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古华的长篇小说《芙蓉镇》自1981年出版以来就好评不断，并于1982年获得第一届茅盾文学奖，其英译本由戴乃迭（Gladys Yang）于1983年翻译完成，并作为“熊猫丛书”的系列之一出版，受到了国外读者的喜爱。邓红华（2014:151）指出，“古华在《芙蓉镇》的创作中有意无意地运用了大量富有艺术表现力的方言词汇和方言语法，并以其原生态的面貌、灵活性的使用为读者构筑了一个鲜活本真的语言世界，展示了特定历史时期下南国乡村的时代变迁。”可见，乡土语言是该小说的一大特色，而当前，国内学者对于《芙蓉镇》的英译研究，从研究内容来看，主要围绕人物形象、文化风俗的英译以及该小说的英译本接受情况研究等。可以发现，关注该小说中乡土语言的英译研究数量较少。

“乡土语言承载地域文化与历史记忆，其翻译与研究已成为展现民族语言特色、扩大国际影响力的重要途径。”（武俊辉、赵婷萱，2025:100）乡土语言翻译的核心难题，在于如何平衡“地域特色的保留”与“译入语读者的接受”。这不仅是语言上的转换，更是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对话，译者在此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对于乡土语言英译过程中译者行为的探讨，能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译者如何在跨越文化的语境中重新建构原文的意义。周领顺教授（2014）提出的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为该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这一理论不仅注重语言层面的文本转换，更强调译者身处具体文化与社会环境中所采取的行为和选择。鉴于此，本文基于译者行为批评理论对《芙蓉镇》中的乡土语言英译进行研究，旨在回答以下问题：译者戴乃迭在翻译这些乡土语言时采取了哪些具体策略？这些策略映射出其译者行为在“求真—务实”连续统上怎样的倾向？其行为背后的社会文化动因是什么？通过系统分析，本文期望为中国乡土语言英译提供些许借鉴，以助力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促进中国文化“走出去”。

一、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概述

自翻译研究领域出现“社会学转向”以来，翻译研究不再单单关注于不同语言之间的转换，或是聚焦于文化因素，例如考察历史语境对译本所产生的影响，而是跳出文本层面的研究，更多地将目光投向于翻译实践的具体操作者，即译者。隐身于文本后的译者受到了空前的关注，国内相关研究呈现增长趋势。周领顺教授（2014:1）准确把握了译者研究的发展态势，首次提出“译者行为概念”，将翻译批评研究的焦点聚焦于“译者行为”，从而开创了“译者行为批评”这一全新领域。这一理论探索对于国内外翻译研究的理论建构兼具重要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译者行为批评将译者行为研究与翻译文本研究相融合，实现翻译内外的贯通，“是对于译者作用于文本的‘行为规律’和译者为使翻译满足社会需求而不断进行‘角色化’的适应过程”（周领顺，2012:92）。该理论深刻把握了译者作为意志体的双重属性——“语言性”与“社会性”，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求真—务实”译者行为连续统评价模式。周领顺（2014:76-77）将“求真”与“务实”分别界定为：前者指译者为了满足务实于读者或社会的需求，而全部或部分求取原文语言所负载意义的真实；后者则是译者在部分或全部求真基础上，为满足务实需要而采取的态度与方法。二者互为条件：“求真”制约“务实”，而“务实”在总体上高于“求真”，在一定条件下二者亦可相互转换（周领顺，2014:87）。作为译者行为连续统的两端，“求真”与“务实”分别对应译者的语言属性与社会属性的极端，译者行为则始终游走于两端之间，在连续统上选取相应位置。所以译者总是在“求真”与“务实”之间保持平衡，换而言之，译者不仅要保持译文与原文的贴合，还要实现翻译的社会功能。

二、《芙蓉镇》乡土语言英译的译者行为分析

中国乡土文学作为一个学术概念由来已久，然而“乡土语言”这一具体表述却长期缺乏明确界定，在相关讨论中常被“方言”“土语”等概念所替代。直至2016年，周领顺教授明确提出：乡土语言是指“一切具有地方特征、口口相传、通俗精炼，并流传于民间的语言表达形式，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地的风土人情、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小说《芙蓉镇》中即蕴含着丰富的湖南乡土语言，邓红华（2014:153）指出，这些语言不仅有助于塑造鲜活的人物形象，也为读者呈现出一幅生动的地域风情民俗画卷。该画卷中既包含五岭山区世代相传的俗语谚语，也融汇了源于当地自然环境与风俗人情的顺口溜、民间歌谣等表达形式。基于该小说的语言特点，笔者将小说中出现的乡土语言归纳为以下四类：方言对子、谚语、民歌、顺口溜。下文将以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为基础，结合具体译例，分析译者戴乃迭在处理这四类乡土语言时所呈现出的译者行为倾向。

（一）方言对子的英译

《芙蓉镇》中的人物对话充满生活气息，大量使用湘西南方言词汇和句式，形成独特的“方言对子”。这些对子高度依赖地方语言生态，直译往往导致费解，因此戴乃迭多采取释意或泛化策略，在“求真—务实”连续统上明显偏向“务实”一端。

例1：

原文：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窝藏坏人坏事，对她这个外来干部欺生。（p.49）

译文：Hibiscus was a small town, but it had so many shady characters, all trying to pull the wool over her eyes. (p.23)

例2：

原文：用他自己在诉苦大会上的话来讲，是嚼的眼泪饭，喝的苦胆汤，脑壳给人家当木鱼敲，颈脖给人家做板凳坐，穷得十七八岁还露出屁股蛋，上吊都找不到一个苎麻索。 (p.82)

译文：So at meetings to pour out past grievances he described himself as brought up on tears and bitterness, clouted on the head, trampled underfoot, so poor that in his late teens he still had no pants to wear, no rope to hang himself. (p.36)

例1中，“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原句通过比喻揭露环境复杂，译文舍弃了“庙”“池”“王八”等具体文化意象，泛化为“small town”与“shady characters”，并补充“pull the wool over her eyes”这一英文习语以解释“欺生”行为。此译法采取了泛化的策略，牺牲了原文生动的比喻形式，但却准确传达了“地方小、是非多”的核心语义与人物感受，是一种偏向高度务实的译法，从而确保了叙事的流畅性。例2中，“脑壳给人家当木鱼敲，颈脖给人家做板凳坐”是两个极具画面感的关于人受到欺压的比喻。译文将其合并转化为“clouted on the head, trampled underfoot”。虽丢失了“木鱼”“板凳”这两个具有中国特色的事物意象，但“clouted”与“trampled underfoot”在英语中同样能有效传达被欺凌、践踏的语义，实现了情感效果的等效传递，是译者面对文化障碍时典型的务实性选择。

例3：

原文：人无横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没个三千两千的，这楼屋怕拿不下。（p.141）

译文：It’s profiteers who get rich. This must have cost two or three thousand. (p.68)

例4：

原文：过去讲“人无横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他却提出了“发横财”这种蛊惑人心的反动口号。（p.189）

译文：In the past we talked about "ill-gotten gains" but he’s made up this reactionary slogan "a socialist fortune" to fool you. (p.92)

例3与例4两次出现“人无横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戴乃迭的处理却因语境差异而不同。例3出现在人物私下算计的语境中，译文“It’s profiteers who get rich”完全舍弃谚语形式，直接点明其“不义之财”的潜台词，服务于人物形象塑造。例4中，该方言对子被置于批判的公开语境，译文保留“ill-gotten gains”这一概括性表达，并与后文“a socialist fortune”形成对比。两者均未追求字面求真，而是根据上下文的叙事功能，采取了不同的务实性解释策略。

（二）谚语的英译

小说中的谚语凝结了地域生活智慧，富含文化特定的意象。戴乃迭在处理文化负载浓厚的谚语时，其行为是一个动态的连续统。当存在文化相通的功能性习语时，她会采取文化替代的策略，以达到平衡。当直译可能导致理解障碍或文化隔阂时，她会果断偏向“务实”一端，或解释其语用意图，或重构其语义以适应当下语境，其根本动因始终在于确保跨文化交际的有效实现。

例5：

原文：她摆她的摊子，你开你的店子，井水不犯河水。（p.48）

译文：She has her stall; you have your eating-house. Why butt into her business?(p.22)

例6：

原文：牛槽里伸进马脑壳来啦！ (p.48)

译文：Don’t poke your nose everywhere! Get away from here! (p.22)

例5中，“井水不犯河水”这一汉语常见谚语，以其清晰的边界比喻传达互不干涉之意。译文“Why butt into her business?”采取了归化的策略，即译文直接舍弃“井水”意象，转而用英语习语“butt into one’s business”直接点明“不要干涉”的核心语用意图。此译法虽未保留原谚语的隐喻形式，但通过解释性转换，高效、准确地传达了对话中的警告功能，务实倾向明显。同时，译者在处理例6的翻译时，同样采取了归化的策略中。“牛槽里伸进马脑壳来”是极具乡土气息的比喻，生动斥责外人多管闲事。译文“Don’t poke your nose everywhere! Get away from here!”完全摒弃了原句的农耕意象，连续使用两个地道的英语命令式习语。第一个习语“poke your nose”指不该管的闲事，在功能上与“伸进马脑壳”高度对应，第二个“Get away”则进一步强化了驱离的现场语气。译者这种文化替代的策略，保证了译文在目标语中产生同等强烈的言语行为效果，具有高度务实的倾向。

例7：

原文：烂箩筐配坼扁担。都上手几次了？ (p.372)

译文：Two birds of a feather. How many times have you laid her? (p.192)

例7中，“烂箩筐配坼扁担”以破损农具相互配对，比喻两个不堪之人在一起很般配，带有贬损和戏谑意味。译文“Two birds of a feather”是英语中意义完全对应的经典习语。此译法实现了从源语文化意象到目标语文化意象的完美功能对等转换。虽然喻体从“农具”变成了“鸟类”，但“般配”的核心喻意、俗语特质及诙谐语气都得到了保留，兼顾了“求真”与“务实”。

（三）民歌的英译

小说中的“喜歌堂”民歌与轿夫调，并非简单的文化点缀，而是承载着情感宣泄、风俗展示与叙事铺垫的重要诗学功能。这些民歌具备鲜明的民间文学特征：复沓的句式、生动的比兴、质朴的意象与强烈的节奏。戴乃迭的翻译并未纠缠于字词和意象的逐一对应，而是进行了一场整体性的诗学重构，其行为在连续统上强烈倾向于“务实”一端，即致力于在目标语中重建可接受的诗歌审美体验与情感共鸣，可视为一种创造性“务实”。

例8：

原文：我姐生得像朵云，映着日头亮晶晶。

明日花轿过门去，天上狮子配麒麟。

红漆凳子配交椅，衡州花鼓配洋琴。

洞房端起交杯酒，酒里新人泪盈盈。(p.169)

译文：My love’s like a flower in bloom,

Tomorrow the sedan-chair will bring me my bride.

On red-lacquered stools, while drums and fiddles sound,

We’ll drink in the bridal chamber side by side. (p.188)

例9：

原文：新娘子，哭什么？我们抬轿你坐着，

眼睛给你当灯笼，肩膀给你当凳坐。

四人八条腿，走路像穿梭。

拐个弯，上个坡，肩膀皮，层层脱。

你笑一笑，你乐一乐，

洞房要喝你一杯酒，路上先喊我一声哥…… (p.183)

译文： Why cry, pretty bride? We’ll carry you there,

Our eyes your lanterns, our shoulders your chair.

Four men, eight legs, fly like the wind,

Our shoulders sore, the bend and slope left behind.

Give me a smile, a laugh; I’ll quench my thirst

At your wedding feast but call me "brother" first! (p.197)

例8中，译者并未直接将原文中的“云”“狮子麒麟”等文化意象直译，而是将核心意象转化为更符合英语习惯的“a flower in bloom”，并省略部分复沓与排比，通过创造“bloom/bride”“sound/side”的押韵与凝练的四行诗节，保证了译文的诗形完整，并且成功地将原文中所描绘的优美而伤感的婚恋画面展现出来。在例9中，译者则通过“there/chair”“wind/behind”“thirst/first”的韵律再造，以及“Our eyes your lanterns”等比喻的保留，生动再现了原民歌的明快节奏、戏谑口吻与现场感。综合而言，戴乃迭对民歌的处理是一种基于整体诗学效果而非字词对应的创造性重构。她以译者主体的诗学判断，对原文意象、结构与韵律进行适应性调整，其根本动因在于使这些深植于乡土的文化表达，在跨语际转换后仍能作为有效的诗歌唤起目标读者的审美与情感反应，这深刻体现了译者在实现文学交流根本目的驱动下，对社会性功能的高度务实追求。

（四）顺口溜的英译

小说中的顺口溜语言精炼、节奏鲜明，或承载民间讽喻，或映射特定历史语境。戴乃迭的翻译策略聚焦于韵律形式的再造与深层内涵的功能性传递，其在“求真—务实”连续统上的取值，依文本社会功能的不同而呈现显著差异。

例10：

原文： 一颗“豆”太小，

两颗豆嫌少，

三颗豆正好，

四颗豆太老。 (p.50)

译文： One pip’s too low,

Two leaves me cold,

Three pips are best,

Four pips too old. (p.24)

例10是一首利用“豆”（指军衔）的数量进行评价的民间俏皮话。戴乃迭的处理展现了创造性“求真”。她精准地将“豆”译为英文中对应的术语“pip”，实现了文化隐喻的成功替代。同时，通过“low、cold、best、old”的押韵，完美复制了原句的韵律与诙谐趣味。此译法在保留原文核心隐喻与适应目标语诗学规范之间达到了精巧平衡。

三、译者行为动因分析

由以上英译分析可知，戴乃迭在翻译《芙蓉镇》乡土语言时，其译者行为倾向在“求真—务实”连续统上整体偏向“务实”一端。笔者认为，这是由多重社会文化动因共同塑造的结果，具体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熊猫丛书”的翻译规范与目标读者定位

作为“熊猫丛书”系列之一，《芙蓉镇》英译本的核心使命是向英语世界普通读者介绍中国现当代文学，促进文化交流。这套丛书的编辑方针强调译文的可读性与可接受性。在此规范下，戴乃迭作为译者，其社会角色首先是一个“文化的沟通者”。当深植于湖南乡土的文化意象与表达方式可能构成阅读障碍时，她倾向于采用解释、泛化或文化替代等策略，优先确保叙事流畅与核心意义的有效传递，这是其“务实”行为最直接的外部动因。

（二）译者身份与文化协调者的自觉

戴乃迭深厚的双语能力及其长期作为中西文化桥梁的独特身份，使她深刻理解两种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差异与沟通的可能。她不仅是一个语言转换者，更是一个自觉的文化协调者。在处理“牛槽里伸进马脑壳来”这类高度地域化的表达时，她选择用地道的英语习语“poke your nose”进行替换，这源于她对目标语读者文化认知框架的预判。这种行为并非对源语文化的轻视，恰恰相反，是基于沟通实效的、高度负责的译者伦理的体现，是其社会性属性在翻译实践中的主导表现。

（三）历史语境与敏感性的考量

小说创作与翻译均处于中国社会经历巨大变革后的特定历史时期，文本中蕴含的隐喻与社会批判需要谨慎处理。例如，在翻译涉及讽刺的顺口溜时，她也通过选词（如“quirks”）和韵律化处理，在保留批评锋芒的同时使其更符合目标语语境下文学讽刺的常规表达方式。这体现了译者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为保障译本生存与传播而进行的适应性角色化调整。

综上所述，戴乃迭的翻译行为是译者在其“语言性”（力求准确传达意义）与“社会性”（适应翻译规范、目标读者期待与历史语境）双重属性之间动态平衡的结果。在《芙蓉镇》乡土语言的英译中，其社会性属性，即作为跨文化交流使者的责任意识、对译本接受效果的追求以及对复杂历史语境的应对，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她的策略选择，使其行为在“求真—务实”连续统上展现出以“务实”为总体导向，同时不失灵活度的鲜明特征。

四、总结

通过对《芙蓉镇》中四类乡土语言英译的微观分析，本研究在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框架下，揭示了戴乃迭翻译行为的整体特征与社会动因。戴乃迭在“求真—务实”连续统上整体呈现“务实”倾向，常通过释意、归化、文化替代等策略，在保持核心语义与语用功能的前提下，提升译文在目标语文化中的可接受度与审美效果。这种以“务实”为导向的行为倾向，是译者在其“语言性”与“社会性”双重属性间动态平衡，且社会性考量占主导地位的结果。“乡土方言是地方小说的重要表现形式，对乡土方言翻译的研究符合汉语对外传播和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需要。”（周领顺，2018:116）在译者行为批评视域下对《芙蓉镇》中的中国乡土语言英译进行评析，既契合当下翻译研究聚焦译者的学术趋向，有助于深入揭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角色定位与行为特征，又可为乡土语言英译提供有益参照，进而推动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增强文化自信，助力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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