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绿色低碳转型加速推进的背景下，绿色创新已成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协同发展的关键路径。中国提出“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后，企业作为绿色技术创新与低碳转型的重要主体，其绿色创新能力对于提升资源利用效率、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以及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如何通过制度创新与高水平开放激发企业绿色创新活力，已成为当前学术界与政策界关注的重要议题。

自贸试验区作为中国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制度平台，自2013年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以来，在贸易便利化、投资自由化、金融改革以及政府治理创新等方面开展了大量制度探索。随着自贸试验区建设不断深化，绿色发展理念逐步融入制度设计，绿色金融、绿色贸易及环境监管等相关政策持续完善，这为企业绿色创新提供了新的制度环境与政策支持。

现有研究主要关注自由贸易试验区对对外贸易、外商投资、资源配置效率以及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等方面的影响，而关于其是否能够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的研究仍相对有限。尤其是，从微观企业层面识别自由贸易试验区影响绿色创新的作用机制与异质性效应，尚缺乏系统的经验证据。考虑到绿色创新具有高投入、高风险与正外部性等特征，其发展高度依赖融资环境改善与制度激励强化，而自由贸易试验区所带来的金融创新、开放红利以及环境规制优化，可能为企业绿色创新提供重要支撑。

基于此，本文以自贸试验区设立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11-2024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系统考察自贸试验区建设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同时，本文从融资约束与环境规制两个维度检验其作用机制，并进一步分析行业及区域下的异质性效应。本文不仅有助于丰富制度型开放与企业绿色创新领域的研究，也能够为自由贸易试验区绿色化升级以及企业绿色转型提供经验依据。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直接影响

自由贸易试验区以制度创新为核心，通过扩大开放、强化竞争、技术溢出与绿色政策引导，对企业绿色创新形成直接推动作用。一方面，自贸试验区通过外商投资负面清单管理、跨境贸易与投资便利化改革，吸引大量绿色技术先进、环境管理规范的外资企业集聚，通过技术溢出、产业链协同与标准示范效应，带动本土企业提升绿色技术水平。另一方面，高水平开放加剧市场竞争，倒逼企业摆脱粗放式发展模式，将绿色创新作为构建长期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主动加大绿色研发投入。

与此同时，各自贸试验区普遍将绿色低碳纳入发展定位，通过严格环境准入、限制“两高”项目、支持绿色产业与绿色贸易等方式，释放清晰的绿色发展信号，引导企业资源向绿色创新领域配置。在政策激励、竞争压力与技术溢出的共同作用下，企业绿色创新的动力与能力显著提升。据此提出：

假设1：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对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二）融资约束缓解机制

绿色创新具有投入大、周期长、风险高的特点，融资约束是制约企业绿色创新的关键瓶颈。自贸试验区通过金融开放创新与绿色金融先行先试，能够有效缓解企业融资压力。其一，自贸试验区推进跨境投融资便利化、放宽金融市场准入，拓宽企业境内外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其二，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碳排放权质押等工具在区内落地，将环境效益转化为融资能力，提升绿色项目资金可得性；其三，金融机构集聚与竞争加剧，改善信息不对称，增强对长期创新项目的资金支持。

当企业融资约束得到缓解，便可将更多资金配置于绿色研发与技术改造，稳定创新预期、提升创新产出。因此，自贸试验区可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间接推动企业绿色创新。据此提出：

假设2：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从而提高绿色创新水平。

（三）环境规制强化机制

自贸试验区在扩大开放的同时，构建更严格、更透明、更市场化的环境规制体系，形成“倒逼创新”效应。首先，自贸试验区实施更高标准的环境准入与排放要求，强化环境监管与执法力度，提高污染排放成本，迫使企业从末端治理转向源头绿色技术创新；其次，通过对接国际高水平环保规则，推动绿色供应链、低碳认证、环境信息披露等制度落地，强化企业环境责任；最后，借助负面清单管理限制高污染行业，引导资源向绿色低碳产业集聚。

严格且稳定的环境规制，将外部生态压力转化为企业内部创新动力，推动企业加大绿色技术研发与应用。因此，自贸试验区可通过强化环境规制间接促进绿色创新。据此提出：

假设3：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通过环境规制效应促进企业绿色创新。

二、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以2011-2024年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绿色专利数据来源于CNRDS数据库，相关财务数据来源于CSMAR数据库与Wind数据库，地区层面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参照已有研究，对合并后的数据进行如下处理：（1）剔除金融行业公司；（2）剔除ST、*ST及PT样本；（3）剔除数据严重缺失的企业样本；（4）剔除当年上市的企业样本。最终得到41932个用于回归的企业-年度样本数据。

（二）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企业绿色创新水平（Gpatent）。参考刘金科和肖翊阳（2022）的方法，以当年独立申请的绿色发明数量作为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的代理变量。

2.解释变量：自由贸易实验区建设（PFTZ）。采用双重差分模型（DID）进行识别，构造形式为交互项PFTZ=treat×post。其中，treat为组别虚拟变量，企业所在城市被纳入自由贸易试验区试点则取值为1，否则为0；post为时间虚拟变量，政策实施当年及后续年份赋值为1，政策实施之前年份赋值为0。

3.控制变量。为排除无关因素对实证结果的干扰，在考察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时，本文选取6个可能影响企业创新行为的控制变量，包含企业规模（Size）、企业年龄（FirmAge）、资产负债率（Lev）、现金流量（Cashflow）、资产周转率（ATO）、股权集中度（Top1），具体见表1。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简称	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	绿色创新水平	Gpatent	当年独立申请的绿色发明数量
解释变量	自贸实验区建设	PFTZ	若所在地区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取值为1，否则为0
控制变量	企业规模	Size	年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企业年龄	FirmAge	企业存续年限的自然对数
	总资产周转率	ATO	营业收入与平均总资产比值
	现金流比率	Cashflow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总资产
	资产负债率	Lev	总负债与总资产的比值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Top1	第一大股东持股数与企业总股数的比值
中介变量	融资约束	SA	企业年龄与规模的函数
	环境规制	HB	企业年报、环境责任报告中是否提及环境管理活动

（三）计量模型设定

本研究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DID）进行实证研究，评估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作用。以2011–2024年中国А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将注册地位于自由贸易试验区所在城市的上市公司纳入实验组，非自由贸易试验区所在地区的上市公司归入对照组。具体的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其中，为被解释变量；表示核心解释变量；为控制变量；设定代表企业固定效应，代表年份固定效应，为随机扰动项；下标代表企业，代表年份。

为检验环境规制、融资约束两类变量，是否在自由贸易试验区（PFTZ）建设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发挥中介协同作用，本文采用逐步检验法开展中介机制分析，具体步骤如下：首先，验证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对各中介变量是否存在显著影响，以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虚拟变量（PFTZ）为核心自变量，各中介变量为被解释变量，构建基准影响模型（公式2）；其次，将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虚拟变量（PFTZ）与中介变量的交互项纳入回归，以企业绿色创新水平（Gpatent）为被解释变量，构建中介机制检验模型（公式3），以此探究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通过中介变量影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内在路径。

三、实证检验

（一）基准回归

基准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核心解释变量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PFTZ）的系数在列（1）中为0.5717，在列（2）中为0.5611，且均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自贸试验区建设对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且这一核心结论在加入控制变量后依然稳健，为本文核心假设提供了有力实证支持。

	(1)	(2)
	Gpatent	Gpatent
PFTZ	0.5717***	0.5611***
	(0.1522)	(0.1537)
Size		0.3643***
		(0.0818)
FirmAge		-0.2550
		(0.5601)
ATO		0.0026
		(0.0935)
Cashflow		-0.5815
		(0.5301)
Lev		-0.6933***
		(0.2143)
Top1		0.1625
		(0.4512)
Cons	1.1287***	-5.9632***
	(0.0690)	(2.2743)
企业固定效应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样本量	41932	41932
R2	0.663	0.664

注：括号中数值为标准误，*、**、***分别表示10%、5%和1%显著性水平。

（二）平行趋势检验

图1展示了平行趋势检验结果。可以发现，在政策实施前的6年至1年（-6至-1期），政策效应系数始终围绕0值波动且不具备统计显著性，表明实验组与对照组企业的绿色创新趋势具有平行性，满足平行趋势假定。政策实施后（1期及以后），效应系数持续为正且呈逐步上升态势，说明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正向影响具有累积效应。这证明本文识别的政策效应并非由组间事前差异导致，而是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带来的真实因果效应。

（三）安慰剂检验

为验证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效应并非由随机因素导致，本文开展了500次虚拟政策随机分配的安慰剂检验，图2展示了安慰剂检验结果。虚拟政策的估计系数分布集中在0值附近且呈现出对称的正态分布特征，这表明随机分配政策并不会对企业绿色创新产生实质性影响；所有虚拟系数的p值均高于0.1的显著性水平，印证了这些随机结果不具备统计上的显著性。而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的真实估计系数显著偏离安慰剂系数的分布区间，且处于安慰剂系数集中区域之外。上述结果充分证明，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正向促进效应并非随机因素的产物，而是政策实施带来的真实影响。

（四）稳健性检验

1.替换被解释变量为绿色专利总申请量，记作Gapatent1

回归结果如表3的（1）所示。PFTZ系数仍保持0.5625且在1%水平显著，这表明即便改变绿色创新的度量方式，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正向促进作用依然成立，核心结论未发生实质性变化。

核心解释变量滞后一期

回归结果如表3的（2）所示。PFTZ系数为0.5818且在1%水平显著，这表明即便考虑建设效应的时间滞后性，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正向促进作用仍显著存在，且系数大小与基准回归相近，进一步印证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也排除了反向因果带来的估计偏误风险。

排除其他政策干扰

考虑到2008年启动的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可能与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形成叠加效应，干扰对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净效应的识别，本文通过剔除低碳试点城市样本的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以排除低碳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潜在影响。回归结果如表3的（3）所示。PFTZ系数为1.3190，且在1%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即使去除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影响，PFTZ对企业绿色创新的积极促进作用依旧明显，且政策效应的独立性得以证实，进一步增强了核心结论的可靠性。

4.PSM-DID检验

为缓解样本自选择偏误引发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研究选取全部控制变量作为匹配协变量构建Logit模型，并采用1:1最近邻匹配原则完成样本匹配，匹配后有效样本量为21152。回归结果如表3的（4）所示。PFTZ系数为0.3927，在5%的水平上显著，该结果再次验证PFTZ能够显著推动企业绿色创新水平提升。

	(1)	(2)	(3)	(4)
	Gpatent1	解释变量滞后	排除其他政策	PSM-DID
PFTZ	0.5625***	0.5818***	1.3190***	0.3927**
	(0.2018)	(0.1501)	(0.5107)	(0.1938)
Cons	-15.1345***	-5.9939***	-2.7892	-6.0369*
	(3.8063)	(2.2726)	(4.0336)	(3.4035)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企业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样本量	41932	41932	19694	21152
R2	0.677	0.664	0.628	0.669

注：括号中数值为标准误，*、**、***分别表示10%、5%和1%显著性水平。

（五）机制检验

1. 融资约束的中介作用

表4的列（1）与列（2）展示了融资约束（SA）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对企业绿色创新影响中的中介作用检验结果。列（1）为核心解释变量PFTZ对中介变量SA的回归结果，可知，PFTZ的系数为0.0077，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由于SA数值越大代表企业融资约束程度越低，这表明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能够显著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为企业开展绿色创新活动提供了资金保障。列（2）为将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与SA同时纳入回归的结果，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PFTZ）的系数为0.4721，仍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SA的系数为11.6031，同样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融资约束的缓解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综合上述结果可以看出，融资约束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的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即自贸试验区建设通过改善企业融资条件，进一步对绿色创新产生间接促进作用。

2.环境规制的中介作用

表4的列（3）与列（4）展示了环境规制（HB）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影响企业绿色创新中的中介作用检验结果。列（3）为PFTZ对中介变量HB的回归结果，可知，PFTZ的系数为0.0190，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PFTZ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环境管理水平，强化企业的环境规制执行力度与环保责任意识。列（4）为将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与HB同时纳入回归的结果，PFTZ的系数为0.6014，仍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HB的系数为0.5358，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企业环境管理水平的提升会显著推动绿色创新水平提高。上述结果证实，环境规制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即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可通过提升企业环境规制水平这一渠道，间接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发展。

	(1)	(2)	(3)	(4)
	SA	Gpatent	HB	Gpatent
PFTZ	0.0077***	0.4721***	0.0190***	0.6014***
	(0.0013)	(0.1484)	(0.0042)	(0.1633)
SA		11.6031***
		(1.5467)
HB				0.5358**
				(0.2248)
Cons	-3.9113***	39.4194***	-1.1184***	-4.9760**
	(0.0506)	(5.9415)	(0.0944)	(2.5253)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企业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样本量	41932	41932	39183	39183
R2	0.966	0.667	0.503	0.664

注：括号中数值为标准误，*、**、***分别表示10%、5%和1%显著性水平。

（六）异质性分析

1.行业异质性分析

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列（1）为轻污染行业样本结果，列（2）为重污染行业样本结果。回归结果显示，PFTZ对轻污染行业Gpatent的系数为0.4675，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PFTZ著推动轻污染行业企业的绿色创新发展；而对重污染行业企业的系数为0.5190，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对重污染行业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未体现统计显著性。

2.地区异质性分析

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列（3）为东部地区样本结果，列（4）为中部地区样本结果，列（5）为西部地区样本结果。回归结果显示，企业绿色创新受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影响，在不同区域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其中，当本文采用中部地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时，结果现实PFTZ系数为1.1983，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且系数数值远高于东部与西部，表明PFTZ对中部地区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最为突出。东部地区样本回归结果表明，PFTZ系数为0.5636，同样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PFTZ对东部企业绿色创新的正向效应显著，但建设效应强度弱于中部。西部地区回归结果表明，PFTZ系数为0.668，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意味着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对西部地区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未体现统计显著性。

	(1)	(2)	(3)	(4)	(5)
	轻污染	重污染	东部	中部	西部
PFTZ	0.4675***	0.5190	0.5636***	1.1983***	0.0668
	(0.1714)	(0.4065)	(0.1951)	(0.4183)	(0.2798)
Cons	-9.4521***	1.7393	-9.3360***	5.2602	1.7015
	(2.9949)	(2.8896)	(2.9222)	(6.6463)	(3.8813)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企业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样本量	32646	9225	27236	6722	5452
R2	0.661	0.690	0.703	0.474	0.444

注：括号中数值为标准误，*、**、***分别表示10%、5%和1%显著性水平。

四、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以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11-2024 年中国 A 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系统检验了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作用机制与异质性特征，主要得出如下结论：第一，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绿色创新水平，在经过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第二，机制检验表明，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能够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与强化环境规制两条渠道，对企业绿色创新产生正向推动作用。第三，异质性分析表明，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对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的提升作用在轻污染行业与东中部地区更为突出，而在重污染行业与西部地区相对较弱。

基于上述结论，结合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绿色发展实践与企业转型需求，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启示，同时为俄罗斯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利用开放政策推动绿色创新提供参考。

第一，持续将绿色发展融入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设计，强化开放与绿色协同。在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的同时，把绿色创新、低碳转型作为试验区核心政策目标，完善绿色产业准入、绿色贸易便利化、低碳技术合作等制度安排，推动自由贸易试验区从 “开放高地” 向 “绿色开放高地” 升级，以制度型开放激活企业绿色创新动能。

第二，完善绿色金融体系，长效缓解绿色创新融资约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金融开放优势，扩大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基金供给，推动排污权、碳排放权、用能权等环境权益融资工具落地，降低绿色创新项目融资门槛与融资成本。建立政府风险补偿机制，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长期绿色研发项目的支持，破解绿色创新 “资金难” 问题。

第三，优化环境规制体系，以高标准监管倒逼绿色技术升级。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内实施更严格、更透明、更市场化的环境规制，提高“两高”行业准入门槛，强化动态监管与环境信息披露。推广碳交易、绿色供应链、低碳认证等市场化工具，将环境压力转化为企业创新动力，推动企业从被动合规转向主动绿色创新。

第四，实施差异化政策，提升政策精准性与有效性。针对重污染行业，加大绿色转型专项补贴、技术改造支持与低息融资扶持，降低转型成本，破除技术路径依赖；针对东部、中部、西部实施区域分层策略，东部聚焦绿色前沿技术研发与国际合作，中部强化绿色技术承接与成果转化，西部加大人才、资金与技术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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