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红楼梦》是中国四大古典文学名著之一，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它融合了诗词、民俗、礼制、哲学等多元文化要素，文本中蕴含大量隐喻、象征、文化以及独特的叙事方式，文化底蕴厚重，具有极高的翻译研究价值。杨宪益、戴乃迭译本（以下简称“杨译”）及霍克斯、闵福德译本（以下简称“霍译”）是海内外流传最广、认可度最高的两个英译本，其翻译取向有所不同，杨译最大限度地保留了中国传统文化与原文的叙事视角；霍译则以适配英语读者认知习惯为导向，通过本土化表达降低译入语读者理解源语文化的门槛。本文从认知翻译学的视角出发，从词汇、句法两个层面对比分析两个译本的翻译处理方式，探究古典文学英译中译者如何平衡保留源语文化与适配目标语读者认知习惯，为中华典籍外译提供参考借鉴。

一、理论基础

认知翻译学以认知科学为基础，主要关注口笔译转换过程、译者行为、译者能力等译者认知活动和心理行为。该理论聚焦译者在翻译中如何解读原文意义、在目标语语境下重构意义，如何经过心理表征做出语言选择，同时关注语言特征与社会文化背景对译者认知与理解的影响。认知翻译学不再局限于“形式对应”，而是将研究重点从语言结构转向心理认知层面。它结合认知心理学、语用学等多学科视角，强调译者的主体性与认知能动性，通过图式激活、隐喻映射、概念整合等具体认知操作，重点关注翻译中意义建构的动态过程，为提升翻译的准确性与连贯性提供了理论支撑。

（一）范畴化

范畴化是一个心理认知过程，指人类根据事物的相似性和关联性将其归为不同类别的认知过程。在语言层面，范畴化体现为词汇、短语及句法结构所承载的概念分类体系。范畴并非从来不发生变化，其内部结构、边界及原型会因不同的语境而随之发生改变，同时因语言所处的不同历史、文化语境而不同。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可以根据目标语认知习惯进行调整，利用范畴替换、范畴层次转换、范畴成员替换等手段以弥补两种语言间的认知缺口。范畴替换是指由于目标语言中某一范畴的缺失，或源语言与目标语言中范畴的不对等，译者需寻找恰当的词汇，填补翻译中的空缺部分。比如“god”一词在中国传教的过程中，结合中国的本土历史习惯，被译为了“皇上帝、神天皇帝”等。范畴原型转换是指某一范畴最具代表性的实例或特征发生改变，导致该范畴“典型性”发生变化，从而影响人们对该范畴的理解及其在语言中的使用方式。范畴成员转换则是指通过替换范畴内的不同成员实现不同语言间表达意义的相似。比如“blue”在翻译中常常被译为“紫”和“黄”。

（二）认知识解

认知识解是指通过特定的语言选择以不同的认知侧重观察同一事件的现象。认知翻译学将识解细化为具体性、焦点化、突显、视角四个维度。具体性是指对某一情景描述的精确程度与细节丰富度，译者可以通过使语义更具体或者更抽象形成一般与特殊，个性与共性之间的转换，从而实现理解程度的相似；焦点化涉及前景与后景信息的主次分配，译者可以通过语序调整以及增补技巧，将读者的注意力引导至句子的关键部分，使逻辑关系更为明确；突显反映了作者的意图，以及译者在理解、重构与省略基础上的解读，译者可以通过语言结构调整、压缩非关键信息的表达空间等手段，让射体（trajector）在读者进入语义空间时占据其注意力中心；视角指观察物体所采取的角度或立场倾向，译者可以通过变更观察的参照点，从而以不同的表达方式呈现语义表征。

二、认知翻译学视角下英译本对比分析

基于认知翻译学理论，结合《红楼梦》原文及其杨译、霍译翻译差异，本文从词汇、句法层面对两个译本的认知操作展开对比分析。

（一）词汇层面：范畴变换

《红楼梦》中礼制民俗、哲学概念等文化负载词表征了独特的中华文化特点。两个译本采用范畴替换、范畴成员转换、范畴原型转换等不同策略，力求让目标语读者在理解英汉文化范畴时，获得与源语读者相近的认知效果。

1.范畴替换

例1：……道是：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红楼梦》第一回）

杨译：...All men long to be immortals, Yet to riches and rank each aspires; The great ones of old, where are they now? Their graves are a mass of briars.

霍译：...Men all know that salvation should be won. But with ambition won't have done, have done. Where are the famous ones of days gone by? In grassy graves they lie now, every one.

此处是道人所作《好了歌》的开篇。在中文语境中，“神仙”归属于“道家修仙”范畴，他具有“长生不死、超脱凡俗、摆脱世俗功名”的特点。“immortals”释义为“that lives or lasts for ever”（长生的；永世的）杨宪益将“神仙”译为immortals，对应“神仙长生不死的超凡存在”这一特点。最大程度地保留了《好了歌》中“慕仙”的意涵，让英语读者理解到中国文化中对“超脱”的追求。而霍克斯则将“神仙”译为“salvation”，该词在基督教中意为“得救；救恩；救世”。霍译基于译入语读者的基督教文化认知框架，将东方“修仙得道”的范畴替换为了西方“信仰得救”的范畴，贴合了英语读者的宗教认知习惯，又通过谐音“won”和“done”对应原文中的“好”与“了”，在实现认知等效的同时兼顾了形式美感，弱化了源语文化的特异性。

2.范畴成员转换

例2：怡红院、怡红公子

杨译：Happy Red Court，Happy Red Prince

霍译：The House of Green Delights，Green Boy

“红”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常与吉祥、青春、富贵与热情等意象联系在一起。杨宪益在翻译时采用同范畴内直接对应的策略，将“红”直译为“red”，保留了源语文化中“红”的典型范畴成员身份，忠实再现了原文事物代表的吉祥与喜庆。霍克斯则对范畴成员进行了替换，将“红”替换为英语文化中更具相应意蕴的“绿”。在西方文化语境中，“red”有危险、暴力的含义，“green”则常与青春、生机、欢愉、清新等意义关联，与原文语义中所表达的青春年少、明媚灵动相符，使译文更贴合英语读者的文化认知习惯。

3.范畴原型转换

例3：……司人间之风情月债，掌尘世之女怨男痴。（《红楼梦》第五回）

杨译：...I preside over romances and unrequited love on earth,the grief of women and the passion of men in the mundane world.

霍译：...My business is with the romantic passions, love-debts,girlish heartbreaks and male philanderings of your dust-stained, human world.

原型是范畴中最具代表性、最核心的成员。由于源语范畴与目标语范畴存在文化认知差异，译者可以对概念的原型进行重构或替换以达到认知效果相似之目的。在原文“风情月债”一词汇中“风情”侧重指男女之间的浪漫情爱，“月债”侧重因情爱产生的宿命纠葛、情感亏欠，二者共同构成“男女间缠绵悱恻的情爱与纠葛”这一原型语义。杨宪益与霍克斯均没有采用“风、月”的字面义，而是根据其本意进行翻译。杨译“romances”对应“风情”以指浪漫情爱；“unrequited love”对应“月债”，提取原文“月债”中“单向爱慕、情感亏欠”的原型内涵，将东方文化中“债”的宿命感转化为西方文化中更易理解的“单相思、爱而不得”。而霍译以“love-debts”直译“情债”，保留源语范畴中“情爱是债务”的隐喻原型，同时将“风情”拓展为“romantic passions”（浪漫激情），符合西方文化视爱情为强烈激情与行动性体验的具身经验。

例4：……怅望西风抱闷思，蓼红苇白断肠时。（《红楼梦》第三十八回）

杨译：...I gaze around in the west wind, sick at heart; A sad season of the red smartweed and white reeds.

霍译：...The autumn wind that through the knotgrass blows, Blurs the sad gazer’s eyes with unshed tears.

汉语的表达较为含蓄、间接，英文的表达则更加直接。原文借助“西风”“蓼红苇白”等典型事物勾勒出了秋日萧瑟、离愁断肠的画面表征。杨宪益采用直译，将“西风”直接译为“west wind”，而“蓼红苇白”则分别对应为“red smartweed”和“white reeds”，仍以自然意象作为悲愁情感的载体。杨译保留了汉语借景抒情的叙事手法，以期英语读者通过自然意象进入萧瑟悲秋的意境，重在保留原文的文化意象。霍克斯则从原有景物的引申义出发，不再以蓼、苇等视觉意象构成悲秋场景，而是用“unshed tears”等词汇直接表达出人物的情绪，将依托景物的含蓄抒情改为直接呈现人物的内心愁苦。此外，霍克斯将“西风”转译为“autumn wind”，避开了英语文化中“west wind”常与温暖、希望相关的文化内涵，通过不同的表达让译入语读者激活与源语读者相似的心理映射。

（二）句法层面：识解调整

英语重形合，词语以及分句常利用语言符号形式相互连接，表征语法与逻辑关联；汉语重意合，其语法与逻辑关联常用词语或分句形式表征。译者可从改变具体性、变更焦点、突显核心信息、转换视角四个方面弥补英汉句法间的差异。

1.具体性

例5：……便倚着房门出了一会神，信步出来，看阶下新迸出的稚笋，不觉出了院门……惟见花光柳影，鸟语溪声。（《红楼梦》第二十五回）

杨译：So she stood for a while leaning against the doorway in a brown study,before stepping out to look at the bamboo shoots sprouting below the steps. And then hardly knowing what she did, she stepped out of the courtyard... nothing to be seen but the brightness of flowers and the shadows of willows, nothing to be heard but birdsong and gurgling streams.

霍译：...she stood for a while leaning against the doorway,vacantly looking out. The young bamboo shoots were just breaking through in the forecourt, and after inspecting them, she drifted out into the Garden... Everywhere the flowers were blooming, the birds were singing, and the water splashed and tinkled, but not a human soul was to be seen.

原文以动静结合的手法勾勒场景。“倚门出神”“信步出来”描绘了林黛玉的动态活动，“稚笋”“花光柳影”勾勒了周围的静态场景，“鸟语溪声”则是以声衬静。杨宪益与霍克斯在翻译中都对情景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具体化处理，但在再现动静关系与细节描述上有所不同。杨译将“不觉”译为“hardly knowing what she did”（全然不知自身所为），将恍惚出神、不自觉移步的心理过程显化，突出无意识行走的动态过程。在景物方面，杨译化静为动，将“溪声”具体化为“gurgling streams”（潺潺小溪），通过拟声词以动衬静。整体上，杨译整体上以对应翻译对应为主，动静分布与原文基本一致，并让细节更加具体，再现了原文静中含动、以动衬静的意境。霍克斯则省译了“不觉”这一心理层面描写，全句中仅用“vacantly looking out”（茫然望向窗外）概括了林黛玉“出神”的心理状态。在景物描写上，霍克斯将原本静态的“花光柳影，鸟语溪声”具体化为动态的行为过程“flowers were...tinkled”（花儿盛开，鸟儿在歌唱，小溪哗哗地流淌着），更具体地描绘了视觉与听觉的动态细节，使场景更鲜活

2.焦点化

例6：宝玉见他生气，便知不妥，忙赶过来，早剪破了。宝玉已见过这香囊，虽尚未完，却十分精巧，费了许多工夫，今见无故剪了，却也可气。（《红楼梦》第十八回）

杨译：Pao-yu,seeing that she was angry, knew that something was up and hurried after her. Too late. Although the sachet had not been finished,the embroidery on it was very fine and she had put a lot of work into it, so he was annoyed to see it spoilt for no reason.

霍译：Bao-yu,observing that she was angry, had hurried after her—but it was too late. The sachet was already cut to pieces. Although it had not been finished, Bao-yu could see that the embroidery was very fine, and it made him angry to think of the hours and hours of work so wantonly destroyed.

原文三句话均以“宝玉”为前景信息，采用连续主位同一的叙事结构，后句承前省略主语。而香囊、剪破、解衣等事件都作为后景信息依附于宝玉展开。汉语具有“柔性”特征，没有主语、省略主语或变换主语都在汉语中允许存在。原文依靠话题连贯维持焦点稳定，不必频繁重现主语也能让人物始终处于前景地位，从而形成连贯流畅的动作与心理流程。

英语具有“刚性”的语言特征，不能省缺主语，谓语动词是句法表征的核心。杨宪益译文适应英语主语显著的句法要求，对焦点与突显结构进行了重构。译文将隐含的主语显性化，以“Pao-yu”和代词“he”作为主句主语，以显化宝玉的前景位置。此外，杨译通过分词结构、从句等方式把次要信息处理为背景，如将香囊的精巧、做工繁复置于从属分句，在句法层面遵循英语读者“主语前置突显”的识解习惯，同时使焦点仍稳定落于宝玉的所见、所感、所为之上。霍克斯译文同样遵循英语语法特征将主语显性化，但其在焦点分配上更为灵活。霍译不仅以“Bao-yu”为核心主语，还特意将“the sachet”置于句首充当主位，使香囊在读者进入第二句的话语空间时成为注意焦点，与宝玉形成“前景—后景”的交替转换。这种处理在保留人物主要地位的同时，阶段性地突显香囊被剪的情节，从而增强事件的动态性。

3.突显

例7：俄尔，大轿抬着一个乌帽猩袍的官府过去。丫鬟倒发了个怔……（《红楼梦》第一回）

杨译：Then came a large sedan - chair in which was seated an official in a black gauze cap and red robe. The maid stared in surprise and thought...

霍译：But when the mandarin in his black hat and scarlet robe of office was borne past in his great chair, she stared for some time as though puzzled.

原文以“轿中官府（贾雨村）”为核心信息，强调此人是引发丫鬟怔愣的关键。杨宪益与霍克斯两位译者采用不同句法手段突显了这一核心信息。霍译采用被动语态将核心人物置于认知最前端。他将“大轿抬着官府”重构为“the mandarin...was borne past”，把原本的受事“mandarin（官府）”提升为从句的主语，使其成为整个事件的图形（figure），而承载他的“great chair（大轿）”则降格为地点状语，退居背景位置。这种译法让“乌帽猩袍的官员”直接占据读者注意的核心位置，开门见山地将丫鬟发怔的诱因置于最前面，符合英语“主语前置”的语法习惯。杨译则采用倒装结构以“由景及人”的递进方式引导焦点。他先以“Then came a large sedan-chair”开篇，先铺陈大轿的场景信息，再通过装定语从句“in which was seated an official”将“official（官府）”嵌入从句主要位置。虽未像霍译那样将人物直接置于句首，但利用倒装结构打破了常规语序，使“official”在从句中得到强调，与主句的“sedan-chair”形成对比，最终仍将读者注意力引向轿中之人。这种译法更贴近现实的感知顺序，同时通过倒装突显了核心信息“官府”。

4.视角

例8：一日，炎夏永昼，士隐于书房闲坐，至手倦抛书，伏几少憩，不觉蒙胧睡去。（《红楼梦》第一回）

杨译： One long hot summer day as Shiyin was sitting idly in his study, the book slipped from his hand and leaning his head on the desk, he fell asleep.

霍译：Once,during the tedium of a burning summer's day, Shi-yin was sitting idly in his study. The book had slipped from his nerveless grasp and his head had nodded down onto the desk in a doze.

杨宪益与霍克斯对甄士隐夏日昼眠这一场景的翻译差异在于两位译者在事件观察视角上的识解方式不一。原文以连续的有灵主语“甄士隐”统摄“闲坐”“抛书”“伏几”“睡去”等动作，始终采用人称的观察视角，将事件完全置于主体的感知与行动中，体现了汉语倾向有灵主语的表达习惯。

霍译基本延续了原文的人称视角，依然以甄士隐作为主语，通过拆分动作以及分步呈现场景，维持了以人为中心的观察方式。译文注重对人物状态的细腻描摹，体现了人物从清醒到蒙眬入梦的连续行为过程。与之不同，杨译在识解视角上做出了更明显的转换。原文一连串动作均以“士隐”为施事主语，而杨译将“the book”设为主语，使原本由人物发出的“抛书”动作转换为“书从手中滑落”的客观表征。这种处理把注意力焦点从人物意志转移到事物状态上，通过采用无灵主语以更符合英语客观、非人格化的叙事习惯，从事物的被动变化中侧面刻画人物倦极失神的状态。

三、结语

本文从认知翻译学的角度对《红楼梦》杨宪益译本与霍克斯译本进行对比，揭示了两个译本的认知操作差异，进一步印证了认知翻译学对中国古典典籍翻译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与适用性。研究表明，词汇层面通过范畴化操作弥合英汉文化认知缺口，杨译侧重源语文化的忠实传递，霍译则更注重贴合目标语读者的阅读与理解习惯；句法层面借助调整识解方式来解决英汉句式的差异，提升译文流畅度与可读性。杨译与霍译并无优劣之分，二者立足于不同的翻译取向，依托译者的认知主体性完成意义的动态建构与跨文化转换。本文为《红楼梦》英译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同时为认知翻译理论在文学典籍翻译中的应用提供了实证支撑。未来可进一步拓展认知翻译学在古典诗词、戏曲、哲学典籍外译中的应用，探究译者风格、认知图式对翻译决策的影响，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外译以及跨文化传播提供更系统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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