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笛卡尔生活在17 世纪的欧洲，正值社会变革与科学发展的关键时期，传统哲学面临着诸多困境与挑战。笛卡尔通过普遍怀疑的方法，对以往的知识体系进行了全面的审视和批判，提出了以“我思故我在”为核心的认识论转向，并探讨了许多问题，如知识的本质以及心灵与身体的关系等。笛卡尔的认识论转向不仅是对传统哲学的突破，更是对人类思维方式的一次深刻变革，对科学、文化等诸多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笛卡尔认识论转向的背景

17世纪的欧洲正处于从中世纪向近代社会的转型时期，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新兴资产阶级崛起，哥白尼的日心说、伽利略的力学以及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等自然科学的发展，不仅改变了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也对传统的哲学观念产生了巨大冲击。正是自然科学的这种发展状况，不仅为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系统化和理论化提供了最迫切的要求，而且也为人们对认识方法和认识理论的深入探讨提供了蓝本和启示（黄见德，1992）。他们迫切需要摆脱封建神学的束缚，追求科学知识和理性思维，以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在此之前，西方哲学的发展也曾经历漫长而曲折的道路。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哲学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家为代表，主要关注客观世界的哲学，即自然哲学和本体论哲学。哲学家们试图理解客观世界，注重寻找世间万物的根基和规律，并以此来构建形而上学哲学体系；中世纪哲学以经院哲学为代表，将哲学研究重点从现实的人间转移到彼岸的天国，此时的哲学被称为“神学的婢女”，已经成为神学的附庸；以人文主义兴起为标志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以来，哲学研究重点又回到了对人的关注，强调人的价值，反对神权束缚。

面对时代人文价值观念的重整，社会体制的转型，西方哲学不得不结束自己朴素的发展阶段，开始将哲学研究重点由本体论转向认识论——这就是所谓的近代“认识论转向”（程建家，1999）。而近代哲学认识论的转向正是由笛卡尔开始的，他真正使哲学的研究对象转为思维理性，体现了人的主体性原则（谢静，2017）哲学开始对自然和神的关注转向人身上，同时也标志着人类普遍意义上自我意识的觉醒。

二、笛卡尔认识论转向的内容

（一）采取普遍怀疑的方法

笛卡尔哲学首先采取了普遍怀疑的方法。“如果我想要在科学上建立起某种坚定可靠的、经久不变的东西的话，我就非在我有生之日认真地把我历来信以为真的一切见解统统清除出去，再从根本上重新开始”（笛卡尔，2012）。在笛卡尔看来，怀疑是一条通往真理的必经之路。他希望通过普遍怀疑把过去习以为常的见解统统清除，从根本上重新开始，旨在建立一种坚定可靠、经久不变的哲学基础。笛卡尔以挑选苹果的例子来形象说明他的怀疑方法：如果一个人有一篮子苹果，想把掺杂在其中的烂苹果挑出来，最好的办法就是先将篮子倒空，然后把苹果一个一个地检查一遍，将那些没有腐烂的苹果挑出来，重新装回篮子里，同时将那些腐烂的苹果扔掉。通过这种方法，笛卡尔希望能够清除掉所有不可靠的知识，只保留那些经过严格审查、无可置疑的真理。

他首先怀疑从感官得到的经验知识，因为感官在不明显和距离较远的事物上会具有欺骗性，比如说一座塔远看是圆的，近看却是方的。笛卡尔进一步将怀疑扩展到了梦境。他指出，在梦中，我们经常确信发生了一些熟悉的事情，比如穿着睡衣坐在火炉旁，而实际上我们可能衣衫不整地躺在床上。这种无法区分梦境与现实的情况，使笛卡尔对通过感官所获得的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产生了怀疑。为了使自己获得确定知识，摆脱旧有见解，笛卡尔进入了更加彻底的怀疑。他先假定没有上帝存在，而是一个恶魔存在，天地万物、世间一切都不过是这个恶魔制造的梦幻假象，将怀疑推向了顶点。由此可见，通过怀疑的方法，笛卡尔推翻了主宰了久远的认识论纲条“所有在心灵中的东西无一不是在感官中的”，也就是认知不再是像在亚里士多德—经院主义者那样“由外到内”的，而是应该“由内而外”（叶斌，2018）。

（二）“我思故我在”命题的提出

笛卡尔引出阿基米德的话：阿基米德只要求一个坚实、固定的点，以便移动整个地球。笛卡尔也要试图在茫茫的不确定性中找到那个足以支撑其哲学体系的点。笛卡尔认为，即使在普遍怀疑的情况下，仍然不能怀疑“我在怀疑”这一事实。我只要在思考，不管思考这个东西是否存在，作为思考这个动作本质的主体的我，是一定存在且真实的。因此，笛卡尔便通过“怀疑”这种否定性的方式将思想的形式与思维的对象分离开来，从“我在思维”可以直观地得出“我存在”。“我思故我在”成为笛卡尔哲学体系的第一原则，从这里推演出他的整个形而上学和认识论。

过去自我屈从上帝，理性屈从于信仰。现在认识的秩序发生了逆转，哲学探索不是先上帝而后自我，而是先自我而上帝，不是先信仰而后理性，而是先理性而后信仰（陆发明，1998）。如此一来，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提出打破了经院哲学对理性的禁锢，确立了人的主体地位，宣扬了人及其理性的主观能动性。

（三）心身二元论的确立

笛卡尔在确定了“我思”的存在后，进一步指出，“我”或“自我”并不是指人的身体，它在本质上是一种精神实体，是思维本身的内在性。接着，笛卡尔思考了思维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提出了心身二元论。心身关系问题，也就是人的心灵和身体的关系，这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争论的重要问题，也是本体论和认识论的交汇点。在古代，心身关系问题采取了灵魂不灭说或灵魂原子说、精气说等形式。而原子论哲学家们则认为灵魂是由精细圆滑的原子构成的。科学革命时期，伽利略、牛顿等科学家表明他们的力学原则足以提供一个说明空间中万事万物的机械论，他们又试图进一步扩大力学原则的适用范围，用它来说明人的精神现象。无论是唯物主义的或唯心主义的，都缺乏足够的论证和解释能力。直到近代哲学，笛卡尔第一次提出了心身二元论的系统理论，才有了鲜明完整的理论形态（粟显淇，2019）。他认为存在两种实体，即心灵实体和物质实体。心灵和物质是两个相互独立、截然不同的实体。心灵实体的基本属性是思维，物质实体的基本属性是广延。按照亚里士多德—经院主义认识论的主张，要使知识得以可能，在认知顺序上对象的存在是要先于心灵的，而通过笛卡尔对外部对象存在的怀疑，可以明确得出以往哲学主张对象的先行客观存在是不能够确定的（叶斌，2018）。笛卡尔进一步指出肉体是可灭的，而思维和灵魂是不灭的，灵魂不会随着身体的消失而消失。灵魂不能直接受到肉体的感染，它只是从大脑的一部分接收感染。心物二元论的提出，进一步强调了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的分离，凸显了认识主体的独立性和重要性。

（四）理性演绎法的应用

笛卡尔的认识论具有明显的唯理论特征。他否认感性认识的可靠性，认为感性认识无法达到对事物本质的认识，人们要获得确实可靠的知识，就必须使精神从感觉经验中摆脱出来。在笛卡尔看来，哲学作为一切知识的基础，必须建立在一个清楚明白、无可置疑的基本原理之上，并通过严密的科学体系进行推演。笛卡尔结合经院哲学的旧逻辑和新科学的数学方法的优劣，创立了一种既推理严密又能获取新知识的方法，即“理性演绎法”。他以几何学为模型，将理性演绎法视为哲学的基本方法，认为理性直观和演绎是获取知识的可靠途径。笛卡尔的理性演绎法包括两个部分：直观和演绎。直观不是感性直观，而是“理性直观”，即心灵中清晰而无可置疑的概念，这种直观比演绎本身更可靠。演绎则从已知确定的基本原理出发进行必然性的推理，最终形成科学的形而上学体系，或者叫作知识体系。笛卡尔从确定的事实出发，以其独特而严谨的逻辑推演方法，将理性演绎法发挥到淋漓尽致，构建了近代知识论哲学的大厦。他认为，每一门科学都包含公理、真理和通过演绎推导出的普遍规律。所谓的科学不可能来源于经验事物和感觉想象，因为感觉经验是不牢靠的，不能够当作科学知识的基础。因此，在笛卡尔看来，这些基本原理只能是来源于我们自身的天赋观念。

（五）天赋观念论的确立

“天赋观念论”是笛卡尔认识论思想中的重要理论之一。笛卡尔的“天赋观念论”一定程度上源于柏拉图的“回忆说”，笛卡尔认为，天赋观念是通过上帝在人出世前印入心灵中的，“上帝创造我的时候，把这个观念放在我们心里，就如同工匠把标记刻在他的作品上一样”。这些观念包括上帝、自我、完美、公理等，不依赖于感官经验，是对事物本质的认识，也是认知外部世界的必要条件，它们共同构成了人类的思维基础。例如，“无中不能生有”“三角形内角和等于两直角”等不是来自感觉经验，也不是来自主观的虚构，而是与生俱来的。笛卡尔的天赋观念论强调先验的观念是知识的基础，但他也并未完全忽视经验。他认为在认识过程中，经验可以作为触发和启发理性的因素，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和运用天赋观念。此外，笛卡尔也提到了“观念的客观实在性”，也称为观念表现的内容，是指观念对实在或者对事物的实体性和存在性的表现能力。笛卡尔认为不同观念所表征的对象的实在性程度不同。一个实体比一个偶然属性拥有更多的实在性，一个无限的实体比一个有限的实体拥有更多的实在性。在动力因的意义上，原因的实在性一定比结果有更多的实在性。笛卡尔运用这一原则证明了上帝的存在，即上帝观念存在的原因有更多的实在性，这个更多实在性就是上帝本身。因此，笛卡尔以天赋观念为基础，通过严格的逻辑推理和演绎，推导出其他确定的知识，从而建立起一个像数学和几何学那样严谨、有序的知识体系。笛卡尔天赋观念论的近代转向打破了传统知识体系缺乏系统性和逻辑性的局限，推动了知识的系统化和科学化发展。

三、笛卡尔认识论转向的后世影响

（一）哲学方面：确立主体性原则

笛卡尔通过“我思故我在”确立了思维主体的绝对确定性，将哲学的关注点从探讨世界的本质转向了人类如何认识世界的问题，标志着哲学从外在权威转向内在理性，开启了近代哲学。笛卡尔的方法论创新，特别是普遍怀疑的方法，强调知识必须经受严格的检验，只有那些无法被怀疑的知识才是可靠的。这种对知识可靠性的追求以及对认识方法的探讨，启发了后来的哲学家进一步深入研究认识论问题，如康德的先验认识论、黑格尔的辩证法等，推动了认识论的发展。

（二）科学方面：奠定科学方法论基础

笛卡尔的认识论转向强调理性的重要性，认为通过理性的推理和演绎可以获得确定的知识。这一思想对科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促使科学家们更加注重理论的构建和逻辑的推导，加速了科学革命的进程。比如在物理学的发展中，科学家们依靠理性思维去构建理论模型、设计实验等。同时，笛卡尔的科学方法论强调量化和数学化，他提出的坐标系使得几何问题能够用代数方法解决，极大地推动了数学发展，丰富了人类认识的科学方法体系。这种方法论不仅应用于自然科学，还扩展到了社会科学领域，形成了科学向数学还原的趋势。

（三）思想方面：挑战传统权威

笛卡尔通过普遍怀疑的方法，确立了自我意识作为知识的基础，从而为人类理性赋予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这种以理性为核心的知识观，强调了人类主体性的觉醒和自主性的重要性，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传统权威知识的束缚。笛卡尔“我思故我在”重新定义了人类存在的意义，为后来的启蒙运动提供了思想基础。启蒙思想家们倡导人们运用自己的理性，摆脱迷信和权威的束缚，追求自由和真理，推动了社会的思想解放和文化进步。

四、结语

生活在新的哲学体系与旧的形而上学知识互相交替的时代，笛卡尔反对中世纪经院哲学和信仰主义，他倡导人类理性，用理性原则的尺度衡量一切知识的真伪，重新建构哲学框架，创立了以普遍怀疑为起点、以心身二元为基础、以数学方法为典范的唯理论的哲学方法论体系，真正把哲学确定为自我意识，导致了近代哲学研究重点由本体论转向认识论，促进了近代西方唯理论思想的发展，为近现代哲学、科学以及思想文化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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