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考察时提出：“文化和科技融合，既催生了新的文化业态，延伸了文化产业链，又集聚了大量创新人才，是朝阳产业，大有前途。”¹党的二十大提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²当今数字技术极速变革，这会深刻重塑社会结构与文化形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何才能在数字技术飞速发展的背景下得以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不仅关系到中华民族文化血脉的延续，也是构建当代中国精神、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关键课题。本文将从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出发，阐释数字技术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理论依据，进而分析其产生的国内国外的社会价值和影响，聚焦于保护传承、资源整合、叙事创新等具体路径，并反思潜在风险，以此来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发展之路。

1 数字技术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哲学意蕴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下考察数字技术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两创”，结果绝非二者简单的相加，而是数字技术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新形式、新出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数字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新内容、新导向，彰显着守正创新、系统观、矛盾同一性的内在逻辑，为理解当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数字化叙事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框架。

第一，数字技术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体现了文化发展过程中“守正”和“创新”的辩证统一。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我们从事的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³一方面，坚持守正不动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和宝贵的文化基因库。中华五千年文明长河中积淀下来的高尚的道德观念、独特的审美方式、积极的价值理念都是我们新时代应当守住的“根”与“魂”。另一方面，坚持创新不停步。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盘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应有之义。创造性转化就是借助数字技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还原、记录、分析、勘探，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沿着数字化方向发展，用马克思主义激活其优秀基因，并与中国式现代化相融通，赋予其鲜明的理论特色和时代特点。创新性发展则是运用数字技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阐释、扩展、完善、升华，使其对新时代社会更具感召力和吸引力。

第二，数字技术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发展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系统观的基本理念。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批判了将社会体系各环节割裂开来的观点，强调社会是“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机体”⁴。系统观要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数字化转型要有整体性、层次性、开放性、关联性等，需要各个要素有机结合构成一个系统整体。推动数字技术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发展的进程中，需要的是社会各组成部分的协同发力。在主体层面，融合发展要求政府、企业、高校乃至社会公众形成合力。政府需在政策引导与资源整合上发挥关键作用；企业与社会力量是技术研发与市场应用的主力；高校及研究机构则承担着人才培养、内容挖掘与理论创新的重任。在要素层面，则需要理念、技术、内容、平台、人才与资金等关键资源的系统化配置与动态平衡，各环节协同配合形成一个完整链条。因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数字型转化包括了理念创新、技术赋能、内容筛选、形式革新、全民参与，是一个系统性工程。

第三，数字技术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两创”符合矛盾同一性的价值理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科技，一老一新看似矛盾，实则二者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具有内在同一性。一方面，数字技术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全新的表达载体、传播手段与体验模式。列宁指出；“世界不会满足人，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改变世界。”⁵数字技术是人类创造的产物，它作为先进的生产力可以突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抽象性质，使文化从可见的变成可感可知的，更好的满足人民群众对中华文化的多方面需要；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其突出的价值意蕴为数字技术的发展指明方向。数字技术的发展从来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有一定之规的，如价值规范和伦理制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数字技术的规训则使其回归人本立场，要为人类服务，为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整体进步贡献力量。二者在矛盾运动中相互依存，从而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数字时代焕发新生，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持续的精神动能与创新活力。

2 数字技术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重要意义

在数字浪潮奔涌的时代背景下，运用数字技术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获得全新的生命力，让人民群众能够更好地感知、理解和认同这份独特的文化财富。

2.1 数字技术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内生动力

第一，以数字技术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文化遗产的永久性保护与精准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共同的记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世代相传的价值追求⁶，从“天下大同”到“自强不息”，从“民为邦本”到“和而不同”，经历了千年的积淀依然散发着经久不衰的魅力，它们在新时代还将继续发挥团结和凝聚全国人民的作用。我们在做好挖掘、整理古籍文献、民间习俗、传统技艺等文化资源的基础上，借助于数字技术和手段进行记录和保存工作，这样对于今天和将来的中华民族子孙来说都是一种极具价值的文明传承。

第二，数字技术拓展文化传播边界，培育全民文化自信。数字技术的注入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也解决了由于信息不对称造成的文化资源分配失衡问题，创建了一种新的、大众都可以参与进来的文化传播形式。另一方面，通过数字技术的运用大大降低了人们的文化体验成本，人们不必亲临博物馆或者历史现场，就能感受其中的历史氛围，同时，观众还能和文物进行互动；另一方面是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这样的数字渠道发展起来后，文化传播不再只是属于部分专业的、以及区域性的领域里，大众也可以参与到文化传播中来，他们可以制作出相关的文化产品的内容、也可以分享自己相关的文化感受，引导大众参与到文化传播当中来，形成大众之间的文化传播，在更大范围上让大众学习优秀传统文化。

第三，数字技术为中国式现代化赋能增彩，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厚重深沉的精神基因和底蕴鲜明的文化标识，是中国式现代化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相统一的重要基石。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之源，在利用数字技术保护好先人创制的灿烂文化和物质财富的基础上，打造中华文化新载体，在传承中赋予优秀传统文化更多现代表达，并使人民共享现代化建设和文化事业发展的红利，即推进文化产业繁荣发展，在以文培元的同时也进一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同时要加快数字文化产业发展并使其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动力之源，在开辟人类美好生活新境界的过程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2.2 数字技术拓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全球表达空间

第一，数字技术助力构建多主体、立体化的国际传播新格局。数字化让世界进入云端协同的生活状态，多种数字化的技术应用已经来到很多国际传播新业态的应用场景之中。数字时代媒介既有国内主流媒体，如新华社、央广电总台这样的主流传媒舆论场，也有国外 TikTok、YouTube这样的商业平台。国内主流媒体是最能体现中国话语权的宣传阵地，国外商业平台具有巨大数量级、精准的数据化运营及强大的社交互动性，易获世界尤其是年轻人的关注，是中国发力对外话语传播新生态圈构建的良好契机。⁷要将这种触达量大的特点与主流媒体优质的声音互动起来，在新媒体社交化的时代背景下协同打造国际传播的新生态格局，通过更为有效的国际化服务得到世界的认可。

第二，数字技术助力个人创作者的广泛参与，促进跨国界传播。数字技术极大地赋能了个体，使其成为跨国界文化传播的活跃因素。与官方叙事相比，民间创作者的内容更具生活化、个性化与情感化特征，从旅游、美食到兴趣爱好，这些充满人情味的分享能够有效打破文化隔阂，塑造立体生动的中国形象。例如，中外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围绕共同兴趣展开的赛博迁徙式互动，便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新型文化交流。政府与社会机构应通过政策扶持、资金鼓励、平台搭建等方式，激发民间创作活力，将分散的个体能量汇聚成强大的传播合力，形成官方与民间“大合唱”的生动局面。

第三，用数字技术打造有国际吸引力的高质文化产品。文化产品贸易的打造要坚持长期主义，急不得也慢不得。近几年我国文化产业发展迅猛，已经从文化产业的“追随者”变成了“引领者”。很显然，数字技术与人工智能技术在全球文化贸易市场上占据一定主导作用，率先占据了技术优势才有可能引领未来全球文化市场。继续加大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层挖掘，同时深度洞察和分析海外目标群体的偏好，把海外受众喜爱的文化因子提炼出来，为数字技术的应用提供更多灵感来源；同时要加大对数字技术的科研力度，让数字技术的发展走在世界前沿，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供更多样态。

3 数字技术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具体实践路径

五千年文明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时间的冲刷下历久弥新，数字技术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盘活，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优秀基因，主要从文化遗产保护、文化资源的数字化整合与共享、文化叙事体系的创新三方面进行解锁。

3.1 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与活化传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遗产是中华文明发展的重要见证，主要分为物质性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性文化遗产。文化遗产作为文化传承的原始载体，是文化传承发展的源头，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熠熠生辉。

一方面，数字技术为文物古籍等物质性文化遗产的修复与复原提供了革命性工具。“技术上淬炼出标准化的数字采集与处理范式”， 脆弱的文化遗产通过高精度数字化采集得到永续利用的。文物古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因此对于文物古籍的保护是发展和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子的重要前提。数字技术通过对文物古籍进行深度学习，运用图像处理能力显著提升了文物古籍修复效率和精确度。在古籍修复中，数字技术能够根据特定学习后自动识别并修复破损、模糊的文字；在文物修复中，数字技术还可以辅助进行文物古籍的拼接与智能上色。这种智能化修复，在提升质量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护了文物原体，充分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数字化传承与发展。

另一方面，数字技术实现了非物质性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的革命性突破。非物质文化遗产很强的地域特色，以往都是靠人们口传心授，但是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非遗的传承和发展打破了时空限制。此外，是通过数字技术进行跨媒体叙事，观众可以从多角度、多层次、多维度对一项非遗进行立体全面的了解体验，非遗所依存的生态文化也有了更清晰的展示。以打铁花为例，著名网红九月（江寻千）是首位女性打铁花传承人，她利用短视频和直播的形式让远在千里之外的网友也能感受到这一极致的东方浪漫；打铁花这项非遗还以沉浸式光影秀场的方式进行呈现，观众将手掌轻放在大屏上，绚烂的光芒便从掌下一跃而起，化为一朵朵铁花在屏幕中绽放，让人置身体验铁水打花技艺。一项打铁花非遗通过数字技术的赋能，让观众从不同渠道、不同侧面体验了解，极大的提高了人们对这项非遗的认同感，这也是非遗数字化传承与发展的历史性突破。

3.2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数字化整合与共享利用

数字技术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响应了国家文化数字化发展战略，要打破化资源分配不均衡，存在信息闭塞的现象，要建设文化数字创造的基因库，为数字化发展保驾护航。

一方面，构建文化大数据体系可以有效打破信息孤岛，释放资源整体价值。通过数字编码与转译排版，借助数字技术，如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先进科技手段，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数字库，并将其转化为可量化的“文明基因表达谱系”⁸，对散落的碎片化文化资源进行整理与汇聚，使零乱无序的文化资源形成有序的具有可分层分析、可结构化的数理关系体系，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提供便利的数据资源支撑，以利于更科学、更系统地支撑学术、文创、教育等领域对文化资源的利用；区块链技术可以保护文化资源的版权，用规范的机制让版权更为明晰，避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被盗用和滥用，维护文化创作的合法版权。

另一方面，建设中华文化基因库是为文化创新储备核心素材与源头活水。用大数据与数字技术去抓取、发掘文物、非遗等资源里重要的符号、纹样、故事等元素，⁹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完成要素识别、提纯、编码工作，并形成其内在的关联图谱知识库。基因库建成后会成为设计师、艺术家等各类创作者的一个宝库，产生一系列具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且带有现代气息、时代特点的文化产品，成为国潮崛起等文化创新现象的重要推动力量；以数字技术为基础，还会形成文化资源的数字化共享平台，运用云计算、区块链等技术手段，把散落在全国范围内的、分布于不同行业、领域的资源集合起来进行统一的存储和调度，最后为文化产业提供高效的整合和安全的共享服务，¹⁰为文化机构、研究者和大众打造出一个十分方便的资源获取途径，也为群众搭建起了一个十分广阔的开放式学习空间，有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流传更广、影响更深。

3.3 构建数字技术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叙事体系创新

数字化时代，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正塑造着全新的文化叙事范式，这是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全新动能。数字化文化叙事体系创新通过数字技术突破传统表达的范式，以更生动、更形象、更沉浸式的叙事模式呈现文化内涵。

第一，数字技术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叙事主体创新。沿袭千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直以国家—精英为双重叙事主体而由官方主导，而现在数字技术消解了中心化因素并促使多元主体分散，通过汇聚用户的主观能动，生成了网络用户参与的共同创作时代的新视点和新话语，从而打破原有的利益体系。“例如，在短视频平台上出现大量非遗传承人或传统文化爱好者通过以微叙事、微记录的方式把刺绣、戏曲、节气习俗等活化的文化基因变成人民群众可参可感可触可画的文化现象，它是一种提高文化生产力的重要形式。”¹¹而这正是遵循马克思主义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原理，针对文化生产关系的变革。在新的生产方式下诞生了更易于被人民群众所接受的优秀传统文化，并让普通民众摆脱以往的“受观者”的局限，成为“产消者”参与到其中，在数字平台上建构起面向大众、以人民为中心的叙述共同体。以人民为中心的叙事共同体，让中华文化叙事真正扎根于人民创造的沃土之中。

第二，数字技术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叙事方式创新。数字技术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叙事方式创新，数字技术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叙事方式由外在的的文本阅读变成真实的的场景体验，交互性和沉浸感成为新时代的文化叙事方式，文化传播不再是单向性的灌输，在AR/MR/VR 等先进技术下，构筑了“人-机-物”的三元互动叙事空间，在具身参与下完成文化认知和价值认同的辩证统一。敦煌研究院运用游戏引擎的物理渲染与全局动态光照技术，使受众佩戴VR设备即可进入莫高窟第285窟虚拟空间，通过眼动追踪与手势识别实现与壁画人物的实时互动，极大增强了文化体验感¹²。除此之外，Sora等视频生成工具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叙事方式产生颠覆性重构，Sora能够生成场景连贯、角色丰满、细节精致的高保真视频，甚至支持复杂的多机位叙事呈现，其效果几乎可与真实场景媲美，这在以往的技术条件下难以实现。这种生成式人工智能极大提高了视频内容的创作效率，也为内容创作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度。数字技术通过构建沉浸式互动叙事空间与革新智能创作模式，双重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表达。

第三，数字技术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叙事内容创新。数字技术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叙事内容创新。要以马克思主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论为指导，破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叙事“大而全”“高大上”的同质化困局，准确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及其现代活化。一方面，数字技术让叙事内容议题更加多元，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作品中蕴藏的优秀因子，融合现代社会。聚焦挖掘如何在数字叙事中对中华经典文化作品进行传承与创新解读。¹³采用多种形式对叙事内容进行创新，在忠实原著核心思想与文化内涵的基础上，对《尚书》《左传》等古籍经典，《西游记》《水浒传》等文学名著进行当代语境下的诠释与表达。另一方面，要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内涵和共通价值。嫦娥奔月是中国人的伟大梦想，《中国神话·奔月》中现代航天员在月球上与嫦娥重逢和对话，实现了现代航天精神与嫦娥奔月精神的联动。数字技术使受众能够更贴近神话人物，使其不再是话本中的角色，让人物活起来了，将中国神话里的奉献、拼搏精神烙印在记忆深处，产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

4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对于技术应用的安全问题特别强调，“我们一定要认识到，古往今来，很多技术都是‘双刃剑’，一方面可以造福社会、造福人民，另一方面也可以被 一些人用来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民众利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不是单纯的技术移植和媒介更新，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动中华文化生命体实现现代转型的实践过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够绵延不断，根本在于其并非外在器物之学，而是贯通“体用”、“道器”的生命智慧。数字技术固然属于“器”的层面，能够扩展文化传播的形式与效率，但若“器”离“道”而独行，就会造成“重技轻道”“重形轻神”的偏失。唯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把握“道”统摄“器”的基本原则，把技术理性纳入文化理性、把流量逻辑纳入价值逻辑、把资本逻辑纳入公共逻辑，才能真正避免传统文化在数字化进程中的异化和失真，进而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数字技术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融合，融合发展远远不是二者融合发展的终点，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真正得到大家的认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于多元数字文化的需要,满足人们对数字生存的沉浸感体验，才是目标。放眼未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将以何种方式乘着数字科技东风“数字文化复兴”，如何让基于新时代特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之路，在历史前行的车轮上跑出更加亮眼的加速度，则需要我们时刻紧跟着技术发展脚步继续探究，从理论上不断总结和强化，不断修正“数字文化复兴”的探索之旅，“数字文化复兴”过程始终向着正确的方向一路前进，最终完成为我国、为世界作出具有中国特色的贡献的时代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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