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工具理性泛化与科层管理交迫之下，教育渐失求真本色，教师身陷认同困局。韦伯的《学术作为志业》这篇文章中体现的学术态度，至今犹具警策之力。本文由韦伯“天职”观入手，解析其“志业”论的教育学内涵，思考量化与官僚化压力下教师学术精神重建之途，为当代教育治理与教师成长辟一理论镜鉴。

“天职”观与“志业”观

如果要对于韦伯的“志业”观进行系统的解读，则完全绕不开他早期著作中的“天职”观。韦伯的“天职”观是通过对于新教徒的伦理分析中归纳出的一个概念，德语中“Beruf”一词，抑或是英语中的“Calling”。通俗而言，即是“上帝安排的任务的观念”，这对于新教徒们来说意味着一种终生的任务，一种明确的工作领域的意义。于是乎，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尘世中的人们奋力履行其个人在世间的位置所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这也就是他的天职所在，并且在上帝看来，每一种正当的职业都具有完全相同的价值，韦伯认为新教对于这种世俗活动的道德辩护，是宗教改革的重大成果之一，同时也是促进资本主义精神发展的一大重要因素。

按照韦伯对于正当支配的分类，“天职”观无疑是“超凡魅力权威”的典型代表。那么何为“超凡魅力权威”？“超凡魅力”意指个体所具之非常禀赋，使其超拔于常伦之上。对此权威的认同，将催生一种内在的“天职观”与使命感，令服从者专一委身于其所昭示的召唤。新教徒秉持“天职”观，将世俗职业视为邀获神圣恩典的唯一途径，由此赋予凡俗劳作以超越世俗的意义。纵观此一观念的嬗变轨迹，韦伯所着意申说的乃是：工作须被当作内在使命来承当，其旨归在于回应心灵深处的召唤，而非外在功利。此种将职业等同天赋职责的观念力量，本身便浸染着“超凡魅力权威”的底色。

对于这种“超凡魅力权威”底色下的“天职观”兼具内生性与非功利性两大特质。其内生性源出于新教徒对恩宠与救赎的内在渴求——无论路德“因信称义”之说，抑或虔敬派、再洗礼派对内心宗教体验的倚重，皆昭示此种使命意识实由本心生发，自内而外地规约个体行动。其非功利性则呈现为一种轻物欲、重精神之超凡魅力品格。德国大学编外讲师制度即为一显例：学者于无固定俸给、晋升渺茫之境中，唯凭对科学的内在召唤，甘守清寂，仅为天职本身存续，不以俗世功利为鹄的。

二十世纪初德国已告祛魅，理性与科学踞于解释权威之位。然而理性化在敞开真实世界的同时，亦蚀空了意义的维度与心灵的企向。当时青年多已洞悉，学术昌明无补于解答世界意义之惑。韦伯即言，除却极少数“老儿童”，无人复信科学尚能揭示存在之意义。在此背景下，韦伯于1917和1919年在德国慕尼黑向广大青年进行了分别名为“学术作为一种志业”和“政治作为一种志业”为主题的演讲，意为提醒青年们以及广大民众应以“志业”为终极目标，同时对于这个目标进行不懈的奋进。

在韦伯的志业论说中，心志伦理、责任伦理与价值中立构成三重相互交织的核心维度。心志伦理关乎对终极目标的献身热忱与纯粹信念，它将学术或政治从谋生技艺升华为精神自由的志业，令从业者以内在力量持守工作之本真意义。但是信念独行无以应对现实之繁复，责任伦理遂强调对行动后果的理性承负，要求行为主体在权衡手段正当与过程合理之后做出审慎抉择。韦伯虽洞察二者在道德决断中的紧张关系，却更指明只有将心志的炽烈与责任的审慎熔于一炉，方成其为成熟之完全人格。而维系此种结合之关键，在于判断力——亦即保持价值中立的清醒间距。于祛魅后价值纷争的格局中，学者断不可以一己立场僭越先知之位，唯有恪守对事实与知识的客观忠诚，方能免于价值预设扭曲真相，从而以清明的洞见，在诸神之争中守护志业的尊严与真实。

于韦伯而言，志业与职业此乃天差地别。职业作为一种谋生手段与志业不同，它指向物质层面，是建立在金钱取向的前提。在韦伯的演讲语境中，志业之义偏重于精神向度。其屡以“精神上的志业”或“科学的志向”指称学术，明言此道需有热情、灵感与“独特的迷狂”，需将灵魂与命运系于某一专业追求，需对学术本身怀持不计得失的挚爱与激情，以及“为学术而学术”的笃定信念。其旨趣迥异于借学术博取“商业或技术上的成功”，亦非谋求衣食丰足、心智开化或统治效能的提升。显然，韦伯所论之“志业”纯属精神范畴，与使命、信仰、激情相连结，既植根于职业与专业的土壤，又禀具超越、导向与神圣的品格。

为何需要志业教育

韦伯之所以进行那两篇经典演讲，然实则当时的德国社会以进入资本主义日益繁盛而社会结构却日益科层官僚化与僵化当中，现实层面的资本主义正渐次侵蚀人的心灵疆域，新教伦理曾予人的精神归依已趋凋零。与此同时，官僚制组织犹若一套精密机械，由专训人员依循既定规则持续运转。此种高度发达的科层架构奉行“无恨亦无爱”之原则，以“非人化”为其禀性，将个体的非理性因素涤除殆尽。置身于官僚机器宰制下的每一个人，皆无可逃遁地坠入“铁的牢笼”，自由与情感几近湮灭。

韦伯认为工具理性的泛化与大学官僚化是导致当时德国社会教育出现本质异化的原因所在。工具理性谈及的更多是指“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情况和其他人的举止的期待，并利用这种期待作为‘条件’或者作为‘手段’，以期实现自己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作为成果的目的。”在工具理性的支配下，行动者为达预期目标，必审慎权衡可用的方法与技术，预估诸种可能的后果，进而遴选出最为经济高效的实施方案。秉持此一理性者，鲜少关注于行为本身的伦理意涵与社会价值，其所关切皆在手段是否足以顺畅抵达目的。总而言之，工具理性乃以工具崇拜与技术路线为导引，奉效率至上为圭臬，借由精确计算与严密审视，思考手段之有效性、成本之低廉度与收益之最大化，以期行动能以最俭省之代价达成预定目标的一种价值裁断。在当时的德国高校教育场域内，工具理性有明显泛化之趋势，其教师之独有资质天赋、精神气质、道德情感，甚至于个体的自由发展，本该属于重点关注点，遗憾的是，这些因素全被有意无意的遗失和疏远，究其原因则更多体现在工具理性指导规则下的可量化、可视化、可复制化的教学目标和教育成果验收当中。这种工具理性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于当时的德国高校教师的一种思维模式和行动范式的转变，这种量化的世界，一种服从于机械化和精通数学运算的世界，从此学校组织是一个巨大标准运行之工厂，零零散散的高校教师则化身为这个巨大标准运行工厂上的一个个标准化的齿轮，并时时刻刻跟着运行表，规矩的运行着。那么这种工具理性泛化下的教育机构在真实实践领域中是如何？尽管规范化与制度化下的教师队伍在科研成果的产出上确实硕果累累，教师在各项量化指标的考核中绞尽脑汁的达标，教学科研也朝着技术化，形式化和功利化发展，但在某种程度上，如此这般畸形发展于未来教育发展而言只能是弊大于利，如此这般功利主义主导下的教育科研无非是教育外在目的的无止尽的肆虐和内在目的的无休止的雪藏，欲挣脱工具理性的过度辖制。着眼于人格的完全发展与完善，重估教育的本然属性，并关切教师自身意义的生成，已成为迫在眉睫的头等大事。

在如此工具理性泛化的趋势下，教师队伍不可避免的会出现更深次的个体认同危机。对于这个现象韦伯是这般论述，现代个体与周遭世界之间存在着异化性的对立。昔日生活的稳固根基渐次销蚀，传统的人际依附与社会纽带已蜕变为赤裸的利益权衡。对于自我认同，则是个体对自我的反思性领会。所以对于教师队伍而言，个体认同危机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对于“我是谁”的灵魂发问。在传统社会格局中，教师的身份角色与社会结构深相契合且稳固有常。社会赋予其明晰的角色定位与期待，教师则循此确定自身的行为轨范。于此结构内，教师的社会自我与个体自我浑然同一。此种同一既指涉某一人或物在任一场合与时刻的自洽一致，又指向某一人或物确为其自身而非他者的存续状态，在这种稳定状态下的教师不会为了“我是谁”而苦恼不堪。但由于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政治社会结构的变迁以及伴随而来的价值多元化的“诸神斗争”，教师的地位并非牢牢稳固不变，它的根基也因为这些因素得到了不同程度上的动摇。教师传统地位的丧失，使得他们更多产生自我认同危机，这种自我认同危机是一种自我同一性断裂的体现，而恰恰这种同一性断裂，导致自我价值得不到更多的反馈，于是乎在教师队伍中更多的是被这个规则所异化，而失去了最初的自我价值和自我情感反馈。“我是谁”这个问题就如同投掷进入了一个陌生且荒凉的世界，这里别无其他，只充斥着孤独、焦虑、失望、彷徨。

除此之外，科层制的弊端也同样渗入到教育教学领域。科层制与官僚化是韦伯对于理想社会结构绕不开的话题，同时他也深深明白这种制度的弊端所带来的破坏性，不然他也不会提出那个著名的“理性牢笼”的命题。科层制无疑是一种结构严密合理，运行井井有条的专业技术制度，通过这个制度可以确保体系中的运行明晰且效率极高，成员之间也权责分明，是兼顾效率和效果的一个良制。然而科层制亦易滋生行政成本高昂、创造力匮乏、过度泛化及功能失调等诸多弊端。因其过度强调循规蹈矩与服从权威，组织成员渐染机械照章办事之惯习，固守客观标准之行为定式。此等科层制仪式主义，反噬自身平稳运转，终致功能失调。

在无疑对于教育系统是一个极大的破坏，高校作为一个社会组织，其科层性也是对于社会科层化的一个反映，所以其组织架构越发冗杂，内部事务越发复杂，同时高校也作为一个学术组织，但是对于学术的研究方向和研究题材同样受到了科层制的限制，教师队伍的学术劳动本就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但于此结构之中则要求凸显量化的体现，学术成果也必须有直观的展现。探索新知识的时间成本是未定的，而明确的规章制度和刚性的量化指标是确定的。科层制追求管理效率的本性，注定大学倾向于将一切活动纳入规范化、理性化与程序化的轨道。量化考核备受青睐，实际效能成为圭臬，规章制度的恪守与全员遵从被奉为准则。此一面造就教师对规章的依循，另一面则不免妨碍其专业发展与自我建构。与此同时，大学管理的科层化及其对学术资源的掌控，更可能催生学者的科层化蜕变，使其偏离学术正轨与信仰，从而间接导致为申请或占有资源而诉诸贿赂、合谋等非正当手段。

志业教育应当如何实现

针对二十世纪前后德国高校面临的难题，韦伯提出了以下措施。

首先是对于德国高校的自治。因为这是对于官僚化的最有力的抵抗手段，大学自治乃西方悠久的学术价值传统。然而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后，国家权力膨胀，大学社会功能彰显，政府与社会遂以拨款为杠杆介入教师聘任、研讨班开设等学术领域，自治根基为之动摇。至十九世纪后半期，科技工业并进，德国社会经济生活已如韦伯所言，全面步入官僚科层化或理性化之途。韦伯视政府干预大学教授人事权为自治沦丧的要因。按照惯例，学者受聘教职之前，理当具备智识上的自信，或至少赢得同侪信赖与共事意愿，此为最基本的学术准绳。然而有学者为求脱颖而出，直接无视这条不成文的规矩。他们为谋取晋升，心甘情愿捞取“惩戒教授”之职，而政府对此类投机之徒反予鼓励，因其恰恰可成禁锢学术之效。自政府立场观之，教授任命实为一种授以金钱利益与社会声誉的恩庇行为。受任者追名逐利之心愈热烈，其人格尊严之损毁便愈身中。韦伯警醒道：“若于聘任教员时对非学术目的做出妥协，尤其偏离当尽可能擢拔学术杰出者之基本原则，则大学道德权威终将归于削弱。”在韦伯看来，德国的学者失去了道德尊严，摇身一变成为了一个精明的“生意人”，在学术领域的“生意场”上如鱼得水，而这恰恰是高校学术权威和学者学术形象最大的败坏。

其次，韦伯认为高校的学术应当自由，且应该植根于科学兴趣和学术特长。在当时的德国，申请教授职位者需要经过多层且严苛的审查，并且“学术自由”只允许在政府划定的参政和宗教领域内。韦伯认为这种学术自由是对于那些不干实事，脑袋空空的“学者”一大便利，但是如果按照这种基调去选取专家学者那无非是对于这些人才品行的忽视，因为按照当时政府的规定，那么实质意义上的“科学、学术、教学自由”也就无法存在了。在韦伯那里，真正的学术自由蕴含三层义涵：其一，教师资格审定不得以信仰为由施以歧视或差别对待；其二，教师于大学场域之外从事政治活动应获允准；其三，教师在大学讲坛上须对自身价值立场与信仰有所收敛。为捍卫此种自由，韦伯对社会民主党、阿尔特霍夫体制、掌控德国资产的中央工业家联盟及天主教会皆予以猛烈抨击，皆因这些势力均构成对学术自由的威胁。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便是要求高校教师以学术为志业进行志业教育。高校教师摆脱“生意人”，而成为一个以学术清明为志业的高素质学术人是至关重要的。综上对于“天职”观和“志业”观的解读，在韦伯看来，对于学术研究不能仅仅作为一项“职业”去对待，并且针对如此专业化的一项技术事业，需要排除多余的主观情感，例如爱憎因素。并且对于学术研究也同时需要保持“学术人格”与“真实体验”，在学术领域中深耕其中的人才才有相对应的人格，倘若一人将理应献身的学术降格为表演事业，以经理人姿态登台，汲汲于借“个人体验”自证价值，则我们断不可将其视作具真实“人格”者。凡非自心底献身于科学之人，其行止必透出卑琐之气，人格亦随之贬损。同时他也要求学术工作者能够发挥“超凡魅力”的卡理斯玛特质，因为学术工作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现阶段的成果终究会被超越，又会有新的成果不断涌现，而这不断涌现的新成果需要学术工作发挥其卡理斯玛特质来带动更多的人加入其中，因为他们对于技术工作纯粹的目的指向和从事学术工作的志业态度，有别于游离于政治舞台，专注于经济投机的那些人，他们独守学术的孤独，而这种孤独是对于学术忠诚的坚守以及对于低级世俗污秽的蔑视。

对于韦伯志业教育观的启示

韦伯对于当时德国高校教育的论点虽然距离我们现在已经很遥远，但是他其中所阐发的概念却仍有我们值得借鉴的地方。我国大学的发展，须于多方力量间求取平衡，以保护学术研究之纯粹与独立。大学既为探究真理之所，其良性运转既仰赖政府与社会的政策扶持及财力支撑，亦须保有自身的自主空间。当前，高校内部管理若过度偏重科层化的职级序列，恐诱使部分学者将心力从学术追求移向行政资源之竞逐，由此引发“学术本位”与行政逻辑间的抵牾。于是，探求合理的大学治理架构，有层次的纾解教师对行政体系之过度依恃，简化科研管理程序，并于人事评聘与招生培养中恪守客观公正原则，皆有助于激扬学术热忱，守护学术工作之品质与尊严。

与此同时，大学教师于教学科研中当谨守“价值中立”之学术规范。简而言之就是在传授知识之际，应尽可能呈示事实之全貌与视角之多元，力避个人偏好遮蔽学子对客观世界之整全认知；对待学术，则当秉持诚实态度，以严谨的态度对待数据与论证，维系知识的客观品格。韦伯所倡导的价值中立，并非是在求研究者摒弃价值关怀，却是以专注真诚之姿直面真理本然。

于此根基之上，重温“以学术为志业”之精神，于当下学术生态建设尤具裨益。在外部环境日趋多元复杂的格局中，学者若能持守对真理探究之专注与热忱，以专业化之精进应对知识更迭之需，以从容之心境恪守学术伦理，则将经由个体人格之自由从而实现学术之奉献，获致更为丰赡的职业价值与人生意义。此并非独对学者个体操守的期许，亦系大学回归育人求真本然之题中要义。

参考文献：

1. [1] 韦伯.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 李修建，张云江译. 沈阳: 万卷出版公司,2021.
2. [2] 韦伯.经济与社会第一卷[M]. 阎克文译. 上海: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
3. [3] 张紫薇, 冯典. 韦伯“天职观”与我国教师专业伦理精神之审视[J].现代教育科学,2018(03):11-16.
4. [4] 韦伯. 学术与政治[M]. 钱永祥，林振贤，罗久蓉，等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2019.
5. [5] 韦伯.经济与社会: 上卷[M]. 阎克文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7.
6. [6] 赵艳平. 当前中国教育价值取向探寻——基于教育现状的反思[J]. 当代教育科学,2003(15):14-15.
7. [7] 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赵旭东，方文，王铭铭，等译. 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8. [8] 韦伯. 韦伯论大学[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