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县城作为城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动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中扮演关键角色。村镇银行作为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的重要力量，创立初期便以“支农支小”为宗旨，旨在解决农村金融短缺问题。河南作为农业大省，农村经济发展高度依赖村镇银行。然而，村镇银行设立门槛极低，乡镇设立的村镇银行最低注册资本仅100万元，远低于民营银行的10亿元要求，这种极低的准入标准为日后的风险事件埋下隐患。2022年4月，河南多家村镇银行爆发“取款难”事件，发酵近两个月，背后牵涉新财富集团涉嫌违法被查，通过内外勾结、利用三方平台吸收公众资金。监管调查显示，禹州新民生等村镇银行线上交易系统被河南新财富集团操控和利用。事件不仅损害了政府信用，更将整个银行体系多年积累的信用置于危机中。农村中小银行用户群体本就有限，此次事件使更多村镇银行面临信用挑战。

研究这一事件具有重要意义。村镇银行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其风险暴露反映了我国村镇银行的普遍困境。通过分析事件成因及影响，可为农村金融机构改革提供借鉴，促进其健康发展，维护金融稳定。

一、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本章阐述了村镇银行的相关概念农村金融的一些相关理论。

(一) 概念界定

1. 村镇银行

村镇银行是银监会于2007年批准设立的独立法人金融机构，专注于农村地区，服务对象包括当地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其出资人涵盖境内外金融机构、境内非金融机构企业法人及境内自然人。经营范围广泛，涉及吸收公众存款、发放各类贷款、办理国内结算、票据承兑与贴现、同业拆借、银行卡业务、代理发行与承销政府债券、代理收付款项及保险业务，以及其他经批准的业务。我国农村金融供给由正式金融机构（如商业性银行、政策性银行和农村信用合作社）和非正式金融机构（如私人钱庄、当铺等）构成，但农村信用合作社作为核心，服务对象有限，难以完全满足需求。截至2022年底，全国村镇银行数量达1648家，占银行业金融机构总数的36%，在政策支持下，广泛延伸至县城乡村的各个角落，有效补充了农村金融服务体系。

2. 风险管理

风险管理就是指根据对风险的识别、考量和分析，挑选最有效的方法，积极地、有目的、有方案地解决风险，以最少成本费用获取最实用的解决方案。在公司面临市场对外开放、政策法规公开、创新产品等情况时，公司遭遇的运营风险都很有可能会提高。良好的风险管理有利于减少管理决策失误的概率、减少损失，优化公司自身的额外价值。风险管理包含风险的衡量、评估和解决对策。理想化的风险管理是一系列优先选择解决的全过程，在这些全过程中，会导致较大损失和最有可能产生的事是优先解决的。在实际中，优化的全过程通常难以决策，因为风险和几率通常不是一致的，因此高管需要均衡这二者，作出最好的决策。

(二) 农村金融相关理论

1. 农村信贷补贴论

20世纪80年代前，农业信贷补贴理论主导农村金融。该理论认为农村居民储蓄能力弱、农业风险高，导致资本外流，因此主张政府通过低息贷款等政策性资金注入农村，建立非营利性金融机构以解决资金短缺。然而实践证明此理论存在严重缺陷：低息贷款降低了农民储蓄动力；补贴资金常被较富裕农民获取并用于非农领域，违背政策初衷；同时导致金融机构不良资产积累和低回收率，最终成为财政负担。事实证明，这种依赖补贴的农村金融模式不可持续。

2. 农村金融市场论

到了上世纪后半段，农村金融领域的研究理论发生了颠覆性变革——过去一直处于核心地位的 “信贷补贴论”，逐渐被 “市场机制论” 取代。这两种理论模式，无论是在立论基础上，还是给出的政策建议上，都呈现出鲜明的对立态势。“市场机制论” 作为新的理论主流，将市场规律视为根本准则，对依靠政策手段注入资金的做法坚决反对。它的核心观点十分明确：农村地区并非缺乏资金的 “贫瘠之地”，当地自身的储蓄规模，已经能够为区域发展提供足够支撑，从外部额外输送资金其实没有必要。

在具体主张上，这一理论极力倡导彻底放开利率管制，认为收取较高利息的金融机构，其存在本身具有合理性；相反，那些带有补贴性质的低息贷款，反而会对农村金融原有的健康生态造成破坏。同时，它还提出，政府在农村金融领域应大幅缩减干预范围，只需履行好审慎监管的职责即可。

在 “市场机制论” 的影响下，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存款与贷款之间的利息差额很快扩大，在一段时间里确实对地方经济起到了推动作用。但问题也随之而来：把农村金融的所有环节都交给市场价格来调控，引发了不少负面效应。

一方面，利率大幅上涨使得农户获取资金的成本急剧增加，融资门槛显著提高，那些没有政策支持、抗风险能力较弱的小农户，常常被正规金融体系排除在外；另一方面，由于农村金融市场存在信息不透明的问题，逆向选择（即风险更高的借款人更积极寻求贷款）和道德风险（即借款人获得贷款后可能采取不负责任的资金使用行为）现象不断出现，最终让市场无法正常发挥作用的风险逐渐显现出来。

3. 不完全竞争市场论

20世纪90年代后，不完全竞争市场理论兴起，它认识到农村金融市场无法仅靠市场机制运行，需要政府参与和借款人组织化等非市场因素作为补充。该理论主张政府适度干预，完善金融机构体制，并通过借款人组织化（如小组贷款）来互相监督，从而缓解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为小额信贷新模式提供了理论基础。然而，该理论也存在缺陷，如政府可能因信息掌握不足、干预滞后或力度难以把握，导致干预不足或过度，反而成为市场有效运行的障碍。

(三) 文献综述

1. 国外研究现状

若要在全球范围内寻找乡村金融领域具有参考价值的实践范例，孟加拉国的格莱珉银行、美国的社区银行以及日本的地方银行无疑是首要选择。相较于我国的村镇银行，这些机构不仅启动时间更早，在长期发展中积累的经验也更为深厚，而且围绕它们构建的相关法律法规与监管体系，也已形成了各自独立且完善的框架。

这些乡村金融机构之所以能实现长期稳健发展，并非依赖单一的技术手段，而是得益于四大核心支撑条件，可将其概括为 “四根支柱”：一是精准定位市场需求的切入点，确保服务能精准对接乡村群体；二是清晰、规范的所有权结构，为机构运营奠定稳定基础；三是强有力的政策支持作为保障，为机构发展提供必要助力；四是与机构发展相适配的审慎监管措施，防范运营风险。

不过需要留意的是，国际学术界在研究这些机构时，关注点更多集中在测算它们扶持农业、助力农村发展的实际成效上，对于股权构成、公司内部治理机制等关乎机构 “内部运作逻辑” 的内容，投入的研究精力则相对较少。其中，Ken Cyree通过数据研究得出结论：当大型金融机构进入农村市场开展业务时，当地小型银行的利润效率会受到一定冲击而有所下降，但它们的资本回报率却出现了反向上升的情况，同时利息收入与各类手续费收入也随之同步增长。Wang Wei的研究发现，美国社区银行的运营效率与两个因素呈正相关关系，分别是本地银行的整体规模、所在社区的人口规模及社区失业率；而与社区的富裕程度则呈现出负相关关系，即社区越富裕，社区银行的效率反而可能越低。Arnold Missiame在加纳开展的量化研究显示，那些成功获得农村合作银行信贷支持的小农户，其在农业生产中的技术效率，明显高于未能获得贷款的农户。Sonny Gad Attipoe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结论，证实农村合作银行提供的定向专项资金，对可可种植户提升生产技术效率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并且基于这一发现还提出政策层面应进一步采取措施，降低农户的融资准入门槛。

2. 国内研究现状

在村镇银行风险防范领域，关浣非的研究揭示了其普遍存在的实力薄弱问题，究其根源，主要在于机构自有资本匮乏，同时资产质量呈现持续下滑趋势，共同构成了风险抵御能力不足的深层原因。针对财务风险管理，黄月辉观察到村镇银行从业人员队伍存在显著不足：风险防范意识淡薄，专业素养与学历层次整体偏低，这种状况直接造成机构在管理理念更新、技术应用水平及突发风险处置等方面滞后。为此，他强调需重点培养高水平管理人才，并深化内部风险文化建设。从外部环境切入，夏蜀剖析了村镇银行战略定位模糊与发展停滞的困境，认为这主要源于两方面外部因素：一是现有配套政策未能精准契合其公益属性定位；二是普惠金融领域的快速扩张，对村镇银行的业务空间形成了明显的替代与挤压。在乡村振兴战略推进的宏观背景下，曾雪萍关注到农村融资需求变化对村镇银行的双重作用：一方面，日益增长的融资需求为其带来业务规模扩张的契机；另一方面，也使机构面临的信用风险进一步加剧。她建议通过加大政府扶持力度、构建科学完善的信用评级体系，为村镇银行发展提供保障。张晓玉的研究聚焦于信贷对象特征带来的风险问题，他指出小微农业企业普遍存在经营规模偏小、诚信意识欠缺的情况，部分企业甚至为获取贷款进行财务造假，这些因素进一步推高了村镇银行的信用风险。他建议从优化贷款业务流程、完善信用体系、强化从业人员培训及健全内部监督机制四个方面，系统性提升村镇银行的风险防控能力。在股权治理层面，研究发现股权结构分散、治理机制混乱是村镇银行的普遍共性问题。方东东与沈子华在研究农村金融市场准入制度时指出，“单一股东最高持股比例限制”的初衷虽是引入外部先进管理经验与专业人才、增强风险缓释能力，但实际运行中反而易使村镇银行沦为大股东的附属机构。尤其当大股东存在违规交叉持股或间接持股行为时，村镇银行可能被异化为大股东的“资金输送通道”，偏离其“服务三农”的设立初衷。

3. 国内外文献评述

我国村镇银行发展历史较短，存在资本实力弱、资产质量差等“先天不足”，加之主发起人制度导致股权结构复杂、公司治理风险突出。因此，国内研究多集中于主发起行制度、发展停滞原因及股权结构等方面，但缺乏代表性案例的深度分析。相比之下，国外农村金融机构起步早、经验丰富，其研究更侧重于社区银行的业务能力及其对社区经济的贡献，而非股权结构等风险问题。然而，由于国内外金融环境差异显著，国外经验对我国村镇银行的直接借鉴作用有限。

二、河南村镇银行“取款难”事件介绍

(一) 河南村镇银行“取款难”事件基本情况

2022年4月18日，河南（禹州新民生、上蔡惠民、柘城黄淮、开封新东方）与安徽（固镇、黟县新淮河）六家村镇银行以“系统维护”关停线上取款，随后IT服务商君正智达证实系银行人为关闭。事件涉及40万储户、400亿元，银行否认与第三方平台合作，客服甚至让储户报警。调查发现，大股东河南新财富集团通过内外勾结、第三方平台吸收公众资金，涉嫌犯罪。7月起，官方启动多轮垫付，至2023年1月已覆盖50万元以上存款；警方逮捕234人。幕后主使、新财富实控人吕弈提前注销公司潜逃美国，事件至此阶段性落幕。

(二) 河南村镇银行“取款难”事件带来的影响

1. 金融消费者损失惨重

有这样一群特殊的储户，他们的近四十万元存款被冻结在村镇银行里，这些人来自全国各地，却没有一个人真正去过银行的线下网点，完全属于 “线上储户” 群体。从存款情况来看，他们平均每人被冻结的金额约为十万元，如今若想取出部分资金，只能依赖手机上的 34 个相关平台操作。

而当初他们接触这些村镇银行，正是通过百度度小满、小米天星、360 你财富、滨海国金所等平台——这些平台成了他们办理存款业务的“入口”。更便捷的是，部分人甚至无需额外操作，只需在这些平台内点开对应的银行小程序，就能轻松完成异地存款流程，全程线上化。

特殊时期的出现，让他们的线下维权之路几乎走到了死胡同。有些储户为了拿回存款，不远千里赶到银行网点，却发现 ATM 机早已停止服务；即便柜台正常开放，也有严格限制——每次最多只能提取五万元，而且还不允许每天都来办理取款业务。

回溯他们当初愿意投入几万甚至上百万元的原因，关键在于存款产品页面上那行格外醒目的提示语：“受《存款保险条例》保护”。除此之外，银行还提供了一份看起来格式规范、条款正规的保本协议，正是这两点给了他们足够的信心，才让他们放心地将大笔资金存入这些线上渠道的村镇银行产品中。

2. 公众对村镇银行的信任下降

河南村镇银行爆发的“无法正常取现”风波，吸引了国内外媒体的共同关注。此次事件涉及的资金规模极为庞大，影响范围也覆盖了全国多个地区，不仅罕见地让多家相关机构同时陷入舆论漩涡，其采用的操作方式更是打破常规，与以往所有银行破产案例的情况都截然不同。

这种涉及多平台、多渠道的“连锁问题”，直接让公众心中生出“其他银行是否安全可靠”的担忧。事件发生后，村镇银行的线下网点前，储户排队等待取款的场景成了常态；更有甚者，这种恐慌情绪还蔓延到了部分城市商业银行与农村商业银行。

一直以来，“把钱存进银行就稳赚不赔”的固有观念，在此次事件中被打破，出现了明显裂痕。随之而来的是，县域小型银行乃至整个中小金融机构的信誉度快速下滑。如今，储户在选择银行时，首要考虑的不再是收益高低，而是银行的安全保障是否充足。

从整个银行业的角度来看，这次风波或许能促使行业调整经营思路，重新向稳健方向回归；但对于本就面临经营压力、艰难支撑的村镇银行而言，这无疑是雪上加霜，进一步压缩了它们的生存空间。

三、河南村镇银行“取款难”事件原因分析

(一) 内部原因

1. 股权集中，内控失效

二十世纪初农信社改制启动，农村信用社逐步转型为股份制农商行，社会资本可通过职工股、自然人股与法人股三类途径参与投资。2011年，河南新财富集团以法人股身份入股许昌农商行，随后进一步渗透至其主导设立的多家村镇银行。​

监管部门并非毫无防范，银监会在《农村商业银行管理暂行规定》中明确限制：同一法人及关联方合计持股比例不得超 10%，且需穿透核查最终控制人。但许昌农商行的实际股权结构远超规定复杂度，郑州华银贸易同时持有开封新东方、柘城黄淮两家村镇银行股份，郑州达尔利电器也横跨开封新东方与禹州新民生村镇银行股权。​

这种交叉持股的复杂格局，叠加实际控制人隐匿，导致股权高度集中却未能被及时识别，银行内部风控体系完全失效。2022 年 5 月 19 日，银监会发布公告披露真相：涉事四家村镇银行的大股东河南新财富集团，通过内外串通、借助平台及资金中介吸纳资金，最终引发储户“取款难”事件。​

调查证实，该集团并未直接出现在任何涉事银行股东名单中，而是通过股权代持模式，实际掌控了许昌农商行及其下属的村镇银行网络。至此，这起事件的幕后主导者吕奕才首次公开露面。​

2. 资金来源和运用渠道单一

从设立之初，《村镇银行管理暂行条例》便为村镇银行划定了明确业务范围 —— 聚焦“支农支小”，且严禁开展异地揽储业务。然而，网点数量有限、运营周期较短、客户基础薄弱等先天不足，使得这类银行在发展初期就面临双重难题：一方面难以拓展资金来源，另一方面也难以找到合适的资金投放方向，陷入 “双向资金短缺”的困境。​

2015年互联网存款模式尚未兴起之时，河南地区的村镇银行几乎完全依赖本地农户的闲置资金作为“资金来源”。但农户收入水平本就不高，且收入受自然条件影响较大，不仅难以实现存款规模的增长，存款结构也较为单一，无法满足银行多样化的资金需求。尽管监管部门为村镇银行发放了十余项业务许可，但农村市场的发展空间有限，实际可开展的业务仍局限于传统范畴：吸收存款、发放贷款，依靠存贷利差获取收益。​

更不利的是，村镇银行被排除在全国银行间拆借市场之外，即便想从央行申请再贷款，也需经过复杂的手续流程。一旦出现资金周转紧张的情况，它们只能向母行寻求帮助，拆借短期资金。但这种拆借方式不仅成本较高，可获得的资金额度也十分有限，进一步加剧了村镇银行的流动性危机。

(二) 外部原因

1. 外部监管相对不足

首先，村镇银行为突破规模限制，常借助第三方互联网平台高息揽储，虽暂时缓解了存款压力，却也放大了风险。由于缺乏互联网经营经验与有效监管，其流动性风险、信息不透明问题突出。《中国金融稳定发展报告2021》显示，2020年末约89家银行通过第三方平台吸储5500亿元，其中高风险银行占比近半。互联网存款交易主体多、业务量大，风险潜伏期长，消费者难以及时察觉，如近期“取款难”事件中，储户在官方通报前仍难信存款“不翼而飞”。尽管2021年监管已叫停非自营平台存款业务，但部分村镇银行仍通过微信小程序、公众号等违规吸收异地存款，暴露出监管存在空缺与不一致性，导致风险积累，给不法分子可乘之机。

2. 市场竞争激烈

县域金融市场本就竞争激烈，而金融行业向县域渗透的态势持续加剧，更让这片市场的竞争趋于白热化。在此背景下，大型银行依托强劲的品牌效应与颇具竞争力的利率，加速向县域拓展业务。村镇银行迫于竞争压力，不得不将“高息吸储”策略转移至线上，以这种风险较高的方式维系生存。

在农村金融领域，村镇银行真正的劲敌并非来自城市的大型银行，而是扎根当地多年的农商行与邮储银行。这类机构线下网点密集，且长期积累下极高的客户黏性，已在农村市场构建起坚固的竞争屏障，让村镇银行难以突破。

2019年后，受相关政策推动，国有六大行集体推进“下乡”布局，小微贷款业务迅速扩张。截至2021年末，全国普惠小微贷款余额达19.23万亿元，其中六大行占比达34%，其在县域小微金融市场的扩张力度可见一斑。

大行“下沉”带来双重效应：一方面提升了小微企业融资可得性、降低了融资成本，利好小微经济；另一方面却将中小银行推向困境。大行凭借利率与品牌优势抢占优质客户，农商行、邮储银行尚可通过更细化的本地服务守住部分市场，而村镇银行因缺乏科技支撑与充足自助设备，ATM 稀缺、支付流程不畅，存贷款业务不断被挤压，生存空间持续收缩。

四、河南村镇银行“取款难”事件化解对策

(一) 开展股权穿透识别，形成常态化监管

河南村镇银行案件曝光后，其错综复杂的股权结构再次成为公众焦点。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末，全国村镇银行数量已达1648家，在各类银行机构中位居首位。然而，受制于其先天性的资源禀赋和出身背景，村镇银行群体也同时面临着较高的风险敞口。在经济下行压力与大型银行业务下沉的双重挤压下，风险加速显现：2021年，被界定为高风险状态的村镇银行数量达103家，占整个银行体系中高风险机构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

宽松的准入门槛、相对简化的审批流程以及监管存在的薄弱环节，共同构成了滋生村镇银行股权乱象的温床。民间资本通过股权代持、交叉持股等隐蔽方式渗透其中，将本应服务“三农”的小型金融机构异化为资本逐利的“提款机”。这种公益属性与资本逐利目标的内在冲突，使得村镇银行的股权结构稳定性显著弱于普通商业银行。

显而易见，唯有构建稳健的公司治理体系并确保股权结构的清晰透明，方能有效防范风险。事实上，监管行动早已启动：自2018年起，针对豫、辽、黔等地的三年专项治理行动，累计对超过4000名股东实施了表决权限制，并清退了逾60亿元的不合规股权。此次取款危机事件后，亟需进一步强化穿透式监管识别、关联方核查以及建立长效监管机制，以彻底杜绝类似问题的再度发生。

(二) 合理利用互联网金融，拓展资金来源渠道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河南村镇银行若寻求突破，可从以下三个维度重构其商业模式：

其一，推动收入来源多元化转型。 当前，村镇银行高度依赖存贷利差获取收益，中间业务（如支付结算、保险代理、基金销售等）几乎处于空白状态。建议该类机构逐步拓展低资本消耗型中间业务，将单一依赖息差的收入结构升级为包含多元化收入来源的复合型模式。此举不仅有助于分散经营风险，更能有效提升盈利能力的上限。

其二，深度挖掘本地化资金渠道。 客户资源匮乏是村镇银行面临的核心瓶颈，但乡村社会的人情网络恰恰是独特的优势资源。村镇银行可主动与农业合作社、村委会及种养殖大户等本地组织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将金融服务嵌入乡村传统场景（如节庆活动、集市交易），并借助“乡村金融顾问”等本地关键人物的社会影响力，将农户的闲置资金转化为稳定的负债来源，从而以较低成本扩大资金池规模。

其三，审慎推进科技赋能策略。 数字化转型是一把双刃剑：虽能快速获客，但也伴随着显著风险。村镇银行不宜盲目追求全面线上化，而应采取“线上广覆盖、线下深服务”的混合策略：将物理网点升级为综合金融服务体验中心，部署远程视频柜员机与移动展业设备，打造“家门口即可办理业务”的服务特色；同时，积极接入或自建省级涉农数据平台，实现线上申请与线下核验相结合，在享受数字化红利的同时，坚守风险控制底线。

(三) 进一步完善村镇银行监管法规

村镇银行自设立起便承载着明确的政策使命，其监管框架将“支农支小”定位写入章程，并预设其服务范围限于本地乡镇。然而，移动互联网与大数据技术的迅猛发展彻底颠覆了这一传统边界：依托各类互联网金融平台，村镇银行的业务触角已悄然突破地域限制，辐射至全国范围。这种经营模式的根本性转变，使得原有基于地域的监管逻辑出现显著盲区，监管体系的更新迭代明显滞后于市场实践。

以线上存款业务为例，自2015年起，部分面临资金压力的村镇银行将互联网平台视为快速“补血”的捷径。在短短数年内，通过线上渠道吸收的存款在其总负债规模中占据了相当比重。但问题在于，这些机构自身的风险管理体系难以有效应对由此带来的复杂风险敞口。直至2021年，监管机构才对这一业务模式叫停，但此前已积累的线上存款存量仍潜藏着不容忽视的隐患。

更令人忧虑的是，在监管叫停之后，仍有部分村镇银行通过微信小程序、公众号等渠道变相开展异地揽储活动，规避监管意图。对此，监管部门尚未开展系统性的排查与清理行动。

因此，当前亟需构建针对村镇银行的穿透式、全链条动态监管机制。通过完善制度漏洞并实施实时监测，力求将潜在风险扼杀在萌芽状态，确保金融体系的稳健运行

(四) 深入基层，实现错位竞争

县域与乡镇正持续吸引大量金融资源流入。在此背景下，村镇银行面临同业竞争加剧的压力，同时也蕴藏着被忽视的细分市场机遇。能否将压力转化为发展契机，关键在于能否探索出符合自身禀赋的特色化发展路径。

下沉市场固有的“碎片化、小额化、分散化”融资需求，与村镇银行“船小好调头”的天然优势高度契合：其组织架构精简、决策链条短、本地信息触手可及。村镇银行可充分利用这一匹配性，将大型银行的标准化产品进行拆解与重组，为农户、小微商户量身定制个性化解决方案，以此实施差异化竞争策略，开辟新的业务空间。

未来，村镇银行需进一步深耕市场，聚焦于“金额更小、分布更散”的细分场景，将服务精细度推向极致。其扩张路径必须规避两大陷阱：一是依赖线上高息存款冲规模，二是违规放贷饮鸩止渴。前者易导致流动性假象，后者则埋下信用风险隐患，均非可持续之道。

五、结论

本研究聚焦河南某村镇银行取款事件，融合案例深度剖析与文献理论对话展开论证。首先，系统梳理村镇银行发展脉络与经营现状，通过关键节点还原事件进程及其社会影响；进而评估该事件对储户心理预期及行业声誉造成的连锁冲击。

研究从微观治理缺陷与宏观监管漏洞双线切入，深度剖析危机的多重成因。据此提出机构与监管协同治理路径：机构层面需立足县域特色实施差异化战略，并审慎运用数字化工具，同步构建线上风险防控屏障；监管层面则需强化穿透式股权监管以堵塞资本暗道，并建立动态可持续的制度约束。

本研究的创新价值在于，以最新实证案例检验既有理论框架，既为村镇银行风险治理研究提供了鲜活补充，也为同类机构风险防控提供了可借鉴的实操指南。

参考文献：

1. [1] Cyree K B, Spurlin W P. The effects of big-bank presence on the profit efficiency of small banks in rural markets[J].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2012,36(09):2593-2603.
2. [2] Missiame A, Nyikal R A, Irungu P. What is the impact of rural bank credit access on the technical efficiency of smallholder cassava farmers in Ghana? An endogenous switching regression analysis[J].Heliyon,2021,7(05): e07102-e07102.
3. [3] Attipoe S G, Cao J, Opoku-Kwanowaa Y, et al. The determinants of technical efficiency of cocoa production in Ghana: An analysis of the role of rural and community banks[J].Sustainable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2020,23:11-20.
4. [4] 关浣非.化解村镇银行风险,政治局会议表态了[J].中国经济周刊物，2022(15):108-109.
5. [5] 黄月辉.村镇银行财务风险管理探讨[J].技术与市场,2022(09):167-169.
6. [6] 夏蜀.村镇银行评价指标体系及推进路径研究[J].开放导报,2022(03):83-90.
7. [7] 曾雪萍,李强.乡村振兴背景下我国村镇银行发展的思考[J].农业与技术,2022(02):128-131.
8. [8] 张晓玉.我国村镇银行发展困境与可持续发展建议[J].现代企业文化,2022(18):155-157.
9. [9] 方东东,沈子华.我国农村金融市场准入制度的法律问题及对策研究[J].华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2(01):1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