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死水微澜》是李劼人于1935年创作的作品，该小说与《暴风雨前》《大波》并称为李劼人三部曲，是五四后最早出现的长篇历史小说，象征着彼时叙事文学的特殊种类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变，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杨继兴，1987:22）。小说讲述了成都天回镇里袍哥罗歪嘴、蔡大嫂（邓幺姑）和教民顾天成之间的故事。小说以邓幺姑的身份转变为线索，借助几个主角的情节交织，对当地风土人情，市民阶层等进行了生动刻画，展现了“死水”般凝滞的古城在社会剧变中泛起的“微澜”。《死水微澜》第一个译本是由胡志挥翻译的Ripples Across Stagnant Water，在1990作为“熊猫丛书”出版，该译本作为首个推向英语世界的译本，不仅是原作跨文化传播的起点，也代表了特定历史时期中国文学外译的审美取向与策略选择。

迄今为止，有不少学者针对《死水微澜》英译展开研究，覆盖了多个翻译研究维度。蒋林欣（2013）着重研究了李劼人《死水微澜》系列“大河小说”在英语世界的译介、接受与阐释情况，包括其英译历程、海外学者对其地方色彩、历史叙事、社会史料价值方面。陈靖（2018）对比两译本方言文学的翻译策略，梳理了胡志挥译本的标准化处理与2014年译本的方言保留方式。张丹（2020）侧重于书中 “姓”“绰号” 等不同类型人名、称谓的翻译方法，指出译法的优势与不足。张蓓（2023）以译者独特的忠实观为切入口，探讨了2014译本中文本和副文本转变。综上来看，既有研究多聚焦于译本的语言转换策略、文化要素传播及译介接受等外部或表层维度，尚未深入文本的认知底层。因此，有必要从体认语言学（Embodied-Cognitive Linguistics）的视角切入，揭示译者如何在“体”（现实体验）与“认”（认知加工）的互动中，实现源语文化图式与目标语认知模式在深层机制上的跨文化重构。

一、理论框架

概念隐喻是人类认知的基本方式与工具，它不仅是既定概念得以形成和表达的认知机制，也是这一认知过程所产生的结果，在本质上深刻地塑造着我们的思维。Lakoff&Johnson在Metaphors We Live By中探讨了语言的认知属性，认为隐喻不仅是语言层面的修辞，而且是一种基础的认识世界的方式，渗透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之中（Lakoff,1980:8）。在此基础上，Lakoff&Tumor认为隐喻的本质是利用熟悉的、具体的源域映射出抽象的、陌生的目标域，通过借助源域的部分特征理解目标域，从而帮助我们对抽象事物形成新的理解（Lakoff，1989:38-39）。在汉语修辞学体系中，隐喻是由“本体”与“喻体”构成的。其中，作为隐喻建构基础的相似性关系，则被称之为“喻底”（束定芳,2000:66-67）。这一术语体系的对应，为在汉语语境中分析隐喻的认知结构提供了清晰的理论框架。

在认知语言学基础上，学者王寅提出了“体认语言学”，即“互动体验(Interactive Embodiment)”和“认知加工(Cognitive Processing)”（王寅，2020:1）。体认是源语和目标域概念产生的基础，更是概念隐喻产生和理解的基础。从隐喻翻译视角看，隐喻具有同构性和异构性，源于人类共享的现实世界与身体结构，体现为不同语言在核心原则、词语意象及语法意义上的可映射性；而异构性则由民族文化差异与认知方式分歧所致，需通过“以仿为本、创而有度”的创仿原则实现适配，既避免直译的生硬，也杜绝过度创造脱离原文主旨（王寅，2020:41）。

基于上述体认观，拟从隐喻翻译的保留型、重构型和隐喻的消解分析《死水微澜》中的隐喻表达。

二、体认隐喻类型及英译表现

本文从李劼人《死水微澜》及1990年“熊猫丛书”翻译项目译本Ripples Across Stagnant Water识别出隐喻30项，其中体认保留型隐喻7条，体认重构型隐喻15条，体认消解型隐喻3条，拟从体认语言学的视域出发，通过聚焦该译本中隐喻的转换机制，更为集中地探讨体认语言学视角下“现实—认知—语言”如何在早期译介实践中被重构，从而深化对本土文学对外传播历程中认知转换机制的理解。

（一）体认保留型隐喻

基于相似性的隐喻，其核心特征在于喻体与本体之间具备预先存在的、已被广泛认知的共性。（束定芳，2001:58）在翻译此类隐喻时，由于源语与目标语认知模型高度契合，译者可采用直译策略，完整保留原有的喻体与本体，而不会导致目标语读者的认知障碍。

例1：

SL：可惜邓家幺姑嫁给蔡傻子，背地议论为“一朵鲜花插在牛屎上”的，何尝没有人? (P22)

TL: Not all the men in the town were disciples of the sage. When Sister Deng married Simple Cai some of them commented behind their backs: “A fresh flower stuck on cow dung.”（P47）

例2：

SL：他头一次钻进耳房，觌面把刘三金一看，便向罗歪嘴吵道:“好呀，罗哥，太对不住人了!弄了恁好一朵鲜花回来。却不通知我一声!岂有此理，岂有此理!”（P54）

TL: The first time he came to the annex and saw Liu Sanjin he swore at Skewmouth: “You’ve let me down, Brother Luo. Bringing back such a peach and not even telling me. What’s the idea?”（P83）

例1中的“鲜花”和“牛屎”是对人物“邓幺姑”和“蔡傻子”的隐喻，将喻体“美”（鲜花）与“丑”（牛粪）并置所制造的强烈认知冲突，以此来凸显人物情节的讽刺。根据体认语言学的基本观点，人类的认知与语言根植于身体与世界的互动。当不同语言的认知主体在具身体验与价值判断上具有共通性时，某一语言中所承载的概念、表达与视觉图像就容易被激活，从而帮助认知主体检索记忆信息，引起共鸣（Cerulo et al.,2021:67）。鉴于人们对花朵的视觉美感、芬芳气息与脆弱生命的积极感知具有高度相似性。这一跨文化共享的认知基础，为隐喻的跨语传递提供了前提。无论文化背景如何，人们对“鲜花”的美丽芬芳与“牛粪”的肮脏腐臭都具有具身体验相似性，译者直接翻译了隐喻的意象，译为 A fresh flower stuck on cow dung，当英文读者接触到这一非常规搭配时，他们能瞬间基于自身的身体经验，理解其中蕴含的“不匹配”“糟蹋”与“惋惜”的核心情感。

Mandelbit提出了认知理论假设，其认为源语和目标语存在相似映射条件，即目标语表达与源语表达精确匹配（即措辞相同）。在这种模式下，译者可以采取相同措辞，在目标文本中重现源文本（Mandelblit,488-491）。例1和例2的两处鲜花均隐喻美好的女性人物，凸显其人物形象的美好品质，这在中西方文化中形成相似映射条件。第二处鲜花直译为 peach，即可唤醒西方读者相同的认知图式，传达原意。

Lakoff进一步指出，大量隐喻植根于人类普遍的身体经验与社会文化共识，由此形成一类“空间化隐喻”（Lakoff,1980:19）。例如，“高兴为上，悲伤为下”即是借助空间方位传递情绪体验的典型。同样，在表达“太对不住人了”所传递的失望情绪时，即使将这类表达直译为 “You’ve let me down”，也通常不会造成目标读者的理解障碍。相反，由于这类表达直接唤醒了人们基于身体与社会经验的普遍共识，反而能够促成认知内容的有效传递，实现跨语言理解的自然达成。

（二）体认重构性隐喻

体认语言学认为语言并非直接镜像客观现实，而是源于人类基于身体与外部世界的互动体验（现实），并经过译者认知加工所形成的产物，常异于现实，带有作者的主观性（王寅，2020:39）。由于不同民族在地理环境、社会习俗等方面存在差异，其语言文化也呈现出各自的特质。这导致英语和汉语中的隐喻在认知模式与概念体系上并非一一对应，从而为翻译中通过异化映射重构隐喻创造可能性（陈雪，2016:259）。在隐喻的翻译过程中，译者往往需要基于认知层面进行主观加工。以《死水微澜》的英译为例，译者在保留原文目标域的前提下，对源语中的喻体进行了灵活调整，具体通过以下三种方式重构了隐喻表达：其一，以喻底直接替代喻体；其二，在译文中省略喻体，仅保留语义核心；其三，将隐喻转化为明喻，搭建新的隐喻翻译结构，从而准确再现了原文的语义与修辞效果。

1. 弱化喻体

例3：

SL：忽然一阵很急遽的脚步声响，只见罗歪嘴脸无人色地奔了进来，从后面抓住她的两个肩头，嘶声说道：“我的心肝!外面水涨了!……”（P216）

TL: Grabbing her shoulders from behind, he gasped in a hoarse voice, “Honey, there’s a thunderstorm on the horizon.”（P297）

在例3中，“水”概念隐喻的投射域都和始源域与水作为客观物质的基本属性紧密相关，此处源语中“水涨”这一蕴含中国江湖隐语的喻体，可以理解为“天回镇的社会环境动荡不安”，喻底为社会环境，喻体为水。“翻译隐喻”就是译者根据经验基础从始发域向目标域系统地、部分地、不对称地结构映射（王明树，2017:100），因此译文需根据读者认知进行调适。而隐喻的翻译具有理据性，并非按照译者意图随意翻译，其受具身认知和象似性的制约，并以此为理据（文旭，2020:6），译者需要合理选择需要突显或弱化的始发域，对喻体进行处理。由于英语文化中“水涨”与“社会动荡”的认知关联较弱，需要抽取喻底中的部分特征，弱化喻体，译者创造性选用 “a thunderstorm on the horizon”这一英语读者更易理解的自然现象作为新源域，通过一个在英语读者认知中能引发同等紧迫感的新隐喻，使读者能够体会到其“危急”“迫切”的突显特性，既忠实传递了核心喻底，又保留了语言的文学张力，实现了高明的“文化转译”。

2. 显化本体

例4：

SL：从上九夜起，东大街中，每夜都是一条人流，潮过去，潮过来。因此，每年都不免要闹些事的。（P126）

TL: Starting on the "first ninth", there would be a stream of people every night milling in all directions on East Main Street. Consequently, it was inevitable that every year accidents would happen.(P160)

原文“人流”是一个空间性隐喻，以“流”喻“人”，构成“人如流”的空间意象图式，这一译例中，“NP1 + of + NP2”是一种特殊的隐喻修辞结构，其中 NP1 为喻体，NP2 为本体即中心词，在这种结构中本体修饰喻体，构成名词性短语的隐喻（栗霞，2021:29）。原文“人流”被处理为 “a stream of people”，这一译法典型地体现了“NP1 + of + NP2”这一隐喻结构的修辞功能与认知机制。该结构中 NP1（stream）作为形式中心词， NP2（people）作为语义核心，形成所谓“反客为主式”隐喻。考虑到英语中没有直接的“人流”认知，译者通过显化本体，将“人流”的空间意象图式（人如流）重构为英语“stream of people”的时间性意象（人流如水流），在保留“人群涌动”核心认知图式的同时，完成了从汉语空间思维到英语时间思维的认知转换。英语读者能够凭借自身对“stream”的流动性认知，自然激活对“拥挤、连续、涌动”场景的身体经验，从而直接把握原文描绘的混乱人潮景象。这一选择不仅跨越了语言形式的障碍，更通过隐喻的本体显化实现了认知体验的有效传递，使译文的文学表现力和认知可及性得到双重保障。

例5：

SL：又是妈妈的声音：“这话倒对！城里人家讨小的事，我也看得多，有几个是有好下场的？倒不如乡坝里，一鞍一马，过得多舒服！──”（P36）

TL: “That’s right,” agreed Mrs Deng. “I’ve seen plenty of city people take concubines and lead them a wretched life. Better stay in the country where the men take only one wife....”（P62）

原文“一鞍一马”是一个典型的乡土隐喻，以“鞍”与“马”的单一对应关系，来比喻夫妻之间专一、匹配、稳固的婚姻生活，喻体形象鲜明，富有农耕社会的质朴质感。译文并未保留这一意象，只翻译本体“一夫一妻”为 “take only one wife”。这一处理目标语读者因文化隔阂而对“鞍”“马”意象产生理解障碍，使译文简洁明了，在不影响原文交际功能的前提下，有效地将人物的窘迫、无奈与乡土气传递给了目标语读者。同时，将读者直接带向本体既降低了读者的理解难度，也可避免译文的冗长繁琐（李瑛，2025:144）。

3. 明示关联

例6：

SL：当义和团、红灯教、董福祥，攻打使馆的消息，潮到成都来时，这安定得有如死水般的古城，虽然也如清风拂过水面，微微起了一点涟漪，但是官场里首先不惊惶，做生的仍是做生意，居家、行乐、吃鸦片烟的，仍是居他的家，行他的乐，吃他的鸦片烟，而消息传布，又不很快；所以各处人心依然是微澜以下的死水，没有一点动象。（P198-199）

TL: The news that the foreign embassies were under attack caused only faint ripples through Chengdu, as if this old city, usually as still as stagnant water, had been swept by a light breeze. At first, it didn’t really alarm the officials and the traders, householders, pleasure- seekers and opium-smokers, all of whom carried on as usual. Moreover, the news spread rather slowly, so that the feelings of the local inhabitants weren’t really stirred and remained as still as stagnant water with only the slightest surface ripples.(P181)

在《死水微澜》中，“水”这一意象是贯穿全文、承载深刻寓意的核心象征。它将当时的社会环境比作死水，构建了一个理解小说时代背景与人物命运的隐喻框架。此例中开头的明喻“安定得有如死水般的古城”奠定了整个故事压抑的基调，象征着晚清成都乃至中国内陆那种封闭凝滞、毫无生机的社会状态；而外部消息如“清风”拂过，激起的“微澜”与“涟漪”，则象征着这种封闭体系所遭受的微弱、表浅且转瞬即逝的外部冲击。尾句“各处人心依然是微澜以下的死水”这一隐喻，暗示在表层短暂的扰动之下，社会深层结构与集体心理那种根深蒂固的麻木与惰性。

译者将抽象“人心”直接指称为“死水”的暗喻，选择明示隐喻关联，将其转化为明喻 “remained as still as stagnant water with only the slightest surface ripples”。Newmark曾在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中提出了7种翻译方法，其中第3种提到“如果隐喻的翻译可能造成大众的不解，则可以采用明喻的翻译方法”（Newmark,2001:89）。这一转换，通过添加“as...as”这一明确的比喻标记，将原文中隐含的比较关系明朗化，引导英语读者清晰地将“人心”（feelings）与“死水”（stagnant water）联系起来，揭示社会表面下的麻木与停滞，通过明确的句式确保了“死水”这一核心意象及其承载的“凝滞、沉寂”的寓意能够被准确理解与接收，从而在跨语境的传递中，依然成功地再现了波澜不惊、死气沉沉的社会氛围。

（三）体认消解性隐喻

具身体验决定了隐喻对文化的依存程度。不同民族若具身体验不同，其隐喻对文化的依存状况及认知方式便会出现相应差异（邵璐，2025:97）。若现实差异明显，导致源语与目标语之间的意象无法有效对应，则应对原有的意象进行体认的消解，可以采用省译加以处理。

例7：

ST：但是谁也料不到猪能产象。务农人家的姑娘，竟不像一个村姑，而像一个城里人。（P22）

TT: But who could tell what a prodigy this peasant’s daughter turned out to be, more like a young lady from town than a village girl.(P47)

面对“猪能产象”这一极具中国乡土文化特质的俗语隐喻，由于译入语文化中存在意象空缺，黄忠廉（2024:17）指出，当意象空缺、无法实现取象匹配时，应舍象保义，即舍弃具体的动物意象，仅提取其核心语义，译为 “what a prodigy”这一抽象表达。原文中“猪”象征低贱平凡、“象”象征非凡高贵，两者间的反差构成了阶层跨越的隐喻张力，与后文“务农人家的姑娘竟不像一个村姑”形成互文；省译后虽损失了乡土气息与民间智慧色彩，但避免了目标语读者因文化隔阂产生困惑，用 “prodigy” 一词既保留了“出人意料的奇事”之意，又使译文流畅自然，体现了译者在文化意象传递与读者可读性之间的务实权衡。

三、结语

在体认语言学视域下，我们的心智、思维、语言都来自主体对现实世界的“体”与“认”，两者相互作用、互相影响，且以“身体”为先、“认知”为后，因此对隐喻翻译的分析必定离不开体认语言学的核心原则“现实——认知——语言”。在隐喻翻译中，若源域与目标域之间相似性高、差异性小，其内在逻辑便更易契合译入语的思维模式；反之，若二者相似性低、差异性大，则难以融入译入语的认知范式（栗霞，2020:6）。

从《死水微澜》译本中的隐喻处理来看，译者需要考虑汉英认知主体的身体经验与文化差异，考虑意象从始发域到目的域的映射程度，在处理英译时可以分为体认保留型隐喻、体认重构型隐喻、体认消解型隐喻。当源域与目标域在具有相似的现实体验时，译者倾向于采取直译保留原有意象，借助人类共享的认知基础实现意义传递；当认知模式存在差异，则需对隐喻的英译进行体认重构处理，可通过弱化喻体、显化本体或明喻转换等方式加以调适，在忠实于原文语义内核的前提下搭建新的认知关联；而当隐喻根植于特定的经验、在英语文化中缺乏对应的认知基础时，则可以采取消解型策略，使用省译的技巧，省去具体意象而保留核心语义，以保障叙事逻辑的连贯与交际功能的实现。

隐喻的跨语传递本质上是一种体认协商的过程，译者既是源语现实与认知的阐释者，也是目标语读者认知体验的建构者。《死水微澜》作为中国文学外译早期的重要实践，其隐喻翻译既体现了译者对跨文化认知差异的敏锐把握，也折射出特定历史时期本土文学走向世界时所面临的体认调适与审美权衡，为当下中国文学“走出去”进程中如何处理文化负载表达提供了有益的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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