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亚太教育创新
Innovations in Asia-Pacific Education
- 主办单位:未來中國國際出版集團有限公司
- ISSN:3079-3661(P)
- ISSN:3079-9503(O)
- 期刊分类:教育科学
- 出版周期:月刊
- 投稿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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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时代大学生孤独感生成机制与干预策略
Formation Mechanisms and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of Loneliness among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Digital Age
引言
随着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与深度普及,大学生作为“数字原住民”,其日均社交媒体接触时长已显著超越其他年龄层,成为数字社交的核心参与群体(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26)。这种技术渗透不仅重构了青年群体的社交形态,更深刻影响着其认知架构与情感机制。具体而言,作为“数字原住民”,大学生群体,其信息获取、社会交往与自我呈现行为高度依赖短视频、社交平台、即时通讯工具所构成的数字生态,线上连接由此成为日常生活的核心组成部分。这种高频次、浅层化、符号化的数字社交模式在提升互动便捷性的同时,亦衍生出新型心理困境——数字化孤独。区别于传统孤独感所指向的社会关系缺失或社交需求未获满足的本质特征,数字化孤独呈现出线上热闹与线下疏离并存、虚拟连接密集与深度情感匮乏共存的特殊性表征,并伴随自我认同碎片化、信息茧房效应强化及现实社交退缩等衍生症状。有研究表明,数字化孤独已成为威胁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阻碍人格健全发展及削弱社会适应功能的重要风险因素,亟需学界给予系统性关注与理论化阐释。
数字化孤独是技术环境、社交行为、心理认知、教育引导、家庭支持与社会生态共同作用的复合型问题,而非单一维度的情绪障碍,一方面,数字化孤独会直接引发社交焦虑、错失焦虑、睡眠障碍、情绪低落等次生问题(柳慧萍等,2023),另一方面其还会持续削弱大学生的现实社交能力、自我认同水平与社会适应能力,阻碍其健全人格的形成与社会化发展由此可见,数字化孤独已成为新时代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必须直面的核心课题(王爽,2025)。
既有研究多聚焦孤独感的整体测量、影响因素与传统干预方式的有效性验证,然而其针对数字情境下孤独感的技术诱因的探索、多维生成逻辑与系统化应对路径的探讨与建构仍显不足。基于此,本研究首先对数字化孤独、数字茧房与大学生数字化孤独进行核心概念界定,继而以社会临场感、认知失调、归属需求、技术异化为多元理论支撑,从个体、技术、校园、家庭、社会五个维度解构数字化孤独的形成机制,最终构建“个体—高校—家庭—社会”四位一体干预体系。本研究拓展数字心理健康研究的理论边界,丰富数字化孤独的概念体系与解释框架,为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家庭情感支持与社会数字生态治理提供循证依据与操作化指引,助力大学生建立健康平衡的数字生活方式。
1 核心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1.1 核心概念界定
1.1.1 数字化孤独
数字化孤独是指个体在长期、高频依赖数字媒介开展社交、娱乐、信息获取等活动的过程中,因情感传递扁平化、现实社交缺失、自我认知异化、信息茧房束缚、社会支持不足等因素,所产生的持续性孤独、空虚、疏离与无意义感。其核心特征为:线上连接密集、线下情感匮乏;虚拟社交熟练、现实社交退缩;虚拟身份与现实自我严重割裂;在算法推送的封闭信息环境中陷入认知窄化与社交孤立。与传统孤独感相比,数字化孤独具有显著的技术依赖性、场景特定性与群体集中性,在大学生等青年群体中表现尤为突出(刘瑀钒,2024)。
1.1.2 数字茧房
数字茧房是由平台算法推荐机制驱动形成的认知与社交闭环。平台通过“协同过滤”“兴趣画像”等技术,持续向用户推送与其偏好高度一致的信息与社交内容,长期下来导致个体认知视野窄化、价值观念单一、社交圈层固化。数字茧房不仅限制大学生的多元思考与批判性思维能力,还会进一步切断异质化社交联结,是加剧数字化孤独的关键技术诱因(王爽,2025)。
1.1.3 大学生数字化孤独
专指全日制本科大学生在数字社交场景中产生的孤独心理状态,典型表现包括:过度依赖点赞、评论、转发等即时反馈获得价值感,缺乏深度情感交流;沉迷于虚拟人设的塑造与表演,刻意回避现实社交;因算法束缚陷入信息闭塞与社交孤立;代际数字沟通不畅导致家庭支持功能弱化;在“永远在线”的数字压力下产生情感疲惫与心理疏离。
1.2 理论基础
1.2.1 社会临场感理论
社会临场感理论认为,社会临场感即他人在互动中的真实感与亲密感的心理知觉强度决定了在人际交往中情感共鸣的质量高度(Short et al.,1976)。面对面互动情境中的眼神接触、面部微表情、肢体姿态、语调韵律等非语言符号系统构成了情感传递的多模态通道,能够显著提升情感传递的真实性与深度,促成高质量情感联结。然而,数字媒介交互却以文字符号、静态表情包、碎片化语音及短视频等形式为主要传播载体,这种媒介特性从根本上压缩了非语言线索的传输带宽,大幅削弱了社会临场感,导致情感传递扁平化、符号化,交流停留在信息交换层面,难以形成稳定、深刻的情感纽带,最终引发孤独感。
1.2.2认知失调理论
认知失调理论指出当个体同时持有相互矛盾的认知要素、态度倾向或行为表现时,将产生心理紧张状态与不适体验,进而驱动个体通过认知重构或行为调整以恢复心理稳态(Festinger,1957)。在数字化社交情境中,大学生群体通过选择性自我呈现策略,精心筛选与修饰生活片段,在社交媒体中建构理想化虚拟人设——其特征表现为生活美学的精致化、人格特质的完美化与情绪表达的积极化。然而这种虚拟与现实的显著落差,会引发持续的心理失调。为缓解失调迫使个体采取双重路径以缓解心理张力:其一,个体进一步美化虚拟形象、逃避现实,其二,个体因虚拟互动反馈不佳产生自我否定,但无论何种路径,均将导致现实社会联结的进一步弱化、自我认同整合性的持续瓦解,最终加剧数字化孤独体验与自我认同危机的深度交织。
1.2.3归属需求理论
马斯洛的归属需求理论强调,归属与爱是人类的基本心理需求,个体需要稳定、真诚、深度的社会支持来获得安全感与归属感(Maslow,1954)。大学生正处于自我认同与亲密关系建立的关键阶段,对情感联结的需求尤为强烈。然而,数字社交多为弱连接关系,此类关系具有互动情境的临时性、情感投入的表面化及交往动机的功利化等结构性特征,无法替代现实社交、家庭情感支持系统及亲密友谊所带来的稳定归属感与存在性安全。当核心归属需求无法得到满足时,孤独感便会持续产生与强化。
1.2.4 技术异化理论
技术异化理论揭示了技术由“服务于人”异化为“控制于人”的内在风险。在商业逻辑驱动下,社交媒体平台以最大化占用用户时长、获取用户数据为目标,通过无限刷新、红点提示、沉浸式播放、即时反馈奖励等机制设计,将大学生的社交行为异化为可量化、可交易的数据资本。大学生逐渐从社交的主体,沦为平台的“数据劳工”,陷入“技术依赖—现实社交退化—孤独感加剧—更依赖数字社交”的恶性循环,丧失社交自主性与情感主体性(刘瑀钒,2024)。
2 大学生数字化孤独的多维成因解析
2.1 个体层面:数字行为失序与自我认知偏差
2.1.1 社交媒体过度使用与行为依赖
大学生群体因前额叶皮层神经发育尚未完全成熟,自控能力尚在完善之中,在面对短视频、社交平台、网络游戏等强刺激数字内容,极易诱发过度使用行为与病理性互联网使用倾向。而各种网络平台通过多巴胺激励机制(点赞、关注、互动奖励)制造即时快感,使个体形成习惯性沉浸,进而挤占现实学习、运动、社交与休息的时间,促使其长期处于“永远在线”的状态,最终引发多维度心理功能损伤:情绪耗竭、注意力涣散、现实感知弱化,进而加剧孤独与疏离(皮陆杨、李霞,2023)。
2.1.2 虚拟身份异化与自我认同割裂
社交媒体通过“滤镜文化”诱导大学生进行“选择性自我呈现”,塑造与现实差距较大的虚拟形象。这种双重身份状态容易引发自我认同混乱:个体一方面沉迷于虚拟世界美好形象的认可与赞美,另一方面又因现实与虚拟的巨大落差而产生自我效能感挫败、存在性焦虑与自我怀疑。为缓解此种认知失调带来的心理张力,个体往往采取现实社交回避的防御性策略,陷入孤独闭环。同时,社交媒体所营造的完美生活展示景观,持续激活上行社会比较机制,会持续降低自我价值感,强化负面情绪与孤独体验(郭丰波等,2025)。
2.1.3现实社交能力弱化与社交回避
长期依赖数字媒介交往,将导致大学生面对面互动所需的核心社交能力发生功能性退化,具体而言表现为情感线索感知敏锐度的下降、语言表达流畅性的受损、非语言符号解读能力的弱化。个体当进入现实社交场景时,易出现紧张、不适、不知所措等应激反应,进而产生稳定的社交回避倾向。这种“数字社交熟练、现实社交笨拙”的失衡状态,会形成稳定的负向循环:社交回避导致孤独加剧,孤独加剧又进一步推动个体退回虚拟世界,最终固化数字化孤独状态(王爽,2025)。
2.2 技术层面:算法操控与数字茧房束缚
2.2.1 算法推荐制造信息与社交茧房
各种主流社交平台以用户行为数据为基础构建精准兴趣画像,并经过协同过滤算法持续推送同质化内容与同质化社交关系。如果个体长期处于这种环境中,其认知视野不断窄化,价值观念趋于单一,异质化信息接触大幅减少。除此之外,信息茧房的危害还会延伸至认知发展与社会交往的双重领域:一方面,其会限制知识结构与思维能力发展,另一方面,其切断了跨群体、跨文化、跨思想价值的深度交流可能,固化社交圈层,切断跨群体、跨视角的深度交流,使个体在封闭的数字环境中愈发孤独(刘瑀钒,2024)。
2.2.2 情感传递扁平化与深度交流缺失
数字社交高度依赖符号化媒介,剥离了现实交往中的情感温度与身体在场感。碎片化、快餐化、仪式化的互动,取代了慢节奏、高情感、高投入的深度对话。大学生看似好友数量众多、互动频繁,却极少有能够倾诉内心、彼此支撑的深度关系,陷入典型的“群体性孤独”——身处连接之中,却倍感孤独;身处热闹之中,却内心空虚(Short et al.,1976)。
2.2.3 平台设计诱导过度沉浸与情感消耗
在流量至上的商业逻辑下,社交平台普遍采用成瘾性设计,包括无限滚动信息流、强提醒机制、短视频沉浸式播放、随机奖励机制等,最大限度占用用户时间与注意力。这些设计弱化了用户的自主选择能力,使个体被动接受信息、被动参与互动,情感需求被系统性忽视。大学生在持续沉浸中逐渐丧失情感感知力与社交主动性,成为技术与资本支配下的被动参与者,孤独感被不断放大(王爽,2025)。
2.3 校园层面:教育引导不足与现实社交场景缺失
2.3.1 .数字素养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脱节
多数高校的心理健康教育仍以传统心理问题(焦虑、抑郁、人际冲突、学业压力等)为核心,缺乏针对数字化孤独、算法焦虑、社交媒体依赖、虚拟自我异化等新型问题的专项教育内容。同时,数字素养教育多侧重于软件操作、信息检索、网络安全等技能层面,忽视数字伦理、数字社交边界、算法批判性认知、情绪自我调节等人文与心理层面的培养,难以帮助大学生建立健康的数字生活理念。
2.3.2线下高质量社交场景供给不足
数字技术全面渗透校园生活,线上课程、线上打卡、线上会议、线上社团活动日益普及,客观上压缩了线下交往空间。高校传统社交场所如图书馆交流区、活动室、社团阵地、校园公共空间等,缺乏鼓励深度交流的场景设计与活动引导,利用率偏低。大学生缺少稳定、安全、轻松的线下深度社交平台,只能转向虚拟空间寻求情感补偿,进一步强化数字化孤独。
2.3.3 主动干预与支持体系不完善
高校心理健康服务多以被动咨询为主,缺乏对数字化孤独的前置筛查、早期识别、主动干预与长效跟踪机制。辅导员、专业课教师对学生的数字社交行为与心理状态关注度不足,难以及时发现早期孤独信号。校园层面缺少系统化、常态化、低成本的干预活动设计,朋辈支持、班级支持、教师支持未能形成合力,难以有效缓解学生的数字化孤独问题。
2.4 家庭层面:代际数字鸿沟与情感支持弱化
2.4.1代际数字鸿沟导致沟通错位
大学生作为“数字原住民”,成长于数字环境之中,社交方式、信息获取习惯、情感表达方式高度数字化;而家长多属于“数字移民”,对新兴社交平台、网络文化、青年交往逻辑理解有限,双方在沟通符号、互动节奏、价值观念上存在明显差异。代际数字鸿沟直接降低亲子沟通效率,情感传递受阻,大学生难以从家庭中获得充分理解与情感支持。
2.4.2 家庭情感支持功能未能有效发挥
部分家长对大学生的数字生活、虚拟社交、心理需求缺乏了解与关注,亲子沟通多集中于学业成绩、生活费用、日常琐事,缺少深度情感交流。当大学生因数字社交陷入孤独、焦虑、自我怀疑时,家庭无法提供及时、有效的倾听、理解与疏导,导致负面情绪持续累积。家庭支持系统的功能性弱化,使大学生更容易转向虚拟社群寻求代偿性归属感,进一步加剧数字化孤独(王跃生,2011)。
2.5 社会层面:数字生态失衡与协同支持不足
2.5.1 社会数字环境缺乏人文关怀导向
当前数字社会整体偏向技术效率与商业价值,对青年心理健康的保护性关注不足。平台企业社会责任落实不到位,青少年保护机制、防沉迷机制、心理健康友好设计仍有较大完善空间。社会舆论对过度数字沉浸、虚拟社交异化、青年孤独问题的反思与引导不足,未能形成理性、健康、平衡的数字生活共识(世界卫生组织,2023)。
2.5.2 校社协同干预机制不健全
数字化孤独的破解需要高校、家庭、社区、企业、媒体协同发力,但现实中各方力量分散、联动不足。社区缺少面向大学生的线下社交平台、志愿服务平台与代际融合平台;科技企业未充分参与青年心理健康教育;媒体对健康数字生活的引导力度有限。多方协同机制的缺失,导致干预力量碎片化,难以形成覆盖大学生成长全场景的支持网络。
3 大学生数字化孤独的多维干预建议
基于上述成因分析,本文构建“个体—高校—家庭—社会”四位一体的系统化干预建议体系。
3.1 个体层面:主动自我调适,重构数字与现实的平衡
作为心理干预的主体,大学生应从行为、认知、社交三个维度主动调整,以达到回归现实生活,建立现实人际强联系的目的。
大学生主体应规范使用手机、平板、电脑这一类电子产品,参与线上联系的行为,理性使用电子产品,参与线上活动。首先应设定清晰的社交媒体使用边界,固定每日使用时长与时段,避免无目的刷屏与夜间使用,例如,减少使用微博、抖音等提供大量碎片化信息,占用线下交际时间的软件,并自我控制手机使用总时长不多于5个小时等。其次每月开展“数字断舍离”实践,选择固定时段暂时关闭社交平台,放下手机等电子产品专注于学习、运动、阅读、逛公园,与朋友线下深度畅聊等现实活动,同时主动筛选高质量数字社交,减少碎片化、无意义互动,将注意力转向有价值、有温度的交往。
大学生应主动修正自我认知,认清现实中的自我,从而主动减小虚拟与现实差距。大学生主体应理性认识社交媒体的“表演性”,减少对线上虚拟人设与线上点赞好评等虚拟反馈的过度依赖。从而停止不切实际的上行社会比较,接纳现实自我的不完美,将自我价值感建立在现实努力、能力提升与品格成长之上,用现实实践重塑真实的自我。更重要的是大学生主体要定期反思线上数字社交对情绪与生活的影响,敏锐觉察线上数字社交给自我心理成长与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并及时调整消极负面状态。
大学生要注重现实社交,主动与他人构建线下强联系。大学生主体要增强与他人线下的交流实践活动,例如,积极参与班级活动、社团实践、志愿服务、体育锻炼等线下活动,增加面对面交流机会,并主动与同学、朋友开展深度对话,分享真实感受与困惑,建立稳定、信任、双向支持的亲密关系。大学生主体要摆脱心理孤岛,数字孤独感强烈的状态就要从小规模、低压力的社交场景开始,逐步提升现实社交能力与自信,克服社交回避倾向。
3.2 高校层面:强化教育赋能,构建校园防控体系
高校把数字化孤独干预纳入心理健康教育与人才培养体系,系统化推进教育引导、场景建设与支持服务的核心场域,更要为大学生数字孤独感的心理干预活动提供帮助。高校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开展相关活动。
高校可以通过完善相关课程体系,推动数字素养技能与心理教育的深度融合。首先开设“数字素养与心理健康”通识课程或专题讲座,内容覆盖算法认知、数字社交边界、孤独感调适、情绪管理、自我认同建设等,实现全覆盖教育。其次开展算法透明化引导活动,帮助学生理解推荐机制、识别信息茧房,提升批判性数字思维。只有高校将健康数字生活理念融入思政教育、通识教育与班级主题班会之中,形成常态化教育氛围,才能为大学生走出数字孤独感的困扰提供优良平台(全国学生心理健康工作咨询委员会,2025)。
高校可以致力于打造线下社交场景,为大学生进行线下深度交流提供舒适的场所以及必要的现实条件。具体来说高校可以通过建设校园“无网空间”“无手机交流区”,在图书馆、学生活动中心、食堂等场所设置书信角、阅读角、桌游区、交流座椅,鼓励学生放下设备、面对面互动,同时常态化开展线下团体活动,如主题茶话会、明信片漂流、读书会、手工坊、户外实践等,为学生提供低压力、高温度的深度社交平台;激活班级与社团功能,强化集体归属感,减少个体孤独感。
高校要健全支持机制政策,建立全校全员协同育人局面。高校必须建立数字化孤独早期识别与关怀机制,鼓励辅导员、班主任、专业课教师主动关注学生心理状态,及时提供关心与支持。同时优化心理健康中心服务,增设数字化孤独、社交媒体依赖相关咨询方向,构建朋辈心理支持体系,培训朋辈辅导员,组建互助小组,为有需要的学生提供专业疏导及专业的心理干预。
3.3 家庭层面:弥合代际鸿沟,强化情感支持功能
家庭是大学生最稳定的社会支持来源,改善亲子沟通、缩小数字鸿沟、强化情感陪伴,是缓解数字化孤独的重要支撑。
以代际互相教学的方式,在增强家庭内部交流联系的同时,也让家长学会电子产品的使用,从而减少家庭内部代际的数字鸿沟。大学生主动向家长普及数字工具使用方法,帮助家长融入数字生活,减少沟通障碍;家长主动了解青年网络文化、社交习惯与心理特点,尊重青年的数字生活方式,避免简单否定与指责;例如,共同观看视频、分享生活片段、线上互动等,在互动中拉近情感距离(张颖,2021)。
通过提升亲子间的沟通时间、沟通质量以及拓展沟通内容,从而增强亲子间的亲密关系,提升家庭层面对大学生心理情感支持的质量。固定高质量亲子沟通时间,多倾听、少评判,关注情绪与感受,而非仅聚焦学业、事业等,更要尊重大学生的独立人格与情感需求,给予理解、包容与鼓励,营造安全、温暖的家庭氛围。
3.4 社会层面:多方协同发力,共建健康数字生态
破解大学生数字化孤独是一项全方位的系统工程,需要政府、社区、企业协同参与,共同营造有利于青年心理健康的数字环境与社会氛围。
政府层面可以通过完善相应政策引导与监管的方式,为助力大学生走出数字孤独提供政策的助力与保障。出台面向青年群体的数字保护相关政策,强化平台企业主体责任,规范算法推荐、防沉迷机制、青少年模式等设计。同时更要加大对青年心理健康服务的投入,支持高校、社区开展数字化孤独预防与干预项目,推动数字伦理教育普及,提升全社会对技术异化、青年孤独问题的重视程度(世界卫生组织,2023)。
社区层面可以搭建学校社区联动与代际交流融合的平台,为助力大学生走出数字孤独感提供现实实践平台。社区可以面向大学生开设青年活动中心、志愿服务项目、文体活动、读书会等,为大学生提供有趣且充足的线下社交渠道。为减弱青年主体与中老年主体之间的数字鸿沟,社区可以定时开展代际共融活动,例如,组织大学生与老年群体开展技能互换、合作实践等活动,在丰富大学生的社会心理支持网络的同时,增强中老年群体的成就感与自我满意度,形成青年与中老年群体均具有良好状态的良性氛围。
企业层面更要履行社会责任,优化线上平台的文化氛围。相关社交平台企业可以通过优化青少年模式与防沉迷设计,增加使用时长提醒、深度社交引导、情绪友好功能等,为青年尤其是大学生群体提供一个良好的网络环境。企业可以高校合作开展数字素养公益活动,普及数字伦理、理性社交、心理健康知识,履行社会教育责任。
4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系统解析了大学生数字化孤独的成因与干预路径,但仍存在一定局限。第一,研究以理论推演与文献分析为主,缺乏大样本实证数据支撑,对数字化孤独的量化特征、群体差异与动态变化规律的揭示不足。第二,未对不同社交平台、算法类型与孤独感的关联机制开展细分探讨,技术层面的作用路径有待进一步验证。第三,干预策略以宏观框架为主,针对不同专业、年级、孤独程度大学生的精准化、差异化干预方案尚未细化。
未来研究可从四方面推进:一是开展跨地区、大样本追踪调查,运用量化与质性结合方法,明确数字化孤独的发生率、影响因子与作用机制。二是聚焦算法机制、平台设计与用户行为的交互效应,揭示数字茧房加剧孤独感的微观路径。三是开发可操作、可评估、可推广的数字化孤独干预工具与课程体系,开展实证干预研究,检验干预效果。四是推动校、家、社、企多方协同实证研究,构建全链条、常态化的青年数字心理健康防护网络,为新时代大学生健康成长提供更科学、更精准的支持。
5结论
数字化孤独是数字时代大学生面临的典型心理问题,由个体行为偏差、技术算法操控、校园教育不足、家庭支持弱化与社会生态失衡共同驱动形成。其核心表现为线上社交频繁与线下情感疏离并存、虚拟人设与现实自我割裂、信息茧房导致认知窄化与社交孤立。社会临场感缺失、认知失调、归属需求未满足与技术异化是其深层理论逻辑。
破解大学生数字化孤独不能依赖单一主体,必须实施系统化、协同化干预。个体应主动平衡数字使用与现实社交,修正自我认知、强化线下交往;高校应融合数字素养与心理健康教育,再造线下社交场景、完善支持体系;家庭应弥合代际数字鸿沟,提升情感支持质量;社会应强化政策监管、平台责任与舆论引导,共建健康数字生态。本研究构建的多维干预体系,可为缓解大学生数字化孤独、促进青年心理健康与全面发展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路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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