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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猿》与《城堡》中的异化机制比较研究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Alienation Mechanisms in The Hairy Ape and The Castle

发布时间:2026-10-09
作者: 谭婷 :西华大学 四川成都; TAN Ting :Xihua University, Chengdu;
摘要: 本文以尤金·奥尼尔的戏剧《毛猿》与弗朗茨·卡夫卡的小说《城堡》为对象,分析两部作品中的主人公扬克与K在现代社会中的异化机制。本文主要以拉康的镜像理论、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福柯的规训权力理论为理论支撑,从异化路径、异化方式、异化结局和异化原因四个方面进行比较研究。探讨不同社会和文化之中的两位主人公被剥夺人性、沦为工具和符号的过程,映射出现代社会对个体的压迫。通过“从人到物”的轨迹发展揭示文学对制度批判的深层功能,并对现代人身份认同危机进行反思。
Abstract: Focusing on Eugene O’Neill’s play The Hairy Ape and Franz Kafka’s novel The Castl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alienation mechanisms experienced by two protagonists, Yank and K, in modern society. Drawing on Lacan’s mirrorstage theory, Marx’s theory of alienated labour, and Foucault’s theory of disciplinary power, the paper conduct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from four dimensions: the path, mode, outcome and cause of alienation. It tries to explore how the two protagonists who are in different soci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s lost their humanity and turn into tools and symbols, which reflects the oppression inflicted upon individuals by modern society. By tracing their transformation "from human to objects", this paper reveals literature’s profound function on social institutional critique and reflects the identity crisis of modern individuals.
关键词: 《毛猿》;《城堡》;异化机制;比较
Keywords: The Hairy Ape; The Castle; alienation mechanism; comparison

引言

作为20世纪现代主义的两部巨作,《毛猿》与《城堡》分别出自美国剧作家尤金·奥尼尔与奥地利小说家弗朗茨·卡夫卡之手。尽管两部作品在表现手法、文化背景、体裁等方面并不相同,但二者通过描绘扬克寻求自我主体性和K想尽办法进入城堡,揭示出社会异化对现代人的深远影响。扬克与K的共同命运——在社会结构中逐步被剥夺主体地位,沦为“物”——不仅具有强烈的戏剧张力,更深刻地体现了现代文明发展对个体的压迫。本文借助拉康的镜像理论、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福柯的权力规训理论,对两位主人公的异化路径进行细致剖析。分别对比了两部作品的异化路径、异化方式、异化结局和异化原因四个维度,揭示了两部作品中的主人公“从人到物”的过程的文学意义,并指出其当代启示。

一、异化过程比较

(一)异化路径:直线式与螺旋式

扬克的异化过程呈直线下坠状,即是说:扬克的异化过程是激烈迅速,无转圜余地的,就连结局都是以死亡结束。在戏剧初始,扬克有着清晰的身份认同感,然而随着米尔德里德当众称他为畜生之后,扬克的自我身份认同逐渐崩溃,他引以为傲的自己充满力量的躯体成为兽性的象征。他开始质疑自己,试图对自己的身份进行确认。于是,他开始向外部世界寻找归属,从那一刻起,他踏上了一条不断向下沉沦的道路。他试图在第五大道上宣示自己的存在,却被当作疯子和危险分子;进入监狱后,他试图与其他囚犯交流,但也话不投机;于是他决定加入激进组织,却因为他语言混乱,被认为是危险且无用;最终在动物园中,他与毛猿的“对话”最后被毛猿拥抱而死。他的死亡象征着他彻底从人彻底异化为“非人”,他为寻找自我认同所付出的每一次努力都以失败结果,都给他带来致命的打击,都为他的最后彻底变为“非人”做好了铺垫。他的异化路径是一条毫无转机的直线,每一次的失败都将他推向更深的深渊。

相比之下,K的异化轨迹是螺旋状的,也就是说,K的异化过程更为复杂,不断迂回,看似前进,实则原地不动。他被城堡以土地测量员之名召唤而来,到达城堡下的村庄后却没人承认他的身份,于是他开始确认自身身份。他不断尝试进入城堡,联系官员、找巴纳巴斯向克拉姆送信,申请进入城堡的许可证,甚至与勾引克拉姆的情妇弗丽达,但始终被处于无限的等待与推诿中。他的一次次努力的失败并未导致“终结”,而是在制度迷宫中反复循环,越陷越深,最终成为系统边缘幽灵般的存在。他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努力、抗争,却始终无法摆脱被排斥的命运。K的异化并非是简单的向下沉沦,而是在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中,不断向中心紧靠,却永远无法真正抵达,这种螺旋式的发展过程使得他的精神始终处于高度紧张与挣扎的状态,在此过程中产生的痛苦也在不断的循环中被无限放大。

(二)异化方式:语言失效和身体失效

在《毛猿》中,真正失效的是扬克的身体。扬克最开始自信的来源是他强健的身体,他在第一幕中宣称:“我是这艘船的动力,是钢铁的灵魂。”他因自己满身的力气中找到了存在的价值。但由于米尔德里德的一句“毛猿”,他的自尊和自信开始崩塌,他开始“觉醒”,开始意识到自己虽然身强力壮,但在社会里毫无地位,强健的身体无法让他获得尊重。他开始向别人证明自己的力量。他在第五大道挥拳抗议,却无人理会。他想用身体打破阶级壁垒,现实却让他意识到:身体力量在工业化社会中毫无作用。在结尾中,他对着动物园里的大猩猩说,“我们是一类的,对吧?”“我们俩都是被遗弃的”,表明他将自己的身体同动物等同,主动消解自己作为人的身份。最终他打开大猩猩的笼子,试图与自己的同类拥抱,却被大猩猩抱死,他的身体被大猩猩摧毁,也就意味着在现代工业文明时代中寻找本真归属的人的彻底失败。

在《城堡》中,作为传递信息的主要媒介,语言在这部作品中的传递总是出现问题。K最先想打电话向城堡总管申请跟村民一起进入城堡,可听筒里传来一阵嘁嘁喳喳声,好像是无数孩子哼哼的声音——但又不是哼哼的声音,倒像是从非常遥远的地方传来的歌声,好像是这种哼哼声简直不可思议地混成了一种唯一高亢而洪亮的声音在耳边震荡,仿佛不仅要叫人听见,而是想把耳膜刺穿。听筒里传来声音,却让人辨认不清,看似获得新的信息,但信息内容却无法把握。反而这声音想把人的耳膜刺穿,暗示这次交流传递的不是城堡相关的信息而是城堡体系的对人的压迫。巴纳巴斯后来给K带来了一封来自城堡的信,但这封信前后不一致:有的地方把他当作自由人,承认他的意愿,但有的地方却公然或者拐弯抹角地把他当作一个小工人,那个主任似乎并不把他放在眼里,但他又要尽力“密切关注”他。这些矛盾这样明显,很明显是城堡故意做的。而K想要确定自己与城堡的雇佣关系只能通过巴纳巴斯传来的信件,他虽然困惑却又无法摆脱信件的传递,他越是努力使用语言,越是陷入悖论。再如他向弗丽达表白、跟村书记交谈,语言的真实意图从未被正确接收。语言沦为无效符号的组合,揭示了存在的荒谬与交往的崩塌。他在城堡之外变得无法表达,也无法理解。这种语言的失效是K异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他被排除在城堡之外,因此而无法获得身份认同,无法成为城堡中的一员。

(三)异化结局

在两部作品的结尾,两位主人公为寻求身份认同所做出的努力都失败了。两种结局虽然路径不同,但所蕴含的意义却不尽相同,反映出的作者在异化命题上的视角也并不一样。

扬克的结局具有强烈的动作性与视觉冲击性,是对现代社会对人异化的猛烈控诉,具有极强的戏剧性与象征意味。在被社会各阶层拒斥之后,他最终死于动物园猩猩的怀里,完全失去人类身份。这里的死亡不仅是简单的生命的终结,还象征其“人”的身份和存在意义被剥夺。他从“力的化身”变成了“无力的象征”,从“人类社会的边缘人”沦为“非人”,这既是工业资本主义社会中底层工人异化至极的真实写照,也是对“人被工具化”的批判。扬克的死是一个封闭的句点,他被彻底压缩进无法逃脱的异化牢笼之中,连象征希望的挣扎也被抹去。

而K的结局是一种持续性的绝望,也表现出城堡下的社会的制度荒诞性。他始终未能进入城堡,也未能获得正式身份,却依旧在尝试沟通、等待、接近,这种“永远在途中”的姿态构成了其结局的核心意象。卡夫卡生前未完成此书,但据后人整理的结尾草稿,K死于尚未进入城堡之际。这种“死在边缘”的设定象征着现代人不断追寻自我认同却始终不得回应的精神困境。K的失败不是剧烈爆发的毁灭,而是一种被耗尽、被拖入无尽等待的静默灭亡。

二、异化原因探析

(一)现代文明发展

虽然扬克和K的异化都可以说是现代化文明的发展导致的,但其具体原因却略有不同。

扬克的异化来源于现代文明下,个体物质和精神生产成果对人的反噬。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指出:异化作为社会现象和阶级一起产生,是人的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及其产品变成异己力量,反过来统治人的一种现象。在《毛猿》中,扬克作为一名煤舱工人,他的自我价值依附于身体与劳动,其存在本身就是被社会结构定义的。他属于工业社会的最底层劳工阶级,每日与煤炭为伍,在地狭火热的舱底劳动。他最初并不反抗,反而自豪地认同自己是“力量的象征”这一身份。但也是他在生产活动中产生的对自己身份认同,成为压垮他的武器。他被资产阶级的代表米尔德里德说成是毛猿,他开始质疑自己作为底层劳动阶级的身份,他试图找到自己在工业时代中的另一个阶级身份,但不幸的是,他无论走到哪儿,都没有他的容身之处。正是他无法适应身份统治了他,让他堕入深渊。

《城堡》中的K面对的是现代文明的改造。福柯指出现代文明通过三种客体化方式——区分、规训和主体化来改造个人。首先是确立现代化标准,将不符合标准的个体从社会中剔除,其次是对不符合标准的个体进行规训,将其行为举止规范化而远离本真状态,最后是使标准内化到个体的自我意识之中。K要求面见卡拉姆,拒绝回答村秘书的问题,这些行为都让女店主不禁劝谏他:“请您别老是像个孩子一样,什么都想马上吃到现成的”,可见,城堡外的人试图对K进行筛选,他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孩子式的本真状态。被区分之后就是规训。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提到,规训主要通过三个手段:层级监视、规范化裁决和检查来实现。K的规训也通过这三种方式,当然最明显的是层级监视。他一来到村庄就被村民监视,城堡甚至派了两个助手跟他如影随形。为了不让自己的行为暴露于他人目光之下,K只能收敛自己的行为,尽力符合这里的规范。最后则是主体化,K试图利用一切线索和关系进入城堡,让自己有所归属,然而,将他人当作工具也就是说他以认同现代社会的工具理性原则,这标志着其彻底的自我异化。

(二)主体认同危机

在复杂的现代社会结构中,自我认同已无法通过内在整合完成,而是在复杂的他者网络中构建,而这种建构机制本身正是异化的温床。扬克和K的悲剧,是镜像破裂后主体在无所依托的世界中逐渐消亡的精神缩影。法国著名精神分析学家拉康在其镜像理论中指出:自我的构建离不开自我的对应物——他者,他者的目光注视是找寻完整自我的预设条件。随着个体生活世界的扩展,他者的不断介入提供了更多参照系,使个体的自我构建更加完善,但是,他者在自我形成过程中的介入也使自我永久地被限定于异化的境地。将扬克的自身认同击碎的是他者米尔德里德,与其说他想要找到自己对自身存在价值的认可,不如说他寻求的是他人对自己存在意义的认同。他在他者中寻找自身新的“镜像”,试图重新建立新身份,尝试融入上层社会、加入革命组织、与动物为伍,然而每一次都失败,最终彻底沦为“他者所制造的怪物”——一只真正的“毛猿”。他的自我构建被他者撕裂,最终彻底瓦解。K也同样陷入了这种认同危机。他以“土地测量员”的身份进入村庄,却始终无法获得来自他者——“城堡”的正式承认。他不断向城堡官员、村民、情人寻求身份确认,得到的却是一次次地推诿和含糊其词,他始终处于“被认定”与“自我设定”的间隙中,他在含糊和拒绝中愈加迷失,虽然这部作品没有明确结局,但不难料到K最终会在等待中耗尽生命。

三、文学意义与当代启示

《毛猿》批判了现代社会通过物质劳动压迫人的身体与尊严,提出了人与阶级、人与工具之间关系的伦理审视;而《城堡》深入探讨了权力如何通过不透明的语言、制度结构以及象征性空间对个体实施精神控制,从而暴露出失去现代人主体性的原因。这种对社会机制与人的心理结构的双重揭示,体现出两部作品高度的社会意识与思想深度。与此同时两部作品共同反映了现代人深层的生存困境和认同危机。《毛猿》以工业社会为背景,揭示了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机器逻辑中沦为被异化的工具的悲剧命运,扬克从“力的象征”沦为“毛猿”的过程象征着人的尊严与身份的彻底崩塌。《城堡》则展现了人与制度之间无解的对抗,K在荒诞的官僚体制中不断被排斥,象征现代人在权力秩序中的身份悬置与存在虚无。这种深刻揭示人的疏离感、孤独感、无力感,使两部作品超越现实,成为对20世纪普遍精神状态的隐喻

在当代社会,制度体系越发复杂,技术发展日新月异,个体生活在看似高效有序的现代世界里,同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精神压力与身份困境。人处于庞大的体制中,常常被外部评价所影响,逐渐失去对生活的掌控权。在这种情况下,个体想要维护自身的主体性和人性尊严,应保持清醒的思考能力与独立的判断意识,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中,持续追问“我是谁”“我为何而活”,从而不断探寻属于自身的价值定位与生活意义,找到属于自己的精神坐标。

四、结语

《毛猿》中的扬克和《城堡》中的K,他们“从人到物”的异化过程,是现代社会对个体系统性抹除的生动写照。无论是直线式还是螺旋式的异化路径,无论是寻找身份认同过程中的身体失效还是语言失效,无论是直接死亡还是迷失在城堡外找不到出口的异化结局,都深刻地展现了现代社会中个体所面临的困境。通过对这两部作品的比较分析,我们不仅看到了异化主题在不同文学文本中的全球共通性,也感受到了文学的力量。它能够深入社会的肌理,剖析人性的挣扎,为我们提供反思现实的视角。

两部作品的文学价值不仅在于对社会现实的尖锐批判,更在于其对人类生存本质的深刻洞察。它们如同一面镜子,映射出现代社会中个体普遍面临的身份焦虑与精神危机。在技术与制度高度发达的今天,人们看似拥有更多选择,却愈发陷入价值虚无的漩涡。我们不禁要发出追问:我们是否还有“重新做人”的可能?这不仅是对文学作品中人物命运的思考,更是对我们自身生存状态的警醒。我们需要从这些作品中汲取智慧,努力打破异化的枷锁,追求真正的自由和人性的复归,让每一个个体都能在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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