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自201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后，石黑一雄（1954—）于2021年携推想文学新作《克拉拉与太阳》（Klara and the Sun）回归文坛，引发了学界的广泛关注。这部小说延续了石黑一雄一贯的主题与叙事风格，通过“非人类主体”——机器人克拉拉的视角，探讨了“爱、孤独和死亡”等恒久命题。然而，与奥威尔的《1984》或阿特伍德的《使女的故事》等更具批判锋芒的推想文学作品相比，《克拉拉与太阳》的笔触显得格外“温柔”。主角克拉拉以近乎孩童般的眼光观察世界，她对太阳的虔诚信仰、对人类无条件的关怀以及救赎式的自我牺牲，为整部作品笼罩上一层童话色彩。石黑一雄本人在访谈中也曾提到，这本书的初始构想是“写给四五岁小孩看的童话”，因此他有意在叙述中保留了梦幻化与童真化的特征。这种童话式叙述策略拉近了读者与人工智能叙述者之间的距离。小说由此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双重性，既带有温情的儿童科幻特质，又潜藏着反乌托邦的色彩，预示着一个由技术和工具理性主导的、可能相当残酷的未来。这种温情表象与冷酷内核的强烈反差构成了一种独特的批判张力。詹姆斯·伍德认为以“类人”角色克拉拉为叙事主体,实则是“以一种异质化的视角去观察充满伤痛的短暂人生”。

要理解这种“童话与反乌托邦”的并置，可以从童话叙事的本质入手。童话以高度程式化的方式呈现“牺牲”“救赎”“奇迹治愈”等母题，这些结构元素在不同文化中反复出现。克拉拉自愿牺牲自我以拯救乔西，恰恰延续了这种典型的童话逻辑。布鲁诺·贝特海姆认为童话的象征功能在于以天真化的叙述方式处理对待“生存的忧虑和困境”，使读者在幻想中应对潜在的恐惧与不安。在小说中，克拉拉将太阳视为具有治愈力量的神祇，这种“自然崇拜”正是以童稚方式消解现代社会技术异化的尝试，也符合童话中常见“象征和隐喻”的审美品格。然而，当读者跟随克拉拉的视角逐渐深入小说的社会背景时，童话温柔的外壳便开始显现裂痕，其下反乌托邦现实的冷酷本质逐渐暴露：基因提升技术的普及不仅加剧了社会阶层的两极分化，更将个体的存在价值简化为可被替代的“功能”；亲情在母亲策划的“延续计划”中被工具化，关怀沦为满足富裕阶层情感需求的“一次性物品”（disposable affective things）；机器人的更新迭代使得人类和非人类同样遭遇“群体性物化和大规模报废”，敌意弥漫，人机关系高度紧张。正是在这一层面上，《克拉拉与太阳》巧妙地利用了一层童话外衣，深刻展现了技术理性泛滥下人性的异化状态。童话叙事在此并非单纯的装饰，而是石黑一雄用以同时遮蔽与揭示残酷现实的一种精妙策略。

小说最终通过“垃圾场结局”打破了救赎童话传统，揭示了童话语言的真实功能。克拉拉平静接受被遗弃的命运，这一场景既是童话母题的破碎，也是技术乌托邦的终极隐喻。本雅明在《论讲故事的人》中指出，“人类借助童话来释放他们在神话传说中无法挣脱的自然神力”，强调童话叙事对神话暴力的解构。石黑一雄正是通过构筑这种“温柔的叙述”与“冷酷的现实”之间的巨大张力，借助克拉拉“天真的叙述”视角，完成了对技术狂热与工具理性本质的深刻揭露。因此，小说中的童话叙事绝非对现实的逃避或美化，而恰恰构成了一种有力的抵抗与批判的策略。

一、天真之镜——克拉拉的童话滤镜

石黑一雄在《克拉拉与太阳》中赋予了人工智能克拉拉一种特殊的叙事权力。作为“人工朋友”（AF），克拉拉不仅是一台功能性机器，更以儿童般的外表和语言承担了叙事主体的角色。她的身份本身就承载了两种张力：一方面，她具有机器的逻辑性和感知的客观性；另一方面，她的描述又带有儿童的主观性与天真想象。这种“机器—儿童”的双重特性，使得她的叙述语言既准确冷静，又充满稚拙的诗意。

作为陪伴机器人，克拉拉的主要功能是填补孩子成长中的孤独。她的外貌与行为被设计得温顺、无威胁感，几乎就是儿童的镜像。克拉拉的话语系统呈现“儿童语言不成熟以及人工智能认知有限的双重特点”。她将陌生人和物的外表特征固化为名字，比如“咖啡杯女士”和“雨衣男人”(15)、“食品搅拌机女人”(47)，还有代表化工厂的“金属盒村落”(72)；她称乔西家中的沙发为“纽扣沙发”(85)；称乔西上课用的平板为“矩形板”(129)。这种命名方式与儿童语言极为相似：它并不追求社会学意义上的准确性，而是根据外形特征、局部印象进行归类。当克拉拉在橱窗里第一次观察到“乞丐人和他的狗”时，她并没有关心他们的身份或社会处境，而是以一个最直接的“组合命名”来指称他们，就如同“经理”“母亲”这样不带任何情感色彩的称谓。这种命名背后体现的是一种简化现实的逻辑：复杂的人与社会关系被缩减为单一的功能性标签，世界被转换为一个“任务流程图”。

这种柔和、简化的语言在某种程度上遮蔽了现实的残酷。当小说中出现“延续”（指替代）、“提升”（指基因编辑）这样的词汇时，克拉拉几乎机械地重复这些社会性术语，丝毫未显露出伦理上的质疑。这种语言的中性化，使得基因编辑的伦理暴力和母亲的情感扭曲被消解为“日常流程”。

“所以，为我做成这件事吧。我在请求你为我做成这件事。为我延续乔西。来吧。说点什么。”

“我在想啊。假使我延续了乔西，假使我占据了那个新乔西，那这一切……又该怎么办呢？”我将自己的双臂举在半空中，母亲这才第一次看向了我。她瞥了一眼我的面孔，然后又低头瞥向我的双腿。(156)

母亲在策划用克拉拉“复制”乔西时，克拉拉回忆的语气依旧平静而柔和，似乎在叙述一项任务，而非见证一个伦理上的背叛。甚至克拉拉第一时间考虑的是自己现有的机器身体如何应该如何处置。这种童话化的语言风格，恰恰以一种“去锋芒”的方式映射出社会的冷酷。

克拉拉的视觉经验同样带有童话式的稚拙逻辑。小说中反复出现她“方格化”的观察方式：商店橱窗外的景象被分割成若干方格；人类的面孔会占满“八格空间”；太阳的出现和消失在她眼中是规律性、几乎仪式化的现象。这种观察方式既是人工智能图像处理的隐喻，也构成了一种儿童般的世界观。

我的视线能一直延伸到后排的玻璃桌，可店内的空间却被分割成了十个方格，因此我眼前呈现的不再是一幅统一的画面……我看到其他的AF在几格画面的背景中……可我的注意力却被引向了中间的那三格……在一格中我只能看到她腰到脖颈上半段的身体，而紧挨它的另一格却几乎完全被她的两只眼睛占据了。靠近我们的那只眼比另一只要大上许多，但两只眼睛中都满是善意和悲伤。第三格中展现的则是她的一部分下颌和大半张嘴，在那里我察觉到了愤怒和沮丧。(18)

克拉拉的视觉描述不是连续的自然空间，而是由规则的方块拼接而成。她甚至将人的面部理解为可以被拆解、重组的图像单元。这种“方格化”的视觉逻辑使得读者不得不进入一种被简化、被象征化的现实之中。它并不等于真实的物理世界，而是类似儿童绘本中的构造：世界是由一块块拼图搭建而成。石黑一雄正是通过这种视觉叙述，赋予文本童话式的质感。克拉拉对颜色的敏锐捕捉也来源于生活常见物品，她的描述总是透露出一种孩童般的质朴：

卧室后窗外的那片天空比商店窗外那道天空的缝隙要大上许多——而且变化莫测。有时它是果盘里柠檬的颜色，接着又会变成石案板的灰色。在乔西不太舒服的时候，天空会变成她的呕吐物和她灰白的排泄物的颜色，甚至呈现出一道道血色。有时，天空会被分割成一组紫色的方格，每一格的色度都和相邻的一格有所不同。(35)

克拉拉对太阳的信仰更直接地呼应了童话的自然崇拜传统。在克拉拉的认知体系中，太阳不仅是她赖以充电的能源，更逐渐演变为一种宗教化的存在。她相信太阳能够治愈疾病，甚至能够拯救乔西。这种对自然力量的歌颂和拟人化，与古老童话中“太阳公主”或“光明战胜黑暗”的母题高度一致。小说中一个关键情节是：当克拉拉看到街头的乞丐人和他的狗在阳光下复苏时，她推断这是“太阳的慈悲”。这种经验式的推理具有典型的童话逻辑：以单一事件作为普遍规律的证据，进而形成一种信仰。克拉拉的“太阳信仰”既是机器算法的延伸，也是童话叙事的核心。童话世界中常常存在某种超自然力量，如仙女、魔法物品、精灵，而在克拉拉的叙述里，太阳恰恰承担了这一角色。太阳在她的眼中被赋予神力，具有治愈、庇佑、惩罚的功能。幻想性愿望是童话叙事逻辑的关键生成动因。托尔金指出“童话故事从根本上不是关注事物的可能性，而是关注愿望性满足”。克拉拉的“太阳崇拜”既是一种天真幻想，也是一种深刻隐喻：当技术无法真正保障人类幸福时，人类只能在自然象征中寻求安慰。

克拉拉对太阳的信仰最终推动了小说中的“牺牲—救赎”情节。她自愿牺牲自己，策划对库廷斯机器的破坏，试图换取乔西的康复。这一行为与许多童话中“善良的非人存在拯救人类”的故事结构相呼应。例如，《小美人鱼》中人鱼以生命换取王子的幸福，而克拉拉则以自我消耗换取乔西的康复。普罗普将这种模式归纳为“捐赠与回报”的叙事功能：无私的牺牲→超自然力量的回应→他人的获救。石黑一雄巧妙的安排了开放式解读：“太阳带来的奇迹只是秘密地存在于克拉拉头脑中。所以我写作的时候是比较小心的，给出了这两种可能性。”即便结局中乔西的康复并不能完全归因于太阳，克拉拉的叙述却依旧以童话式的因果来解释这一切。这种叙事方式既强化了小说的温柔基调，也加深了反乌托邦现实的讽刺意味。因为在这个技术统治的社会中，唯一能给予希望的力量，不是科学和制度，而是一个人工智能的天真信仰。童话逻辑在此成为揭示人类困境的反讽性工具。

二、温柔之刺——滤镜裂痕下的反乌托邦真相

克拉拉的叙事语言与自然崇拜为小说披上了一层温柔的童话外衣，但在这层“柔软”背后，小说揭示的却是冷峻的反乌托邦现实。石黑一雄借由克拉拉的稚拙叙述，展现了一个被技术逻辑和工具理性统治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基因编辑成为决定社会阶层的暴力符号，亲情与情感被转化为可编程的商品，而“人”的独立价值也逐渐被技术体制所消解。

小说的核心设定之一是“提升”（lifted），通过基因编辑对儿童进行智力上的优化。在大多数人眼中，“提升”代表着进入上层社会的唯一途径。然而，石黑一雄通过一系列情节揭示了这一技术神话的虚假性和残酷性。乔西之所以身患重病日渐虚弱，正是因为她接受了提升手术，而她的姐姐萨尔则因此直接丧生。里克因未接受提升而被精英教育体系拒之门外，从而在阶层流动中失去资格。“提升”技术并非中立，而是强化了社会分层，将技术转化为新的特权壁垒。马尔库塞认为技术理性是一种“单向度或肯定性的思维方式”，当技术理性成为主导逻辑时，它构造了新的统治形式。“这种社会采用科学技术来瓦解阶级斗争，以此区别于暴力阶级统治……技术的面纱掩盖了不平等和奴役的再生产”。在小说中，基因提升不再是自由选择，而是阶级身份的象征。社会表面上仍然存在教育、择偶等个人抉择，但这些选择已被提升技术的有无所预设，技术因而成为新的“命运”。借用福柯的视角，它构成了一种“生物政治学”的权力机制，通过对身体的规训，划分“合格”与“不合格”的人群。

更令人不安的是，小说呈现了技术如何渗透到最私密的家庭与情感领域。乔西的母亲计划在乔西去世后，用克拉拉来“延续”乔西，不惜自我欺骗乔西仍然留在身边。作为唯科学主义的代表，卡帕尔迪先生坚称“乔西的内核中没有什么是这个世界的克拉拉所无法延续的”（264）。父亲保罗从一开始激烈反对“延续计划”，努力找寻AF无法洞悉人类全部奥秘的理由，到后来自我怀疑乔西是否真的无可替代？波兹曼在《技术垄断》中曾警告，“技术垄断重新界定宗教、艺术、家庭、政治、历史、真理、隐私、智能的意义，使这些定义符合它新的要求”。乔西母亲的行为正是这一逻辑的体现：母爱被简化为一种可以“移植”的程序，亲情被降格为“可替代的情感功能”。童话叙事中的温情在此刻被冷酷地揭穿，克拉拉看似承担了“忠诚伴侣”的童话角色，实则沦为“技术垄断时代”技术异化的道具。在小说结尾，克拉拉对经理说：“我永远都无法触及他们在内心中对于乔西的感情”（222）。石黑一雄借克拉拉之口指出：“人心”并非是技术可以复制之物，“技术永远无法实现人的情感转移”。

小说的最终走向，是人类自身在技术系统中逐渐沦为“可废弃的齿轮”。剧院里面对人类的质问：“它们先是抢走了我们的工作。接着它们还要抢走剧院里的座位？”(178)克拉拉显得异常平静，人类与人工智能之间的恶劣关系可见一斑。乔西的父亲保罗，昔日的天才工程师因被人工智能取代而丢了工作，陷入社会边缘，即使他一遍遍宣称“正是因为丢了工作，他才得以重新找回自我”（226），他的抵抗亦显得软弱无力；乔西的母亲虽掌握一定社会资本，处于社会富裕阶层，却不得不依赖“提升”技术来维系女儿的未来；里克这样的未提升者，则被彻底排除在主流社会之外。在小说世界里，无论提升与否，人类都被纳入技术系统的逻辑之中：前者成为被优化的工具，后者则被抛弃为“无用的个体”。这构成了真正的反乌托邦图景——人类不再主宰技术，而是成为技术体系自我运转的附属物。克拉拉作为旁观者，对此有着最冷静的记录。她描述父亲的孤独、母亲的焦虑、里克的失落，但从不加以情绪化的修饰。这种冷静到近乎残忍的记录，正是反乌托邦现实的真实写照：人类在技术逻辑面前，成为了“机械复制的艺术品”，逐渐失去了不可替代性，人类和后人类都成为了一种随时被“更迭和丢弃的东西”。

小说的反乌托邦现实在结尾达到高潮。克拉拉被遗弃在垃圾场，安静地接受了“失效”的命运。她所信奉的太阳依旧照耀大地，却无法阻止她逐渐消散。乔西身体康复上了大学，却和里克渐行渐远，二人曾经以为可以跨越的“技术壁垒”最终成了一道无法跨越的天堑。在这里，童话叙事的最后屏障彻底崩塌：克拉拉的牺牲并没有改变社会的冷酷结构，她的“太阳祈祷”只是暂时修补了个体的命运，而非系统性的救赎。技术神话以“提升”的名义许诺美好未来，却在实践中制造排斥与毁灭。童话式的幻想最终被技术神话所吞没，呈现出反乌托邦现实的残酷底色。

三、童话之殇——陌生化语言的反差张力

詹姆斯·伍德认为在《克拉拉与太阳》中有两种“异化”，其中一个就是科幻题材所带来的浅层“间离效果”，作为类人的克拉拉叙述视角是另一重异化，克拉拉的非人类叙事具有讲述、行动和观察的功能，这种带有“陌生化”效果的视角有利于摒弃叙事中的“人类中心主义”。克拉拉的这种童话式语言在表层上似乎简化了现实，使冷酷的技术社会显得温柔而天真；但恰恰是这种“陌生化”处理的手法，使读者重新意识到被技术理性所掩盖的残酷现实。

间离效果，抑或是“陌生化”，即让习以为常的事物重新变得可感知。《克拉拉与太阳》中的童话语言正是如此，它让技术社会的冷酷通过温柔的叙事反而更为凸显。“陌生化”在此不仅是一种审美技巧，更是一种伦理策略。它迫使读者跳出被技术话语麻痹的常识，重新审视人类与机器、伦理与进步之间的关系。在小说中，诸如“提升”“延续”这样的字眼，看似中性甚至积极，但其实指向基因改造与人格复制等伦理难题。克拉拉用童话化的词汇描述这些行为，把极度残忍的实践包装成温和的程序。这种表述并未直接谴责技术理性的垄断暴力，却让读者产生不适：为什么如此轻描淡写？正是在这种温柔的叙述与残酷现实的反差中，技术暴力被陌生化，读者才被迫重新凝视其中的冷酷性。

小说结尾处，克拉拉被遗弃在堆场自生自灭，即便她功能完好，曾经为了治愈乔西情愿牺牲自己，但当她失去了利用价值，她便被丢弃。作者并未用悲惨的语调去描写，而是让克拉拉以平静、近乎感恩的口吻叙述自己。她回忆曾经服务的家庭和人类，称其为“最好的家”和“最好的少年。”（222）她将这种“遗弃”视为一种“体面的退场”，并拒绝与其他AF待在一起，“我还有我的记忆要细细整理，按序排列”（223）这种看似安详的语言，实际上产生了最强烈的陌生化效果：一个具有感知和情感的存在，被当作废品丢弃，却以童话式的温顺口吻加以接受。读者因此更深刻地感受到技术社会的残忍，而非被情节的煽情消解。

童话语言的揭露功能还体现在其与读者的互动方式上。石黑一雄并未使用典型反乌托邦小说的冷峻笔调，而是借由克拉拉的柔和视角将故事娓娓道来。这样的叙事策略在阅读过程中不断制造“延迟效应”，读者在最初会被克拉拉的温柔与善意所打动，但随着情节的发展，逐渐意识到这种温柔无法改变现实的残酷，反而让残酷更显锋利。这种阅读体验正是童话叙事所独有的“反转效果”——它让人们在最不起眼的地方遭遇最大的不适。这种“解码延迟”在心理学上属于“亢奋性”唤醒，带给读者的惊奇感和惊异感的审美体验让我们对文本进行不断的玩味与揣摩。^[16]

石黑一雄在采访中将《克拉拉与太阳》称为“灰暗寓言”。他坦言，自己的女儿并不认为《克拉拉与太阳》是一个适合讲给小孩听的故事，“它太悲伤了，会给孩子留下阴影的”。^[1]《克拉拉与太阳》的童话语言并非简单的非人类叙事视角，而是石黑一雄在文本中设置的一种批判机制。通过稚拙与温柔的表述，小说揭露了技术社会的异化与残酷；通过象征与信仰的错位，小说让现实问题的荒谬更为尖锐；通过与读者的互动，小说在阅读体验中制造出深刻的不安。可以说，童话语言在这部作品中既是“遮蔽”，更是“揭露”。它以最柔和的方式传达最尖锐的批判，使得《克拉拉与太阳》在当代反乌托邦文学中呈现出独特的批判锋芒。

四、结语

石黑一雄在《克拉拉与太阳》中借由人工智能克拉拉的视角，构建出一种童话化的叙事语言。这种叙事并非温情的遮蔽，而是一种陌生化的揭示：看似天真、柔和的表达，将基因提升、情感工具化和个体废弃等技术社会的残酷展现得更为清晰。童话话语在此成为一种批判策略，它通过儿童般的叙述逻辑和奇迹般的信念，凸显了技术理性背后的冷酷真相。正是在这种天真与残酷的张力中，小说迫使读者重新意识到：技术并不能真正替代人类的伦理与情感，而人类如何在工具理性主导的时代保存自身的意义，才是石黑一雄借助童话语言提出的真正追问。

参考文献：

1. [1] 石黑一雄,赵 松. 专访石黑一雄:爱是抵抗死亡的武器,机器人的爱却是个悲剧[N]. 新京报书评周刊,2021-03-31.
2. [2] James Wood. The unknown known-Kazuo Ishiguro use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show the limits of our own[J]. The New Yorker, 2021(08):56-60.
3. [3] 贝特海姆. 童话的心理意义与价值[M]. 舒伟, 丁素萍, 樊高月,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4. [4] 张国龙.童话叙事逻辑与中国童年精神建构[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03):62-72.
5. [5] Om Prakash Sahu, Manali Kaaemakar. Disposable culture, posthuman affect, and artificial human in Kazuo Ishiguro’s Klara and the Sun (2021)[J]. AI & SOCIETY, 2022, 39(03):1349-1357: 1351.
6. [6] 白雪花,方菲.石黑一雄《克拉拉与太阳》中的双重叙事进程[J].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24,32(3):124-128.
7. [7] 朱倩兰. 本雅明《讲故事的人》：小说家·说书人[N]. 文艺报, 2019-05-10.
8. [8] A. K. Ajeesh, S. Rukmini. Posthuman percep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science fiction: an exploration of Kazuo Ishiguro’s Klara and the Sun[J]. AI & SOCIETY, 2022,38(02):853-860: 856.
9. [9] 吴长春,王洪彬.马尔库塞技术理性的批判与反思[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39(6):29-33.
10. [10] 波兹曼, 尼尔. 文化向技术投降[M]. 何道宽,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9.
11. [11] 白丽云.“人”与“太阳”的隐喻:论石黑一雄的《克拉拉与太阳》[J].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23,31(4):118-122.
12. [12] 朱梦梦.后人类时代的“灵韵”:论《克拉拉与太阳》中的复制技术[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26(3):144-150.
13. [13] 朱孟佳.论《克拉拉与太阳》间离叙事的反身性效果[J].嘉兴大学学报,2025,37(4):100-106.
14. [14] 尚必武.机器能否替代人类？——《克拉拉与太阳》中的机器人叙事与伦理选择[J].外国文学研究,2022,44(1):28-45.
15. [15] 尚必武.非人类叙事：概念、类型与功能[J].中国文学批评,2021(04):121-131+158.
16. [16] 周文静. Robotic Narrative and Effect in Kazuo Ishiguro’s Klara and the Sun[J].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2023, Vol. 11(02): 152-158: 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