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全球化与现代化浪潮的持续冲击下，如何有效激活历史记忆、凝聚社会情感、构筑各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已成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亟待回应的核心议题。中国各民族的民间文艺传统，作为承载集体记忆与地方性知识的重要载体，在当代语境下正经历着从“遗产”到“资源”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这种转化并非简单的形式借用，而是一个复杂的文化生产过程，涉及权力关系、情感结构与社会认同的重新配置。广西田林县的壮剧《祭瑶娘》正是这一文化生产过程的典型案例。该剧根植于当地弄光村“祭瑶娘”的民间习俗，剧作家黄志元历经三个版本的创作打磨，将其从一个地域性的民俗活动，升华为一部反映壮、瑶两族关系演进、歌颂超越族群界限的真挚情感与互助精神的舞台作品。这一从“祭”到“剧”的转变，不仅是艺术形态的变迁，更是一场深刻的文化实践。它将深藏于民俗传统中的历史张力、族群关系与和解智慧，通过戏剧艺术的独特语言进行展演，从而在当代社会语境中重新激活并赋予其新的意义。

本文通过对壮剧《祭瑶娘》的文本分析，尤其是对其唱词、情节结构与符号运用的细致考察，探讨这一剧目如何通过文化生产的具体实践，将地方知识转化为具有广泛感召力的公共文化产品。在此过程中，将借鉴维克多·特纳的“社会戏剧”理论，将《祭瑶娘》的叙事逻辑视为一场从“裂隙”到“整合”的社会过程展演，剖析其如何通过戏剧化的冲突与和解，引导观众的情感流向，最终实现对家园共同体的深切认同。这一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壮剧这一民族艺术形式的当代生命力，也为探讨文艺创作如何具体、生动地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了基于文本实践的思考。

一、从民俗传统到舞台叙事：作为文化生产的壮剧《祭瑶娘》

任何艺术文本都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深深植根于特定的社会文化土壤之中。壮剧《祭瑶娘》的创作与成型是一个将地方民俗传统进行识别、提炼与再编码的文化再生产过程。这一过程包含了从素材选择到主题升华的多重演进，生动地展示了民间文化资源如何经由艺术家的创造性劳动，转化为符合当代审美与价值期待的舞台作品。

（一）作为记忆载体的民俗活动“祭瑶娘”

壮剧《祭瑶娘》的创作基于田林县潞城瑶族乡弄光村弄光屯一项独特的民俗活动。该活动于2010年被列入广西壮族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当地人称之为“祭瑶娘”（壮话音译“拜娅瑶”）。这一习俗的起源，本身便蕴含着一个充满戏剧张力的传说。传说讲述了历史上一位壮族青年王春与一位瑶族姑娘潘凤为追求爱情，冲破族规禁令，结合后虽一度遭受误解与排斥，但最终凭借瑶族姑娘潘凤的医术救治遭遇瘟疫的村民，赢得了众人的接纳与尊敬。

这一传说及其衍生的民俗活动，恰好构成了一个典型的“社会戏剧”模型。特纳将社会戏剧描述为一种社会冲突的展演性过程，通常包含四个阶段：裂隙、危机、redress与整合。在“祭瑶娘”的传说中，“壮瑶不通婚”的族规构成了初始的社会规范与潜在的裂隙；主人公的结合与随之而来的驱逐，以及瘟疫的降临，则将这种裂隙升级为威胁整个社会存续的危机；瑶娘凭借瑶医技艺救治村民的行动，正是关键的补救行动；最终村民的接纳、和解与建亭怀念，则标志着社会整合的完成。这一传说本身，就以一种叙事化的方式，记录了社会结构如何经历断裂、调整并最终实现修复与升华的过程。剧作家黄志元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习俗本身所蕴含的历史叙事与戏剧潜能，将其视为一个可供创造性转化的文化“前文本”。

（二）文本的三重演进：从乡土叙事到戏剧精品

壮剧《祭瑶娘》的成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三个版本的持续打磨与演进，这一过程本身即剧目主题不断清晰、艺术表现力不断增强的缩影。黄志元对《祭瑶娘》的三次改编，是对地方记忆进行不断筛选、强化与升华的过程。据编剧自述：“据编剧自述，《祭瑶娘》的创作共经历了三个版本。第一稿是使用壮话写成的业余稿，由业余壮剧团演出，在弄光屯弄光村首演时，受到当地群众的积极评价。由于反响良好，编剧有意将其打造为精品剧目，于是又创作了第二版——即适合专业剧团演出的大型风情壮剧。此后，一位北京的老师看中该剧并提出改编意向，编剧便应区党委宣传部要求，完成了第三版稿本。”（图1）

这一演进过程清晰地揭示了文化生产的多重动力与面向。第一稿采用壮话创作，面向本地村民演出，其首要目标是获得地方文化的“内部认可”。当在弄光村演出获得积极反响时，验证了其故事内核与本地情感结构的高度契合，完成了文化资源从“习俗”向“本地叙事”的初步转化。第二稿则旨在打造“精品”，转为汉语创作，以适应专业剧团的演出要求，并更名为大型风情壮剧《祭瑶娘》。这一转变标志着该剧开始走出地方性社群，迈向更广阔的艺术舞台，其目标受众也从本地村民扩展到更广泛的汉语观众。第三稿则是在获得外部专家关注后，为进一步提升艺术品质而进行的创作，且最终以此为基础改编的剧目《瑶娘》获得了国家艺术基金资助，完成了其作为“公共文化精品”的身份确立。黄志元认为最后一版“故事清楚，不偏离瑶娘故事本身”，这强调了成功的文化生产并非脱离传统的标新立异，而是在尊重传统叙事内核的前提下，进行更清晰、更有力的艺术表达。这三个版本的创作生动地展示了民族民间文艺作品如何通过持续的“文化翻译”与艺术加工，从乡土走向更广阔舞台，并在此过程中不断淬炼其思想与艺术价值，最终融入国家层面的文化生产体系。

（三）叙事核心的确立：社会戏剧的舞台化呈现

编剧在改编中将以壮、瑶两族在特定历史背景中存在的族际通婚限制作为核心冲突的戏剧主线，对应了社会戏剧理论中的“裂隙”阶段。剧中通过“族规规定，不准异族通婚，若违反者，将新郎新娘赶出家门。如招致天灾人祸，将新郎新娘关进猪笼，沉入江底”等唱词，艺术化地呈现了当时族群内部对于异族通婚的严厉规约。壮族青年与瑶族女性的结合，突破了当时的社会习俗规范，构成了戏剧《祭瑶娘》的主要矛盾，将壮、瑶文化习俗的碰撞置于舞台。

随后，一场突发疾病的蔓延成为推动情节发展的核心要素，社会戏剧的“危机”阶段。这一情节设置并非单纯的灾难叙事，而是作为检验人物关系与推动剧情发展的契机。村民将灾祸归因于这对夫妻的结合，激化了戏剧矛盾；而瑶娘以医术救治村民的举动，则成为化解矛盾、消除隔阂的关键，即“补救行动”。这种从冲突到和解的叙事脉络，将个体情感、族群规约与集体命运紧密相连，使故事超越了单纯的爱情范畴，上升为关于包容与互助的共同体叙事。最终瑶娘被壮族村民所接纳与缅怀，完成了社会戏剧的“整合”闭环，实现了从社会断裂到社会整合的仪式性展演。

二、唱词、符号与情感动员：共同体意识的艺术建构

如果说戏剧结构是骨架，那么唱词、符号与人物行动则是戏剧结构的血肉。壮剧《祭瑶娘》通过这些具体的艺术要素，将宏大的共同体意识转化为可感、可触、可共鸣的情感体验，实现了对观众的有效情感动员。

《祭瑶娘》的叙事核心在于展现一个家园共同体如何从冲突与对立中生成。剧本通过精心设计的情节与人物关系，构建了一条清晰的叙事路径：以个体情感挑战固有边界，以共同危机考验并重塑社会关系，最终以牺牲与奉献完成对共同体的情感奠基。这条路径将抽象的社会关系变迁，转化为观众可感、可叹的戏剧故事。

（一）规训、恐惧与勇气：个体心理的社会性展演

唱词是揭示人物内心世界与相互关系的最直接窗口。《祭瑶娘》中关于婚姻的唱词精彩地呈现了在特定社会观念压力下的个体复杂心理。瑶族姑娘潘凤的唱段：

“妹是山中瑶家女，壮乡礼仪全不知。生来只懂种田地，年年岁岁学瑶医。怕哥娶了瑶家妹，遭人唾骂难相依。”

这几句唱词流露出的不仅是谦卑，更深层的是对壮瑶民族结合可能带来的社会排斥的深切恐惧与忧虑。而壮族小伙子王春的回应：

“深山瑶家重礼仪，耕田种地谁能比？难得阿妹懂草药，哥要与妹学瑶医。遭人唾骂不可怕，夫妻恩爱同到西。”

此段充满了对对方文化的尊重、对爱情的坚定以及对世俗压力的无畏。这一唱一和，构成了戏剧中重要的心理对话，生动展演了在陈旧观念笼罩下，个体情感与外部规训的激烈碰撞，以及主人公追求真挚情感的勇气与决心。这种通过唱词展开的内心交锋，让观众得以深入角色的情感世界，对其处境产生共情。

（二）技艺、认同与转化：“瑶医”作为情感联结的符号

在剧中，“瑶医”不仅仅是一种职业技能，更成为了促进理解、建立联结的关键文化符号。潘凤唱词中“年年岁岁学瑶医”，表明这是其身份与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其作为“瑶家女”的正面文化资本。王春回应“难得阿妹懂草药，哥要与妹学瑶医”，则显示了他对瑶族文化的主动了解与接纳意愿。这一细节至关重要，它暗示着联结的开始并非空洞的口号，而是建立在具体文化实践的相互认可与学习之上。这种“互学”的展演，超越了简单的爱情吸引，指向了更深层次的文化尊重与认同。

当瘟疫来袭，瑶娘的医术从“个人技艺”转化为“救治集体的力量”时，其符号意义得到了终极升华。它超越了民族归属，成为了一种普惠的、利他的、拯救共同体的崇高能力。通过“瑶医”这一符号，戏剧巧妙地完成了从个人情感结合，到文化相互尊重，再到集体生命救助的逻辑递进。这一过程，在特纳的理论框架中，正是“补救行动”得以成功的关键——瑶娘凭借其独特的族群文化资源（瑶医）解决了共同体面临的生存危机，从而证明了文化差异不仅不是隔阂，反而是共同体应对挑战的宝贵财富。瘟疫的危机，使壮瑶村寨从一个封闭的、以固有规范为判断标准的社会，转向一个开放的、以实际贡献为接纳依据的社会。

（三）祭文、历史与家园：共同体意识的形成

戏剧的尾声，通过师公祭文式的唱词，以回顾与祈愿的方式为整个故事赋予了仪式感与历史纵深感。祭文唱道：

“思念瑶娘身世苦，开天辟地嫁壮人。传授种棉和染纱，神医济世救乡亲。壮家逃过瘟疫难，从此幸福乐盈盈。一帆风顺生活美，壮瑶一家永同心。”

这段唱词具有多重功能：首先以追忆的口吻，将瑶娘的事迹叙述为共同体开创性的历史事件（“开天辟地”）；其次列举了瑶娘带来的具体福祉（传授技艺、救治瘟疫），强调了其对共同体生存与发展的实质性贡献，将抽象的情感认同转化为具体的功绩；最后以“壮瑶一家永同心”的祈愿，将过去与未来的永恒团结直接勾连。与此相呼应的，还有剧中“都说最美在仙界，怎比凡间弄光寨。壮瑶同居一家亲，民族和谐传万代”的唱词，将具体的物理空间的弄光寨歌颂为超越仙界的、团结和谐而显得至美的人间家园。

这些唱词共同将个体叙事转化为集体记忆，将民间传说转化为戏剧故事，将物理空间转化为神圣家园。在戏剧的结尾，观众所见证的不仅是剧中人物的和解，更是一个承载着共同历史、共享情感与永恒祈愿的“共同体”的诞生。这一过程，通过戏剧化的展演，完成了对“壮瑶一家亲”这一观念的仪式性确认与神圣化，从而在情感上凝聚了观众，在观念上巩固了集体认知。

三、地方知识的舞台转化与共同体情感的具体化

壮剧《祭瑶娘》的成功实践，不仅在于艺术上的成就，更在于它展示了一条将“地方知识”有效转化为具有广泛感召力的公共文化的可行路径，并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情感化建构提供了生动案例。

（一）文化翻译与价值生成：从地方叙事到公共寓言

田林县本身有着深厚的民歌与戏剧传统。壮族民歌经过千百年传唱，艺术手法成熟，善于取譬设喻，情感表达既形象又奔放。壮剧音乐亦从壮族山歌曲调脱胎而来，如“正调”便源于旧州山歌。剧作家黄志元作为深谙本地歌谣的创作者，其工作本身即是对地方文化传统的自觉继承与转化。他将“祭瑶娘”这一特定村落习俗及其背后的故事，通过戏剧的通用语言（情节、冲突、唱词、表演），提炼出关于勇敢、善良、互助、宽容等超越地域与族群界限的普遍文化价值。

这一过程，在人类学中可被理解为一种“文化翻译”。它并非简单的信息转述，而是一种创造性的重构，旨在让特定文化的意义在更广阔的语境中被理解和接受。正如克利福德·格尔茨所言文化分析不是一门寻找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门寻求意义的解释科学。壮剧《祭瑶娘》的生产，正是通过将“祭瑶娘”习俗中蕴藏的关于族群关系的独特智慧与情感结构，转化为易于被更广泛观众理解的戏剧情节与人物形象，实现了地方知识的“可译性”。这使得非本地、非壮族的观众也能理解并为之感动。这个过程是当代所倡导的深入挖掘本土资源，通过创造性转化，使其服务于共同体建设的具体体现。它表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宏大叙事，需要无数个像《祭瑶娘》这样扎根于具体土壤、充满生活细节与真挚情感的地方故事来支撑和丰富。

（二）情感结构与认同塑造：观演互动中的共同体意识培育

戏剧艺术的核心力量在于其直观性与情感感召力。安东尼·D．史密斯在《民族认同》中指出，一个民族需要借助共同的神话、语言、记忆等要素为“想象的共同体”提供一种稳定且可考的事实依据，并通过一种共享性的符号体系来增强民族成员的文化认同、心理认同和价值认同。《祭瑶娘》正是通过戏剧化的展演，创造性地构建了这样一种共享的符号体系与情感场域。

它并非通过说教，而是通过让观众亲身经历一场情感旅程来达成其社会效果。观众随着剧情，体验了主人公相恋的甜蜜、面对阻力的焦虑、遭遇灾难的恐慌、得到救助的感恩，以及最终和解团圆的宽慰与喜悦。这种“由对立到互助的共同体形成过程”的情感体验，是潜移默化且深刻有力的。它让“民族团结一家亲”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一种可感可知、可共鸣可企及的情感状态与关系模式。学界的相关研究也指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是一种具体的民族心理认同，而且表现在日常生活中，是一种价值认同，也是社会政治实践、文艺实践等方面的统一，更是凝聚了千百年来中国社会现状、实际需要、认同情感等多种因素的统一。”《祭瑶娘》的观演过程恰恰构建了一个共享的情感场域，在这个场域中，个体的情感被引导、汇聚，最终指向对舞台上所展现的和谐“家园共同体”的认同。这种通过情感共鸣达成的认同，远比单纯的说理更为深刻和持久。舞台演出创造了一个独特的观演空间，这个空间本身可以视为一个临时的“情感共同体”。当观众坐在剧场中，共同观看《瑶娘》的故事时，他们虽然身份各异，但他们的情感被舞台上的悲欢离合所牵引，共同经历着紧张、焦虑、释然、感动等情绪波动。剧中反复咏唱的“壮瑶同居一家亲”等唱词，以及象征性家园空间的舞台呈现，为观众提供了一个共同的情感投射对象。观众在剧场中的集体反应，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共处同一时空、共享同一情感”的体验。这种观演互动，使得《祭瑶娘》所建构的家园想象，从一个舞台上的虚构空间，延伸到了现实的剧场空间之中，它让“民族团结一家亲”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一种可感可知、可共鸣可企及的情感状态与关系模式。这为通过文艺形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一种极具操作性和感染力的路径。

（三）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文艺作品与当代话语的互构联结

壮剧《祭瑶娘》聚焦于“民族团结一家亲”的时代话语，将壮瑶两族的历史事件、民族情感、文化记忆等要素融为一种地方性的文艺实践。它以具有“方言性”的北路壮剧和“壮族祭瑶娘”民俗活动作为编码和重构的基础，通过将族群传统、瘟疫叙事、仪式符号等戏剧情景的展演，为文化记忆赋予了“现时性”和“在场性”。正如扬·阿斯曼所言，文化记忆通过仪式性的展演和符号性的固化，将过去与现在联结起来，为一个群体提供身份认同的根基。《祭瑶娘》的舞台呈现，正是这样一种文化记忆的当代激活。它让观众在剧场中“经历”了一段被重构的祖先历史，从而在情感上与这段历史、与剧中人物的命运产生认同。

该剧表明，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只有各民族团结一心、互帮互助才能够应对突如其来的灾难和威胁。而不同民族在手工技艺、服饰器物、对歌舞蹈、农业种植等生存技能及审美活动的互通整合，不仅促进了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观念互动，也推动了民族地区的文化传承与经济发展，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凝聚了“共生互补”的价值理念，形塑了“美美与共”的文化记忆。壮剧《祭瑶娘》既是北路壮剧的具体表演戏目，又涵盖着壮瑶两族和谐共融的集体叙事。它所承载的民族文化记忆，不仅关涉着“共同体”的身份认知与历史实践，还超越了族群、历史和时空的界限，进而形成了活态、稳定且深远的文化认同。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它作为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纽带。进而言之，壮剧《祭瑶娘》以方言化、民族化和艺术化的形式，讲述了“民族团结一家亲”的故事，通过地方性的审美艺术实践，构筑着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符合当下“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文化工作要求。

四、结语

壮剧《祭瑶娘》从广西田林县具体的民俗活动中生发，经由剧作家黄志元富有洞察力的捕捉与三个版本的艺术锤炼，成功地将一个地方性的文化叙事转化为一部具有深刻当代意义的舞台作品。通过对该剧文本的深入分析可见，其文化生产过程是一个融合了民间自发与官方引导、地方知识与公共价值、传统形式与现代表达的动态系统。该剧通过展演社会戏剧的完整过程，即从婚姻规训导致的裂隙，到瘟疫降临引发的危机，再到瑶医救助实现的补救，直至最终祭文唱词完成的社会整合，完成了一次精彩的情感与观念动员。

这部剧目的创作与实践表明，深入民间、激活传统记忆，并通过戏剧艺术进行情感化、具体化的转译与重构，是文艺作品有效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可行路径。它让宏大的共同体叙事在舞台上变得可知可感，让观众在情感共鸣中自然生发出对团结、和谐、互助的共同体价值的认同。《祭瑶娘》不仅是一部成功的民族戏剧，也为我们在新时代思考如何利用丰富多彩的民族民间文艺资源，生动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启示。它将“祭瑶娘”这一习俗中所蕴含的跨族群互动及其所涵摄的民族交融要素，从潜在的、需要被解读的文化记忆，转化为显性的、具有强烈感染力的舞台展演，使其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注脚。而民俗活动自身所呈现的展演性、舞蹈性、故事性、民俗性等戏剧特质，被民间壮剧团和官方文艺部门所吸收、借鉴，并衍生出众多文艺文本，这一过程本身，也构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代社会中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成功范例。对《祭瑶娘》这一案例的剖析表明，尊重文化多样性、鼓励基于本土的创造性转化，是促进各民族文化交流、增进相互理解、最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条富有生命力且效果深远的路径。未来的民族文艺创作，可继续沿此方向，在“深植时代”的同时“扎根本土”，创作出更多彰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凝聚中国力量的精品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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