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文旅融合发展成为国家战略的背景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日益成为这项旅游模式开发的核心内容。文化与旅游融合的本质就是“以文化带旅游、以旅游促文化”的过程，这一过程不仅提升了旅游的文化内涵，也为非遗的活态传承与创新利用提供了实践场景。然而，在地方文旅融合的具体推进中，仍面临诸多挑战，如当前文旅融合存在“事业产业融合步调不一致”等问题，文化事业单位往往受限于管理体制与专业能力，难以有效对接旅游市场需求。这在非遗旅游开发中表现得尤为明显：非遗急需通过旅游实现价值转化与传播，但旅游开发又可能冲击非遗的本真性与存续环境。由此，非遗保护与开发之间的矛盾也逐渐构成了该领域的长期议题。基于对立统一的辩证逻辑，学界逐渐形成了“动态保护，活态传承”的理论共识，并积极探索通过旅游产业融合为非遗注入活力、构建文化传承与经济发展良性互动机制的路径。随之也产生了一种共识：非遗不仅是需要珍视的过往遗产，更是能够面向未来、为地方发展注入活力的文化资源。在首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学者高丙中就提出“非遗+”等模式能够参与塑造共同体的文化连续性，并催生可持续的消费需求的理念。由此，可以认为在旅游经济中的非遗不只是一种商品，更是一种特殊的、稀缺的、具有文化内涵的生产要素，其传承的本质亦非简单的复刻，而是融入创新发明的“新传承”。要全面、辩证地把握非遗的根本属性，就不能忽视其作为文化资本所具备的经济潜能，也不能无视其超越资本逻辑的文化与精神价值。近年来，学者们将非遗旅游开发的过程引入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框架，认为非遗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传承与发展，本质上是文化资本向经济资本转化的过程。在此框架下，非遗文化资本具体呈现为三种形态：以传承人为载体的身体化文化资本、以非遗产品为载体的客观化文化资本，以及以认定制度为依托的制度化文化资本。这一理论建构为该领域的经验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综合来看，当前研究的难点与实践的痛点，已不在于是否要融合，而在于如何融合，以及在具体操作中，资本的逐利诉求与文化的本真要求之间的冲突究竟如何呈现。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非遗旅游开发需要建立一套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用以协调不同主体的利益诉求，引导经济资本在尊重并增强文化资本的前提下增值，从而实现保护与发展的可持续平衡。研究选取云南省香格里拉市作为典型案例，以其深厚的非遗文化底蕴和热门旅游城市的特殊条件为研究对象。

一、香格里拉非遗旅游中逐利性与本真性的冲突

（一）冲突的具体表现

依据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15]和前人的研究，本文将香格里拉非遗的文化资本总结为三个维度：以传承人技艺、素养为核心的身体化文化资本；以非遗产品、展演活动为载体的客观化文化资本；以及以国家级非遗名录、传承人认定制度为依托的制度化文化资本。在这三个维度上，资本逐利性与非遗本真性的冲突均有不同程度的具体表现。

1. 客观化文化资本的符号化：文化商品的意义抽离

在香格里拉的旅游开发实践中，客观化文化资本的符号化是逐利性与本真性冲突的突出表现。以唐卡为例，作为一项融合了宗教信仰、哲学思想与精湛技艺的非遗，在藏传佛教传统中，既是修行者用于观想和供奉的法器，其绘制过程也被视为一场精神修行。相关研究揭示，非遗保护制度与市场逻辑的合谋，通过标准化生产与祛魅化操作，抽离了唐卡作为密教仪轨的精神基质，使其从承载信仰的灵性圣物，沦为可复制的文化商品。具体可能表现为，绘制所必需的传统程序被遮蔽或省略，如画师需要闭关修行、材料的精挑细选、绘制前的诵经祈请等环节。尽管唐卡的物质载体得以保留，但其承载的宗教内涵与神圣意蕴却被剥离，仅剩下可供交易的外壳。而对传承人颜登泽仁的研究进一步印证了这一点：真正的噶玛嘎孜唐卡本应蕴含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与神圣而庄严的美，其绘制理应是一场精神实践。然而，在旅游市场中，这门艺术被简化为审美同质化的装饰符号，创作者也因此陷入文化商品化与身份认同之间的矛盾。当客观化文化资本仅剩交易功能，其作为文化传承媒介的功能便已名存实亡。同样，藏香制作技艺中原本的净化、供养等宗教功能，在营销话语中也被简化为“助眠”“安神”等单一的消费品属性，其作为文化载体的精神内核同样面临被掏空的危机。

2. 客观化文化资本的碎片化：展演活动的语境剥离

展演类非遗同样是客观化文化资本的重要形态，其价值存在于特定场域或社会功能之中。为适应旅游市场的观赏需求与时间限制，许多非遗展演经历了不合理的形式或内容上的改动，进而导致客观化文化资本发生语境剥离。例如，传统的藏族弦子舞、锅庄舞本是社区岁时节令、婚丧嫁娶中全民参与、情感交流的载体，舞蹈动作、队形变化、唱词内容都与具体的生活和仪式紧密相关。然而，在旅游场景中，这些歌舞的具体呈现方式发生了明显变化。它们往往被编排成固定节目，在酒店大堂或景区广场进行定时定点的舞台化表演，原本完整的展演过程被压缩，观众的参与感被削弱。更值得警惕的是，为了迎合市场对藏地风情的某种想象，一些原本分属不同地区、承载不同文化内涵的歌舞元素被随意拼贴，甚至融入与传统文化无关的声光特效。这种改造使展演内容趋于同质化，失去了原有的文化深度与地方特性。改编后的歌舞展演被切断了与原有社区生活的内在联系，变成了一种孤立的文化片段。它们虽仍作为文化产品在展示，却无法再传递其原本生成时所依托的文化逻辑与情感结构。

3. 身体化文化资本的空心化：传承人技艺与精神内核的危机

身体化文化资本以传承人的技艺、素养与文化认同为内核，其积累需要长期的实践投入与精神浸润。市场逻辑的介入，正在悄然改变部分传承人的角色认知与实践方式，使身体化文化资本面临技艺空心化与认同偏移的双重危机。一方面，旅游市场催生的批量订单，促使传承人从精益求精的手艺人转向追求效率的生产者。在订单压力下，简化工艺、降低标准成为一种理性选择，原本需要数月精雕细琢的黑陶，可能数日内赶制完成；原本讲究心神合一的唐卡绘制，可能被拆解为分工协作的流水线作业。这种技艺的浅表化，直接削弱了身体化文化资本应有的厚度。另一方面，市场的价值导向也在重塑传承谱系的选择标准。本就面临传承人稀缺的困境，再加上年轻一代学习技艺的动机，正从家族使命、文化认同，逐渐转向对经济收益的考量，就可能导致传承的内在动力发生偏移。更为深层的问题在于统技艺中蕴含的默会知识，如唐卡绘制中需遵循的宗教仪式、藏香制作时对各种香料药材的搭配理念、黑陶烧制中对火候的直觉把握。这些知识是最容易在代代相传中被省略掉的，它们难以量化和速成，却是身体化文化资本的精髓所在。

4. 身体化文化资本的社会基础瓦解：社区主体的边缘化

如果说技艺空心化是身体化文化资本的内在流失，那么社区主体的边缘化，就是其赖以生存的外部根基发生了动摇。身体化文化资本并非于个体传承人身上孤立存在，而是在特定的社区土壤中培育、滋养并代代相传。当外部资本强势介入非遗旅游开发，作为文化真正持有者的本地社区却在决策、管理和利益分配中被边缘化时，身体化文化资本得以再生产的整个社会基础便开始松动。长期以来，中国的旅游开发呈现出以服务外来游客为主要导向的特征，社区居民在项目中往往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这种自上而下的开发模式，从一开始就将社区置于被动的客体位置。对香格里拉地区的持续观察表明，这一问题在国家公园和后来的非遗旅游开发中表现得愈发突出：管理决策过程中缺少对社区居民意见的征询，多数居民对涉及自身利益的调整毫不知情；开发程度的不均衡更导致补偿金分配失衡，进而引发社区内部的矛盾。当社区无法持续地从资源配置中受益，其内部的和谐与可持续发展便难以得到保障。

经济维度上的边缘化，表现得尤为直接。在许多开发模式中，外来企业凭借资本优势主导项目运营，社区仅能从事旅游服务中最基础的辅助性岗位，无法分享品牌增值和旅游综合收益的主要部分。以一位在景区每天表演三场锅庄舞的藏族姑娘为例，她的月收入可能仅够维持基本生活，但她跳舞的视频会被用于企业宣传片，形象也被印在旅游手册上，而这些衍生的商业价值与她本人并无关系。正如相关测度研究指出的那样，原住民与旅游经济之间的融合，如果仅仅停留在提供基础就业岗位的层面，而未能保障他们在收入来源多元化、专业技能提升等更高层次上的经济参与，就难以实现真正的社会融合。

而更为深远的影响，体现在心理层面。当社区居民日复一日所展演的文化内容，逐渐与自身的真实生活相脱离，变成一种为满足外来游客观看而存在的职业行为时，他们在心理层面便完成了一种身份转变，即从文化的主人变成了文化的雇员。在缺乏决策参与权和利益分配权的情况下，居民对自身文化的认同感与归属感也会被逐渐消磨。一旦文化持有者不再将自己视作文化的继承者，而仅仅是一个表演者，非物质文化遗产便失去了其存续最根本的社会土壤与情感认同。这正是前文所述“技艺空心化”现象背后更深层的结构性原因。个体传承人之所以陷入有技无道的困境，根源往往在于社区整体陷入了有场无人的局面。

5. 身体化与客观化文化资本的根基侵蚀：生态资源的不可逆透支

身体化文化资本与客观化文化资本并非脱离社会空间之外的抽象符号，而是深深根植于特定的自然生态环境之中，与当地的物质资源、气候条件及生态体系构成了不可分割的共生关系。在香格里拉地区，旅游开发的逐利冲动与当地脆弱的生态系统之间的矛盾日益显现，这种矛盾不仅表现为对环境的直接干扰，更从根本上侵蚀着文化资本所依赖的物质条件。以尼西黑陶与藏香制作这两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例，尼西黑陶的制作必须采用当地特有的红色黏土，并掺入经风化处理的本土沙石所研磨的石粉；藏香的制作则以柏树木泥为基底，混合麝香、白檀、藏红花等多种天然香料。由此可见，部分传统工艺的传承需高度依赖于特定自然资源的持续供给。若为迎合旅游市场的规模化需求而进行掠夺式开发，比如对柏木无序采伐、对黏土过度开采，将直接扰动高原本就脆弱的植被覆盖与土壤结构，进而威胁到技艺传承的原料来源。

（二）冲突的深层根源：文化资本转化机制的失灵

上述困境并非零散现象，而是系统性地指向一个根本问题：当非遗作为文化资本进入市场时，其三种形态向经济资本转化的核心机制发生了结构性失灵。依据布迪厄的理论^[24]，文化资本向经济资本的转化并非自然而然的过程，而是需要特定的转化路径与制度安排来实现。当这些路径制度缺位或失效时，文化资本要么无法兑现其经济价值，要么在转化过程中发生意义畸变与价值耗散。香格里拉的实践表明，这种失灵具体表现为以下三重机制的结构性缺失。

其一，制度化文化资本的缺位，导致公共品牌治理失灵与价值损耗。制度化文化资本指经由官方认定、获得合法身份的文化资产，其核心功能在于为文化产品提供信誉背书与质量担保，降低市场交易中的信息不对称。在香格里拉的语境中，“香格里拉”本身即是一个蕴含巨大文化价值的公共品牌，作为制度化文化资本，它本应对地域内非遗产品的品质、渊源与文化本真性建立起统一的认证标准与监管体系。然而，这一起关键作用的制度环节，目前恰恰是缺失的。

这种制度上的缺位，首先体现在规则体系的不完善上。尽管“香格里拉”这个名字作为文化符号具有很大的市场吸引力，但它作为一项制度化文化资本所应具备的实际功能，即一套覆盖当地各类非遗产品的统一认证标准和监管体系，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截至本研究开展时，通过查阅地方市场监管和文旅部门公开发布的文件及相关法规可以发现，目前香格里拉地区还没有一套针对非遗产品的跨门类统一质量标准，也没有覆盖“香格里拉”这个公共品牌整体的强制性使用规范和常态化监管机制。虽有《“香格里拉松茸”地理标志使用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等地方文件出台，但其适用范围局限于单一品类，且多处于意见征求或部门试行阶段，尚未形成具有普遍法律约束力的统一管理规则。

正是由于缺乏这套制度保障，市场长期处于混乱状态。近年来，关于香格里拉景区售卖天价藏药的投诉时有发生。早在2011年，旅游3·15投诉平台就收到大量关于“香格里拉旅游遭遇藏药骗局”的投诉^[26]。随着记者深入调查发现，迪庆州香格里拉附近的蓝月山谷景区存在不法商贩勾结“药托”的情况，向游客贩卖假药或以远超正常价格出售药材，受骗游客众多，单人被骗金额最高接近3万元。到了2021年，这类问题仍未得到解决：多名游客在人民网领导留言板反映，在香格里拉被导游以“扶贫当地老百姓”的名义带入土特产店，所购藏药价格高出正常水平数倍，甚至出现“标价8元以为是每斤，付款时却被告知是按每克计算”的欺诈行为。

其二，身体化与客观化文化资本的产权界定模糊，导致符号盗用与意义异化。这两类文化资本在市场中面临的核心困境，在于产权归属不清。与有形财产不同，文化资本的产权不仅涉及“谁受益”的经济分配问题，更关乎“谁定义”的文化主权问题，即文化持有者对其文化符号的解释权、控制权与收益权应当归属何人。在缺乏有效规制的情况下，资本的逐利逻辑必然会推动其对文化符号进行便于市场消费的简化、篡改与误读。为迎合游客想象而脱离本真的“舞台化表演”与“魔改产品”，不仅扭曲了非遗的深层内涵，更实质性地侵犯了文化持有者的尊严与精神权益。传承人精心守护的技艺被简化为表演噱头，社区世代传承的知识被挪为他用却无从追责。这种产权模糊带来的后果是双重的：一方面，身体化与客观化文化资本在符号盗用中被掏空意义，文化传承的根基因此空心化；另一方面，这种做法可能引发文化主体的强烈抵触，从根本上瓦解文旅融合的社会信任基础。当传承人不再认同被展示的文化，当社区感到被剥夺而非受益，文化资本的再生产便失去了最根本的动力源泉。

其三，文化资本物质基础的透支，源于生态规制与市场扩张之间的失衡。尼西黑陶依赖的特定黏土、藏香制作所需的柏木与天然香料，都是不可替代的本土资源；承载非遗展演的社区空间、滋养文化传承的高原草甸，同样是文化资本再生产的物质前提。从文化资本的视角来看，这些自然资源构成了文化资本得以存续与再生产的生态根基。然而，当非遗生产规模盲目追随市场扩张而无视环境承载力时，直接后果便是原材料的掠夺性开采与生态系统的不可逆退化。过度采集柏木摧毁植被，过量游客涌入污染水源、践踏草场的类似行为不仅触碰了生态保护的红线，更深层地违背了藏族文化“人与自然共生”的核心伦理，使身体化技艺赖以存续的物质基础、客观化产品得以生产的资源前提双双受损。当文化资本的生态根基被透支，非遗便沦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其长期可持续的资本转化更无从谈起。

二、调和路径

在香格里拉的实践中，实现逐利性与本真性的动态平衡，关键在于将两者从对立面转化为相互支撑的统一体。前文的分析表明，冲突的根源在于文化资本向经济资本转化的机制发生了结构性失灵。因此，解决问题的出路并非否定市场或排斥资本，而是通过制度设计修复这些失灵机制，使身体化、客观化、制度化三种文化资本能够在市场中实现有序转化、相互支撑。

（一）品牌化

1. 建立权威认证体系

制度化文化资本的本质，是经由官方或权威机构认定、获得合法身份的文化资产，其核心功能在于降低市场交易中的信息不对称，为文化产品的本真性提供可识别的信用凭证。在香格里拉的语境中，可以由政府主管部门、相关领域权威学者以及代表性传承人共同组成一个独立的认证委员会。这个委员会需要根据当地文化的实际情况，制定出比一般行业标准更为细致的认证规则。委员会应立足本地文化特征，制定高于通用行业标准的本地化认证准则。认证的内容不仅要看工艺技法是否完整、准确，还要考察这项技艺的文化背景是否清晰可溯，所使用的材料是否来自本地、采集方式是否环保。通过认证的非遗产品和体验项目，可以获得一个专属标识，并配有可扫码查询的数字溯源信息。这样一来，消费者在购买或体验时，就能清楚地知道自己面对的是否是真正符合传统标准的非遗产品。这套认证体系的建立，实际上是在填补过去制度化认证的空白，让真正具备文化价值的产品在市场上拥有清晰的标识，从而与大批量生产的仿制品区分开来。

2.发展深度沉浸式体验

客观化文化资本的价值不仅在于物质载体本身，更在于其所承载的文化意义。发展小规模、高体验感的研学或劳作活动，目的就是让游客有机会真正进入文化的实践过程，重新建立与非遗的意义连接。因此，在这方面，国内已有一些可供参考的案例。例如，贵州丹寨万达小镇设立了蜡染、造纸、鸟笼等非遗体验点，常年开展研学课程。游客可以在传承人的带领下，亲手参与苗族蜡染的制作，从绘图、浸染到脱蜡，一步步完成整个流程，也可以在古法造纸中体验抄纸、装饰花草的过程。有游客在体验后表示，亲手握住蜡刀的感觉比想象中重得多，但画出的图案却格外生动。这种亲身参与，让非遗不再是摆在展柜里的静态物品，而成为可以被感知、被触摸的活态文化。其背后的逻辑是，让文化的载体重新回到它的实践语境中，通过完整的体验，把隐藏其中的意义传递给每一个参与者。

（二）社区赋能

1. 建立以社区为主导的产权与利益分配机制

非遗技艺的真正载体，是传承人本人。他们所拥有的手艺、素养和文化认同，构成了文化资本最核心的部分。所以身体化资本的延续，不能只靠情怀，更需要持续获得经济上的回报和社会各界的认可。为此，应当明确规定，凡是利用社区非遗资源开发的旅游项目，都必须将核心收益按照事先约定的比例，注入社区文化发展基金。这笔钱将专门用于青年传承人的培养、传统节庆的恢复，以及对原材料产地的生态补偿，以作为支撑文化能够持续传承下去的基础性投入。在具体销售环节，可以采用“材料成本+手工费”的模式进行结算，确保传承人拿到体面的报酬，社区也从中获得长久发展的资金。

2.赋予传承人完整的文化主权与市场议价权

身体化文化资本缺乏明确的产权，是导致符号被滥用曲解的一个原因。传承人及其合作社应应直接主导产品设计、定价与文化解释，外部资本如果想参与，只能作为合作伙伴，负责市场开拓和营销服务，不能强行要求传承人改变作品的原貌，也不能随意压低收购价格。

这一原则应当被正式写入“香格里拉本源认证”体系，把“创作者拥有定价自主权”设为一项硬性标准，从制度上保障匠心的价值能够获得市场的尊重。当传承人可以自己决定“什么样的唐卡才是真正的唐卡”“什么样的藏香才算合格”，并且因此得到市场的认可时，他们就不再只是被动的被开发者，而是真正站在了主动的位置上。

3.设立具有否决权的文化审核机制

在社区内部，可以由传承人和村民代表共同组成一个文化委员会，对涉及本地非遗资源的旅游项目策划、宣传内容、体验活动脚本等进行前置审核，确保文化的表达准确、呈现方式得当。如果发现开发行为亵渎了神圣的物件，或者曲解了传统的内涵，甚至为了商业化过度迎合游客口味，委员会有权依据相关规定，直接行使一票否决权。这相当于给非遗的核心价值上了一道制度化的保险。那些无法被市场简化的伦理和深层知识，因此得到了刚性的守护。它既是维护文化本真性的最后一道防线，也是社区真正成为文化主人的最高体现。

三、结论

本研究以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为切入点，考察了香格里拉非遗旅游开发中逐利性与本真性的冲突形态与化解可能。研究发现，这种冲突并非偶然或局部现象，而是三种文化资本在资本化进程中遭遇的结构性侵蚀：客观化文化资本被抽离意义、剥离语境；身体化文化资本面临技艺浅表化与认同偏移；制度化文化资本的缺位，则使前两者的转化失去了应有的规范支撑。追根溯源，这些问题的背后，是文化资本向经济资本转化的三重机制出现了失灵。

针对上述困境，研究提出两条相互关联的调和路径。一条是品牌化路径，通过构建权威认证体系、发展深度沉浸式体验、推动叙事驱动的品牌传播，让制度化文化资本真正运转起来，为客观化文化资本的价值兑现提供信誉保障。另一条是社区赋能路径，通过建立以社区为主导的利益分配机制、赋予传承人完整的文化主权与市场议价权、设立文化审核的否决机制，使身体化文化资本的持有者从被动的被开发者，转变为主动的文化主人。

由此看来，非遗的可持续发展，关键不在于要不要让资本介入，而在于如何让资本以一种尊重文化的方式介入。当制度安排足够有力时，市场的逐利逻辑便有可能与本真的守护逻辑从对立走向协同。这意味着，文化的价值在市场中得以兑现，而资本的流动反过来为文化的活态传承注入了持续的动能。文化、生态、经济与社会效益的共生共荣，或许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成为可能。当然，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作为单一案例的质性研究，香格里拉的经验能否迁移到其他类型的非遗项目或不同发展阶段的旅游目的地，尚需更多比较研究来验证。同时，研究主要聚焦于文化资本的分析框架，对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与三种文化资本之间的复杂互动着墨不多，可能忽略了一些更深层的关系。此外，所提出的品牌化与社区赋能路径，其实际效果如何，还有待后续的实证跟踪与量化评估来检验。未来的研究可以在这些方向上继续推进，通过多案例比较、长期田野观察或量化指标构建，进一步深化对非遗文化资本转化机制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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