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全球化和现代化浪潮的交织下，文化主体性作为“文化自我反思的自觉性、主动性与自为性统一”，已成为国家文化安全与自信的核心支柱。它深刻体现了中华民族对自身文化价值的清醒把握，以及在新时代推动文化创新发展的主动作为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必须拥有强大的主体性，这是文化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的根基”。他多次指出要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守护、弘扬并发展中华文明瑰宝。这些论述不仅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也明确了巩固文化主体性的实践方向。作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内容，中华文化主体性是民族精神独立性的体现，更是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的战略支点。本文梳理文化主体性的历史发展脉络，为巩固文化发展路径提供一定的意义和参考。

一、文化主体性：中华文化自信的根基与内核

（一）文化主体性的理论内涵与哲学基础

文化主体性是一个民族在文化发展进程中保持精神独立与自主创新的根本特质，它集中体现为对自身文化身份的深度认同、对文化发展方向的自主掌控，以及在全球化语境中坚守自身文化立场、主动塑造文化话语的能力。作为文化认同、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核心体现，文化主体性不仅关涉文化的独立品格，更关系民族精神的赓续与价值共同体的构建。在全球化与现代化交织的复杂背景下，深入探究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理论内涵与哲学基础，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文化的独特性与生命力之所在。

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理论内涵主要表现为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传承中形成的稳定价值内核，如厚德载物、天下大同等思想。这些理念不仅塑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特质，也为文化认同的现代建构提供了历史依据与意义支撑。在更广阔的语境中，文化主体性并非封闭自固的文化孤立主义，而是在与他者文明的对话中，始终保持自我反思、批判吸收和创造性转化，体现出和而不同、兼容并蓄的中华智慧。这种开放而不失根本的文化品格，使其既能在交流互鉴中保持本色，又能通过创造性转化实现现代发展。

就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哲学基础而言，其深植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强调现实的人作为文化实践的主体，在对象性活动中实现人化与化人的辩证统一。万光侠等人指出，“文化主体性是人的主体性在文化领域的延伸”，它彰显出文化创造者自觉、自为、自主的实践状态。在这一视域下，文化并非静态的传统遗产，而是人民群众在历史实践中不断生成的动态能力。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化是社会实践的产物，是人在改造自然和社会的过程中创造的精神财富。这种动态能力既来源于共同生产生活实践，也借助符号生产、情感共振与集体记忆的构建得以强化。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形成过程，正是通过国家仪式、文艺作品、教育传播等文化实践，在传承传统文化的同时，以创新表达方式不断增强集体认同感，从而实现文化主体性的再生产。例如，春节等传统节庆仪式通过现代媒介的传播焕发新活力，红色文艺作品通过艺术创新激发当代人的情感共鸣，这些实践都体现了文化主体性在历史延续中的动态生成机制，使其始终保持着与时代同步的生命力。

文化主体性的理论内涵与哲学基础，揭示了中华文化独特性与生命力的本质所在。它既是历史积淀的成果，也是现代实践的产物；既是民族精神的根基，也是全球治理的智慧。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上，深化对文化主体性的研究与实践，不仅有助于推动中华文化的创新发展，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独特的文化方案。

（二）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历史演进与鲜明特征

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形成与发展跨越了极为漫长的岁月。商志晓¹指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历史演进，是从自在到自觉、再到自强的过程。”这一过程始于新石器时代满天星斗式的多元地域文化融合，经夏商周礼乐制度与宗法分封而形成文化共同体。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开展哲学突破，构建了以儒家仁礼合一、道家道法自然等思想为代表的价值内核。秦汉大一统体制正式确立了中华文化主体性，其后历经魏晋至唐宋的深化拓展，展现出强大的包容与调适能力。明清时期，中华文化在面对西学东渐时仍以中体西用原则保持主导性。近代以来，中国在西方列强的剧烈冲击下面临前所未有的全面危机，传统文化价值体系遭受严峻挑战，知识界与民众一度陷入深重的文化自卑与认同焦虑。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一过程不仅为中国革命与建设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更在文化层面实现了从被动应对到主动重建的历史性转变。通过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中国成功摆脱了近代以来的文化失语状态，重建起具有主体性、开放性和时代特征的现代文化体系，实现了文化自信与精神自立的重构。改革开放尤其是新时代以来，中华文化主体性不断巩固，推动文化自信从自立迈向自强。

综上可见，中华文化主体性历史演进的鲜明特征表现为实现了连续性、包容性与创新性的辩证统一。这一鲜明特征贯穿于文化发展的各个阶段，成为中华文化绵延不绝、生生不息的关键所在。首先，中华文化主体性的连续性体现在其从未中断的文化脉络中。从甲骨文到简体汉字，从《诗经》到《红楼梦》，从青铜器到数字技术，中华文化始终保持着独特的符号系统、价值观念与审美范式。这种连续性并非简单的复制，而是通过创造性转化实现了动态传承。例如，儒家仁爱思想在当代被转化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传统和合文化被升华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其次，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包容性源于其和而不同的哲学智慧。历史上，佛教中国化、西学东渐等文化交流均以“以我为主、为我所用”为原则，既吸收外来文明精华，又保持文化独立性。唐代长安成为世界文化中心，胡旋舞、胡琴、胡商与唐诗、唐画、唐制共同构成了多元一体的文化景观；当代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中华文化与世界文明互鉴，既展示各美其美的文化自信，又践行美人之美的开放胸怀。再次，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创新性体现在其日新之谓盛德的实践品格中。从商周青铜器的铸造到宋代活字印刷的发明，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改革开放后的文化繁荣，中华文化始终在回应时代挑战中实现自我更新。新时代文化两创战略，通过数字技术赋能传统文化，推动《千里江山图》动态化、《敦煌壁画》虚拟化，使传统文化以年轻化、国际化的表达方式焕发新生；科幻小说《三体》、电影《流浪地球》等文化产品，以中国视角讲述人类故事，展现了文化主体性的现代创新。这种创新性表现为对自身文化传统予以深度探寻、系统梳理，进而与时代精神达成有机契合、协同共进的辩证统一格局。既注重从历史积淀中汲取智慧以夯实文化根基、促进内部各文化要素的和谐共生，又强调对当下时代问题的主动回应与积极解决。

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历史演进与特征表明，其本质是文化传统与现代实践的互动产物。从商周时期的礼乐文明到数字时代的文化强国，中华文化主体性始终以连续性为根基、以包容性为格局、以创新性为动力，在守正创新中筑牢文化自信之基，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精神支撑，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东方智慧。

（三）文化主体性与文化自信的内在关联

文化主体性指一个民族或国家在文化发展中保持的独立性与自主性，其核心是对自身文化身份的深度认同与文化发展方向的自主掌控。文化自信则是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与积极践行，源于对自身文化价值的深刻认同和对文化发展前景的坚定信念，而这种认同和信念正是文化主体性的重要体现。

文化自信是国家与民族发展的深层力量，而文化主体性作为文化自信的核心要素，与文化自信之间存在着紧密且深刻的内在逻辑关联，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确立文化主体是什么的自我认知，为文化自信提供身份认同根基。文化主体性通过历史传承、价值积淀与实践创新，回答我们从哪里来的根本问题。在中华文化的历史长河中，远古神话便是文化主体性的生动体现，如女娲补天中，女娲以非凡神力拯救苍生，这不仅是古人对人类及宇宙起源的浪漫想象，更蕴含着中华民族对自身起源的独特认知，是文化基因的早期萌芽。此后，中华文化主体性在五千年中从未中断，从甲骨文到活字印刷，从丝绸之路到郑和下西洋，它以开放包容之姿吸收外来文化精华，凭借和而不同的智慧化解文明冲突，让文化自信稳稳扎根于多元一体的格局之中。其二，赋予何为文化自信的价值认同，为文化自信提供价值依据。文化自信需以稳定的价值体系为支撑，文化主体性通过提炼核心价值观、传承文化传统、创新文化表达，构建起立体化价值体系。当个体和群体深刻理解并认同自身文化的独特性和优越性时，文化自信便有了坚实的基础，这正是文化主体性强化对本民族文化价值认同的体现。正如方世南所提出的“传承中华文化基因是巩固文化主体性的关键，也是增强文化自信的重要途径。”其三，破解如何构建文化自信根基的现实困境，为文化自信注入创新活力。在当代复杂多元的文化环境中，文化主体性通过守正创新的双重品格，既坚守文化根脉，又回应时代挑战。文化主体性鼓励文化创新，推动传统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文化自信避免陷入封闭排外或迷失自我的极端，实现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全球的辩证统一。只有通过不断创新，文化才能保持其吸引力和竞争力，进而夯实文化自信的根基。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为文化主体性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引领文化自信迈向新高度。

文化主体性与文化自信相互依存、相互促进。文化主体性是文化自信的根基和源泉，它为文化自信提供了身份认同、价值依据和创新动力；而文化自信则是文化主体性的外在体现和目标追求，它促使文化主体性在时代发展中不断传承和发展。应深刻把握二者间的内在逻辑关联，在坚守文化主体性的基础上增强文化自信，使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之林中彰显独特魅力，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贡献中国智慧。借此，方能在多元文化交互中保持自身文化的独特与独立，最终实现文化的繁荣兴盛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二、共生共融：中华文化主体性与文化自信的双向建构

文化主体性承载了时代精神，在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中与文化自信呈现出共生共融的建构关系。本文以川剧《死水微澜》《尘埃落定》和电影《哪吒》系列为例，探讨中华文化主体性与文化自信的双向建构是如何产生的？本文选取的两部川剧作品极具代表性，均获得过国家艺术基金的资助，两部剧的主演都曾以此作品荣获中国戏剧梅花奖；电影《哪吒》系列在票房上取得了惊人的成绩，其市场表现更是无与伦比。以上作品不仅在艺术领域确立了经典地位，更在文化传承方面发挥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综上可知，以这三部作品为例，可以更好的了解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并在创新性发展过程中看到与文化自信共生共荣关系。

（一）川剧《死水微澜》：方言叙事与地域精神的时代共鸣

小说《死水微澜》创作于20世纪30年代，正值中国社会剧烈变革期。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势涌入与本土文化秩序的重重挑战，文化主体性的觉醒逐渐成为时代的必然诉求。李劼人以清末成都天回镇为背景，借助邓幺姑、罗歪嘴等角色的命运起伏，深刻再现了封建礼教、袍哥文化与西方列强入侵交织的社会图景，不仅完成了一次地域叙事的美学建构，更揭示了传统与现代冲突下个体的挣扎。

进入新时代以来，文艺创作者将小说《死水微澜》改编为川剧，使其愈加自觉地回归本土文化资源，致力于将地方性知识转化为具有当代意义的艺术表达。川剧《死水微澜》由剧作家徐棻先生担任编剧，国家一级导演谢平安执导，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田蔓莎出演主角邓幺姑，一经推出便在全国产生了广泛影响，荣获了文华大奖、曹禺戏剧文学奖、白玉兰奖等多项殊荣，成为川剧领域的经典之作。一方面，该剧采用地道方言对白，使观众产生强烈的文化认同感。同时，剧目传承了川剧高腔帮、打、唱等传统技艺，将袍哥文化、市井规则、民俗风情等元素融入舞台叙事，生动呈现原著的巴蜀风情与人物命运。这种对方言与地方符号的坚守，不仅是对戏曲美学的传承，更是对文化身份的确认与彰显。另一方面，川剧版既保留了原著对社会现实的深刻洞察，又通过色彩象征、戏曲程式化表演等手法，将文学作品转化为具有强烈视觉与情感冲击力的舞台艺术，实现了文学与戏曲的跨媒介对话。如邓幺姑服饰色彩的变化，从明艳动人到黯淡无光，生动地展现了她内心世界的变化。红绸舞等创新舞段，以当代肢体语言重构传统戏曲程式，红绸的缠绕象征情欲的炽烈，从而将市井欲望升华为具有哲学意味的文化符号。正如张克戊所说“川剧新创剧目的传承需‘把握根基，固本传承’‘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既尊重传统的美学基因，又通过现代舞台技术、创新的表演形式等，为传统川剧注入新的活力与魅力。这类守正创新的实践，使地方性题材突破地域局限，成为引发青年群体共鸣的文化现象，推动了川剧在当代的传承与发展。

尽管在当时的社会语境中，对西方文化的崇拜仍为主流，此类本土叙事中自信的声音尚且微弱，更多表现为一种文化上的自我保护与探索性重构，但它无疑为后来文化自信的茁壮成长埋下了伏笔。川剧《死水微澜》通过对方言的坚守、对传统程式的创新转化，充分展现了一种在回归中创新、在对话中重建的主体性态度。主体性的坚守为自信奠定根基，而文化自信的增强又进一步激发主体性的当代创新与表达。它表明文化自信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建立在对本民族文化传统系统性理解、批判性继承与创新性发展的基础之上，再借助艺术的力量将一方水土的叙事，转化为整个民族共同的精神资源，从而使文化主体性与文化自信在双向互动中实现提升与发展。

（二）川剧《尘埃落定》：藏族文化的赓续传承与当代焕新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推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变得日益频繁，文化主体性也因此面临着更为复杂的挑战与机遇。在这一时代浪潮下，中国社会经历了深刻的转变，逐渐从对西方文化的盲目崇拜中挣脱出来，开始以更加理性、客观的态度审视自身文化。小说《尘埃落定》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该作品以20世纪40年代四川康巴藏区土司制度家族兴衰为背景，通过一位智力障碍的少爷的视角，展开了土司制度的腐朽与农奴制的必然消亡，兼具历史厚重感与人性洞察。

川剧《尘埃落定》是剧作家徐棻根据阿来茅盾文学奖同名小说改编的川剧作品，由梅花奖演员王超领衔主演，二度梅陈巧茹任副导演兼主演，还有梅花奖演员虞佳等参演。该剧通过两代演员的传承与创新，成为川剧现代化转型的代表作，展现了传统戏曲与现代题材的深度融合。既是对本土文化资源的深度挖掘与呈现，也是中国社会在多元文化语境下重新认识自身文化、彰显文化主体性的生动体现。一方面，徐棻通过帮腔点评手法，将藏族史诗中的命运主题转化为舞台上的光影隐喻。蓝色顶光笼罩土司官寨，暗示权力结构的腐朽；金色追光追随二少爷的反抗身影，暗合哪吒式的反叛精神。这种一桌二椅的极简舞美，在物质层面剥离了具体历史场景，通过藏族服饰、罂粟花田等极具代表性的视觉符号，以及藏族文化信仰、风俗习惯、社会结构等核心元素，巧妙地融入到剧情和表演之中。这些本土文化元素的运用，并非简单的堆砌，而是把康巴藏区的历史经验转化为观众可感知、可共鸣的文化记忆，让观众能够真切地触摸到藏族文化的独特魅力。另一方面，四川藏族汉文化交融的特色为创作提供了土壤，剧目通过川剧与藏族音乐、舞蹈元素的结合，展现了多元文化的共生。正是同在一块大地、同出一脉流淌四川各民族和地方文化的共融性使得艺术之间的融会成为可能。此外，川剧作为传统戏曲剧种，需在现代语境中寻求突破。该剧尝试以川剧表现藏族题材，探索剧种的包容性与创新性，如在根植于川剧音乐创作传统的基础上，将地域音乐元素与剧种声腔巧妙融合，形成独特的音乐风格。这种既植根传统又面向现代的创新表达，不仅保留了文化韵味，也注入了强烈的时代气息，进一步强化了文化主体性的当代构建。该剧作为第六届川剧节的重点剧目，其巡演历程标志着文化主体性从地方性叙事走向全国性传播的制度化努力。它充分印证了本土文化在多元文化交融中保持自身特色与价值的能力，不再局限于自我保护与探索，而是积极走向传播与对话，致力于使民族文化的魅力为更广泛的观众所感知。

剧中二少爷的反抗不仅是戏剧冲突的高潮，也象征着中华文化对生命困境的回应与超越，喻示着文化主体性之镜如何折射出自信自觉之像。作品成功将地方性知识纳入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宏大格局，当藏族的文化符号与跨哲学话语在戏曲舞台上相遇，当区域历史借助现代审美转化为共同的精神资源，文化自信便不再抽象，而是成为通过艺术实现的身份认同与价值传递。清晰的文化主体性映照出坚实的文化自信；而昂扬的文化自信也反射并强化着文化主体性。两者彼此映照、互为表里，在叙事重构与意义升华中，实现真正的双向建构与共生共融。

（三）电影《哪吒》系列：神话新编与现代精神的创新表达

进入当代社会，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文化自信成为了时代的主旋律。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上映于2019年，正值中国动画电影崛起的关键时期。导演饺子在传统神话故事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胆改编，赋予哪吒新的形象和性格特点，使其更符合当代观众的审美需求和价值观念。影片中，哪吒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英雄形象，而是一个具有叛逆精神和自我救赎意识的复杂个体。同时，影片融入了大量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如太极图、炼丹炉等，并通过现代动画技术将这些元素进行了生动呈现，创造出了具有中国风格的视觉奇观。这种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文化主体性在当代语境下焕发出新的活力。

作为《哪吒之魔童降世》的续作，《哪吒2》以144分钟篇幅重构神话叙事，通过内容、技术与传播的三重创新，实现了文化自信建构的深层突破，进一步拓展了文化主体性的内涵。在内容层面，影片对传统IP进行了现代性重构与哲学深化。颠覆了剔骨还父的悲剧原型，将哪吒塑造为魔丸转世的顽童，通过我命由我不由天的核心台词，既延续人定胜天的思想内核，又契合当代社会对于个性解放和个体成就的高度关注。这种改编未割裂传统，以魔丸与灵珠的二元对立重构阴阳平衡哲学框架，当哪吒的魔性与敖丙的灵性在混天绫与冰锤的碰撞中达到动态平衡，观众看到的不仅是视觉奇观，更是对万物负阴而抱阳的现代诠释。影片将东方安土重迁的生存智慧转化为全球观众可感可通的家庭羁绊的叙事，体现了跨文化传播中主体性坚守的重要性。这种对传统神话故事从情节到哲学层面的深度挖掘与创新，让文化主体性在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中迸发出新的火花，为观众带来了全新的文化体验。在技术方面，影片以数字手段实现审美升级与文化转译。借助3D动画、粒子特效等技术，将山河社稷图、混天绫等传统元素转化为可计算的视觉拓扑结构。导演饺子团队通过算法模拟敦煌飞天壁画中的飘带轨迹，使混天绫的动态既科学又具有“吴带当风”的写意神韵。人物设计也极具文化融合意识，例如敖丙的冰蓝战甲则借鉴宋代汝窑雨过天青的釉色美学，形成具有东方韵味和国际辨识度的国潮符号。技术在此不仅是形式创新的工具，更是激活文化基因、推动传统艺术数字永生的关键力量。在传播层面，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在国内取得了极高的票房成绩，而《哪吒2》更是以154亿票房登顶中国影史动画冠军，并成功输出至北美、欧洲等市场。当海外观众为哪吒踩着风火轮喊出我命由我不由天而沸腾时，他们共鸣的不仅是个人奋斗的普世价值，更是对逆天改命东方叙事的文化认同。这种认同与《流浪地球》系列带着地球去流浪的家园意识一脉相承，标志着中国文化从被动防御转向主动输出的战略转型。当本土内容以高质量创作赢得国际市场，文化自信便不再是抽象宣言，而是通过具体作品实现的身份认同与价值传递。《哪吒2》不仅以高质量创作赢得全球市场，更通过艺术创新将本土文化价值转化为世界共享的情感体验。彰显了中国青年敢于挑战、追求自由的精神风貌，也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文化在自信表达中的强大魅力与无限潜力。

中华文化主体性是在历史延续中生成的，既非对传统的简单复刻，亦非对西方的拙劣模仿，而是在变与不变的辩证中，展现出其内在的自信与定力。当《死水微澜》的袍哥黑话转化为青年文化符号、《尘埃落定》的藏族史诗登上国家舞台、《哪吒》系列的神话宇宙引发全球共鸣时，这些作品所展现的不仅是对文化根脉的坚守，更是一个古老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自我更新能力的彰显，这种能力，正是文化自信最坚实的底气。因此，中华文化主体性与文化自信，一体两面，共生共融。坚守文化主体性，方能筑牢文化自信的根基；增强文化自信，方能激活文化主体性的生命力。二者在新时代的双向建构中，共同构成了推动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实现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

三、结语

文化主体性是中华文化自信的根基与内核，其理论内涵深厚、哲学基础坚实。在漫长历史演进中，中华文化主体性的鲜明特征表现为连续性、包容性与创新性的辩证统一，这为其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奠定了坚实基础。深刻把握文化主体性与文化自信的内在逻辑，在坚守中增强自信，才能让中华文化独特魅力尽情绽放，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贡献中国智慧。通过川剧《死水微澜》《尘埃落定》及电影《哪吒》系列等艺术作品可见，中华文化在坚守主体性时强化了文化自信，二者双向建构、共生共融，在互动中相互塑造、彼此映照，在叙事重构与意义升华中实现了深度融合。未来，当持续深化对文化主体性的研究，探索其在全球化语境下的新表达与新发展，让中华文化智慧与力量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中绽放更耀眼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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