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当前我国城市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失能老人医养照护需求激增，传统医养分离模式难以满足连续性服务需要。“五床联动”作为医养结合创新模式，整合五类床位资源，构建全周期照护闭环，成为应对养老难题的重要探索。北京市石景山区幸福颐养护理院的实践具有典型代表性，但运行中仍存在权责不清、信息不通、标准不一、保障不足等问题。现有研究对单一机构微观困境分析不足，本文以该护理院为个案，剖析“五床联动”服务困境并提出优化路径，为城市医养结合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1 绪论

1.1研究背景

1.1.1 人口老龄化与医养结合政策演进

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持续加快，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口的照护需求日益凸显，医养融合已成为破解城市养老服务难题、回应老年人多元化健康养老需求的核心方向。

从北京市的老龄化现状来看，截至2024年底，全市60岁及以上常住人口已达514万人，占常住人口总数的23.5%，老年人口规模首次突破500万大关，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预计“十六五”初期将进入重度老龄化社会。与此同时，老年人群体中的失能群体规模也较为庞大，结合相关统计数据测算，全市失能老人约有41.63万人，对医养结合服务的需求尤为迫切。

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完善养老服务体系，《北京市养老服务条例》将于2026年7月正式施行，该条例明确提出推行“养办医、医办养”双轨发展模式，支持养老机构内设医疗机构、医疗机构转型增设养老床位，让老年人实现“看病、照护一步到位”。

在此政策导向下，城市型医养机构作为医养融合的核心载体，其发展迎来了新的机遇，而“五床联动”（养老机构床位、家庭养老床位、家庭病床、医疗床位、安宁疗护床位）模式作为实现全周期医养服务的重要探索，逐渐成为城市医养机构发展的重要方向。北京市石景山区作为老龄化程度较高的城区，其医养机构实践具有典型性。

1.1.2 “五床联动”模式的提出与实践

“五床联动”可以理解为一种打通了养老与医疗资源壁垒的整合性服务模式。它的核心逻辑，是把原本分散在不同场景下的五张“床”——面向居家老人的家庭养老床位、机构养老的养老机构床位，以及医疗体系内的家庭病床、医疗机构的普通医疗床位、专门服务生命末期患者的安宁疗护床位——串联成一个连续的服务闭环。

在这个模式下，老人的健康状态不再是“分段管理”。当一位住在家庭养老床位上的老人健康状况出现波动时，可以通过联动机制，在家庭病床阶段就获得上门医疗干预；如果需要进一步治疗，可以顺畅转入医疗床位；病情稳定后再转回养老床位或家庭养老床位；到了生命终末期，也可以转入安宁疗护床位接受舒缓照护。

这一模式的系统性探索，最早在上海静安区起步。静安区作为老龄化程度较高的中心城区，长期面临“养老院隔壁就是医院，但老人转院还得重新排队”的现实困境。2020年前后，静安区在推进医养结合的过程中，发现单纯靠签约合作、绿色通道等方式，仍难以解决资源割裂的问题。经过在部分街道和养老机构的试点，逐步形成了“五床联动”的雏形，后被总结为一项具有操作性的医改创新举措。

1.2研究意义

1.2.1 理论意义

结合当前国内“五床联动”模式的研究现状来看，现有成果多以区域整体试点为研究对象，对单一城市型医养机构的个案研究相对薄弱。

本研究以北京市石景山区幸福颐养护理院为具体案例，聚焦城市型医养机构“五床联动”模式的实际运行场景，深入剖析其服务困境及深层成因，既能丰富城市型医养机构“五床联动”模式的研究成果，填补单一机构个案研究的空白，也能进一步完善医养融合模式的本土化研究体系，为国内同类城市型医养机构开展“五床联动”实践。

1.2.2 实践意义

前文已明确北京市石景山区幸福颐养护理院作为当地医养结合示范机构，对其“五床联动”模式的实践探索具有较强代表性，而其面临的服务困境，也是当前城市型医养机构普遍存在的共性问题。

本研究立足该机构的实际运营现状，为北京市其他城区乃至全国城市型医养机构推广“五床联动”模式、提供具体的实践借鉴。

1.3 核心概念界定

1.3.1 五床联动

静安区首创“五床联动”居家和社区照护服务模式，即在家庭养老床位、养老机构床位、家庭病床、医疗病床（区内一级、二级医院的治疗病床）和安宁疗护病床（临终关怀病床）“五床”之间建立服务转介、信息互通、资源共享，让老人在居家和社区养老中真正实现老有所医、老有所养。

五床联动”模式是静安区在医养结合领域的创新探索，以满足老年人全生命周期的健康和照护需求为核心目标。

1.3.2 医养结合

医养结合是在老龄化程度逐渐加深的情况下，提出的一种适应老龄人口健康需求的概念。

医养结合的服务模式是在重新审视养老服务内容之间的关系之后，将老年人健康与医疗服务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主要服务群体为老年人。医养结合服务模式本质上是医疗康养与养老的结合，既包括传统的生活护理服务、精神心理服务、老年文化服务，更重要的是包括医疗康复保健服务。具体有医疗保险服务、健康咨询服务、健康检查服务、疾病诊治和护理服务、大病康复服务以及临终关怀服务等

1.3.3 北京幸福颐养护理院

北京幸福颐养护理院是指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依法同时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与养老机构备案的双重资质，以“医养结合”为核心模式，主要面向失能、半失能、术后康复及安宁疗护等重症老年群体，提供集医疗护理、康复促进、生活照料与安宁疗护于一体的专业化康养服务机构。

综上，北京幸福颐养护理院位于石景山区，是一家具备医疗机构执业许可和养老机构备案双重资质的专业机构。它主打“医养结合”模式，主要面向失能、半失能以及需要术后康复和安宁疗护的重症老年群体，提供从医疗护理到生活照料的综合服务。其核心优势在于实现了“小病不离院、大病有绿通、慢病有管理”，切实减轻了家庭的经济负担。

2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2.1 国内外研究现状

2.1.1 医养结合模式研究

顾佳裕和陆方基于扎根理论研究指出，医养结合强调为老年群体提供全生命周期式、多维度的连续性服务，既包含疾病治疗、康复训练、健康评估等医疗功能，也涵盖生活照料、情感慰藉、社会支持等养老功能。吕晗研究以及归纳养老机构医养结合的常见模式和实施途径，分析介助老人和介护老人的养老需求，基于老人生理和心理特点、老人医疗和康护需求进行分析，建立医养结合型养护院适应性设计策略。

冯香艳提出医养结合模式应通过在养老机构中设立医疗设施，或者与周边医疗机构建立紧密合作关系，提供综合性的医疗和养老服务，同时引入先进技术提高效率。

综上可知，国内学者围绕医养结合模式展开多维度研究，其视角涵盖概念内涵、运行机制、养老建筑设计策略、发展优势以及智慧化辅助对医养结合空间的赋能作用等多个层面，普遍认同应依托相关建设与优化路径，为老年群体打造舒适、健康且安全的现代化养老服务体系。

2.1.2 “五床联动”专题研究

“五床联动”作为近年来医养结合领域的一项创新探索，目前专题研究成果尚不丰富，相关文献多集中在地方实践经验的总结与政策倡导层面。从现有资料来看，上海与青岛两地的探索最具代表性，初步形成了两种差异化的实践路径。

上海静安区是“五床联动”模式的发源地。其核心做法是由区卫健委与民政局牵头，将原本分属不同部门管理的家庭养老床位、养老机构床位、家庭病床、医疗病床和安宁疗护病床纳入统一调度，以老年人为中心建立服务转介与信息互通机制。从现有报道看，静安区的探索重点在于解决老年人在不同照护场景间“转得出、接得住”的问题，但实践过程中也暴露出部门协同成本高、基层机构承接能力不足等现实挑战。

青岛的探索则呈现出不同的路径特征。依托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建设，青岛尝试将三级公立医院的医疗资源直接下沉至医养结合机构，实现医疗床位与养老床位的院内转换。例如，青岛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开办愈安医养院，将医疗床位与养老床位统筹布局，老年人在病情急性期可直接转入医疗床位接受治疗，病情稳定后再转回养老床位，减少了跨机构转介的环节。这一模式的优势在于借助三级医院的专业能力保障医疗服务质量，但同时也面临机构运营成本高、普惠性不足等问题。

国际上，意大利都灵理工大学曾从系统性设计视角对“五床联动”类服务模式开展研究。相关成果指出，此类整合型照护模式的关键在于打破机构间的信息壁垒与专业边界，构建以老年人为中心的连续服务网络，而非简单地将床位资源进行物理叠加。

总体而言，现有专题研究仍以政策描述和个案经验总结为主，对“五床联动”在实际运行中的深层困境——如主体权责冲突、信息壁垒的具体表现、支付机制的结构性缺陷等——缺乏系统的学理分析与实证考察，尤其是基于单一机构深度访谈的定性研究较为薄弱，难以为模式优化提供充分的理论支撑。

2.1.3研究述评

结合上述文献可知，目前关于“五床联动”的专题研究还处在比较初期的阶段，整体上是实践走在理论前面，政策描述和案例经验总结居多。上海静安和青岛两地的探索构成了目前最主要的经验来源——静安侧重于跨部门协同和信息平台建设，试图解决老年人在不同照护场景之间“转得出、接得住”的问题；青岛则依托三级医院资源下沉，通过医疗床位与养老床位的院内统筹，减少跨机构转介的环节。两地路径不同，但都体现了整合照护理念在具体场景中的落地尝试。此外，都灵理工大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系统性的分析视角，强调服务流程、多专业协作和信息交互界面对整合型照护模式落地的影响，对国内实践有一定的方法论参照意义。

但现有研究也存在几个比较明显的短板。一是内容上，多数研究停留在政策梳理和成效呈现层面，对“五床联动”实际运行中的深层问题——比如多主体之间的权责边界到底怎么划、跨部门信息壁垒具体卡在哪个环节、支付机制有哪些结构性缺口——缺乏系统的学理分析。二是视角上，现有成果多从区域整体或宏观政策切入，对单一城市型医养机构这种微观主体的个案考察很少，“五床联动”在具体机构层面的运行逻辑、调适机制和现实张力，还没有被充分打开。

基于此，本研究选取北京市石景山区幸福颐养护理院作为个案，聚焦城市型医养机构“五床联动”模式的实践图景与服务困境，尝试从微观行动者的视角切入，分析制度设计、资源配置和运行机制等多重因素如何交织作用，为“五床联动”模式的优化提供更具解释力的学理支撑和实践参照。

2.2 理论基础

2.2.1 协同治理理论

协同治理是指政府与企业、社会组织、公众等多元主体在平等协商、共享信息、共同决策、协同实施和共同评估的全过程中，围绕公共价值目标进行合作的治理模式。它强调多元主体参与、协同过程、目标一致三大要素。

协同治理是一种多元主体参与的公共治理模式，其核心要义在于打破单一主体主导的治理格局，推动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公众等不同主体，围绕共同的公共价值目标开展深度合作。这种合作贯穿治理全过程，涵盖平等协商、信息共享、共同决策、协同实施与共同评估等关键环节，各主体在合作中地位平等、权责互补，形成相互支撑、协同发力的治理合力。

2.2.2 整合照护理论

世界卫生组织将整合照护定义为：管理和提供卫生服务时，使人们在整个生命过程中，根据他们的需要，通过保健系统内的不同级别和地点的照护，获得连续的健康促进、疾病预防、诊断、治疗、疾病管理、康复和姑息治疗服务。

该理论框架强调以人为中心并发挥家庭和社区的力量，在医疗服务提供方、政府部门等社会各界的支持下为居民提供整合照护。所有人都有平等机会获得满足其生命历程需要的高质量卫生服务，这种服务在整个护理过程中得到协调，并且是全面的、有效的、及时的、高效的、可接受的；所有的护理人员都是积极的，有技能的，并且在一个支持性的环境中工作。

2.2.3 制度主义视角

制度主义作为政治学、公共管理学领域的核心理论视角之一，其核心要义在于强调制度是影响社会治理与公共服务运行的关键变量，认为公共行为与服务成效并非单纯由个体理性或资源投入决定，而是嵌入在特定的制度框架、规则体系与历史惯性之中，制度通过界定行为边界、规范主体关系、分配资源利益，深刻塑造着公共服务的供给模式与落地成效。

从制度主义的核心逻辑出发，北京市石景山区幸福颐养护理院“五床联动”模式的服务成效，深度受制于制度设计、执行偏差与路径依赖三大核心维度，三者相互交织、层层传导，共同决定了医养联动服务的落地质量与可持续性，也是基于制度主义视角解读该模式服务困境、优化服务路径的核心切入点。

3 幸福颐养护理院“五床联动”模式实践图景

3.1机构概况

北京幸福颐养护理院坐落于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渠北路6号，毗邻首都医科大学附属朝阳医院（西院区），是目前北京市规模较大的老年护理医院，同时也是石景山区医养结合实践中的代表性民办机构，兼具“二星级养老机构”与“医保定点机构”双重资质，有效填补了区域内“养老院不能治病、医院不能养老”的服务空白。在资源配备方面，该机构建筑面积达24000㎡，共设置床位550张，其中医疗床位300张、养老床位80张，配备专业医疗专家团队，其300张医疗床位常年处于满员状态，凸显了区域内对专业医养服务的迫切需求。从服务对象来看，该院主要聚焦于失能半失能老人、安宁疗护对象、术后康复患者，尤其侧重重症失能老人的照护，其中气切患者占比超过1/3，这些老人大多是从三甲医院转来的重症患者，对医疗护理的专业性要求较高，也成为该院“五床联动”模式重点服务的群体。

3.2 “五床联动”运行机制

结合自身双重资质与服务对象特点，幸福颐养护理院构建了贴合实际、可操作性强的“五床联动”运行机制，核心围绕以下三大环节展开，真正实现了“小病不离院、大病有绿通、慢病有管理”的服务目标，有效破解了失能老人医养照护的痛点难点问题。

3.2.1 床位动态切换机制

该院打破传统医养床位分离的壁垒，实现养老床位与医疗床位依据老人健康状况的灵活转换，核心采用“老人不动、服务动”的后台系统操作模式，避免了老人因病情变化在养老区与医疗区之间来回搬动，既减轻了老人的身体负担，也提升了服务响应效率。具体而言，当入住老人病情加重时，后台系统可直接将其养老床位切换为医疗床位，医疗团队第一时间介入开展诊疗护理；当老人病情好转、进入康复期后，再将医疗床位切换为养老床位，重点提供生活照料与康复护理服务，实现诊疗、康复、养老的无缝衔接，这一模式也契合了国家关于医疗资源富余的医疗机构开展养老服务的相关政策要求。

3.2.2 服务转介路径

该院构建了“机构内转介+机构外联动”的双向转介体系，确保不同健康状况的老人能够获得精准适配的服务。机构内转介主要依托院内医疗区与养老区的布局优势，实现床位与服务的快速切换，无需老人更换居住房间，仅通过服务团队的动态调整，即可满足老人不同阶段的照护需求；机构外联动则重点搭建与周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三甲医院的绿色通道，当老人出现重症需进一步诊疗时，可通过绿色通道快速转诊至三甲医院，待病情稳定后再转回该院进行康复护理；同时，也可对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居家老人提供家庭病床、上门护理等延伸服务，构建起“机构—社区—居家”一体化的医养服务网络，这与上海静安区“五床联动”的全链条转介理念相一致，但更贴合民办机构的服务特点。

3.2.3 医保支持机制

作为医保定点机构，该院严格按照二级医院标准执行医保报销政策，同时对重症老人实行报销比例倾斜，将常用药、康复项目等纳入医保支付范围，有效减轻了老人及其家属的经济负担，这也落实了国家关于将符合条件的养老机构内设医疗卫生机构纳入医保定点管理、加大保险支持力度的相关政策要求。据该院负责人介绍，以脑梗康复患者为例，在三甲医院进行康复治疗每月自费约8000元，而在该院接受同等标准的康复护理服务，每月自费仅需2000多元，费用降幅达75%左右；对于部分重症老人，每月自费金额较三甲医院可降低60%以上，切实解决了失能老人“看病贵、照护难”的问题，也让更多失能老人能够负担得起专业的医养服务，进一步提升了服务的可及性与普惠性。

4 服务困境的深度剖析

4.1 制度层面困境

4.1.1 主体权责边界模糊

当前“五床联动”服务体系中，医疗主体（区域医疗中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养老主体（养老机构、居家养老服务组织）的责权利关系缺乏明确且可落地的界定标准。在实际运营中，二者常出现职能交叉与责任推诿现象，例如老年人从医疗病床转入养老机构床位时，后续康复护理的责任归属、服务衔接的具体职责划分不清晰，导致出现服务断层。

4.1.2 跨部门协同障碍

“五床联动”的有效推进依赖民政、卫健两大核心部门的协同发力，但目前二者仍存在明显的“医”“养”数据壁垒与政策衔接不畅问题。民政部门掌握的老年人养老服务需求、养老床位使用等信息，与卫健部门的老年人健康档案、医疗诊疗记录等数据未能实现有效互通，导致服务供给与需求匹配度不足。

4.2资源层面困境

4.2.1 床位资源结构性矛盾突出

床位资源的供给与需求失衡是制约“五床联动”发展的关键瓶颈，核心表现为结构性矛盾而非总量不足。一方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住院床位普遍紧张，多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床位数量有限，难以满足老年人康复期、稳定期的住院护理需求，导致部分老年人康复期无法及时从三级医院转出，占用优质医疗床位资源，形成“医疗床位挤、社区床位缺”的局面。另一方面，床位服务供给与老年人实际需求存在错配，高端医养结合床位价格偏高，超出普通老年群体的支付能力，而普惠型床位的服务质量与功能又难以满足失能、半失能老年人的专业化护理需求，导致资源浪费与需求得不到满足的双重问题。

4.2.2 人力资源瓶颈尚未突破

“五床联动”服务的落地离不开专业卫生服务人才与护理人员的支撑，但目前人力资源短缺问题仍较为突出。在卫生服务人才方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全科医生、康复治疗师等专业人才数量不足，且专业能力参差不齐，难以提供高质量的康复护理、健康管理等服务，制约了社区层面“五床联动”的服务水平。在护理人员方面，尽管近年来护理员的待遇与社会认可度有所改善，但整体仍处于偏低水平，多数护理员工作强度大、薪酬待遇有限，导致护理服务质量难以提升，同时人员流失率居高不下，尤其是基层养老机构与社区护理岗位，人员短缺问题更为突出，直接影响服务的连续性与稳定性。

4.3运行层面困境

4.3.1 信息共享机制不健全

信息互通是实现“五床联动”服务闭环的核心，但目前跨机构、跨部门的信息共享机制仍不完善。老年人的健康档案、诊疗记录、护理记录等信息多分散在不同机构，缺乏统一的信息共享平台，导致老年人在不同床位之间转换时，健康信息无法及时、准确流转，医护人员难以快速掌握老年人的健康状况，不仅影响服务效率，还可能带来医疗安全隐患。此外，部分地区虽搭建了信息平台，但存在功能不完善、数据更新不及时、各机构系统不兼容等问题，未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信息互通，信息壁垒依然存在。

4.3.2 服务质量标准缺失

“五床联动”服务涵盖医疗、康复、养老、安宁疗护等多个领域，但目前尚未形成统一、规范的服务质量标准体系。不同机构、不同地区的服务流程、服务内容、服务规范差异较大，例如康复护理的操作标准、养老照料的服务流程、安宁疗护的服务规范等缺乏明确界定，导致服务质量参差不齐。同时，针对“五床联动”服务的质量监管体系也不完善，监管主体不明确、监管流程不规范、监管手段单一，多以事后检查为主，缺乏常态化、全过程的监管机制，难以有效保障服务质量，影响老年人的服务体验与权益。

5 优化路径与对策建议

5.1 制度优化

5.1.1 厘清服务主体权责边界

针对“五床联动”中医疗与养老主体权责模糊、推诿扯皮的突出问题，需以政策文件为支撑，牵头制定并印发医养服务主体权责清单，明确区域医疗中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养老机构、居家养老服务组织等各类参与主体的核心职责、服务范围与权利义务，重点细化老年人在不同床位之间转换时的服务衔接责任、医疗风险承担主体及纠纷处置流程，从源头破解服务断层、责任悬空等难题。

5.1.2 强化跨部门协同

借鉴青岛“五床联动”实践中部门协同的成熟经验，推动民政部门与卫生健康部门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建立常态化协同工作专班，定期召开工作推进会。进一步扩大协同范围，将医保、财政、市场监管等相关部门纳入“五床联动”协同体系，明确各部门核心职责，构建“卫生健康部门管医疗服务、民政部门管养老服务、医保部门管支付保障、财政部门管资金支持、市场监管部门管质量监管”的分工明确、协同高效的监管与推进机制，及时协调解决政策衔接不畅、资源调配不合理等实际问题，简化基层执行流程，提升整体推进效率。

5.2资源整合

5.2.1 拓展床位资源

聚焦床位资源结构性矛盾破解，一方面，积极鼓励三级公立医院将养老床位与医疗床位统筹规划、集中布局，实现院内医疗床位与养老床位的直接转换，既缓解三级医院医疗床位紧张压力，又为老年人提供“医疗+养老”一体化服务，破解“康复期转院难、养老机构缺医疗”的困境。另一方面，推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转型提质，优化床位资源配置，重点增加康复护理、安宁疗护类床位数量，推动医疗资源下沉，提高床位资源整体利用效率。

5.2.2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以破解人力资源瓶颈为核心，全面落实国家及地方养老服务人才行动计划，构建“培养、引进、激励、保障”一体化的人才队伍建设体系。加大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医生、康复治疗师等专业卫生人才的培养与引进力度，建立与三级医院的人才双向交流、进修培训机制，提升基层卫生服务人才的专业素养。针对护理人员短缺、流失率高的问题，完善护理人员薪酬保障体系，将薪酬与专业技能等级、工作年限、服务质量挂钩，畅通职业晋升渠道，提升护理员的薪酬待遇和社会认同感。

5.3机制创新

5.3.1 搭建统一信息平台

由政府牵头，整合民政、卫生健康、医保等部门的相关数据资源，搭建跨机构、跨部门的“五床联动”统一信息共享平台，彻底打破“医”“养”数据壁垒。将老年人的健康档案、诊疗记录、护理记录、养老服务需求、床位使用情况、医保报销信息等核心数据纳入平台统一管理，实现数据实时更新、互联互通、一键查询，确保老年人在不同床位之间转换时，健康信息能够及时、准确流转，提升服务效率和安全性。同时，优化平台操作界面，简化操作流程，开展基层工作人员专项培训，推动信息平台真正落地见效。

5.3.2 完善服务转介机制

依托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建设，制定并完善“五床联动”上下转介规范，明确不同类型床位之间的转介条件、流程、责任主体与时限要求，细化转介过程中的服务衔接内容，确保转介服务有序顺畅，避免出现转介不畅、服务断层等问题。针对行动不便的失能、半失能老年人，推行“老年人不动、服务人员联动”的便捷服务模式，统筹调配医疗、护理、养老服务人员，上门提供诊疗、康复训练、生活照料等一体化服务，减少老年人奔波，提升服务便捷性和体验感。

5.4质量保障

5.4.1统一服务标准规范

针对“五床联动”服务质量标准缺失、水平参差不齐的问题，联合卫生健康、民政等部门，健全统一、规范的“五床联动”服务标准体系，重点明确服务准入标准、设施建设标准、运营管理标准、服务操作标准和安全管理标准，细化各环节服务内容和要求，确保不同地区、不同机构的服务质量保持统一规范。同时，建立健全服务质量反馈机制，畅通反馈渠道，鼓励老年人、家属及社会公众对服务质量进行监督和反馈，对反馈的问题建立台账、限期整改、跟踪问效，持续提升服务质量，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

5.4.2 强化质量监管

整合民政、卫生健康、市场监管等部门的监管资源，建立“五床联动”跨部门协同监管机制，明确各部门监管职责、重点和流程，形成监管合力，对服务全过程、各环节进行全面监管。引入第三方专业评估机构，定期对服务质量、机构运营情况、政策落实效果等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估，评估结果与机构补贴发放、评优评先、资质审核等直接挂钩，发挥第三方评估的监督导向作用，推动服务机构持续提升服务质量。

6结论与展望

本研究以北京市石景山区幸福颐养护理院为个案，探讨城市型医养机构 “五床联动” 模式的实践困境与优化路径。研究表明，该模式有效构建了全周期医养照护闭环，但仍存在权责模糊、信息不畅、标准不一、支付不足等结构性问题。本研究为城市医养结合高质量发展提供实践参考，未来可通过跨案例比较、量化研究与长护险衔接研究，持续完善 “五床联动” 理论与实践体系，助力老年友好型社会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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