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打开任何一个外卖平台的界面，首先映入眼帘的往往不是食物的品质，而是“30分钟送达”的倒计时；浏览电商平台，算法不断推送着“限时秒杀”和“今日特惠”；使用短视频应用，自动连播的内容流让人几乎没有停顿的间隙。在这些日常体验背后，隐藏着一个被普遍接受却鲜少被追问的前提：“更快”、“更省”、“更准”就是“更好”。效率，似乎已经成为数字平台不言自明的最高价值。

但这种观念从何而来？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看，这背后隐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时间的根本态度：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利润。当资本将一切社会活动纳入自己的运转轨道，它首先要做的便是为这些活动建立一套以效率为核心的衡量标准。在资本逻辑下运作的数字平台中，这套标准通过技术设计被植入每一个交互环节，将劳动者、消费者乃至普通用户都裹挟进一场永不停歇的加速竞赛。效率崇拜并非技术发展的必然产物，而是资本逻辑在数字时代的集中表达。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效率拜物教现象在数字时代继续延续：服务于资本增殖的交换价值，正在不断僭越真正满足人的需要的使用价值。

数字平台语境下对效率的价值预设的批判，其目的并非否定效率本身，而是追问：在效率之外，数字平台的技术设计是否还能容纳对安全、公平、尊严的考量？当“更快”成为唯一的标准时，我们是否正在失去提问“更好”的能力？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传统在数字时代需要回答的时代之问。

1 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矛盾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资本逻辑的批判之所以在今天仍具解释力，就在于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最根本的驱动力：不是满足人的需要（使用价值），而是实现价值的增殖（交换价值）。以数字平台为依托的平台经济将这一逻辑推向极致，其背后驱动的并非人的福祉的增进，而是资本周转速度的提升、交易频次的增加、剩余价值的榨取。当效率被确立为技术设计的最高准则时，它实际上扮演的是交换价值的尺度，而非使用价值的尺度。

理解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矛盾，是剖析数字平台中效率价值预设的前提。效率的价值预设问题只有在马克思关于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理论框架中，才能得到真正深刻的回答。

1.1资本主义生产追求交换价值而非使用价值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开篇就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商品本身包含着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两个因素。商品首先是一个能够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物，这种物的有用性使商品成为使用价值。但马克思敏锐地指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商品交换关系的明显特点，正在于抽去商品的使用价值。在商品交换关系中，只要比例适当，一种使用价值就和其他任何一种使用价值完全相等。”作为使用价值，商品有着质的差别；但作为交换价值，商品只有量的差别，它不再关心商品具体是什么和有什么用，只关心它能换多少。

这一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根本特征：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人的具体需要（使用价值），而是为了实现价值的增殖（交换价值）。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中进一步说明，“使用价值究竟是怎样变为商品的呢？是怎样变为交换价值的承担者的呢？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虽然在商品中直接结合在一起，同样它们又是直接分开的。交换价值不仅不是由使用价值决定，而且正好相反，商品之所以成为商品，实现为交换价值，只是因为它的所有者不把它当作使用价值来对待。”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只有当产品能够带来交换价值、能够实现价值增殖时，它才被生产出来。使用价值被降格为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仅仅充当着价值增殖过程的媒介。

这一矛盾在资本逻辑运作下的数字平台中也有所体现，平台所提供的各种服务，其使用价值本应是满足人的具体需要，但当这些服务被纳入平台资本的运作轨道时，它们首先被抽象为可交易的交换价值。营销类的指标成为平台最核心的追求，而服务本身是否真正满足了人的需要、是否带来了更好的生活体验，反而退居次要位置。

1.2 效率成为资本周转速度的指标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效率从来不是一个中性的技术概念，而是资本增殖的内在要求。马克思在分析资本循环和周转时指出，资本的增殖不仅依赖于生产过程对剩余价值的榨取，还依赖于资本在流通过程中完成形态变换的速度。资本的周转时间越短，同一笔资本在一定时期内能够带来的剩余价值就越多。因此，资本内在地要求缩短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提高资本的运动效率。

马克思在对机器大工业的分析中已经看到，机器体系的引入表面上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但实质上是资本为了缩短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延长剩余劳动时间而采取的手段。机器的效率并不服务于减轻工人的劳动负担，而是服务于资本增殖。这种效率的逻辑，从一开始就与人的福祉之间存在天然的矛盾。

马克思对机器体系的批判在此获得了新的现实意义：在资本逻辑下，当技术设计将效率作为最高甚至唯一的价值标准时，它实际上是在用资本增殖的尺度取代人的福祉的尺度，用交换价值的逻辑侵蚀使用价值的根基。

1.3 数字平台中效率逻辑的极端化

平台经济使资本主义的效率逻辑走向了极端化。与工业时代的机器体系相比，数字平台具有更强大的数据采集、算法处理和实时调度能力，这使得资本对效率的追求可以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微观环节。

有学者指出，数字资本主义“将数字化的数据、信息与知识，以及运行其上的数字平台与智能算法，系统地吸纳并整合进资本主义的价值增殖与积累结构之中”，其核心诉求仍然是“资本逐利扩张、深化商品化范围、寻求剩余价值提取新途径”。资本主义背景下数字平台的效率逻辑，本质上是资本在数字时代对时间的极端化榨取。它要求劳动时间被充分利用、消费时间被高效捕获、闲暇时间被持续渗透。效率不再只是生产的工具，而成为支配一切的价值准则。

马克思在分析商品拜物教时指出，商品形式用物与物的关系掩盖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平台经济中，效率崇拜发挥着类似的观念意识功能：它将资本增殖的内在要求包装为技术进步的自然规律，将交换价值的逻辑呈现为提升效率的客观需要。

2 效率至上的价值预设如何实现

马克思的视角揭示了效率在资本主义逻辑中的根本定位——它是资本周转速度的指标，而非人的福祉的尺度。这一理论分析为我们理解数字平台中的效率崇拜提供了基础。效率至上的价值预设，究竟通过怎样的机制被植入平台的技术设计之中？它不是凭空产生的，也不是用户自然认同的，而是通过两套相互配合的技术—话语策略得以实现。其一，是将复杂多维的社会价值强制简化为可计算的效率指标，使那些无法量化的维度在技术系统中失去存在空间；其二，是用一套看似中性的技术理性话语，将平台自身的效率追求包装为技术进步的必然要求，从而消解公众对其价值选择的质疑。

2.1 社会价值的可计算化简化

数字平台要实现其对效率的极致追求，首先需要将复杂的社会生活翻译成算法可以识别和处理的语言。这种翻译的过程，本质上是一场对可计算性的强制筛选：那些能够被纳入算法目标函数的维度，被保留并被放大；而那些无法被轻易量化的维度，则被边缘化甚至直接排除。

以外卖配送平台为例，平均配送时长是算法优化的核心指标之一。这一指标可以精确计量、实时追踪、跨区域比较，因此它自然而然地成为平台调度系统的核心目标函数。为了优化这一指标，算法不断压缩骑手的配送时间，调整路线规划，动态匹配订单。然而，与配送时长同样重要的其他价值，骑手的行车安全、高温或雨雪天气下的劳动强度、配送途中可能遇到的突发状况等等，却难以被简化为可量化的数据指标。平台并非不知道安全的重要性，但安全却在效率优先的逻辑下被悄然边缘化。在社交型的平台中，类似的简化过程同样在发生。平台的推荐算法追求的是用户停留时长、点击率、互动率等可量化指标。这些指标成为衡量内容价值的核心尺度。于是，那些能够迅速抓住眼球、激发情绪反应、促成即时互动的内容类型被算法优先推送，而那些需要静心阅读、深度思考、可能不符合“高效传播”逻辑的内容，则在流量分配中处于劣势。内容的思想深度、审美价值、社会意义等维度，因为难以被量化和比较，被系统性地排除在算法的价值评估体系之外。

这种可计算化简化的后果是深远的。它使得平台的技术系统只会关注那些可以被量化测量的维度，而对那些同样重要却无法量化的价值——安全、尊严、公平、深度、真诚——视而不见。当这些价值无法进入算法的优化目标时，它们便在实际的运行中被持续边缘化。这不是技术本身的能力局限，而是平台资本对“效率”的优先选择所导致的结构性盲视。正如马克思所揭示的，交换价值只关心量的差别，不关心质的差异。

2.2 技术理性话语的价值自然化

效率价值预设得以实现的第二个层面，在于平台如何通过一套精心包装的话语体系，将自身对效率的追求转化为技术进步的必然要求，从而消解公众对其价值选择的质疑空间。

平台在向公众讲述自身时，很少直接谈论利润、增长、市场份额这些资本逻辑的核心要素。相反，它们选择了一套更安全、更动人的话语：用“连接”来描述社交平台的扩张，用“赋能”来定义对小微商户的影响，用“优化”来解释算法的迭代，用“更新”来回应外部的批评……这些词汇本身并非谎言，但它们发挥了一种隐秘的功能：将平台基于商业利益做出的策略性选择，包装为技术发展的客观规律。

比如，用“优化”举例。优化什么、为什么优化、为谁优化，这些问题本身就是价值选择。平台选择优化的是配送速度而非骑手安全，是因为速度可以带来更多订单、更高抽成、更快周转，这些最终服务于资本的增殖。然而，通过优化这一技术理性话语的包装，平台将自身的效率追求呈现为技术进步的自然延伸，将可争议的价值选择遮蔽为不可争议的技术必然。

再用“赋能”举例。这本身是一个具有强烈观念意识色彩的话语。平台宣称通过技术手段为小微商户、内容创作者、零工劳动者赋能，帮助他们获得更多机会、实现更大价值。这种表述将平台与用户之间的关系塑造成合作共赢的图景，掩盖了平台通过数据占有、规则制定、利润抽成等方式实现的支配关系。赋能话语将这些不对称的权力关系转化为积极正面的叙事，使用户难以觉察自己真实的处境。

这套技术理性话语之所以强大，在于它利用了社会对技术的普遍信任和敬畏。在公众的认知中，技术往往被视为中性的、客观的。平台正是利用这一点，将自身的效率追求与技术进步等同起来，使其获得一种近乎天然的正当性。马克思在分析商品拜物教时指出，商品形式用物与物的关系掩盖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在数字平台中，这套技术理性话语发挥着类似的作用。效率至上的价值预设正是在这种话语的包裹下，从一种可争议的资本逻辑选择，转化为一种被不可质疑的技术必然。

3 效率至上的价值预设导致的社会代价

3.1 效率优先的技术设计对安全维度的系统性忽视

如前文分析，当效率被确立为技术设计的最高目标时，那些与效率无直接关联甚至可能阻碍效率提升的价值维度，便在实际的优化过程中被持续边缘化。安全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例。安全本身具有难以量化的特性——一次事故的发生是概率性的，安全投入的效果是长期且不易测量的，而效率的提升却相反，效率带来的收益是即时可见、精确可计量的。在资源有限、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中，平台的技术系统自然会倾向于将优化资源优先配置给那些能够快速产生可度量收益的方向。

这种系统性忽视并非来自于某个平台的主观层面，而是效率逻辑驱动的结构性结果。算法在设定目标函数时，那些能够被精确测量的指标天然地占据主导地位，而那些难以量化却同样重要的价值，往往只能在事后被考虑，而非作为内在目标被前置性地嵌入系统设计。当效率的提升与安全的保障发生冲突时，前者因其可度量性而更容易在技术决策中获得优先权，后者则因其模糊性而不断被妥协。久而久之，安全从技术设计的内在要求退居为“成本负担”，甚至在某些极端情况下被默认为是可以牺牲的。

3.2 成本优化逻辑对劳动复杂性的抽象化抹除

平台对效率的追求，在经济层面可以直接体现为对成本的极端优化。但成本优化模型天然倾向于将复杂的劳动过程抽象为简单的单元式劳动。这种抽象化抹除了劳动中那些无法被量化的丰富维度，比如经验的积累、判断的运用、情感的投入、人际的互动等等。这使得劳动者在技术系统的视野中沦为可以被无限替换的标准化零件，这与马克思对于机器生产的分析不谋而合。

一位成熟的劳动者在其工作中会积累操作技能，还会明确在突发状况发生时的判断，还会增加了对服务对象的感知等等。这些能力需要长时间的实践才能形成，构成了劳动者不可替代的劳动价值。但在成本优化模型中，这些都被简化为可量化的指标。劳动过程中的经验积累不被承认，复杂判断不被计入，情感投入被视为冗余。成本优化模型眼中的劳动，是抽空了具体内容的抽象劳动，是去除了质的规定性的纯粹量的存在。

这种抽象化抹除的后果是双重的。一方面，劳动者在技术系统中的可替代性被无限放大，其对自身劳动力的议价能力和劳动过程中的劳动尊严被持续削弱；另一方面，劳动本身的意义也被逐渐掏空：当劳动不再能体现劳动者的技能、判断和付出，而只是对系统指令的机械执行时，劳动者与自身劳动活动的疏离便达到了极致。

3.3 效率崇拜对价值反思能力的侵蚀

效率至上的价值预设最为深远的代价，在于它塑造了一种使价值反思本身变得困难的认知环境。这种反思能力的侵蚀，是通过技术系统的日常运作潜移默化地完成的。

在数字平台的设计之初，平台界面就有意无意地将那些可能引发反思的信息排除在外。用户看到的只是优化的结果，而非优化的过程；只是效率的提升，而非提升的代价。倒计时只显示剩余时间，不显示这一时间对劳动者的意义；评价页面只呈现星级分数，不呈现劳动过程的艰辛；推荐流只推送内容，不推送内容的筛选逻辑。用户在享受服务的同时，难以感知到这种效率背后可能存在的付出与牺牲。久而久之，人们便习惯了只问快不快，不问值不值。

这种反思能力的侵蚀，使效率价值预设得以在缺乏公共审视的情况下持续自我强化。人们不是不知道效率可能有代价，但这些代价在技术设计的过程中被隐匿了，难以汇聚成对效率逻辑本身的质疑。

3.4 效率逻辑对社会信任基础的侵蚀

效率至上原则不仅牺牲了安全和公平等具体价值，更在深层侵蚀着社会运行所必需的信任基础。信任的形成天然需要时间，它依赖主体间反复的交往和情感的投入。但平台的技术设计将每一次互动都从具体的社会语境中抽离，转化为即时完成、即时评价、即时终结的标准化交易。用户与劳动者之间、内容创作者与观众之间，甚至平台与使用者之间，那种需要时间沉淀的信任关系，被压缩为基于算法评分和星级评价的数字化信任。

这种可计算信任是空洞的。五星好评无法传递服务过程中的真诚与善意，点赞数无法衡量内容背后的思想深度，信用评分无法捕捉个体在特定情境下的真实处境。但在平台经济蓬勃发展的当下，人们逐渐习惯于用数据代替判断，用评分取代交往。久而久之，信任不再是人与人之间通过交往逐渐建立的纽带，而成为一种可以从平台系统中直接读取的信息。这种信任的外包使社会交往失去了其应有的温度，也使个体在面对系统误判时失去了解释和辩护的空间。

效率逻辑将每一次互动都置于即时完成的时间框架内，使交往失去了延续性和累积性。在这种不断重启的被原子化交往中，那种能够支撑长期合作、相互理解和公共生活的信任网络，难以获得生长的土壤。社会信任的侵蚀，正是效率崇拜在最为隐秘也最为根本的层面留下的代价。

4结语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视角分析，“更快”、“更省”、“更准”等同于“更好”的效率崇拜，已经脱离技术发展的自然结果，而是在技术设计过程中被资本逻辑挟制的价值准则在数字时代的集中表达。效率至上的价值预设，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首先是资本周转速度的尺度，服务于交换价值的实现与剩余价值的榨取。当这一逻辑被植入平台的技术架构，便通过可计算化简化与技术理性话语，塑造了一种使效率成为不言自明之好的认知框架。

这种价值预设的社会代价是广泛而深重的。它表现为对安全、公平、尊严等具体价值的系统性忽视，更表现为对劳动复杂性的抽象化抹除、对价值反思能力的持续侵蚀，以及对支撑社会长期发展的公共信任基础的根本性动摇。这些代价不是偶发的个案，而是嵌入平台技术架构的结构性产物。

那么，出路何在？应是在数字平台的技术设计过程中将效率优先转向价值均衡。效率作为技术系统的基本性能指标，自有其合理性。问题在于效率不应成为唯一的价值尺度，更不应在与其他价值的冲突中天然占据优先地位。转向价值均衡，意味着在技术设计的起点就将安全、公平、尊严、信任等维度与效率一并纳入考量，使它们成为算法的目标函数而非事后的外部约束。

这种转向的实现，需要从理念、制度到技术设计的系统性变革。理念上，需要破除效率崇拜的迷雾，重建关于技术的多元价值标准。制度上，需要为平台设定明确的价值底线，使公平、安全、尊严等成为不可妥协的刚性约束。技术上，需要发展能够容纳多维价值的算法框架，探索在技术设计中实现价值均衡的具体路径。平台经济仍在快速演进，新的技术形态不断涌现，这意味着对技术价值预设的批判与重构，是一项需要持续进行的理论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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