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中国古代神话作为早期认知世界的重要方式，不仅塑造了宇宙观与社会秩序，也深刻影响了造物设计。器物在神话思维作用下，逐渐由单一功能工具转变为兼具象征意义的文化载体，其形制与使用方式均体现出神话观念的渗透。当前相关研究多集中于文学与宗教领域，从造物设计视角探讨神话与器物关系较少。因此，本文以神话为切入点，分析其在不同类型造物中的作用，以期深化对中国传统设计思想的认识，并为当代文化转化提供新的视角。

一、关于神话

神话，译自英语“Myth”，其源自古希腊语“Μμθοs”，意为“关于神祇与英雄的传说和故事”。在社会发展形态中，它起源于原始社会，人们借助幻想将自然形象化与人格化。英国历史语言学家缪勒指出，神话传说的荒谬性是“不可回避的事实”。不仅如此，我们今天翻开词典仍然可以看到，神话不仅指“远古人类公认集体创作的神异故事”，还用来指“不真实，荒谬的言论”。神话是人类文明的源流，也是文化精神最早的载体，蕴含着浓厚的神秘气质。中华民族自古拥有深厚的神话传统，《山海经》集中保存了大量上古神话，可视为古代社会的神话百科。从起源看，中国神话的形成与祖先崇拜密切相关，其影响之深，远超其他宗教观念，正如自然崇拜之于希腊神话。神话本质上是人类意识的产物。远古先民奉行“万物有灵”，在生产力低下、难以解释自然现象和抵御灾害的条件下，通过想象创造神灵，以理解世界并寄托愿望。自然力被人格化，形成雨神、河神、雷公、山神等形象，其行为被视为福祸之源。随着生产力提升和社会结构变化，神话逐渐与宗教相结合，同时人类认识趋于理性，对自然的依赖与敬畏减弱。崇拜对象也由祖先神、自然神转向英雄神，英雄既可为人，亦可为半神，象征力量、智慧与道德理想。这一演变体现了中国神话由“神本”向“人本”的转向，凸显人的能力与一个民族的意识与精神。

中国神话的分类是依据神话所蕴含的哲学观念的分类标准来划分的。中国神话具有人文历史特征，“应把神话的主要内容、基本精神、内在结构以及由此形成的重要特征作为主要根据。”神话的分类方式有多种，本文以内容为基础将神话主要分为以下几类：其一为上古神话，分为广义与狭义两种界定，广义指夏代以前流传的神话体系，狭义则延及夏至两汉时期，并可进一步细分为创世、洪水、民族起源、文化起源、英雄、部族战争及自然等类型；其二为宗教神话，主要涵盖道教、佛教与儒家神话，体现宗教思想对神话结构的深层建构；其三为民间神话，指流传于民间口述传统中、未被系统文献化的神话形态，具有显著的地域性与族群特征；其四为文学神话，指以传统神话为基础进行再创作的文学形态，如《西游记》《封神演义》《红楼梦》等。总体来看，中国神话体系的多样性源于历史演进、宗教融合与文化传统的交织，既反映古人对自然与社会的认知方式，也承载其对超越性世界的想象与建构。

二、生活器用与神话

中国古代神话不仅是关于宇宙起源与神灵谱系的叙事体系，同时也是早期人类理解生活、解释技术来源的重要思想资源。与宏大的创世神话相比，围绕衣、食、住、用等日常生活器物形成的神话叙事，更直接地反映了古人对造物行为的理解方式与价值判断。生活器物并非单纯的功能性工具，而是在神话观念的浸润下，被赋予了象征意义与文化秩序。

（一）饮食造物的起源

火的使用是人类生活方式发生根本转变的重要标志。中国古代神话中，燧人氏“钻木取火”的叙事被视为饮食文明的起点。与火密切相关的炊具，如灶、釜、甑等，并非仅是烹饪工具，而是承载着对文明起源的集体记忆。神话通过将火的获取归因于神圣先民的创造，使炊具的出现具有了超越功利层面的文化合法性。在后续发展中，灶逐渐被人格化为“灶神”，成为家庭神灵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转变表明，原本服务于日常生活的造物，在神话与信仰的持续作用下，被赋予了伦理教化与秩序维系的功能，体现出生活器物由“用”向“象征”的演进路径。

（二）鼎与神话传说

鼎最初作为古代炊具使用，其功能相当于今日之锅，主要用于煮食与盛贮肉类。新石器时代已出现陶制鼎器，相传至夏代逐步发展为青铜鼎，并由实用器物演变为权力与等级秩序的象征。在商代，鼎作为礼制体系的重要载体，仍具有显著的政治与权力象征意义。至殷商时期，统治阶层以鼎作为区分等级、标识尊卑的重要礼器，用以体现“别上下、明贵贱”的社会秩序观念。鼎之所以被赋予如此崇高的象征地位，与围绕其形成的神话传说体系密切相关。《左传·宣公三年》：“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状，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璃魅同两，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这是我们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关于禹铸九鼎的神话传说资料。但随着神话观念与礼制体系的发展，鼎逐渐被赋予“通天地”“定天下”的象征意义。关于“九鼎”的神话传说，《左传·宣公三年》：“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把九鼎和夏联系在了一起。正是通过器物叙事，将王权合法性与宇宙秩序联系在一起。值得注意的是，鼎的神圣性并非脱离日常生活而产生，而是在生活器用的基础上不断叠加神话意义的结果。这种由生活器物向象征器物的转变路径，反映了中国古代造物观中“神话—生活—制度”之间的连续性。

（三）服饰与装饰造物：神话形象的日常化呈现

服饰是历史与文化的创造物，也是文明面具和审美符号之一。服饰在当代神话之中扮演着一个依附于身体的配角，有时候，它脱离身体而获得自己的独立存在，成为一种对人类的诱惑性势能，弥散强烈的神话意味。服饰作为最贴近日常生活的造物类型，同样深受神话影响。龙、凤、云雷等神话形象频繁出现于衣物纹样与装饰器物之中，并非单纯追求视觉美感，而是对神话身份与宇宙观念的象征表达。“之所以说‘龙飞凤舞’，正是因为它们作为图腾所标记所代表的。后世的歌、舞、剧、画、神话、咒语……它们是具有神力魔法的舞蹈、歌唱、咒语的凝冻化了的代表。它们浓缩着、积淀着原始人们强烈的情感、思想、信仰和期望。”在神话体系中，龙凤常被视为沟通天地、象征祥瑞的神灵，其形象进入服饰系统，意味着穿戴者与神圣秩序之间的象征性关联。龙凤纹样在不同历史阶段呈现出差异化的文化意涵。宋代以前，龙纹常与虎纹组合使用，多象征威仪与力量；至清代，龙凤纹样成为吉祥装饰体系中的典型代表，题材趋于丰富，强调“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的造型原则，使其象征内涵进一步拓展。与此同时，清代龙凤纹样的使用逐渐被封建皇权垄断，成为至高政治权力的象征符号。如古籍《三坟》中所示：“君物龙，龙善变化能至云雨，为君物”，尤其是清乾隆时期，清政府对于龙纹的使用有着严格的限制，对帝后的吉服服饰中的龙凤纹的形制、纹饰造型、面料色彩、组合纹样都有着严格的规定。随着历史发展，这些神话纹样逐渐制度化，不同阶层对纹样的使用受到严格限制。由此，生活器物成为神话观念向社会秩序转化的重要媒介，使抽象的神话结构通过可见、可用的器物形式得以稳定延续。总体而言，生活器物构成了神话观念最为稳定、最具持续性的承载形式之一。通过器物，神话得以从叙事文本转化为生活实践，并在反复使用中完成文化意义的内化与传承。

三、生产器用与神话

与生活器物相比，生产器用更直接关系到人类对自然的改造能力，其出现与发展往往被视为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在中国古代文化语境中，生产技术并未被理解为单纯的经验积累，而是通过神话叙事被赋予神圣来源与文化正当性。神话在此不仅解释了技术的起源，也塑造了人们对生产造物的价值认知与使用态度。

（一）农业器具与神农神话

农业是中国古代社会最重要的生产形态，其相关器具的出现往往被置于神农神话体系之中。神农“教民稼穑”“尝百草”的传说，被视为农业技术与医药知识的共同源头。《周易·系辞下》中：“包犧氏没，神农氏作，斵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炎帝发明了耒耜，见图1。劳动方式与使用工具的不同，是区分社会形态的重要依据。耒、耜是火耕农业向耜耕农业转型后的代表性翻地农具。“最初的耕种，是用尖木头棒刺穴点播。后来将木头的一端用火烧弯，另一端削成扁刃，刃口在前，不仅省力，还可以连续破土，弯曲的部分称‘耒’，破土的部分称‘耜’。”事实上，以炎帝为代表的先民创制了多种多样的农业生产工具，现考古发掘出的各种石质、骨质、陶质、水制工具及工具痕迹即明证。自从耒耜等各种工具先后被制造出来并推广使用后，我国的原始农业逐步发展起来。

在这一叙事框架下，耒、耜等早期农具不仅是劳动工具，更是神圣智慧的物质化体现。随着农业社会的发展，农具的形制不断改进，但其神话内涵并未随之消失。相反，农耕器具长期与土地神、谷神信仰相结合，在祭祀与节令仪式中反复出现。这种现象表明，生产器在实际功能之外，还承担着维系人与自然、人与神灵关系的象征角色。

（二）手工业器具与鲁班神话

在手工业领域，鲁班神话构成了中国古代工匠文化的重要思想源头。鲁班是中国影响最久、名声最大、覆盖面最广的行业神，鲁班可以被尊称为中国造物设计历史上的“第一圣人”。他不仅是中国能工巧匠的卓越代表，而且也是古代劳动人民具有非凡聪明才智和伟大创造力的化身。《墨子·鲁问》之《公输篇》云：“公输盘（般）为楚造云梯之械，成，将以攻宋。子墨子闻之，起于齐，行十日十夜，而至于郢，见公输盘。公输盘曰：‘夫子何命焉为’子墨子曰：‘北方有侮臣，原藉子杀之’公输盘不悦。子墨子曰：‘请献十金’公输盘曰：‘吾义固不杀人’子墨子起，再拜曰：‘请说之，吾从北方，闻子为梯，将以攻宋，宋何罪之有’”“昔者楚人与越人舟战于江，楚人顺流而进，迎流而退，见利而进，见不利则其退难；越人迎流而进，顺流而退，见利而进，见不利则其退速。越人因此若势，亟败楚人。公输子自鲁南游楚，焉始为舟战之器，作为钩拒之备，退者钩之，进者拒之。量其钩拒之长，而为之兵。楚之兵节，越之兵不节。楚人因若势，亟败越人。”该资料比较详尽地记载了墨子阻楚攻宋的全过程。公输与墨子的斗智，鲁班为楚国营造的军事设施，充分表现出鲁班并非简单的一位手艺人，他的头脑里充满了无穷的智慧。据不完全统计，鲁班所设计和创造的东西主要有五类：1.云梯、钩强等武器；2.铲、刨、钻、錾、锯子、曲尺、墨斗等木工（包括石工）工具；3.蝈蝈笼子等生活与娱乐用具；4.竹、木材料做成的鸟鹊、飞鹰、马车等运输工具；5.桥梁方面的建筑。作为被尊奉为“工匠祖师”的人物，鲁班被赋予了发明锯、墨斗、刨等多种工具的神话形象。这些器具的出现，通过神话叙事被纳入秩序化的技术体系之中，使工艺技能获得超越个人经验的文化权威。值得注意的是，鲁班神话并未强调神迹式的奇迹创造，而是突出“巧”“技”“法度”等观念。这种叙事方式反映了中国古代对技术理性的早期认知，即将工艺能力理解为顺应自然规律的结果，而非对自然的绝对征服。因此，生产器具在此不仅是工具，更是“道”与“技”结合的载体。

（三）生产造物中的自然崇拜与神话母题

无论是农业还是手工业，其生产活动都不可避免地依赖自然条件。中国古代神话通过对山川、草木、禽兽的神格化处理，将生产行为置于自然崇拜的整体结构之中。渔猎工具、纺织器具等，往往与动物神话或自然精灵相关联，反映出早期生产活动中对自然力量的敬畏。这种神话母题在器物层面的体现，使生产造物具有调和人与自然关系的象征意义。通过仪式化使用生产器具，人们在实际劳动之前或之后完成对自然的祈求与回应，从而在心理层面缓解生产活动所带来的不确定性。生产器用在中国古代并非纯粹的物质技术成果，而是在神话叙事的持续作用下，被赋予神圣来源、伦理意义与文化秩序。通过农业器具、手工业工具等代表性造物的考察，可以看出神话在生产领域中发挥了整合技术、自然与社会关系的重要作用。这一特征构成了中国古代造物设计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仪式器用与神话

在中国古代造物体系中，仪式器用处于连接生活世界与神圣世界的关键位置。相较于生活器物和生产器用，仪式器用更直接服务于祭祀、礼仪与宗法秩序，其形制、使用方式与象征意义高度依赖神话观念。通过对代表性仪式造物的考察，可以清晰地看到神话如何通过器物构建人与天地、祖先及神灵之间的沟通机制。

（一）青铜礼器与祖先神话

殷人尚鬼祀神，在殷人心目中，鬼和神常常是糅合在一起的，这在殷人祖先及那个时代名人身上体现得更为明显，他们死后，既是鬼，同时又被神化了所以，有关殷先人的传说，往往带着浓重的神话色彩，如伊尹生空桑、傅说死而成等。《吕氏春秋·本味篇》中：“有饶氏女子米桑。得婴儿于空桑之中，献之其君，其君令烨人养之察其所以然。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梦有神告之曰：‘白出水而东走，顾’明日，祝白出水，告其邻，东走十里，而顾其邑，尽为水。身因化为空桑，故命之曰伊严。此伊尹生空桑之数也。”殷人祖先契的诞生、汤桑林祷雨等也都充满了神话色彩，在殷人看来，人死后还有灵魂，要在另一个世界中生活。《礼记·弓上》中：“夏后氏用明器，示民无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所谓“示民有知也”，是说要使人们知道死者尚有知。所以，夏代把人们不堪使用的象征物品——男器作为随葬品，而殷商时代则用人们还可以使用的祭品作为随葬品。这与夏代和后来的周代都不同。这从青铜器的组合情况，可以进一步得到证明。人的随器活“重酒组合”，其核心为觚、爵二器。到武丁时代，反映商代奴隶社会礼乐制度的青岗礼器的组合就更为完善了，除了鼎，酒器以外，还有水器、盛器和食器，食器被引进了礼器的行列，并首次出现了乐器编铙，这些都反映了尚鬼风尚的强化，也反映了神话传说对人们影响的扩大和深入。

青铜礼器是中国古代最具代表性的仪式造物，其产生与发展与祖先崇拜神话密切相关。早期神话观念认为，祖先在死后仍具备护佑族群的神圣力量，因此需要通过祭祀活动维系人祖之间的联系。鼎、尊、爵等青铜器正是在这一观念基础上被制造和使用的，其核心功能在于“事神致福”。在形制上，青铜礼器往往体量厚重、结构稳定，体现出对永恒性与权威性的追求。随着宗法制度的确立，青铜器逐渐从单纯的祭祀工具转变为等级秩序的象征。围绕“九鼎”的神话传说，将国家权力与礼器数量直接挂钩，使青铜器成为神话、政治与造物三者合一的物质载体。

（二）纹饰造型中的神话象征

仪式器用的神话性不仅体现在用途上，也集中反映于其装饰纹样之中。殷墟青铜器的装饰纹饰以饕餮纹和夔纹为主，龙纹也占一定比例，饕餮是传说中的一种贪食的恶兽。这一名称见于《神异经》《左传》等典籍。《神异经·西南范经》：“西南方有人焉，身多毛，头上戴系，贪如狠恶，积财而不用，善夺人谷物。强者夺老弱者，畏群而击单，名曰饕餮。《春秋》言饕餮者，缙云氏之不才子也。”《左传·文公十八年》：“缙云氏有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侵欲崇侈，不可盈厌；聚敛积实，不知纪极：不分孤寡，不恤穷匮。天上之民以比三凶，谓之饕餮。”根据上述资料可得出：饕餮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它是在传说中人们想象出来的一种怪异动物；饕餮性贪婪凶狠；有关饕餮的情况，在夏代就有，并开始将它铸在鼎上；第四，将饕餮的形象铸在器物上，目的是“为贪虐者戒”。在殷墟青铜礼器上，饕餮纹更得到了广泛运用，比较贵重的青铜上多有纹饰，见图2。

这些饕餮纹形状不同，用于不同的器物的不同位置。张孝光先生把殷青铜礼器上的饕餮纹分为五类：有廓具象型、无廓分解型、细线云雷纹型、宽线云纹型和双体云纹型。纹样应用的广泛形状的变化，说明殷商时代关于饕餮的神话传说比夏代有了新的发展。这些青铜器纹饰的作者们，根据自己的想象，创造出了许多形象生动、形态各异的形象，用于装饰贵重的青铜礼器，无疑又促进了有关饕餮神话传说的丰富与传播。

（三）乐器与仪式声音的神话意义

除视觉造型外，声音同样是仪式造物的重要维度。钟、磬等礼乐器具在中国古代被视为沟通天地的重要媒介。神话观念认为，和谐的声音能够感通神灵，使天地秩序得以维持。因此，乐器的制作、演奏与使用均被严格规范。从神话角度看，乐器不仅是发声工具，更是秩序的象征。通过仪式音乐的反复实践，神话中的宇宙秩序被转化为可感知的声音结构，使抽象的天地观念在仪式中获得具体呈现。总体而言，仪式器用是中国古代神话观念最为集中的物质呈现形式之一。通过青铜礼器、神话纹饰与礼乐器具等代表性造物，可以看到神话如何通过器物构建人与神、人与祖先之间的沟通通道，并在历史演进中逐步转化为稳定的礼制结构。仪式造物因此成为理解中国古代神话、造物设计与社会秩序关系的重要切入点。

五、宗教器用与神话

宗教器用是在神话观念长期积淀与制度化过程中形成的特殊造物类型。相较于仪式器用主要服务于国家礼制，宗教器用更多面向个体信仰与超自然世界，其功能在于沟通神灵、驱邪祈福并维系宇宙秩序。中国古代宗教器用的形制与使用方式，深刻体现了神话传统向宗教体系转化的历史轨迹。

（一）巫觋传统与早期宗教造物

在中国古代宗教形态尚未制度化之前，巫觋传统构成了神话实践的重要载体。巫者被视为能够通达神灵的中介，其所使用的器物，如巫杖、鼓、铃等，往往具有强烈的神话色彩。这些器物并非单纯的辅助工具，而是被认为具备召唤神灵、驱逐不祥的神圣力量。从神话角度看，巫觋器用体现了早期社会中“物我不分”的思维方式。器物被视为具有生命与灵性的存在，其效力来源于神话叙事中对自然万物神格化的理解。这种观念为后续宗教器用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二）道教法器与本土神话传统

道教作为中国本土宗教，其器用体系与古代神话传统之间保持着高度连续性。剑、符箓、印玺等道教法器，被视为调动天地之气、役使神灵的重要媒介。这些法器的象征意义，往往可追溯至古代神话中关于天神、地祇与自然精灵的观念。例如，道教剑不仅是驱邪之器，更象征着秩序与正气，其形象与神话中斩妖除害的神灵职能高度契合。通过法器的仪式化使用，道教将神话中的超自然力量转化为可操作的宗教实践，使神话观念在新的信仰结构中获得延续。

（三）佛教器用的本土化与神话融合

佛教传入中国后，其宗教器用在传播过程中不断吸收本土神话因素，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造物形态。香炉、供器、法铃等佛教器物，在形制与装饰上逐渐融入龙、莲、祥云等中国传统神话意象。这一过程并非简单的装饰改造，而是神话观念对外来宗教的深层重塑。在这一融合过程中，原本具有印度文化背景的佛教法器，被重新赋予符合中国宇宙观与神话体系的象征意义，使佛教信仰得以顺利融入本土文化语境。这表明，神话在宗教器用的演变中起到了重要的中介与调和作用。总而言之，宗教器用是神话观念向制度化信仰转化的重要物质载体。从巫觋器物到道教法器，再到佛教器用的本土化形态，可以看到神话在不同历史阶段不断被重构并融入宗教实践之中。宗教造物由此成为理解中国古代神话延续机制及其造物设计思想的重要窗口。

六、结语

本文以中国古代神话为理论线索，从生活器物、生产器用、仪式器用与宗教器用等不同造物类型入手，系统考察了神话观念在中国古代造物设计中的深层影响。研究表明，神话不仅为造物提供起源解释和价值合法性，还通过器物形制、象征体系与使用方式，参与构建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神灵之间的秩序关系。造物因此不再是单纯的技术成果，而是神话思维、社会制度与文化观念综合作用的物质呈现。在历史演进过程中，神话虽不断经历重构与转化，但始终以不同形式嵌入造物体系之中，推动了器物从实用层面向象征与制度层面的拓展。未来的研究可进一步结合考古材料、图像学方法及跨文化比较视角，深化对中国造物设计中神话机制的认识，并为当代设计实践中的传统转化与文化创新提供理论启示。

参考文献：

1. [1] 陈建宪. 神话解读:母题分析方法探索[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
2. [2] 麦克斯·缪勒. 比较神话学[M]. 金泽,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
3. [3] 袁珂. 中国神话史[M].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
4. [4] 李泽厚. 美的历程[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5. [5] 顾颉刚. 古史辨自序[M]. 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1.
6. [6] 黄善祺、张善文. 周易译注·系辞下[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7. [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殷墟青铜器[M]. 北京: 文物出版社,1985.
8. [8] 段友文, 林玲. 炎帝神话与华夏农业文明的形成[J]. 中国农史,2023,42(04):11-22.
9. [9] 杨范中. 炎帝神农氏与中国农耕文化[J]. 理论月刊,1991(02):31-34.
10. [10]赵沛霖. 中国神话的分类与『山海经』的文献价值[J]. 文艺研究,1997(01):95-104.
11. [11]田璞. 从青铜器看殷商时代的神话传说——殷商时代文学研究之三[J]. 殷都学刊,1989(04):3-9.
12. [12] 龙红, 王玲娟. 行业保护神——论中国古代造物设计神话传说中的行业模式与主题[J].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2011(01):7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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