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伴随着现代化的不断推进，城乡发展普遍呈现出“城市人口和产出比重不断提升，乡村人口和产出比重不断下降”的一般性规律。然而，这种格局的动态变迁还不足以从根本上否定城乡之间在地位、权利等方面的法定对等关系，更无法改变城乡之间在功能系统层面所形成的互补共生关系这一基本事实。中国式现代化正是建立在对这一格局的深刻理解和正确运用上。“城乡融合发展”理念的提出将城乡关系放置于整体性、系统性、全局性的思考框架之中，打破了传统城乡关系下从乡村本身思考乡村的发展问题，为今后的农业农村农民工作指明了新方向。2018年，《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提出要“破除体制机制弊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加快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再次明确提出“健全城乡融合发展机制，推动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增强农业农村发展活力。”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二十届三中全会则从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体布局出发，明确提出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强调必须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三大战略任务，提升城乡在规划、建设与治理上的一体化水平，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缩小城乡差距，推动城乡共同繁荣发展。随后，二十届四中全会再次提出，要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可见，城乡关系是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项基本关系，其协调与否事关现代化建设能否顺利推进。

一、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着力点还在城乡关系

无论是中国式现代化五大特征中的“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还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究其根本着力点还在城乡关系。

一是 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要求生产要素在城乡间自由流动

截至2023年末，中国人口达14.1亿，城镇化率为66.16%，比2011年末提高了14.33个百分点，但仍有近半数人口居住在农村。现代化的最终动力来自于人，作为世界第二人口大国，我国的现代化进程面临着独特的人口规模挑战。“在整个国家向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中，人是一个基本的因素。一个国家，只有当它的人民是现代人……这样的国家才可以真正称之为现代化的国家。”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在2010-2020年这短短十年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虽从49.68%跃升至63.89%，但在这一城镇化进程后却伴随着人口流动规模急剧扩大的态势：全国人户分离人口从2010年的2.61亿人增长至2020年的4.93亿人，流动人口规模也从2010年的2.21亿人增长至2020年的3.76亿人，二者相比十年前分别增长了88.52%、69.73%。不可否认，人口流动犹如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优化了劳动力资源配置，推动了城镇化进程；但另一方面，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也带来了诸多衍生问题，阻碍了新型城镇化的进程，尤其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作为拥有十四亿人口体量的大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广大的农村群众始终是不可忽视的重要群体。“不管工业化、城镇化进展到哪一步，农业都要发展，乡村都不会消亡，城乡将长期共生共存”，因而，中国式现代化要客观看待城乡关系，加快城乡两地人、财、地等生产要素流动自由化，从而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具体来看，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势必要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树立城乡发展一盘棋理念，实现生产要素从单向流动到双向流动、共生共存的转变，包括人才回流乡村、资金在城乡间良性循环，以及土地资源在城乡间自由、合理配置和平等互换。

二是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求城乡人民共同富裕

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城的比重不断上升，乡的比重不断下降，但这并不意味着乡村会消亡，而是要通过城乡融合来实现更高水平的均衡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一个总体概念，是对全社会而言的，不要分成城市一块、农村一块……要从全局上来看”。因此，在实现共同富裕的时代征程上，要始终坚持一个也不能少、一个也不能掉队的原则，面向城乡全体人民，着力破解城乡二元发展的体制机制壁垒，推动城乡居民更加均等地享受经济发展成果，并最终实现城乡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我们所追求的现代化不是“一边是繁荣的城市，一边是凋敝的农村”，而是城乡共同繁荣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基于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镇和乡村是互促互进、共生共存的关系，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中要处理好城乡关系，进而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因此，在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我们不仅要重新审视城乡关系，还要重构城乡发展格局，以农村三产融合为战略支点，着力解决城乡发展失衡、乡村发展不充分的双重困境。除此之外，我们还需明确的是，城乡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上的不均衡现状仍是当前最为直观的差距体现，因此，除了强调资源在初次分配上的均等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还要求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上实现均等化，具体包括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总而言之，只有让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同等享受现代化发展成果，才能实现全体人民普遍触达和公平享有的共同富裕，以城乡高质量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注入强劲动力。

三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要求城乡文化互融互鉴

“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物质富足、精神富有不仅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本质要求，还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推动农耕文明和现代文明要素有机结合”。作为农耕文明的重要承载地，乡村在“乡土中国”向“城镇中国”的转型中具有独特作用。过去，社会主要矛盾在于落后的生产力，解决“温饱”问题是发展的首要前提。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迫切要求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城乡融合发展之路，必须要推动乡村文明和城市文明协同并进、融合发展，着力打造“求同存异”的城乡文化共同体建设，逐步弥合城乡在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上的双重差距，以城乡文明成果共享助力城乡协调发展。

四是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意味着城乡生态融合

“人靠自然界生活”，乡村具有良好的自然生态资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要求积极推动城乡自然生态一体化保护、发展，着力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实现“资本逻辑”向“自然逻辑”的转变与回归。改革开放后，我国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忽视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环境破坏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和民生问题正日益掣肘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进程。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只有通过城市和乡村的融合，现在的空气、水和土地的污染才能排除，只有通过这种融合，才能使目前城市中病弱群众的粪便不致引起疾病，而被用作植物的肥料”。此外，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也强调，劳动和自然界是一切社会财富的源泉，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必然要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方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二、中国式现代化是以共同富裕为目标，必然要求坚持城乡融合发展

新时代以来，我国发展最大的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最大的不充分是农村发展不充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城乡二元发展成为制约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因素。同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不同，中国式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最终目标。据国家统计局显示，2024年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分别为34557元和19280元，支出占比为1.79，较2013年的2.47下降0.68。从服务型消费看，2024年城乡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分别为16729元和7767元，占当年消费支出的48.4%和40.3%。总的来看，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城乡居民物质生活日趋向好，居民消费从注重对量的满足转向了对质的提升，但也要看到城乡间尤其是在人均收入上仍存在一定的差距。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最突出、最直接的表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只有城镇居民的共同富裕不叫真正的共同富裕，因而，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就必然要坚持城乡融合发展，带上广大的农村居民，走全社会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之路。

一方面 共同行富裕具有全民性的特点

这一特点从根本上决定了共同富裕的主体并非某一特定群体，而是包含广大的农村群众在内的全体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的过程中，农民群众是取得成功的关键性力量，他们虽“不是社会主义者”，但却是社会主义的推动者、建设者。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致力于消除剥削、消灭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包括农民群体在内的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实行的是农业支持工业、乡村支持城市的发展战略，这极大地加速了城镇化发展水平，但也间接拉大了城乡发展差距，使得城乡在经济发展水平、产业发展基础、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存在失衡，阻碍了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

另一方面共同富裕具有全面性的特点

共同富裕的全面性体现在全体人民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上的双重富裕。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决定精神，而精神能够对物质产生能动的反作用，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具体可感的物质力量，对社会实践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这就必然要求忧民生之所忧、急民生之所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推动“两个文明”协调发展。农村是乡村文化的重要承载地，实现共同富裕的重点、难点在农业农村农民。以城乡融合发展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也是推动“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城乡融合发展不仅要求城乡间在经济、社会等方面的融合发展，也要求城乡间文化的互融互鉴。究其本质而言，这些理念始终围绕着“人”这一核心要素，而这种对“人”的关注和重视，不仅与共同富裕所蕴含的保障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等基本内涵高度契合，还是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坚守人民立场、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重要价值取向的重要理念核心。因此，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必然要坚持城乡融合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动“两个文明”协调发展，最终实现全体人民的物质和精神双富裕。

此外，共同富裕还要求全体人民实现物质和精神双富裕。随着社会主要矛盾转向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城乡发展不平衡、城乡居民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上的差距必然要求改变现有的城乡经济发展格局，推动社会生产力高质量发展。城乡融合发展是通往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根本目的是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发展需要，最终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三、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必然要求坚持城乡融合发展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证。早在建党之初，中国共产党就确立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坚持“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坚持发展为了人民。改革开放肇始于农村，在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中，农民群众既是中国式现代化成果的享受者，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主体力量。

第一 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做起

“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做起的”，正是农村打响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第一枪，改变了过去“城乡隔离”的发展格局，触发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解放了社会经济发展活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中国改革发端于农村，这不是偶然的，而是历史必然所决定的，面对“大国小农”的基本国情和农村发展实际，如何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推动农村经济发展更上一个新台阶，推动工业化、城镇化进一步发展，这必然要求打破原有计划经济下的“城乡割裂”的发展格局。尤其是乡镇企业的出现，使得农村富余的劳动力就地转化为产业劳动力，不仅解决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治理问题，还进一步推动了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发展，使得部分城市发展资源流向农村，形成城市工业化和农村工业化“双翼齐飞”的良好发展局面。进入新世纪，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乡镇企业转型升级，逐步演变成乡村企业，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特别是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后，乡村企业进一步贴合“产业兴旺”的总要求，积极打造具有乡村特色的乡村产业，推动农村三产融合，以高质量发展的农村产业支撑农业农村现代化，从而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

第二 广大农民群众是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主要推动者

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再到今天的新型职业农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民群众始终是“人口、生产和政治力量的非常重要的因素”，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化的重要主体力量，也是推动乡村振兴和中国式现代化的主力军。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入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问题日益凸显，这一现状强烈要求中国式现代化必然要重视农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农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不断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断夯实农业发展根基，多元化发展乡村产业，助推城乡融合发展，以城带乡，从而坚实有效地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

第三 广大农民群众是城市发展的主要建设者

从国家统计局历年统计数据来看，1978年我国城镇人口为17425万人，城镇化率仅为17.92%，而到2024年已经增长到94350万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高达67%。随着改革开放的快速发展，大量的农业转移人口进入城市，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人力基础。但随着现代化的深入发展，城镇化已从原有的外延扩张式发展转向内涵式深度发展，这必然要求重构城乡结构，推动城乡关系协调稳定发展。然而，在过去城镇化进程中，以乡支城的模式使得乡村出现劳动力大量流失、生产资料缺乏等问题，加之城乡二元管理体制、资源分配等制约因素，城乡发展不平衡日益凸显，已难以适应现代化发展对城乡发展关系的新要求。因此，推动城乡人口资源优化配置，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作为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政党，必然要求打破原有的城乡二元发展格局，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事实上，自2004-2026年，党中央连续发布的23份“中央一号”文件均聚焦于“三农”问题，旨在重构农村经济体制，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推动乡村全面振兴，最终实现城乡经济和社会全面协调发展。从城乡统筹发展，到城乡一体化发展，再到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城乡融合发展，这既体现了党中央政策的历史延续性和人民中心性，也体现了政策“因时而动”的适应性特征，是符合不同历史阶段的时代要求的，因而，城乡融合发展是基于现代化发展要求所提出的，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四、中国式现代化的最大短板是农业农村现代化，必然要求坚持城乡融合发展

现代化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由之路，中国式现代化既有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也有基于中国特殊国情的中国特色，本质上是人的现代化，同西方式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有着本质区别。“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由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起步晚、基础差，要追上甚至赶超西方现代化的发展进程，这必然要基于本国国情，走“四化”协同发展的现代化，即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农村现代化叠加发展的现代化之路。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农业大国，推动广大的农村地区实现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所在，也是其必然要解决的问题。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要“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以城乡融合发展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这必然要求解决好农业农村现代化面临的问题，平衡好城乡发展关系，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

一是 人才匮乏严重制约着农业农村现代化

改革开放后，农村青壮年人口向城市转移成为常态，虽带来了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但也伴随着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和人口结构失衡的困境，严重制约了农业农村现代化。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国人户分离人口为4.93亿人，其中有3.76亿流动人口，比2016年第六次全国普查增长69.73%；农村人口约5.1亿人，占36.11%，其中15岁—39岁的年轻人常住在乡村的比例低于30%。随着城镇人口虹吸效应不断增强，大批乡村青壮年劳动力外流，妇女、儿童和老人成为农村居民的主要群体，构成了“38”“61”“99”的人口结构，而这种结构性人口失衡使得农村地区普遍缺乏其经济发展所需的青壮年劳动力，尤其是多层次、专业化人才的匮乏，导致乡村新产业新业态难以真正地扎根落地、深入发展，进而造福乡村。农业农村现代化关键在人，要想培养一批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高素质农民，就必然要畅通城乡人才流通渠道，缓解乡村劳动力老化进度，积极打造“能就业、可创业”的良好生态，推动乡村人才振兴。

二是 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还有待进一步提升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我国虽消除了绝对贫困问题，但相对贫困仍将长期存在。城乡发展不平衡是我国相对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的主要原因，因此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必然要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加快农村地区在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的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满足农村居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在教育方面，尽管基础义务教育已实现城乡均等化普及，但乡村中小学在现代化教学设施、办学条件、师资力量和经费投入等方面仍相对薄弱，这种隐性教育差距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城乡差距。在医疗卫生方面，城乡整体医疗事业虽有长足发展，但资源差距依然明显。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底，城市地区每千人口所享有的卫生技术人员数量为10.89人，相比之下，农村地区则为7.07人；进一步看，就执业（助理）医师的配备而言，城市地区每千人口拥有4.13人，而农村地区则为2.74人；从注册护士的数量上看，城市地区每千人口达到了5.08人，农村地区仅有3.05人；至于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目，城市地区每千人口为8.02张，农村地区为6.52张，呈现出明显的城乡差异。此外，城乡医疗卫生服务的质量差异更是不容忽视，由于城市地区聚集了众多优质的医疗卫生资源和服务，使得农村地区的医疗条件和服务水平明显滞后于城市地区，农村的医疗配置难以得到真正的提升。

三是资金投入不足、融资渠道单一等问题阻碍了农业农村现代化

资金是推动乡村振兴的引擎。我国作为一个传统农业大国，农村地区占国土总面积的94%，农业不仅是支撑国民经济的基础性产业，更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助力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引擎”。随着新型工业化、城镇化的深入推进，“三农”问题愈发突出。尽管近些年中央财政对“三农”的财政投入持续加大，但在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宏观背景下，仍面临着“僧多粥少”的窘境，无法真正激活推动乡村振兴的源头活水，进而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以金融资本助力乡村振兴，通过财政投入机制保障、创新投融资体制机制、加强农村金融改革与监管等方式激活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为乡村实现全面振兴保驾护航。然而，在实际操作中，由于农村地区存在地域发展不平衡、三产差异化发展等现状，加之农村金融运用存在着资金投入不足、融资渠道单一、申请条件高、金融风险防范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使得农村金融资本存在资金过剩与短缺并存的现状，难以真正发挥金融资本的最大价值。因此，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就必然要加速城乡融合发展，彻底打破城乡二元体制壁垒，先富帮助后富，加快城乡“人、地、钱”等生产要素的流通与融合，充分激活乡村振兴发展的活力动力，补齐农业农村现代化这个最大短板，最终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五、结论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道路，它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是扎根于中国大地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最突出的特征之一就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大国小农”是我国基本国情农情，“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处理好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现代化的成效”。在部分国家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由于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进而产生了城市病和贫民窟问题，以及“拉美陷阱”的出现，为我国的现代化发展提出了反面建议。作为一个典型的农业大国，我国当前仍有约5亿人口生活在农村，要将如此大体量的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这是不现实的，是“空中楼阁”。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既要建设繁荣的城市，也要建设繁荣的农村。目前，随着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为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发展是为了人民，因而，中国式现代化必然不能忽视广大的农村地区，要解决好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的问题，要解决好“三农”问题，以农业农村现代化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要“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表明中国式现代化必然要基于这一特殊国情农情，走出一条基于中国发展实际的城乡融合发展之路，全面提高城乡规划、建设、治理融合水平，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互换、双向流动，缩小城乡差距，着力构建互补互利互融、共建共治共享的城乡发展共同体，助推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从而更好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参考文献：

1. [1] 习近平.把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J].农村工作通讯,2019(12):5-8.
2. [2]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
3. [3] （美）阿厉克斯·英格尔斯著.人的现代化[M].殷陆君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4. [4] 习近平.论三农工作[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
5. [5] 周文.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城乡融合发展研究[J].政治经济学评论,2022(03):87-101.
6. [6] 习近平.扎实推动共同富裕[J].求是,2021(20):4-8.
7.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8. [8] 杨峻岭,吴潜涛.马克思恩格斯人与自然关系思想及其当代价值[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03):58-66+76+167.
9.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10.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11. [11] 列宁.列宁全集,第4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03):147.
12. [1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3. [13]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4. [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5. [15] 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6. [16] 邢占军,杨永伟.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振兴[J].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2(05):47-56,1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