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维新”一词在晚清的流行，与近代中国对外部世界认识的深化密切相关。其本义出自《诗·大雅·文王》中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原指改变旧法、更新政治。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传教士译著、驻外使节考察报告以及游东士子著述的大量传入，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经验逐渐进入中国知识界视野，“维新”一词亦被赋予崇尚西法、谋求富强、进步开化等的涵义。教育作为社会变迁最敏感的领域之一，成为维新思想最早实践的重要场域。

学界通常将晚清教育改革分成三个阶段，洋务运动时期、维新变法时期以及清末新政时期。与洋务运动时期教育相比，维新变法时期教育呈现出两个显著特点：第一，西学内涵的变化，维新教育时期进一步重视西方政治制度、社会学说与近代国家观念。第二，制度方面的变化，维新人士不再满足于零散、局部的教育试验，主张对将之前教育改革的内容归于国家教育体系之中进行整体调整，包括改革科举制度、废除八股取士、设立新式学堂、翻译西学著作以及派遣留学生等。

然而，如果从思想发展的角度出发，维新教育思潮作为一种教育理念与改革取向，其演进具有明显的连续性，不能简单以戊戌变法作为其界标；且戊戌变法历时短暂、举措大多未能落地实施，并未真正完成维新教育的制度建构，说明维新教育思潮仍在发展之中。事实上，自同治、光绪之际，维新教育理念已经开始萌芽。在清廷重建文教秩序的背景下，与洋务学堂兴起几乎同步，传统书院体系内部已经出现重实学、讲时务的改革趋向，并逐渐形成一批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改制书院。这些书院虽仍保持传统书院形态，却在办学宗旨、课程体系和教学制度等方面不断吸纳新的教育理念，成为维新教育思潮的重要源头。万木草堂正是在这一脉络中产生，并最终将维新教育理念推向成熟的代表；而日本横滨大同学校初期的教育理念，则直接承自万木草堂。

一、教学理念

在人才培养上，改制书院逐渐突破单纯服务科举的功能定位，开始强调培养“经世致用”之才。张之洞创办尊经书院时明确指出，书院设立并非为了“振恤寒士”，而是为了“成人材”，希望培养“全蜀皆通博之士，致用之材也”；令德书院则被视为其“治晋之道”的重要组成部分，“重世以善俗”，意在通过教育教化人心、移风易俗，端正社会风气。与此同时，龙门书院、南菁书院等亦强调“笃近切实”“经世致用”，可见晚清士人已逐渐意识到传统八股教育难以回应现实危机，开始将教育与国家治理、社会现实联系起来。然而，此时期所谓“有用之才”，仍主要指儒家通晓经史、兼具治世能力的“通才”。

万木草堂的教学理念在继承“致用”的基础上，提出了“变”的路径。从康有为早期的一些著述中可以窥见他早期学术思想与政治思想，例如《教学通义》《民功篇》《康子内外篇》等内容中已有变法思想的萌芽；同时万木草堂选录生徒，本就注重其思想倾向与康有为学术理念之间的契合度，师徒于“通经致用”等根本问题上存在共识。草堂创办之始，“来学多志士，若韩文举、梁朝杰、曹泰多有成者”。后来招生，必先有面试，“必以严重迅厉之语，大棒大喝，打破其顽旧卑劣之根性”，能接受者才能肄业于草堂。由此后来草堂弟子多参与经学研究与著述活动，协助完成多本重要著作。同时，草堂弟子在后来维新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梁启超是维新刊物《时务报》主笔，影响最大的《变法通议》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后来变法运动的纲领。徐勤、麦孟华等人则积极参与学会组织、报刊宣传和政治活动。从弟子群体的历史走向来看，万木草堂达到了培养具有改革意识和政治实践能力的变法人才的效果。

晚清以来，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变法”的目的转为“救亡”。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二书》中提出“变通新法，以塞和款而拒外夷，保疆土而延国命”，将变法视为救亡图存的根本途径；梁启超则在《论不变法之害》中反复强调，变法“可以保国，可以保教，可以保种”。在他们看来，国家存亡、民族命运与变法已经不可分割，而“学校”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环节。正如梁启超所言：“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教育因此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政治意义。杨旭、茅海建等学者均指出，教育对于康有为而言不仅是传授知识的事业，更是实现其政治理想的重要组织与宣传手段。其中值得关注的是，他们对于“合群”的阐述。康有为在《强学会序》中又说“夫挽世变在人才，成人才在学术，讲学术在合群”，强学会“聚天下之图书器物，集天下之心思耳目，略仿古者学校之规，及各家专门之法。”这里可以认为学会就是“学术的合群”，且是学校的“幼稚体”。然而他们后来的政治构想中，学会、政党与议会的功能边界常被有意打通。其深层意图，可理解为借“合群”之说创办学会，以此为组织基础，来争取和扩大士绅阶层的政治权力。再进一步上溯，则可以发现此种模糊教育与行为在万木草堂时期已初见端倪。《长兴学记》中虽然尚未直接提出“学会”概念，但已经表现出明显的“合群”倾向，将“群”视为实现“仁”的重要途径。从这一意义上说，万木草堂在某种程度上兼有讲学、育才、结社和思想传播等“学会”的性质。

再看大同学校，二者在教学理念和目的上具有一致性。大同学校正式开校于戊戌年二月，此时国内正处于变法前夕，救亡图存成为社会共识。梁启超在《日本横滨中国大同学校缘起》中指出：“中土拨乱之才，安知不出于东土之学校？以保我种族，保我国家，其关系岂小补哉。”他希望学校不仅能够培养新式人才，更能使学生“备西学东道之供”，进而“迴沧海之横流，救民生于涂炭”。纲领中的“保国”一条，更直接点明了办学目的。有所不同的是，此处的“人才”培养范围从中国拓展到了世界范围内的华侨。首任校长徐勤在学记中论述道，世界上的西人虽身不在本国之内，但若碰上国家有难，则积极捐输、以身报国。现在国家有难，域外华侨应该自强不息，勿忘国耻。与此同时，横滨华侨亦身怀同感“中国亡则黄种瘠，黄种而瘠日本危哉”。至此，在民族危机不断加深的背景下，华侨教育已不再仅仅承担启蒙识字或文化传承的功能，而是被赋予了维系民族共同体、培养爱国人才和救亡图存的重要使命。

其次值得注意的是教学纲领中的“合群”一条。“一曰合群，欧洲以议院而强，美洲以合众而治，非澳群岛诸生番以离散而见灭，盖合则勃兴也若此，不合则败亡也若此……今与诸君子导海外之先声，励华工之愤耻，传学校以成其才，开民报以启其指，立商会以合其众，数年之间，人才辈出，小之可免异类压抑之苦，大之可拯中土危亡之局。”这里徐勤关于“合群”的解释，和梁启超在《论学会》关于“群”和学会的阐述有一致性。他强调“群”的重要性，进一步指出欧人有三群，国群即议院，商群即公司，士群即学会。其中，士群为三者之首，并提到了设立“总会”和各省府州县“分会”的具体举措。相较万木草堂，大同学校的政治属性更为突出，学界对此已有共识。大同学校在教学之外，在纲领中明确附加了“尊教”的要求，旨在维系校内师生思想的高度一致性。据《横浜山手中华学校百年校志》记载，校内曾因学生拒尊孔教而予以除名，且拒绝孙中山入校访问.除培育华侨人才、救亡图存之外，大同学校更试图复刻万木草堂的教学氛围，凝聚形成一个以康梁学说为内核的“大同派”，使其成为维新思想在域外的重要据点。然而时移事异，大同学校处于日本横滨，文明交汇之地；侨商群体自古具有开放的眼界、兼容新学的格局。不久清末新政、民国成立，国内社会格局与教育生态也焕然一新，这为后续大同学校逐渐褪去政治属性、转型为纯粹服务于海外侨民的教育机构，埋下了关键的历史伏笔。

二、知识体系与教学方法

同治以降的一批改制书院已经开始重视“实学”，然而其核心仍未脱离传统儒学框架。此处所指“实学”，主要是相对于空疏八股而言的经史考据、舆地、算学等传统“实学”内容，而非“西学”中的自然科学。而且，虽然已经有培养“精求其一”的专才意识及课程设置上的分科延师意识，但在具体教学实践中出于根深蒂固的“通经致用”思想，且囿于经费，课程仍以经史为主；分科延师的构想也不能实现。尊经书院强调经史为一切学问之本，“通经之根柢，在通小学”；经心书院提出“治经为先，词章必由经学出”，同样强调经学基础的重要性；龙门书院课程“经史性理为主，辅以文辞，尤以躬行为主”与此同时，诸院皆不专设时文课程，取向上不再全然依附科举，转而强调去虚存实、力行致用。总体而言，这一时期书院改革已经开始突破科举教育的局限，将现实关怀与经世意识引入教育。然而，其改革仍主要发生于传统儒学体系内部，汉宋兼采、经史并重仍是共同特征，尚未根本突破以儒学为中心的知识结构。

教学方法上问答讨论、师生辩难等传统书院教学方式得到强化。令德书院教学多采用问难辩论式，注重启发学生思维；经心书院主张学生自己思考，也以传统书院的问答法为主；尊经书院山长王闿运善用问答法，曾以此激发院生讨论史书优劣。另一方面，以龙门书院为代表的“日记教学法”开始流行。刘熙载任龙门书院山长期间，要求院生“人置行事日记、读书日记各一册，每日填写，逢五、十日呈院长评论。”此教学法得到了广泛的赞誉，在当时有较大的影响，后来黄以周主讲南菁书院时，也开始采用日记教学法。要求学生每日记录阅读进度、心得体会和疑难问题，由山长定期检查评阅。《创建尊经学院记》中亦提到了此法，“人立日记一册，记每日看书之数。某书第几卷起，第几卷止。记其所疑，记其所得。”这种强调自主学习与持续监督相结合的教学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传统科举教育死记硬背的弊病。

另有新质书院在继承了书院重视道德文化传统的同时，将西方科学知识、外国语言以及近代学校制度纳入办学体系。例如广雅书院、两湖书院在经史课程之外增设算学、经济等科目；正蒙书院开设数学、格致、英法文等课程，除此之外还有击球、投壶、习射等游戏之课，“以积学、寡过、养生三事课弟子，合乎西洋德、智、体三育”，并实行分班教学；格致书院更完全以传播西学知识为目标，“专考格致毫不涉其传教并不干预别项公事”，设有天文、化学、地质、制造等课程，并引入公共讲座、实验演示等近代教学方式。这些探索使书院教育开始突破传统经史本位，逐步形成中西兼学的新格局。

万木草堂的教学实践正是在上述教育改革实践与思想积累基础上形成的。一些学者据梁启超《康有为传》中总结的《长兴学记》学表，将万木草堂的内容总结为“德”“智”“体”三个部分，认为其是素质教育的先驱，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万木草堂仍属于旧书院范畴，梁启超是为扩大戊戌变法的政治影响牵强附会。本文认为，万木草堂既有对晚清改制书院传统的继承，又有自己鲜明的维新教育特征。其一，万木草堂整体上仍处于改制书院的发展脉络之中，并未完全脱离书院形态。《学记》中的“学纲”部分多沿袭传统书院对弟子的道德修养训诫；具体课程而言，增添许多西学内容，如泰西哲学、万国史学、数理格致学、外国语言文字学、政治学、体操音乐等，此处“西学”与改制不同的是有些涉及到了西方的思想价值层面，例如律法、政俗、交涉等。然而已有学者指出，康有为本人的知识水平不足以支撑这些内容的学术传授，只是将其作为介绍性知识与经学融合在一起讲，大部分时间仍强调了中学的意义和作用。这也恰是万木草堂讲学的特征，凡讲一学，必穷尽古今中外纵横议论以究其源流。且不可忽视的是，万木草堂的西学课程，起到了广泛的西学启蒙作用。值得注意的是万木草堂超前的音乐、体育教育思想，这两门课在当时的书院中较为少见，具有鲜明的康有为式的中西杂糅特色；教学方法多借鉴前人优点，例如问答辩难、“功课簿”考核、演讲等等，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注重学生主动性的独特风格。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强调自学。学生不仅研读经史，也广泛涉猎西学译本，草堂弟子梁启超便因其知识渊博而被誉为“百科全书”般的人物。第二，协助著书。在康有为指导下，梁启超、麦孟华、陈千秋等弟子广泛参与经学研究与著述活动，协助完成《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日本书目志》等重要著作。第三，不重考试重“致用”。在后来的维新运动中鼓励学生演讲、创办报刊等。其二，维新理论体系是其主要讲学内容。康有为正是在草堂时期逐步完成其以“孔子改制”为核心的理论建构，并初步形成“大同三世说”的思想体系。这成为后来变法时期制度设计的思想依据。从草堂弟子的回忆录来看，黎祖健所录《万木草堂口说》的目录有学术源流、孔子改制、洪范、易、礼制、礼等；《万木草堂讲义纲要》的目录篇为源流、《中庸》、讲《王制》、讲文源流、讲《大学》、书目、百官公卿表。其中涉及“中学”的内容的核心为“孔子改制”与“新学伪经说”，涉及西学部分则以中西互通理论解释。

再来看大同学校的教学实践，创校之始有关课程设计的章程有如下13条：

1. 学校于来復日尊祀孔子，行團拜礼，歌尊教保国等诗，事毕放假。
2. 学校诸生暂分二等，一等习中西东文，兼习算学，二等专习中文，兼习天文地理各图。
3. 学校上午习中文，写字画图等事坿焉，下午习东西文，算学体操等事坿焉。
4. 学校一二等两班，每班所读之书，俱归一律，以昭划一。
5. 每日读书一次，俱照诸生现在所读之书讲起，以便解悟。
6. 学校各诸生定八点钟进学，至十二点钟放学。一点钟进学，四点半钟放学。如另读夜学者，夜间七点钟进学，九点钟放学，如过期迟到者，议薄罚示惩。
7. 来復五日，于经、史、子、集中之切要者择讲。
8. 来復六日，上午总覆所读中东西各书，下午课经史子理学西学各题，或有年少未解文字者，则课以鍊句作对等艺。
9. 每年于三月、六月、九月、十二月四时大考一次，厚加奖赏，以别优劣。
10. 孔子生卒日及春秋佳节，行礼歌诗毕放假。
11. 凡诸生有病，及要事不能经学者，当预先告假。
12. 学校中，不得吸烟喧哗等事，违者议罚。
13. 诸生宜威仪严谨，衣履整洁，不得短衣佻㒓。

大同学校的课程内容与教学制度设计，既是对万木草堂学脉的域外延续，又在办学实践中呈现出更为鲜明的近代化与中西并重倾向。在实际办学效果中，以孔教信仰凝聚华侨族群认同，日常教学中通过唱歌和表演的形式向学生灌输“爱国”“尚武”的精神，进而强化其救国思想，达到救亡图存之目的。

从《大同学校章程》所载课程内容来看，其教学内容分为三大板块：以经、史、子、集为核心的“中学”部分，涵盖天文、地理、算学等科的“西学”部分，以及中、东、西文语言学科，并分科延师。梁启超言及大同学校办学方针，“以孔子之学为本原，以西文日文为通学，以中学小学章程为课则”，昭示其教学内容“与本土同”。实际教学中，使用《昭明文选》《戊戌政变记》、康梁诗集等为国语教材，采用师生问答的教学方法，讲学内容会通中西与万木草堂“以孔学、佛学、宋明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的讲学特征高度一致。其后新编的教材更是博采欧美及日本各国教材之长，思想和内容上有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音乐和体操这两门课，不仅延续了万木草堂的传统，更被赋予了爱国救亡的特色。梁启超的《爱国歌四章》中有词如下：

泱泱哉！吾中华……纵横万里皆兄弟，一脉同胞古相属。君不见，地球万国户口谁最多？四百兆众吾种族。结我团体，振我精神……可爱哉！我国民。

从教学组织来看，大同学校在万木草堂的松散自由的授课模式的基础上，更为规范和系统。学校将诸生初分为二等、两班，“所读之书俱归一律”，配以相对统一的教材与课程进度，体现出分级教学与课程规范化的倾向，接近于近代的班级授课制；同时，通过对每日作息时间的严格规定以及每年四次定期大考制度的设立，构建起较为完整的教学管理体系。万木草堂乃私学，经费有限，组织形态较简单；而大同学校是在华侨的倾力支持下创办，经费充足。因此结构设置更接近于维新教育思潮中的新质书院，较为完善。

综上，大同学校在延续万木草堂学脉的基础上，凭借侨居地影响与华侨资助，于课程内容上趋向中西并重，于教学制度上趋于规范，最终将传统学脉转化为具有近代形态的救国教育实践。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尊教”事宜背后的文化政治意涵。康有为虽然没有直接插手大同学校的教学、管理，但校内教职工如梁启田、卢湘父、徐勤等多为万木草堂弟子，且曾担任“学长”助教，深受康氏教学熏染。康氏本人早在《康子内外篇》中就有“孔教”思想的表述，在其维新理论体系中更称孔子为“圣王”；变法失败流亡途中，仍持续完善其理论，称孔子为“教主”。万木草堂时，孔教仅为思想雏形，至大同学校开学，孔教思想经过了前期理论积累，孔教会的酝酿及变法中“道学”一科的奏请，已经初步成熟。由此，大同学校呈现明显的特征：“大同学校”原名为孙中山取的“中西学校”，后经康有为改名为大同；纲领中有“尊教”一条；日常设置遵守教旨、教歌等仪轨。“创讲堂以传孔教”，这与康有为的办学思路是一致的。另一方面，从华侨教育角度，大同学校通过这种固定重复的类似于仪式的集体活动唤醒华侨关于历史文化的共同记忆，通过文化溯源构建群体文化认同，切实地推动了华侨教育的海外发展；通过向学生灌输“孔教”信仰，将此作为联结华侨与中国的情感纽带，使学校在教学文化的同时亦有助于团结华侨社会与增强其凝聚力，从而达到救国救亡的目的。华侨对中国的认同建构，正是滥觞于此种带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华侨教育之中，并在20世纪上半期持续深化。

三、结语

综观十九世纪末世界各地的华侨学校，教育形态多停留在传统私塾或义学阶段，教学方式僵化、只令背诵四书五经，不求训诂，办学目的亦仅限于乡约教化。兼具中西课程、以培养新式人才和救亡图存为目标，并具有较完整近代学校制度的华侨学校，大规模出现已是二十世纪初清政府推行新政以后之事；至光绪丁酉之时，日本的华侨学校还停留在老学究鞭笞学童背诵《三字经》《百家姓》阶段。从这意义上说，大同学校作为日本乃至世界第一所近代意义上的学校，出现的颇为“突兀”。因此，本文认为大同学校不仅属于华侨教育发展的历史脉络，也应被置于晚清维新教育思潮跨地域传播的历史进程中加以考察。

从改制书院到万木草堂，再到横滨大同学校，可以清晰看到一条维新教育理念不断深化与扩展的历史脉络。在教学理念上，改制书院强调“经世致用”与现实关怀，但其培养目标仍未突破传统儒家人才范围；万木草堂则进一步将教育与变法实践相结合，把培养具有改革意识和政治行动能力的人才作为核心目标，以“救亡图存”为旨归；大同学校创办于变法期间，继承了上述思想传统，并将其置于海外华侨社会之中，使培养新式人才、维系民族认同与救国救亡三者结合起来，赋予华侨教育更为鲜明的时代使命。在知识体系与教学制度上，改制书院已开始吸收实学内容和部分近代教育因素，但总体仍未突破儒学中心的知识结构；万木草堂虽也未超越“中学为体”的框架，然而其在传统经学框架内大量引入西学知识与近代国家观念，形成中西会通的教学特色，并通过师生共同著述、自由讨论等方式推动维新理论的形成与传播。大同学校由于侨居地各国文明交流的环境及侨民大力支持的影响，进一步吸收西方教学知识与制度，实现课程分科、班级管理和定期考试等制度化建设，成为更接近近代学校形态的实践载体。与此同时，在变法运动时期大同学校还和国内有密切的联系，时务学堂考试学生按成绩可“调送东洋大同学校”，官绅子弟也有自费前往大同学校学习的。可见，大同学校已被纳入国内维新教育的培养网络之中。

综上，大同学校的诞生不仅是维新教育理念在海外华侨社会的实践产物，承载着万木草堂以来培养新式人才、挽救国家的教育理想，也是近代华侨教育由传统私塾向新式学校转型的重要标志，反映了凝聚海外华侨、强化民族认同的时代使命，展现了近代华侨教育与中国教育现代化之间深刻而紧密的历史联系。后来由于时代环境的变迁，大同学校逐渐褪去政治属性，转型为纯粹服务于海外侨民的教育机构，但其确立的民族认同取向以及中西融合的办学特征，至今持续影响着日本华侨教育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1] 陈山榜.张之洞教育文存[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8.
2. [2] 贾鸿昇.追忆康有为[M].泰安:泰山出版社,2022.
3. [3] 康有为.我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4. [4] 梁启超.变法通议[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5. [5] 茅海建.戊戌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的思想[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
6. [6] 蔡振生.张之洞教育思想研究[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
7. [7] 横滨山手中华学校百年校志编辑委员会.横滨山手中华学校百年校志:1898〜2004[M].横滨:横滨山手中华学校,2005.
8. [8] 杨旭.教育家康有为新论[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6,18(05):16-24.
9. [9] 姚纯安.清末群学辨证——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为中心[J].历史研究,2003(05):15-24+189.
10. [10] 徐林祥.刘熙载与龙门书院日记教学法[J].语文建设,2015(16):62-65.
11. [11] 许存浒.张之洞与令德堂书院[J].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综合版),1993(04):77.
12. [12] 马治国.略论万木草堂的办学特色[J].东北师大学报,2000(01):91-95.
13. [13] 别必亮,田正平.近代华侨教育的历史考察[J].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04):33-41.
14. [14] 沈茂骏.论万木草堂的本质属性[J].广东社会科学,1995(03):56-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