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自1994年中国正式与互联网实现链接，社会逐渐由现实空间延伸发展出新的社会空间——网络空间（与刘少杰等人所论述的“网络空间”不同，本文所述的“网络空间”不包括线下被网络化的空间，仅指线上的互联网空间）。其深刻体现了传统社会空间与当代信息网络空间交互作用下所产生的多元文化模式与社会结构变迁，内在蕴含着丰富的人文情感与文化深层次含义。

尤其是随着Web1.0向Web3.0的不断演进，互联网技术经历了持续的革新与进步。诸如虚拟现实、AI算法、元宇宙等新兴技术，不仅极大地丰富了互联网的应用场景，也促使社交平台朝着更多元化与复杂化的方向演进。

1 技术革新带来的社交空间变化

尤其是在互联网技术的加持下，网络社交空间在空间使用、交往连接、平台选择等方面正愈发展现出难以察觉的矛盾特性。

1.1 共存、碎片：平台摇摆下的网络社交空间

随着屏幕切换技术和信息传输技术的更迭发展，个体“使用多个社交媒体平台并定期在这些平台之间轮换的行为”即平台摇摆行为，实现了更大维度的升级，不仅能更轻松、迅速地穿梭于两个或多个交流界面之间，享受来回切换的“快感”，还可借助“小窗”“后台”“分屏”等功能让自身同一时间置身于多个社交平台，比如借助“小窗”在网络会议中与微信好友闲聊、借助“分屏”边聊天边刷短视频、使用“后台播放”完成平台功能的持续利用等。现今的网络社交空间愈发呈现出一种空间“共存化”的特征。

但这种空间的共存性也变相导致了使用的碎片化。个体在同一时间段内对交往空间的使用，不再像现实交往那样表现为整体性的“沉浸”与持续在场，而是在屏幕与场景的频繁切换中变得分散而碎片。此时，个体在网络空间中“在场”与“缺席”的状态切换更为频繁且难以察觉，逐渐形成一种新型的社会存在形式——“间断性在场”。

1.2 丰富、轻盈：时间加速下的网络社交空间

在技术和社会变化的联结加速下，当今“社会里的每件事件，都在无情地压缩一切人类活动领域中的时间”，个体停留和体验每个事件的时间不断被压缩、切割。浅尝辄止的“碎片化体验”正逐渐成为社会个体的生活常态。比如：个体可能前一刻还沉浸在一则悲伤新闻的哀伤情绪中，下一刻却已被一段搞笑视频逗得开怀大笑；前一分钟还在与亲密友人畅叙衷肠，后一分钟便需投入到严肃的工作会议之中。此外，个体还能够凭借高速的信息传输技术与平台摇摆行为同时与多人建立并维持实时的交流互动，在短时间内获取多重交往体验。

然而，这种提高个体在可支配时间内的体验量的“碎片化体验”，也导致了连接上的“过载”。现今，越来越多的个体因“过载”而出现“社交反连接”的行为。如在年轻群体中，“轻社交”理念广受推崇——即更为强调关系连接的“轻盈化”，更加重视和追求关系管理的松弛感。个体越来越渴望在社交关系中能够保持足够的弹性，随时根据自身需求抽离，而非被束缚于需要大量时间与精力去维护的情感枷锁之中。

1.3 多元、浅层：复媒体环境下的网络社交空间

现今的网络社交空间，正处于一个各类社交平台不断涌现的复媒体环境。个体在此可以根据需求选择性地利用媒体之间的差异来表达情感和管理人际关系，实现社交体验的广泛拓展。如：个体在微信、QQ等熟人社交平台上可以与亲朋好友进行深度交流，维系紧密的私人关系；在探探、陌陌等陌生人社交平台上，则有机会与未曾谋面的陌生人建立联系，拓宽社交圈子；在微博等公众舆论影响力较大的平台上，可以与不同背景的人群就公共议题展开交流；而在豆瓣等群组属性强的平台上，则能与志趣相投的社群成员深入讨论共同的兴趣爱好。

可以说，当前的网络空间从横向上为个体创造了极为多元的社交选项，使他们的社交体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增强。但从纵向角度而言，社交的多元化反倒使得个体的社交趋向浅层化与脆弱化。当个体在同时使用多个社交媒体平台互动之时，由于信息更新迅速、交流对象复杂，个体的注意力极易被分散，难以对某个话题或某段关系进行深入的思考和交流，也就难以触及更为深度的社交体验，形成更为稳定的社交关系。

1.4 精准、窄化：算法推荐下的网络社交空间

网络空间中，个体间的社交可以跳脱出传统交往的模式，无需“具体在场”，只需通过实时与双向的沟通交流便可创造对话。这意味着个体能够以一种更开放、大胆的姿态介入到网络社交中。不过，这也给个体带来了一个全新的社交问题，即如何在网络社交中选择、确定交往对象，以保证交流过程的顺利进行与社交体验的提升。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算法推荐系统在社交领域的广泛普及与渗透，网络空间逐渐出现了一套用于筛选社交对象的个性化推荐机制。比如在抖音、小红书、Soul等社交平台，个体可以依靠“推荐”功能中的算法匹配技术，较大程度地降低搜寻成本并高效地识别、接触到与自己“心仪”的匹配对象。

但长期借助算法之手来寻找交流对象，也加重了个体在网络人际交往上的惰性与交际圈子的窄化。许多个体会过度依赖算法的推荐，以此节省挑选对象的时间、提高交往成功的概率，而不愿意同传统交往一样主动寻找对象，并在不断磨合和探索中发展双方的交往关系。

2 空间变化带来的交往模式与关系新变

当个体在这样复杂的网络空间进行社交活动时，人际交往也难免受到空间特性的影响。现如今，网络社交空间的诸多矛盾变化，也带来了个体间交往关系和交往模式的转变。

2.1 强弱关系结构逆转：边缘关系的功能化

1973年，马克·格兰诺维特首次提出“强弱关系”的概念范畴，将关系亲密、互动频繁、信任度高的关系定义为“强关系”，如家人、亲密朋友；而将关系远、互动少的关系定义为“弱关系”，如点头之交、同事。

正如人们所说，“血浓于水，地缘情深”。在传统的现实空间里，囿于宗族、地域等社会属性的约束，以血缘、地缘为根基的强关系在个体的人际关系圈中占据不可撼动的核心地位，是维系社会秩序与人际情感的重要纽带，而以学缘、业缘、趣缘等为根基的弱关系则被归置于边缘地位，虽存在却未受到充分重视。但在瞬息万变的网络空间中，多元社交平台和丰富社交体验交织而成的“互联网环境延伸了这种传统社会学意义上的强弱关系”，逐渐呈现出弱关系更多样化更易建构、强弱关系结构发生颠覆性逆转（强关系为主转向弱关系为主）等趋向。

尤其是当下各类社交平台对涉及消费、兴趣、知识等维度的弱关系网要素不断深度挖掘与开发，进一步推动了弱关系在网络人际关系圈中走向主导地位。以学缘、业缘、趣缘、财缘等为根基的弱关系也正逐渐摆脱传统空间僵化的关系格局，重新得以激活与利用。例如：陌生社交平台通过AI算法推荐、地理位置挖掘等方式搜索个体“可能认识的人”“感兴趣的人”，深度挖掘个体潜在的人际关系；电商平台通过“种草”“搜索推送”等方式，让个体接触陌生博主或有共同需求的特定群体，激活个体以消费为导向的关系圈；兴趣社群平台精准捕捉个体的特殊爱好（如虚拟偶像、电子宠物、网络玄学等），推动个体结识更多的“兴趣圈友”，触发更多以共同志趣为连接的关系；而一些在线学习平台的学习社区，则通过讲授课程、讨论区交流等功能化方式，鼓励学员与讲师、其他学员之间形成以知识分享为基础的临时性关系。

在此意义下，个体于网络空间所构建的人际关系网与社会互动逻辑，正因弱关系的不断发展与多变而经历重塑。

2.2 社交降级：社交关系的精简化

网络空间超越时空限制、连接便捷的特性，使得在网络社交中保持“持续在线”和“关系在场”逐渐成为社会对个体的普遍“期待”。久而久之，这种过度联结与高强度互动逐渐让个体产生“社交倦怠”。个体越来越追求有效社交、精简社交。朋友圈盛行“点赞之交”、区分“生活号与工作号”等行为正是这一转变的典型体现。同时，这种精简社交理念也催生了多种新型的社交方式。

比如“搭子社交”。个体在网络中更倾向于寻找志趣相投或有话可说的“搭子”作为交往对象，与他们畅聊共同的话题，如吐槽倾诉、游戏组队、“摸鱼”闲聊等。在固定时间和事件内，大家可以是无话不谈的朋友，但一旦目标事件达成，双方的关系也就失去了维持的动力，大家又回归到各自的生活状态中。以“吐槽搭子”为例，当个体在现实生活中急需一个宣泄出口时，他们会在网络上迅速与自己有着相似境遇或观点的人组成“吐槽搭子”。在特定时间段内，双方围绕着共同的话题尽情倾诉、相互共鸣。然而，一旦吐槽完毕，情绪得以释放，这段关系便如同完成任务一般自然地结束，双方无需再承担额外的情感责任。这种社交模式满足了个体在特定情境下的即时情感需求，同时也避免了长期关系中可能出现的矛盾与冲突。

此外，还有越来越多的个体也开始追求一种更为理性和独立的“零糖社交”，即“在社交中保持一定距离和独立性，不想过度依赖他人提供情绪价值的社交方式”。他们主张能更好地掌控自己的情感和生活节奏，而不被传统社交中的“情感维系”“面子思维”等约束。

这些“精简社交”的背后，反映出当代社会个体在网络社交关系认知上的深刻转变。他们企图以一种更加主动和探索性的姿态去寻找真正与自己契合的社交对象，期望在有限的时间和精力内获得更有价值的社交体验。同时，他们也正在选择一种折中的方式，在渴望连接与惧怕强连接之间寻找平衡，缓解自身对“一边继续渴望与他人产生连接，另一边又惧怕亲密关系带来的强连接的负担与压力”的矛盾心理。

2.3 “熟悉的陌生人”：陌生关系的亲密化

在网络空间中，即便是现实生活中毫无交集的陌生人，也可以借助各类平台建立联系，并且随着线上交流频次的增加与互动的深化，这种基于虚拟场景建立的关系甚至能够发展出与现实情境相近的亲密关系。如：不仅青年群体可以通过陌生社交APP与现实中素未谋面的陌生人建立恋爱关系、借助找“搭子”快速与对方搭建起友谊纽带，甚至银发群体也能通过社交平台与陌生人建立“电子忘年交”，突破年龄代沟形成新型代际关系。

除此之外，当下的社会个体也能够在虚拟网络中重塑亲缘边界，与陌生人建立起一种超越血缘的“新亲缘”纽带。例如，在部分以父母形象自塑的网络博主账号评论区，个体会毫不忌讳地将此类无亲缘关联的陌生博主称作“爸妈”，且粉丝群体间互称“姐妹”“兄弟”，彼此共同上演“网络认亲”的戏码，建立起了一种超越“以血缘凝结亲缘”的亲情关系。以抖音博主“@和女儿分享日常”为例：该账号中的一对中年夫妇采用“第一视角”的拍摄手法与网友展开互动，话题小到日常生活分享、大到人生发展规划，使众多网友沉浸式体验到了父母的无条件宠爱与亲情召唤。他们会将屏幕对面的个体亲昵地叫作“电子儿子/女儿”，而众多网友也会欣然地将其称作“电子爸妈”。

陌生关系的亲密化还体现在网络日常表达的亲昵化上。比如个体在社交平台上与对方互动时，常以“家人们”“亲”“哥/姐”等亲昵称呼作为对话的起始语，甚至还会用“宝”“宝贝”这一类更私密的称谓来称呼对方。他们企图通过使用亲属或恋人的称谓，将普通关系甚至陌生关系的他人纳入自己的亲密关系网之中，以此营造亲近感，快速缩短社交距离。

这种网络空间陌生关系的亲密化趋向，深刻体现出当代个体对于亲密关系模式的反思与重构。相较于传统交往，个体在网络人际交往中逐渐突破了传统社会关系中“血缘纽带、地缘联结、亲缘固化”的构建模式，将亲密关系的建构重心转向主体性情感体验的深度探索，更注重自身在情感关系中的感知与感受。这本质上是对现代性社会原子化趋势的积极回应，也是对数字时代新型情感联结形态的创造性建构。

2.4 “虚拟—现实”跨空间：虚拟关系的现实化

网络社交建立起来的虚拟关系并非囿于网络空间中，而是随着交往频次的增加与情感信任的累积，经历从网络空间向现实空间的动态延伸过程，最终在现实世界中实现实质性的互动转化。例如：网络聊天转为现实“面基”。

在网络交往初期，个体会通过多种数字符号与对方构建情感联结。当双方的数字亲密关系逐渐突破媒介限制并达到特定程度时，交往的个体会自动开启“空间解码”机制，还会对数字符号进行具身化解读（例如将网络语言风格转化为现实沟通策略、将虚拟空间中的角色定位映射为现实社交身份等），将网络空间中形成的身份认同、情感模式与行为规范，转化为现实空间中的互动脚本。而当实现虚拟向现实的跨空间交往时，个体之间并非简单复现传统现实交往的既定模式，而是会基于数字交往的经验积累，对现实交往情境进行创新性重塑。比如“网络面基”场景中，个体既会延续网络空间中的角色特质（如延续线上昵称的称谓习惯、维系持续关注对方情绪反应的“读屏”习惯），又会创造性地发展出线下特有的互动仪式（如设计专属见面暗号），形成“数字—现实”的独特混合互动模式。

这种跨空间的交往逻辑时常出现在各类网络关系之中，像常见的网恋、网聊等，通常会随着聊天频次的增加、内容的深入而转为在现实空间的实质性互动，并建立起现实亲密关系。甚至在“网络认亲”中也存在此种交往逻辑：在评论区、粉丝群等线上平台互动达到一定亲密程度时、部分粉丝会主动拜访这些“电子爸妈”，进入家中与其进行家人般的交谈与互动，甚至建立起超乎血缘的亲人关系。

这种跨空间的网络交往模式，揭示了当今数字时代社会关系的生成逻辑：从符号化联结到具身化实践——从虚拟空间到混合现实——最终形成具有数字基因的新型社会交往形态。

3 空间变化带来的社交体验与行动异化

除交往关系受到影响之外，个体的网络交往体验和行动也随着空间的变化逐渐出现异化。这主要体现在“社交体验丰富但经验匮乏”和“交往的不自主”上。

3.1 丰富体验下的社交“经验”匮乏

在一个多世纪以前，本雅明曾就“体验”与“经验”进行了区分。他认为“体验”是与外部世界接触时所经历的直接、生动的感知和感受，是片段的；而“经验”则是在“体验”基础上更深层的感知，跟我们的认同和生命历程联系在一起，会触动或是改变我们。即“体验依赖于外在记忆，经验则倚重主体自身的内在记忆”。

在选择丰富的网络社交空间中，个体可以通过体验“陌生人社交”“组搭子”等，与不同群体开展不同的社交联系，获得更多样化的社交“体验”。但另一方面，这种丰富的社交体验也带来了一个弊端，即社交“经验”的匮乏。首先，是社交技能的退化。当今在丰富社交和自我个体化生活的矛盾下，个体形成了一种新型社交方式——“极力扩大自身的浅层社交，但不断精简自己的深层社交”，导致个体的浅层社交活动泛滥但深层社交联结稀缺。这种失衡会引发个体深层社交能力的退化，导致个体在面对一些需要深度交流和情感投入的场景时，会局促不安、难以适应，甚至出现行为拘谨、言语失措等不良反应。

其次，是情感体验的空洞。这些极具丰富性的网络社交体验“所提供的刺激和快乐体验是缺失节奏、缺乏锚定点的”，个体在社交过程中获得的信息往往是浅尝辄止的，而愉悦体验也是短暂而离散的。在来回切换屏幕或频繁更换交往场景之中，个体的情感体验更是不连续或者转瞬即逝的。在这样的网络人际交往中，与人相处的“每一个点状快乐都被迅速遗忘，都处在不断翻篇的进程中”，离散的快乐和体验无法被整合为内在连贯和统一的叙事，也就难以形成更稳固的、更深层的社交感知即“经验”。甚至离开网络回归现实时，这些愉悦的交往体验更是随着“断网”而消失不见，个体又重新回归“孤独”的状态。在这样的情形下，个体逐渐呈现出一种“空心人”的状态，即尽管表面经历了各种意想不到的社交体验，但其内心深处却仍旧感受到一种难以名状的空虚感。

3.2 “算法操纵”下的不自主交往

“服务的另一方面意味着操控”，算法在现今的网络人际交往中已不仅是交往的中介者和服务者，还跃升至了关系的建构者和操作者。正如斯科特·拉什在《后霸权时代的权力》中指出：“在一个媒介无处不在的社会，权力越来越存在于算法之中”。如今的算法推荐技术，早已在网络人际交往中形成了一种控制性的权力，它可以基于大数据模型和个人历史踪迹，对个体实施无处不在的行为引导和潜在的操纵，如匹配交往对象、引导交往行动、操纵交往结果、调动交往情绪等。例如，当前热门的“盲盒社交”模式。平台就利用语音盲盒、文字盲盒等算法机制，随机将个体与陌生人匹配。参与者只能在不完全了解对方身份或背景且获知信息有限的情况下进行初步交流，只有随着互动深入才能逐步“解锁”对方信息。这一过程中，无论是对象匹配还是步骤发展，都是算法在操纵与推进。个体就在这种模式中不断被“动员”，被裹入算法精心构建的交往“茧房”。

此外，交往的不自主还体现在技术的“反向驯化”上。当个体在使用和操作算法程序时，会“不自觉地去适应和匹配社交媒介的技术规定，将其变成个体理解网络交往和关系的自觉默认”。此时，个体的思维、行动会逐渐被算法的逻辑规则“操控”，产生一种不自主、不自觉的“被动”交往。例如：个体在驯化“算法”来帮助自己找到合适的交往对象时，也会受到“算法”规则限制与潜在偏见的影响。因为算法推荐往往是基于特定假设和历史数据来设计、运行程序，并根据“投喂”的大数据和复杂计算得出的结果来提供匹配建议。这一机制可能会导致某些群体或个体在匹配过程中被不公平地边缘化或忽视，比如因年龄门槛、外貌标准而被剔除在外等。面对这样的情形，部分个体为了改善自身网络社交处境，可能会故意“迎合”算法的逻辑与偏好，在对象匹配中上传虚假的信息、投入虚假的情感、营造虚假的“人设”等，以在网络社交中获取更多的交往机会，提升自己的交往“地位”。在此意义上，算法反而“驯化”了个体的交往思维与行动。

4结语

从传统的现实空间迈向更为复杂、多变的网络空间，社会个体的交往关系与行动模式经历了全方位、深层次的变革。这一变革并非简单的场景迁移，而是引发了社会关系结构、功能及个体思维、行动逻辑的重大调整，呈现出了诸多如强弱关系结构逆转、陌生关系拟亲缘化、社交丰富但经验匮乏、浅层与深层社交失衡、算法权力持续升高等值得深入探讨的新特征。这些特征既展现出了社交空间变化下社会关系的活力与韧性，也暴露出了网络空间情感异化、信任危机、技术伦理等深层问题，是技术驱动与人文演进共同作用的结果。

未来研究需要结合更多网络现象和跨学科知识对这些网络人际交往新特征进行更详细的观察与研究，也需进一步探索网络空间发展与人际关系建构的平衡之道，既要关注空间转型如何重塑关系形态，也要审视关系变迁如何反作用于空间发展，以实现网络空间中个体自由与社会秩序的“共生共荣”。

参考文献：

1. [1] 张果.网络空间论[D].华中科技大学,2013.
2. [2] Tandoc E C L, Chen M L. Platform-swinging in a poly-social-media context: How and why users navigate multiple social media platforms[J].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2019,24(01):21-35.
3. [3] 刘少杰.网络社会的结构变迁与演化趋势[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
4. [4] Madianou M, Miller D. Polymedia: Towards a new theory of digital media in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2013,16(02):169-187.
5. [5] 黄少华.论网络空间的人际交往[J].社会科学研究,2002(04):93-97.
6. [6] Granovetter M.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J].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73(78):1360-1380.
7. [7] 喻国明,朱烊枢,张曼琦,等.网络交往中的弱关系研究:控制模式与路径效能——以陌生人社交APP的考察与探究为例[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9,40(09):141-146.
8. [8] 王敏芝.媒介化时代“云交往”的场景重构与伦理新困[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43(09):13-23.
9. [9] 王昕迪,胡鹏辉.搭子社交:当代社会青年新型社交趋势与形成逻辑[J].中国青年研究,2023(08):90-95+119.
10. [10] 李明芮.从餐桌到社交,中国年轻人追求“零糖式”生活[EB/OL].(2024-06-20)[2026-01-26].https://www.chinanews.com.cn/sh/2024/06-20/10237443.shtml.
11. [11] 涂涵钰.陌生人社交平台中的青年群体亲密关系研究[D].西南大學,2024.
12. [12] 童清艳,夏文锴.媒介化与亲缘关系:青年“断亲”议题的传播主题研究[J].新闻与写作,2024(11):98-106.
13. [13] 云出岫.从现实断亲到电子认亲:电子父母如何弥合代际的伤痕[EB/OL].(2024-03-05)[2026-01-26].https://mp.weixin.qq.com/s/vnzBDtMS-ihlOeVPVzEX1w.
14. [14] 宗昊,陈友华.“情境化断联”:青年“断亲”的媒介实践[J].传媒观察,2024(05):101-111.
15. [15] （德）哈尔特穆特·罗萨.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M].郑作彧,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16. [16] 解为瀚.“搭子”社交:社会加速批判理论视野下的交往异化[J].探索与争鸣,2024(04):158-164+180.
17. [17] 王光耀.抑郁性快乐与算法时代的精神生活[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24,61(02):137-146.
18. [18] Lash S. Power after hegemony: Cultural studies in mutation?[J].Theory culture & society,2007,24(03):55-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