利，更进一步孤立了她的精神世界。这种隔绝既是对米兰达自由的进一步压制，也折射出克莱格对自由的恐惧与逃避。他甚至将这种精神控制视作一种善意，认为能保护她免受烦扰。“他把我完全与世隔绝了。没有报纸，没有收音机，没有电视”。米兰达的眼界被他禁锢，他试图通过隔绝文明的方式束缚她的精神。如此一来，米兰达的世界里只剩下克莱格，唯一能交谈的人是他，唯一能共处的人也是他。她失去了自由，对外界一无所知，这使她愈发焦虑。所以，这实际上就是一场残酷的精神折磨。

2. 初步反抗到自由觉醒

人想要获得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就必须自主做出选择。最重要的不是本质是什么，而是要不断地去选择并塑造自身的本质。随着时间推移，克莱格的精神控制愈发严苛，他不仅限制米兰达的身体活动，还试图操控她的思想。然而米兰达并未屈服，她通过回忆过往并思索生命意义来坚守内心的独立。她的内在精神世界始终保持着相对的自由，而日记正是她内心真实想法最重要的载体。从日记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在被绑架后的一段时间里，米兰达虽偶尔对自身处境感到担忧，但在大多数时候，她思考的都是家人以及G.P.与她自身的关系。

在与克莱格多次沟通失败后，她将注意力从克莱格转移到母亲、姐姐以及G.P.身上，以此暂时逃离绝望的囚禁困境。通过这种方式，她获得了一些精神慰藉，正如她所描述的：“我必须干点什么。我打算把第一次看见G.P.的情形写下来……所以写呀，写呀，写呀，想把自己带到另一个世界里去。如果在事实上我逃脱不了，那么精神上，我总算逃脱了一次。这证明，我的精神依然是存在的。”在她看来，G.P.具有无可替代的独特性与重要意义，也是她在此的精神寄托。

更为关键的是，在漫长的囚禁过程中，米兰达逐渐形成了一种反抗意识。她意识到，克莱格的控制是一种荒诞的存在，而她自己的反抗则是对这种荒诞的回应。她的每一次反抗，都是对荒诞世界的否定，也是对自身存在的肯定。例如，米兰达坚定地表示：“他想让我强烈地憎恨我自己，从而自己毁灭自己……我渐渐地战胜了他对我精神上的这种打击。他不能把我打垮。我绝不屈服！不能被他击溃！”米兰达已经从被囚禁者转换为了真正掌握精神自由权的人，她对克莱格不懂欣赏美，以及错误的思想观念都表示了不解，并更加坚定了自己更高尚的主体性。这种反抗意识，使她在禁锢中依然能够保持精神的独立和自主，不被克莱格的控制所吞噬。

（三）终期阶段——截然相反的结果

随着两人间冲突的不断加强，在终期阶段迎来了最后的结局。在这一阶段，两人都经历了深刻的改变，最后的结果不仅是禁锢和自由的结局，同样也是其背后隐含的存在主义思想“自欺”和“自由与选择”对抗的最终结局。

1. 禁锢的虚假胜利

在两人冲突的终期，克莱格已完全陷入了“自欺”中，无法脱离。面对米兰达一次次的逃跑，克莱格从开始的耐心转变为生气，再到后来已经无法相信米兰达，这也为冲突结束埋下了伏笔。

克莱格一直把米兰达当作美丽的蝴蝶标本来收藏，从未想过玷污她。但米兰达在经历一次次失败后，居然采取了极端的身体诱惑手段想以此满足克莱格，并试图以牺牲身体换取自由。然而，克莱格却只觉得恶心，并且觉得米兰达再也不是他心中神圣的存在了。这件事后克莱格对米兰达的态度发生了剧变，他不再是之前那个想“保护”米兰达的那个他了。

当米兰达真正生病患上肺炎时，她恳求克莱格送她去医院，她想要活下来。但克莱格只觉得这是另一场预谋已久的欺骗而已。就这样，米兰达的病情被耽误，最后导致了她的死亡。一开始克莱格还是很自责的，甚至想通过死亡赎罪。但当他看到米兰达的日记时，才发现原来米兰达从未爱过他。米兰达的死宣告了克莱格在这场冲突中的胜利，他可以像收藏蝴蝶一样永远收藏米兰达了，然而这样的胜利是虚假的。因为米兰达虽然肉体死亡了，然而她的精神却是不朽的，正如她写在日记里的那些文字一样，会永远流传下去。

而克莱格转而开始捕猎下一个目标，这一行为却将他自己陷入无限的自欺中，通过占有他人来证明自己的存在，这是可悲也是可笑的。看似胜利的囚禁者克莱格却在囚禁他人的过程中失去了自由，永远成为存在主义里面虚无的存在。

2. 自由的真正胜利

和克莱格相反，米兰达在这一时期虽然有过绝望但她依然没有放弃对自由的追寻。一次次尝试失败后，她做出了改变自己人生的选择——牺牲身体来满足克莱格，以此获得自由。

但米兰达对克莱格的剖析不够深刻，她错误分析了克莱格的心理，以为他是想要占有自己的身体。但克莱格真正想要的却是从身体到精神的完美占有。由于错误分析和错误选择，米兰达惹怒了克莱格，并且失去了克莱格的耐心和信任，以至于在她最后生病恳求克莱格时他也无动于衷。

米兰达的死亡看似标志着她在冲突中的失败，但她始终未曾妥协。唯一一次试图妥协的行为，实则源于她对自由的执着追求。即便在生命最后时刻，她仍高呼：“啊上帝啊上帝，不要让我死掉。上帝别让我死了。别让我死了”。尽管她的选择最终酿成悲剧，但正如存在主义里强调的“自由与选择”那样，这是需要对自己所做的选择负责任的，于是米兰达在这一阶段以死亡为代价，终于获得了属于她的自由。正如萨特所言，自由不仅是摆脱束缚，更在于通过行动定义自我。从这个意义上说，米兰达的死亡超越了肉体的挫败，成为人类精神不朽力量的见证。米兰达的肉体固然永久埋葬在地里，但她自由的精神永远不可磨灭。

四、结语

本文在存在主义视角下，围绕《收藏家》中的禁锢与自由冲突展开探讨，揭示克莱格如何陷入自欺，以及米兰达如何通过一次次选择彰显真正的自由。这一动态关系不仅展现了极端环境下个体的生存状态，也为我们理解现代社会中禁锢与自由的矛盾提供了一定的启示。

作为禁锢者，例如克莱格这样可悲又可恨的人物，以为自己是高高在上的一方，用自己的道德和规则规训他人，却在禁锢他人的时候限制了自己的自由。这样的处境是可悲的，因为他从一开始就掉入了自己编织的“自欺”之网中。他们最后看似得到了胜利，却从囚禁者变成了被囚禁者，在无限的虚无中丧失了自己的意义。

在现代社会，禁锢与自由的矛盾依然存在。无论在个人、家庭还是社会层面，禁锢常以社会规范、经济压力、心理矛盾等多种形式呈现。但正如米兰达所昭示的，真正的自由并非外在的解脱，而在于内心的觉醒。自由是一种责任，它要求个体在面对荒诞与孤独时，以积极的选择与行动为自身生命赋予意义。这也让人对生存的价值和自由产生新的思考——身体的禁锢固然可怕，然而心灵的禁锢才是真正的悲剧，人的价值在于每一次做好准备的选择中，要在无意义的宇宙中创造属于自己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1] 潘家云. “太多的理性是赤裸裸的疯狂”——《收藏家》中克莱格的伪理性剖析[J]. 当代外国文学,2009(01):97-99.
2. [2] 潘家云. 温柔的暴虐——对《收藏家》中克莱格的人本主义心理分析[J]. 宁波大学学报,2006(03):16-17.
3. [3] 吴本翠. 从情境设置看福尔斯作品中的存在主义思想[D]. 南京师范大学,2015.
4. [4] 王智慧. 萨特存在主义哲学思想辨析[J]. 中国民族博览,2023(11):53-55.
5. [5] 徐崇温. 存在主义哲学[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6. [6] 约翰·福尔斯. 收藏家[M]. 李尧,译.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2017.
7. [7] 郑丹清. 《收藏家》的存在主义自由主题与叙事策略探究[D]. 华中师范大学,2008.
8. [8] 张峰. 一曲女性物化的悲歌——评约翰·福尔斯的小说《收藏家》[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3(05):83-85.
9. [9] 张峰.约翰·福尔斯小说《收藏家》的生态女性主义解读[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4(05):4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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