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随着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深入，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主体地位逐渐受到重视，译者风格（translator’s style）也成为翻译研究中的重要议题之一。但是传统的译者文体研究更多的是关注译者对原文的再现程度，并未充分考虑到译者自身的主观能动性。所以，译者文体的研究方法多是基于印象与经验的点评，主要依据是从文本中摘出的典型例句，这种方法过于主观（周小玲，蒋坚松；2008:156-157）。但Mona Baker提出基于语料库研究译者风格的出现打破了这种现状，其将译者的文体风格转化为可量化的标准。Baker（2000:245）指出译者文体风格（translator’s style）就是“如同人的指纹一样，是语言的或非语言的个性特征。”其中，语言层面的“指纹”也是语料库量化的主要内容，包括译本中的选词、组句以及语篇衔接等各方面显现出的语言特征以及它们背后所蕴含的翻译策略；而非语言层面的“指纹”则是涉及译者的认知、思想观念等方面。目前，国内语料库和译者文体相关的研究层出不穷，大多数的研究将可量化的标准奉为圭臬，运用各式各样的语料库将译本中的词、句、篇进行数据化处理，在此基础上对译者风格进行分析总结（严苡丹、韩宁，2015）。正如Baker所说，译者风格是语言和非语言的特征，而现有研究更多的是利用语料库对译本中的语言特征进行数据化的呈现，对于译者非语言层面的风格特征的探讨却屈指可数。虽然翻译过程中的遣词造句能够反映出译者的翻译风格，但是过度依靠这个数据是否又有失偏颇？译者的翻译活动并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所以其不可避免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所以某一个确定的译本是否能够代表译者的翻译风格呢？针对现有研究存在的问题，本研究通过探讨主要回答以下两个问题：语料库是否能将评定译者翻译风格的语言层面与非语言层面结合起来？二者应该如何结合？

一、译者风格中的非语言因素

翻译研究的发展过程中，翻译学界也进一步认识到翻译不仅仅是语言转换工具，更是在特定文化语境下的社会实践，所以译者不仅受到源语言和目标语等语言系统的限制，还会受到多重非语言因素的影响。翻译活动的社会属性表明不可避免地受到所处社会环境的影响；同时译者自身作为有主观能动性的实践主体，也不可避免地在翻译实践中加入自身的想法。译者在翻译实践中所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是个体意识与外部社会环境协调的结果。所以译者的风格不仅表现在语言转换层面，还表现在非语言层面。译者风格研究以来，学者们也围绕这个中心展开了丰富的研究。张继东和朱亚菲（2020，2021）就基于语料库对译者风格的语言和非语言层面展开探讨，但是在非语言层面主要集中于译者所采用的翻译策略，并未过多延伸。此外，还有学者从译者自身因素展开对译者风格的研究。冯正斌和徐瑶（2024）就从译者的生存需求、心理需求以及自我价值实现需求等方面讨论了译者风格的形成原因。由此可见，译者风格的非语言因素可以划分为多个层面，包括译者本身以及本身以外的因素。因为翻译作为社会实践，一方面受到外部社会环境的影响；另一方面又通过译者个体的认知与经验得以实现。译者的风格可以视为外部社会因素与内部个体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所以本研究大致将译者风格中的非语言因素分为个人因素及社会文化因素两个层面进行探讨。

（一）社会文化因素

翻译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其实现过程并不是仅由语言系统内部规律所决定，而是受到特定历史语境与文化环境的影响。在具体翻译活动中，译者的选择往往受到价值取向以及目标语文化期待等多重因素的制约，这些因素并不以显性的规则形式存在，而是以较为隐性的方式，对译者的翻译风格产生持续而稳定的影响。为了更准确地描述社会因素对译者翻译的影响，描述翻译学引入了“规范”这一概念。图里（Toury,1995）提出，翻译和其他活动一样受到一定的约束，其分布在两个顶端之间，一端是规则，另一端是个人习惯，而两个顶端之间的部分则存在着主体间性的因素，这就被称之为规范。在翻译活动中该规范则进一步衍生为翻译规范（translation norms），其反映某一社会环境的共同价值和思想观念，其中包括预备规范（preliminary norms），初始规范（initial norm）和操作规范（operational norms）。规范是“特定社会所共有的价值观念转化而成的、适用于特定情境的行动指令”（Toury,1999:15）。翻译规范则是对译者翻译活动做出相应指令，以便翻译实践更好地满足需要。这种规范并不是机械的程序直接规定译者的翻译选择，更多的是对其可选范围的限制，从而在翻译过程中影响其决策路径，使得译者在该过程中形成独属于自己的翻译风格。笔者拟用图里所提出的翻译规范为理论基础，对社会文化因素进行探讨。具体而言，翻译规范的三个分支从不同角度对译者进行约束，通过对三个分支的分析可以进一步提炼出影响译者风格的社会文化因素。

翻译规范的三个层面涉及到译者翻译活动的方方面面，从中也能总结出译者风格形成的因素。预备规范（preliminary norms）涉及到翻译政策和翻译的直接性，前者是指对原文的选择，后者则是指是从原文直接翻译抑或是从其他语言的版本进行转译。其中，翻译政策体现的是社会语境对源文本的选择倾向，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何种文化能够传入目的语语境，这本质上也体现了在译前工作中，译者会受到特定语境中思想价值的影响，进而影响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风格呈现；而翻译的直接性则体现了目标语文化对源语文化的接受程度，选择直译或是转译都受到社会语境的影响，从侧面反映了文化接受度也是译者在翻译中应该考虑的因素。因此，在该层面译者风格可视为特定思想价值和文化接受度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除此之外，初始规范中也蕴含了译者风格形成的其他因素。初始规范（initial norm）是指译者对翻译策略的选择，即在源语和目标语之间的语言和文化规范之间做出抉择。其核心在于译者是应该遵循源语文化，还是顺应目标语文化，翻译策略的差异也体现了译者在不同文化中抉择的过程。这也体现了影响译者风格形成的主要因素。首先译者在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抉择可视为译者的文化取向，不同取向也可能形成不同的翻译风格；其次，翻译活动的目的也会对译者在信息传递与形式选择的过程中产生不同程度的作用。译者在翻译实践中进而将这些因素内化为自己的风格，从而显现为具体的语言特征。综上，在这一层面译者风格也受到文化取向和翻译目的的浸润。最后，操作规范虽然是距离语言层面最近的角度，但其中也包含着非语言层面的因素。操作规范（operational norms）是指翻译中做出的实际选择，包括译文的整体和部分两个层面。整体是对文本整体的把控，比如文本的结构、文本的整体内容；部分则是涉及到文本中的语言成分。操作规范不同于预备和初始规范，其更多的是涉及到微观层面。在翻译活动中，译者面对具体文本所做出的增译、减译以及打乱重组的决定，虽然呈现在具体语言上为译者的个人选择，但是这些决定也是社会文化内化的结果。这种重复性的决策也让译者风格从抽象层面具化为可直接观测的语言特征，所以操作规范不仅体现了社会文化对译者风格的作用，进而提供了分析译者风格中社会文化因素的关键方法。

综上所述，翻译规范从不同侧面表现了译者风格是由不同社会文化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包括价值取向、文化接受度、文化取向以及翻译目的等多种因素。在研究译者风格时，虽然社会文化因素并没有直接显现，但是学者们也不能将其忽视。

（二）个人因素

译者风格是外部环境和译者个体内化的共同作用的结果，所以译者风格研究不仅涉及对社会文化因素的讨论，也无法回避对译者个体因素的探究。“翻译规范与译者惯习都是从社会学视角对翻译现象进行描写、分析与阐释，在关注文本的同时也关注文本外因素，翻译规范聚焦社会的、群体的层面，译者惯习则关注译者的、个体的选择。”（徐敏慧，2017:11）如果说翻译规范蕴含了影响译者风格形成的社会文化方面的因素，那么惯习理论则囊括了影响译者风格形成的个人因素。布迪厄（Bourdieu,2005:43）指出，惯习是实践者认识世界、明确界限并付诸行动的认知系统，并且可以进一步影响其认知能力和实践方式。后来，丹尼尔·斯密奥尼（Daniel Simeoni）将惯习引入翻译研究中，从而形成了译者惯习，他将其定义为“译者惯习既受制于文化环境，又通过翻译实践重塑文化，在文化与文化之间进行协调。”（Simeoni,1998:1；邵璐，2011:127）译者作为翻译实践的主体在将认识世界所形成的认知，通过实践又投射在译本之中，在这一过程中会形成独属于自己的风格。换言之，“作为翻译活动的行为主体，译者在接受教育、学术研究、工作等社会化过程中，形成自己的思维习惯（即译者的早期惯习），随后内化为其译者惯习，并在翻译实践中外显为自己独特的翻译风格。”（王海涛、王海珠，2018:75）由此可知，译者风格是译者内化外部因素，经过自身认知及经验的处理，再通过译本表现出来的结果。译者惯习的内部组成要素及其发挥作用的过程，从个体角度阐明了译者风格形成的原因，其主要来源于认识世界过程中形成的认知，以及在实践过程中所积累的经验知识。在认知层面，译者的教育背景及知识结构影响译者对文本的理解，进而塑造其处理文本的方式方法。认知结构不同的译者对于同一种信息的处理方式各不相同，最终呈现在语言层面也会不尽相同。在实践经验层面，译者的翻译经验积累会使其面对不同类型的文本形成该文本类型的特定处理方式，并在翻译实践中不断显现，这种长期积累的经验不仅会使译者面对相似的文本时形成惯用的处理方式，还会在一定程度上迁移至不同类型的文本之中，会使得译者在面对全新类型的文本时也沿用既有的方法，从而在全然不同的文本中留下相似的语言特征，进而在不同的译本中形成鲜明的风格特征。

综上，基于译者惯习理论能够得出影响译者风格形成的个体因素包括译者的认知结构和实践经验，这也是我们在探究译者风格不可忽略的部分。

二、语料库与非语言因素整合路径探索

自Baker提出利用语料库研究译者风格后，国内外在这方面的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而后也进一步发展为语料库翻译学（王克非，2006）。不可否认，学者们对语料库的探索与应用极大推动了译者风格研究的进程，也丰富了译学界的研究角度。但是，现有的语料库译者风格研究仍然一些问题。现有研究多注重对局部译者风格具体表象的描述，却未对译者风格进行整体上的归纳（胡开宝/谢丽欣，2017:16）。同时，当前国内的语料库译者风格研究多注重浅层语言特征的描写（许家金，2018:8），语言特征表现的仅是在单一文本中表现出的风格特征，并不能代替译者的总体风格，并且译者的总体风格（global style）并不是语言特征所表现出的局部风格（local style）的简单相加（赵朝永，2020:68）。并且本研究也指出译者风格的形成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其并不是简单的语言测算数据的简单堆砌，而是外部社会文化规范与译者个人惯习等非语言因素共同塑造的结果。但是思想价值、文化取向等社会文化因素和译者认知、实践经验等个人因素具有隐匿性，难以直接测算，这也就需要将语言特征与非语言特征整合，通过语料库直接观测出的语言特征，进而阐释出其背后的非语言特征。非语言因素并不是直接决定语言特征，而是通过译者的选择与决策，再表现为较为统一的语言风格特征。具体而言，语料库现有的语言表征描述还不足以界定译者的风格，而要向深层解释转化，使其塑造一个总体的译者风格。

现已明确了译者风格成因大致分为社会文化因素与译者自身因素，而后则需要将语料库中观测到的反映译者风格的语言特征相结合，从不同的侧面对译者的总体风格进行综合阐释。笔者接下来将从社会文化因素和个体因素两个层面与显化的语言特征的联系展开探讨。具体而言，社会文化因素在宏观层面对译者的翻译策略选择产生影响，其各组成部分也可在译本中表现为具体的语言特征。首先，价值取向界定了译本的信息呈现方式，对价值取向鲜明的词汇，持有不同认知的译者处理方法也会不尽相同，可能会增加解释性文字从而增加信息量，使得译文的平均句长变长。此外，文化接受度表现在译本多为文化负载词的不同处理方式，不同译者对于归化和异化的翻译策略选择也会有所不同。归化侧重于对目标语常用表达的呈现；而异化则是侧重于对源语言表达的保留，这其实也涉及到词汇方面的指标。最后，翻译目的呈现在译本的信息整合方式，在语言层面则表现为译本的句式整合，语段之间的信息密度，这多表现在句子层级。由此可知，社会文化因素可以从词汇和句子层面进行阐释，词汇更多的是关注思想价值鲜明的词汇与文化负载词等方面，这更能体现出译者的风格特征。相较于社会文化因素侧重的宏观层面，译者个人因素则更侧重于从微观层面对译者的语言选择产生影响。同理，个体因素中的各部分也可以成为外化的语言特征。其中，认知结构体现在译者的信息处理的途径，并直接在译本中的句子组织层面直接体现，认知结构不同的译者对同一源文本中同一信息的处理方式不同，直接呈现为句长不同以及句法的复杂程度不同。此外，实践经验在长期积累的基础上强化译者现有的翻译实践路径，更为明显地表现在跨文本处理方法的稳定性上，这表现在语言层面多是高频词的使用以及分布。所以，译者自身因素在语言特征上的表现多为句长及高频词的分布。

语料库与非语言因素的整合路径本质上是建立译本表面的语言特征与深层原因之间的联系。在该过程中，社会文化因素和个体因素分别从宏观和微观层面对译者的翻译选择产生影响，进而通过翻译实践表现为具有一致性的语言特征。所以，研究者在利用语料库对译本外在语言特征进行统计分析时，更应该通过表面的语言特征阐释其背后蕴藏的深层原因，从而得出更为全面的译者总体风格。

三、结语

本研究在阐释影响译者风格形成的非语言因素的基础上，进一步从语料库翻译学的角度出发，探讨将语料库能够直接观测到的语言特征与非语言特征整合起来的路径，进而得出更为全面的译者风格。译者风格并非由简单的语言特征构成，而是多重非语言因素经过译者的选择，外化并稳定下来的语言特征。现有语料库翻译学在语言特征数据的统计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但是通过语言特征进一步阐释非语言特征能更全面、客观地认识译者风格。当然，本研究也存在自身的局限性。研究目前只是停留在理论层面，没有结合具体的语料进行分析验证，后续在实践层面还大有可为；此外，在非语言因素与语言特征的对应关系方面还能够进一步地细化和验证。后续研究可选取特定译者的多译本构建语料库，运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对译者风格进行更为系统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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